2001年10月10日，辽宁、江苏的审判机关对慕绥新、马向东贪污受贿等案分别作出一审判决。沈阳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沈阳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余14名涉案人员也依法受到惩处。 慕绥新、马向东贪污受贿等案件，涉及领导干部人数之多，涉案金额之大，所造成的后果之严重，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的。中央纪委等有关部门，及时查处了他们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对其中触犯刑法的有关人员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依法指定管辖，江苏省南京市、宿迁市和辽宁省抚顺市、大连市、锦州市、营口市、丹东市等7个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检察机关的起诉，并于2001年8月14日起陆续开庭，依法进行公开审理。 法庭经公开审理查明，慕绥新、马向东等人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本人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大肆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中，慕绥新于1993年4月至2000年12月，受贿价值人民币661.4万余元的财物，并有人民币269.5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马向东于1986年2月至1999年6月，单独受贿人民币341万余元、美元23万余元、港币11万元和价值人民币10万元的内部职工股，伙同他人共同收受贿赂人民币7.8万元、美元50余万元及其他财物，伙同他人贪污公款美元12万元，分得赃款美元4万元；挪用公款美元39.8万余元；并有价值人民币1068.6万余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沈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原局长郭久嗣，于1992年12月至2000年8月期间，多次索要或收受他人财物价值人民币204.9万余元、美元2.5万元、港币6万元和股票3.4万股，并造成国家巨额贷款不能收回；郭久嗣还利用其受聘于某公司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价值人民币67万元；还指使他人挪用公款人民币10万元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沈阳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原主任宁先杰，于1997年1月至1999年3月期间，单独受贿人民币115万元、美元9.2万元，与他人共同受贿美元50万元、贪污美元12万元。沈阳市烟草专卖局原局长周伟，于1998年3月至2000年8月期间，收受贿赂价值人民币192万余元，侵吞公款人民币18.6万元，向他人行贿价值人民币31.57万元；非法经营，违法所得人民币20万元。 辽宁省大连市、江苏省南京市等7个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上述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情节，依照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于今天分别对其进行了公开宣判：鉴于慕绥新主动坦白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涉及人民币320余万元的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并积极退清了全部赃款赃物，有悔罪表现，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罚判处慕绥新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罚判处马向东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受贿罪、公司人员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并罚判处郭久嗣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鉴于宁先杰在共同贪污和受贿犯罪中系从犯，且坦白全部犯罪事实，积极退清全部赃款，有悔罪表现，以贪污罪、受贿罪并罚判处宁先杰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鉴于周伟能坦白受贿、贪污犯罪事实，积极退清全部赃款，有悔罪表现，以受贿罪、贪污罪、行贿罪、非法经营罪并罚判处周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此外，沈阳市政府原副秘书长迟若岩因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沈阳市政府原副秘书长泰明因受贿罪、行贿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零六个月；沈阳市财政局原局长李经芳因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沈阳市国家税务局原局长赵士春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零六个月；沈阳市财政局办公室原主任马声因贪污罪、受贿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零六个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贾永祥因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梁福全因受贿罪、贪污罪、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沈阳市政协原副主席、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焦玫瑰因受贿罪、贪污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零六个月；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实因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贪污罪、受贿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沈阳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原总经理田英杰因贪污罪、单位受贿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辽宁高明集团董事长刘宝印因行贿罪、偷税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以上各犯均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或部分财产，或处罚金。
美国总统克林顿于美国东部时间2000年10月10日下午在白宫南草坪签署了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从而使这项由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法案正式成为美国法律。 根据克林顿签署的这项法案，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美国将终止按《1974年贸易法》中有关条款对中国“最惠国待遇”（“正常贸易关系”）实行年度审议的作法，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实现美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定，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和中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主持了签字仪式。一些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和国会参、众议员出席了签字仪式。
1994年10月初，世界最长的滑道在北京西山八大处建成。这条滑道长达1700米，设有50多个弯道，最高时速为每小时80公里，高底落差240米，平均坡度为15度。
1993年10月10日上午10点15分，韩国一艘110吨级的客轮在从全罗北道扶安郡格浦港前往猬岛途中因超载并遇大风而沉没。
这艘客轮是往返于格浦与猬岛的。9点40分海上刮起大风，每秒风速达7米至10米，浪高1至3米。当客轮满载着近300名旅客(定员为200人)从格浦港出发后不到半小时，船长因气候恶劣准备调头返航时，一股强风将船掀翻于海中。
当时，政府虽出动大批舰只和直升机营救，但只救出70余人，其余乘客由于未能从船中逃出，估计死亡人数约200人。
1992年10月初，由敦煌文化出版社和甘肃音像出版社联手推出的《敦煌古乐》图书和音带，自豪地向世人宣布：“敦煌曲谱”的研究和破译获重大突破；数十年来中外敦煌学者未能解读的这一“敦煌学之谜”，终由中国甘肃学者解开。
“敦煌古乐”指1900年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一卷唐代琵琶谱手抄本，共25首曲谱，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这是目前国内外仅存的唐代乐谱，也是现存的世界最古老的歌舞音乐语言，因其谱字古奥，难以索解，素称“天书”。80年来，几代中外敦煌学家孜孜不倦对其识读攻关，虽有所获然皆未洞悉其奥。近10年中，甘肃敦煌学家席臻贯先生呕心沥血，独辟蹊径，从对敦煌遗书中古代舞谱和唐代乐器法的研究入手，找到了唐乐节律及和声规律，终将该古谱全部解译。
国际敦煌学权威、香港饶宗颐教授和日本岸边成雄先生对此成果评价：以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研究，基本解决了音乐和舞蹈所共有的节拍问题，成果令人惊叹。
沙孟海
1992年10月10日，当代书坛泰斗、著名学者沙孟海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杭州逝世，享年93岁。 沙孟海，原名文若，1900年6月11日生于浙江鄞县一个中医家庭，幼承庭训，早习篆法，毕业于浙江第四师范。后刻苦自学，并拜冯君木、陈屺怀为师。至上海又转益多师。1929年任广州中山大学预科教授。1949年后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委。1963年任浙江美院书法篆刻科专业教授。曾任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西泠印社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沙孟海知识渊博，学贯古今，对书学、文字学、篆刻学、文献学、金石考古学均有高深造诣，并有专著。其擘窠榜书海内无匹，气势宏大、点划精到，富现代感，成为当代书风典范。其书法无论篆隶楷草，代表北碑雄强一路，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沙孟海书论丛稿》、《沙孟海书法集》、《印学》等多种著述问世。
“世界精神卫生日”是由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orld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WPA)在1992年发起的，时间是每年的10月10日。世界各国每年都为"精神卫生日"准备丰富而周密的活动。包括宣传、拍摄促进青少年精神健康的录像片、开设24小时服务的心理支持热线、播放专题片等等。另外，2001年将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精神卫生年，2001年4月7日世界卫生日的主题将为"精神卫生"。 我国卫生部第一次在精神卫生日组织开展大规模活动，宣传精神卫生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为此，我们为大家提供部分相关资料，供专业人员及热心精神卫生工作的人士使用。 精神障碍是一类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疾病，精神卫生工作既包括防治各类精神疾病，也包括减少和预防各类不良心理及行为问题的发生。 为了引起全社会对精神卫生问题的关注，世界精神卫生联盟将每年的10月10日定为“世界精神卫生日”。
1991年10月10日10时左右，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的住宅遭到歹徒用自动步枪的扫射，当时曼德拉和他的孙子们正在家里。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11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恐怖分子枪击该组织主席曼德拉的住所。
声明指出，这次事件是一次有选择的专门以非国大领导成员为目标的暴力行动。非国大要求其所有成员和支持者加强防范，不要被这些恐怖行动所吓倒。
刘岘
1990年10月10日，以版画创作的卓著成就和对革命美术的巨大贡献而蜚声中外艺坛的著名版画家刘岘，因病于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
刘岘1915年生于河南兰考县。30年代初，鲁迅先生力倡新兴版画运动，正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的刘岘起而响应。次年，他转学于上海美专，组织无名木刻社，受到鲁迅的关注和倡导。他以粗犷刚健的刀笔，鞭笞旧中国的黑暗，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推动着年轻的新兴木刻运动。
毛泽东同志曾于1939年11月为刘岘版画作品亲笔题词，希望他继续努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
1937年，刘岘从日本归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加入新四军，后执教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40年代，他在新四军主编《拂晓木刻》，成立拂晓木刻研究会，推动抗战版画运动，热情讴歌陕甘宁边区的生产建设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刘岘历任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研究馆员，中国版画家协会顾问等职，为人民美术事业的发展和中国美术馆的创建、收藏、研究和对外交流等做出了贡献。
作为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刘岘同志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他的数以千幅的作品构成了中国社会时代的生活写照。他继承了中国民族传统的艺术特色，又吸收了西洋版画的技法，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考古学家们最近在美国伊利诺斯州西南部的一条河谷中修复了一座巨大的古代印第安人日晷。这是一个由四十棵六米高的杉树干围成的直径一百三十六米的圆圈，据考证，公元900-1100年间居住在这一带的克赫克雅印第安人就是用它来分辨夏至、冬至、春分、秋分，确定克赫克雅纪年中的重要日期的。
这座古代日晷遗址早在1961年就被发现，但当时考古学家们发现的只是一些放置树干的深坑。后来，一位名叫沃伦-威特利的考古学家看到这些深坑分布得很均匀，才认识那是古代日晷遗迹。
1984年10月10日，中国与联邦德国合营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将采用联邦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最新技术制造轿车和发动机，并采用现代化的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合营公司可以选择制造大众汽车公司的任何产品。确定到一九八七年，合营公司生产能力达到三万辆轿车、十万台发动机，到一九九○年达到年产轿车十万辆，以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０日，在朝鲜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中，金日成提出朝鲜南北方通过成立“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来实现朝鲜的统一，并提出联邦共和国的１０点施政方针。 金日成说：这个联邦共和国应该互相承认和容纳对方的思想和社会制度；成立双方以同等资格参加的民族统一政府，双方实行地区自治；对外采取中立政策，不加入任何政治、军事联盟或集团。 金日成就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提出了如下１０点施政方针： 第一、在所有领域毫不动摇地坚持自主政策，它是完全自主独立的国家和不结盟国家，不做任何外国的卫星国、不依赖任何外来势力。 第二、在国家的整个地区和社会的所有领域实行民主，谋求民族大团结，维护和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 第三、实行北方和南方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交流，保障民族经济的自立发展。对北方和南方的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私有制和个人所有制都应当予以承认和保护。对于资本家所有及其企业活动，只要它不追求垄断，不搞买办行为，就不加以限制或侵害。 第四、在科学、文化、教育领域实现北方和南方之间的交流和合作，统一地发展国家的科学技术、民族文化艺术和民族教育。 第五、恢复北方和南方之间的交通和邮电联系，使北方和南方自由往来，保证电讯联系和通信自由。 第六、谋求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和全体人民过安定的生活，有步骤地不断增进他们的福利。 第七、消除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军事对峙状态，把双方的军队分别裁减到１０万至１５万，把朝鲜人民军和南朝鲜“国军”合并起来组织单一的民族联合军，在联邦政府统一指挥下执行保卫祖国的任务。 第八、维护所有旅居海外的朝鲜同胞的民族权利和利益。 第九、正确处理北方和南方在统一以前同外国建立的对外关系，协调两个地区政府的对外活动，废除北方和南方在统一以前单独同外国缔结的军事条约以及一切不利于民族团结的条约和协定，不触动在国家统一以前在南朝鲜的外国投资，并继续保障它的权益。 第十、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作为代表全民族的统一国家，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实行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坚持中立路线，实行不结盟政策，特别要积极发展同邻国的睦邻关系。统一了的朝鲜不允许驻扎外国军队和建立军事基地，把朝鲜半岛变成永久的和平区和无核区。
1980年10月10日，我国政府已正式加入保证民用航空安全的《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开始生效。 为了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和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国际航空法会议分别于1970年12月与1971年9月在荷兰的海牙和加拿大的蒙特利尔通过了上述两个公约。目前国际上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分别参加了这两项公约。 我国政府于1980年9月10日向公约存档国之一的美国政府交存了中国加入这两个公约的加入书。中国政府在加入书中声明，台湾当局用中国名义对上述公约的签署和批准是非法的、无效的。同时声明，中国政府将不受这两个公约下述条款的约束，这些条款规定在对公约的解释或应用发生争端而不能谈判解决时，应将有关争端交付仲裁或提交国际法院。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民航的安全，一贯反对劫持飞机、劫持人质等恐怖犯罪行为，也不赞成以个人冒险行为来进行政治斗争。
1978年10月10日至11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分批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会议认为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解放初期提出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适用于目前的情况，当前要继续做好复查与平反昭雪知识分子中的冤假错案工作；对知识分子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有职有权有责；调整用非所学、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努力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会后，中组部发出《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
叶甫格尼·基辛
1971年出生于莫斯科，两岁开始学琴，五岁在格涅辛音乐学校师从他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老师安娜·帕弗洛芙娜·坎特尔，十岁首度在莫斯科与管弦乐团合作，1983年与莫斯科爱乐巡回演出肖邦两首钢琴协奏曲。基辛从来没有参加过大型国际钢琴比赛，但是1983年却应邀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大赛开幕音乐会中演出，被誉为是自霍洛维兹以来最好的钢琴家。基辛1986年到日本与西欧等地演出并广受好评，1989年开始在DG等唱片公司录制专辑。基辛经常应邀在世界各地举办独奏会并与知名的交响乐团合作，演奏曲目相当广泛，包括从海顿与肖斯塔科维奇等人的作品。他的音乐以高超的技巧及微妙的情感变化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似乎没有经过任何艰苦的奋斗过程，叶甫格尼·基辛就改写了现今音乐会舞台上的法则：他没有任何重要国际钢琴大赛的保证书、也不是出自任何显赫的名师门下。靠着天赋与能力，这位出生于莫斯科的年轻钢琴家以实力得到全球各大音乐厅的邀请。十五岁的时候，由于基辛的年龄还不能参赛，他应邀在1986年第八届莫斯科柴科夫斯基大赛中以特别来宾的身份演出。在开幕演出中，基辛选择弹奏普罗柯菲耶夫第六号钢琴奏鸣曲。这是当年他在音乐会巡回演出中（包括日本）最常排出的曲目之一，也是他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首度登台的乐曲。基辛铿锵有力、轮廓分明地弹奏出的这部奏鸣曲被称为“斯大林动机”的主题，夸张而激烈地呈现出斯大林时期各种景象。第二乐章第一部份是段看似莫名其妙的断奏和弦，基辛以“讽刺性的军队进行曲”方法来诠释，中段则以能量的表现为重心。而在终乐章与第一乐章间，基辛以戏剧性的音乐脉动以及不祥的主题动机加以串连。“仔细听，”基辛说：“你会听到普罗柯菲耶夫在乐曲结尾部分以浮夸的主题击垮了斯大林。” 基辛是从1988年开始正式跃登国际舞台。在指挥卡拉扬的邀请下，他与柏林爱乐在除夕音乐会中合作演出柴科夫斯基第一号钢琴协奏曲，这场音乐会的实况也通过德国电视台ZDF向全世界播送。由于指挥与独奏在乐曲速度的看法上有所歧异，因此最后采用双方都同意的妥协速度。卡拉扬直觉上认为，柴科夫斯基原始构想下的第一乐章速度应该是“庄严的行板”，而非“庄严的快板”；小钢琴家基辛却当然希望能以较快的速度来展现自己无瑕的技巧。虽然这两位艺术家的观点完全南辕北辙，然而基辛却仍然能在这样的情况下表现出自己该有的耀眼光芒。 基辛十一个月大就会哼唱出大人弹给他听的巴赫赋格，四岁可以凭记忆弹出整首协奏曲（基辛十岁在学校弹奏莫扎特D小调第二十号钢琴协奏曲，十二岁在全莫斯科爱乐者面前演奏肖邦两首钢琴协奏曲），虽然“神童”这两个字足以代表他，但是他不喜欢被贴上这个标签。一般来说，“神童”的生活就是不断练习而且失去童年的欢乐，不过，这句话并不完全适用于基辛身上。因为对基辛而言，钢琴正是他表达自我情感以及与人沟通的工具。因此只要有人提到基辛可能因钢琴而失去童年生活时，他总会表示自己喜欢坐在钢琴前练习更甚于和其它孩子玩耍，音乐并没有破坏他的童年，而是丰富了整个童年。 基辛是个浪漫的人。这种倾向不只在他的演出曲目（以十九世纪作品为主）中可窥见端倪，从基辛弹奏的每一小节音乐中，也可以感受到他浪漫的气质与性格。基辛是以弹奏十九世纪作品跃上国际舞台的，而他似乎也愿意沿着这条路线发展。当基辛于1989年4月首度在慕尼黑演出时，德国最富盛名的钢琴乐评人凯瑟表示，他确信“年轻的霍洛维兹或是年轻的阿劳正坐在钢琴前”。少年基辛最常在音乐会中排上肖邦的作品，而李斯特也是他经常演奏的曲目之一，例如：第十二号匈牙利狂想曲。基辛靠着直觉来诠释乐曲，他以几近于少年的天真纯朴与活力来弹奏钢琴，因此听者常会在基辛的音乐中发现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新意。举例来说，在舒伯特《流浪者幻想曲》后段E大调的抒情乐句中，基辛的高潮如同河水泛滥般的汹涌骇人，一次又一次的让听众们为他的演奏神魂颠倒。 很少人不为基辛的技巧感到诧异。“（我只在）作品需要的时候才会展现技巧。”基辛简洁的说。不过在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或是《西班牙狂想曲》中，基辛还是忍不住展现出骇人的演奏技巧。他会从整体来考量一首作品。以《西班牙狂想曲》为例，他利用节奏赋予作品该有的张力以及灿烂明亮的气氛，并顾及乐曲该有的深度与自发性。《匈牙利狂想曲》也是一样。这是一首规模有如交响乐的作品，融合了抒情与感官刺激的成份，而基辛同样出自本能地传达出乐曲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 李斯特改编自舒伯特艺术歌曲的钢琴曲，如：《鳟鱼》、《水上吟》与《纺车旁的葛丽卿》经常出现在基辛九十年代初期的音乐会曲目上。在这些作品中，基辛偏向李斯特以钢琴重新塑造舒伯特艺术歌曲的方式来诠释，因此听者不会有任何“失去歌声”感觉。基辛的分句清晰到如同在说话，如歌的旋律线条有如想象中的歌手般会呼吸、吟唱。基辛成功的掌握住这些作品的精髓，如：《鳟鱼》中灵敏活跃的鳟鱼，或是《纺车旁的葛丽卿》中孤独忧愁的葛丽卿。 由于基辛的演奏技巧足以应付任何的高难度的要求，普罗科菲耶夫钢琴协奏曲是他经常在音乐会中演出的曲目（特别是二、三号），而他也能在激昂的乐团声中，表现出所谓的“革命”精神。基辛经常从“焦躁不安的兴奋”这个角度来诠释普罗科菲耶夫第二号钢琴协奏曲。乐曲中充斥着狂野、粗暴的节奏与和弦，和以前习惯上的钢琴协奏曲完全不同。这种特色也经常在第三号钢琴协奏曲中出现。阿巴多与柏林爱乐是基辛非常理想的搭档，在他们于1993年为DG录制的第三号钢琴协奏曲中，基辛以冷静的态度来掌握整部作品。他的发音清晰而且有逻辑，有说服力的分句语法让音乐避免流于模糊不明。 昨日的钢琴神童即将走完他生命中的第三个十年，而他的音乐也逐渐步出直觉，走入有内在意识与个人创作力的阶段。这样的发展从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而它让我们感兴趣的不只是最后的“结果”，还有基辛将会以什么样的音乐来感动我们，以及如何从母亲以及他迄今唯一的老师安娜·帕弗洛芙娜·坎特尔的教导中破茧而出。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对政治形势看得更加严重了。他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他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1964年10月9日，奥林匹克火焰首次在亚洲点燃，这一年也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70周年。开幕式上，出生于广岛原子弹爆炸那天的日本大学生坂井义则点燃了象征和平的奥林匹克火焰。
在上届奥运会短跑项目上失利的美国队，此次是有备而来，他们不仅重新夺回100米、200米跑的霸主地位，还首次在5000米和10000米两个长跑项目中问鼎。
非洲长跑健将阿贝贝-比基拉蝉联马拉松冠军，并再创奥运会纪录。这位来自埃塞俄比亚一个偏僻山村的农家子，24岁才开始练习长跑，28岁即在罗马奥运会上力挫群雄，勇夺金牌。默默无闻的非洲长跑运动，自比基拉后蓬勃发展，并在世界田坛占有重要地位。所以人们将他比作报春燕，是他的出现使非洲长跑运动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春天。只可惜比基拉未能看到鲜花灿烂的日子，便因车祸致残而过早地离开人世，当时有7万多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苏联的维-伊凡诺夫第三次蝉联单人赛艇的冠军。据说在墨尔本奥运会上第一次赢得金牌时，他兴奋地将金牌来回高高抛起，不慎落入水中而未能寻回。相信此后的两枚金牌多少可以使他聊以自慰。
先后23次创造过世界纪录的大力士三宅义信在60公斤级比赛中为日本，也为亚洲赢得第一枚奥运会举重金牌。4年后他再次蝉联冠军。
梅艳芳
梅艳芳小时候梅艳芳，1963年10月10日出生于香港旺角，家有两个哥哥及一个姐姐，梅艳芳排行最小，性恪倔强并带点反叛。梅艳芳的父亲早逝，其母独力供养四名子女，家境颇为困难，全家五口仅靠母亲经营破旧的“锦霞”歌舞团以维持生计。小小年纪的梅艳芳深受影响，加上本身的音乐天份及表演欲望，四岁半便踏上舞台，跟随妈妈与姐姐梅爱芳登台表演，从此一生与舞台结下不解之缘。 她从没有正式跟老师学唱歌跳舞，但她会看着别人在台上表演，自己站在一旁“偷师学艺”，由于姐妹俩歌喉不俗，曾赢得“歌坛神童”的美称。也许当时年纪小，所以对于此种表演生涯，她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但随着一点点长大，梅艳芳既要表演又要兼顾学业，对她来说并不容易。令人向往的校园生活并未为她带来欢乐，相反带给她无穷的压力，因此她的童年过得并不快乐。 小时候的梅艳芳对音乐有一种很惊人的天赋，在读小学的时候就会唱几百首单曲。但像这样一个具有音乐天赋的孩子，在当时并没有被大家所认同。只有在节日的时候，梅艳芳才会露出一点笑容。因为梅艳芳会演很多角色，一台晚会下来有她一个人就可以了。但她的才能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相反的是，她会唱歌却遭到同学的耻笑，说她是个歌女，是个没有出息的孩子。谁都没有料到，这样一位柔弱的女孩子，会成为乐坛的巨星。
高桥留美子
1954年10月1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总结发展互助合作的成功经验，肯定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发展互助合作的主要环节。会议认为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发展的大体步骤将是：第一步，1957年前后基本上完成初级合作化，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再陆续转入高级合作化，在这时期内只实施初步的技术改良和部分的机械耕作。第二步，约在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依靠发展起来的工业装备农业，实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为了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上完成主要地区初级合作化任务，计划1955年春耕前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到1955年春耕时，农业生产合作社实际发展到65万个；秋后，80%以上的社增产。这种情况表明，党领导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是正确的，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区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偏差，合作社发展过多过猛，不同程度地违反了自愿互利的原则，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加上1954年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国家又多购了70亿斤粮食，全国农村出现程度不同的紧张情况。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全国解放后，大陆上残留着200多万政治土匪，还有大批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政府虽采取过一些镇压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不够坚决彻底。为此，《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根据这一指示，各地党委广泛发动群众，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各地镇压反革命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
在塔山阻击战中，解放军发起攻击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林彪、罗荣桓率东北解放军发动攻击，连克辽宁昌黎、滦县、兴城、绥中、义县、国民党军被分割在锦州、锦西、山海关地区。
蒋介石急调北宁县华北“剿总”的5个师和山东的2个师，连同原在锦西4个师，共11个师，于10月10日至15日猛攻塔山。
10月10日，东北野战军为全歼锦州守敌，在锦西蒋军援军北进的唯一通道塔山展开了阻击战。10日拂晓，解放军一部扼守塔山阵地。蒋军飞机在几十分钟内低空投弹5000余枚，平地炸松几尺土。蒋军3个师以密集的冲锋队形，由连、营、团长带头，督战队压后，叫着往上冲，解放军前沿掩体、碉堡、交通壕、堑壕，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呈拉锯状态。蒋军轮番攻击5昼夜未能攻下。蒋军最后把号称“没有拿不下的阵地”的赵子龙师拿出来冲锋，并以50万金圆券抽骨干分子组成“敢死队”，冲锋还是被打退。解放军阻击蒋军的阵地已用尸体堆成。15日凌晨，蒋军又以5个师偷袭阵地，见到用尸体堆积起来的工事望而生畏。到中午12时，蒋军全线溃退，战役结束。
解放军的“塔山英雄团”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9月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公布施行。其主要内容是，规定彻底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规定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规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规定设立人民法庭。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各解放区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又颁布了补充条例。通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挖掉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基础，巩固了根据地；农民分到了土地，为了保护自己的革命果实，组织人民武装，建立人民政权，并积极参加人民解放军；农民的革命热情被激发出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从此，内容统一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由“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演变而来的，它是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为人民军队制定的革命纪律和行动准则。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从江西遂川县准备向井冈山进发，他向战士们指出，要做好群众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他亲自宣布“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此后，毛泽东针对部队存在的问题，又宣布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赢得了群众的真心信赖。当时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
1929年，针对新情况和新问题，毛泽东将“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敌兵腰包”。至此，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47年，随着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大兵团作战对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纪律、政治纪律和群众纪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0月10号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起草了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训令中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字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文)
“三大纪律八项纪律”是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行动准则，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宗旨。它的重行颁布，对统一全军纪律，加强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在重庆曾家岩桂园张治中寓所客厅内签订。双方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在纪要上签字。 《会谈纪要》共十二项：(1)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2)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3)关于国民大会问题；(4)关于人民自由问题；(5)关于党派合法问题；(6)关于特务机关问题；(7)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8)关于地方自治问题；(9)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10)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11)关于奸伪问题；(12)关于受降问题。 国民党方面表示同意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并允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拒不承认中共解放区的政权和解放区的军队。纪要中说明：“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下，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二十四个帅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并表示可迅速将其所领导而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之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为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 下午4时，蒋介石赴曾家岩访毛泽东，晤谈10分钟后，相偕乘车赴国府出席鸡尾酒会。当晚毛泽东又应蒋介石之邀，赴山洞官邸畅谈，并即下榻于蒋介石官郏10月11日，毛泽东在重庆住了45天后，上午9时45分在张治中和王若飞陪同下飞返延安，周恩来留在重庆继续谈判。当日下午1时毛泽东等飞抵延安，在机场受到2万多人的欢迎。毛泽东在机场作简短讲话，说明这次谈判己得到初步结果，虽然前面还有困难，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当晚，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会议上，报告重庆谈判情况，会议同意国共会谈纪要。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日，劳动党在平壤成立。面对日本殖民统治留下的混乱和贫穷状态，劳动党团结社会各界群众，实施土地改革和产业国有化等政策，使朝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赢得了朝鲜人民的广泛拥护和支持。朝鲜战争结束后，劳动党领导朝鲜人民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医治了战争创伤，实现了民族经济自立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基础。 ９０年代以来，由于西方的长期制裁和自然灾害等原因，朝鲜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严酷的考验面前，朝鲜劳动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对策，团结和领导朝鲜人民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克服重重困难，在经济建设和外交等领域开创出举世瞩目的新局面。 近年来，朝鲜劳动党把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重要任务，号召全体人民努力把朝鲜建设成为经济强大、科技先进的“强盛国家”，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在农业、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成就。 在外交领域，本着自主、和平、友谊的原则，朝鲜积极调整外交政策，在拓展多边外交、加强同周边国家关系、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今年６月，朝韩首脑在平壤实现了历史上首次首脑会晤，签署《北南共同宣言》。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朝韩双方按照《宣言》精神，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民间交流等许多领域进行交流与合作，缓和了半岛紧张局势，推动北南关系向着民族和解、团结和统一的新局面前进，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和支持。在“自主、和平、统一”的原则下，北南关系正进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194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的阶段，全党整风运动告一段落。全党整风运动，是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是用正确认识克服错误认识、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也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具有重大意义，对正确解决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是一次成功的实践。
八女投江
1938年10月上旬，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第四、第五军主力西证，进入日军控制较严的中心地区。西征各部队与日军连续苦战后伤亡较大，即转入五常县境内分散活动。第1军第一师为摆脱强敌围追，遂突围东返。该师进至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岸边时与日军遭遇，展开激战，随该师行动之第五军妇女团的8名女战士，指导员冷云(郑志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李夙善(朝鲜族)、王惠民，被服厂厂长安顺福(朝鲜族)，主动承担掩护大队突围转移任务，她们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毅然背起重伤的战友，一同跳下激流翻腾的乌斯浑河。
冷云，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妇女团指导员
格哈德·埃特尔
格哈德·埃特尔(Gerhard Ertl)1936年10月10日生于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生涯在慕尼黑工业大学度过，并于1965年获博士学位。 从1973年开始，埃特尔担任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教授及该校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1986年至2004年，埃特尔出任德国马普学会弗里茨—哈伯研究所所长，目前他是这家研究所的名誉教授。 格哈德·埃特尔获得2007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因他在“固体表面化学过程”研究中作出的贡献，他获得的奖金额将达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54万美元)。 埃特尔是1988年以后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首位德国人。 诺贝尔奖委员会在颁奖文告中表示，将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格哈德·埃特尔是因为他在表面化学所作的开创性研究。表面化学对于化学工业很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的过程，例如铁为什么生锈、燃料电池如何工作、汽车内催化剂如何工作等。此外，表面化学反应对于许多工业生产起着重要作用，例如人工肥料的生产。表面化学甚至能解释臭气层破坏，半导体工业也是与表面化学相关联的科学领域。 由于半导体工业的发展，现代表面化学于60年代开始出现。格哈德•埃特尔是首批发现新技术潜力的科学家之一。他逐步建立表面化学的研究方法，向人们展示不同实验过程产生表面反应的全貌。这门科学需要先进的真空实验设备，以观察金属上原子和分子层次如何运作，确定何种物质被置入系统。 格哈德·埃特尔的观察为现化表面化学提供了科学基础，他的方法不仅被用于学术研究而且被用于化学工业研发。格哈德•埃特尔发明的研究方法，基于他对哈伯·博施法的研究，应用哈伯-博施法可以从空气中提取氮，这一点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埃特尔还对铂催化剂上一氧化碳氧化反应进行研究，这种化学反应主要发生在汽车催化剂中，以过滤汽车产生的废气。 在2007年已公布的诺贝尔奖得主中，埃特尔是与中国交往最密切的一位，自1997年起，埃特尔教授就应聘为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并同时应邀开始担任大连化物所《催化学报》的顾问。 谈到埃特尔时，几位与他共事过的中国科学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他那美妙的琴声，说他在聚会时会为大家弹奏几支钢琴曲。此外，埃特尔对人文科学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非常喜欢读书，尤其是历史方面的书籍。
1934年10月1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惊慌失措，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转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0日晚，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开始了长征。1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将中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和军委后勤部、卫生部、工青妇机关组成第二野战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13日，中央军委规定军委及各部队对外使用的代号是：军委为“红星”，军委第一纵队为“ 红安”，第二纵队为“红章”等等。16日，中央红军渡贡水，19日全部进入突围集结地域。21日，中央红军从王母渡、新田之间开始突围。以红一军团为左路前卫，红九军团随一军团 左侧跟进；红三军团为右路前卫，红八军团随三军团跟进；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成甬道式序列继续西进。25日，渡过信丰河，通过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 长征初期，红军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转移到湘江地区。由于“左”倾机会主义受到很大损失。在面临覆灭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改变方向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攻克黎平，强渡乌江，占领遵义。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转战贵州、四川、云南边蜀地区，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进军云南，抢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5月，顺利通过大凉山地区，接着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6月13日到达川西懋功(小金)与第一方面军先到的部队会合，共同北上，翻越梦笔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毛儿盖。9月通过草地，到达阿坝等地区。这时，张国焘进行分裂活动，擅自率领第四方面军南下。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严肃斗争，坚持北上抗日，攻占腊子口，突破渭水、西(安)兰(州)大道等封锁线，于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的吴起镇，同第十五军团会合。在一年长征中，红军走过了11个省、2亿人口以上的地区；攻占过62座县城；行程25000里，经历了380多次战斗。第四方面军南下后，终不能立足，被迫于1936年2月退向甘孜地区。1935年11月第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转战湘南、贵州、云南三省，于1936年3月攻占贵州盘县抢渡金沙江，翻越雪山，于6月到达甘孜，同第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第二、六军团及总指挥部和第三十二军组成第二方面军。第二、四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通过草地，翻越岷山，10月到达甘肃会宁地区，与第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始。
1932年7月，蒋介石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纠集50万兵力，分左右两路向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由于红四方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中连续取得重大胜利，加上红三军在襄北作战的胜利，直接威胁武汉，所以敌人用30多万兵力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用10多万兵力进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抗击，8月在七里坪给敌以重创。由于张国焘在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和在苏区推行“左”的政策，以及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虽英勇奋战两个月，歼敌上万人，但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
10月10日，中央分局在黄安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撤离根据地，向西转移。留下的武装重建二十五军坚持斗争。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三军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导下，虽英勇反击，但终未打破敌人“围剿”，于10月退出洪湖地区，向湘鄂川黔实行战略转移。
1926年10月10日，中国历史博物馆正式对社会开放。1912年 7月9日，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倡议下，成立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为其勘选馆址于国子监。后因国子监一带地处偏僻，屋舍狭隘，1917年迁馆于天安门里的端门至午门一带，以午门城楼及两翼城楼为陈列室，东西朝房为贮藏室。1926年10月10日，正式对社会开放，共有金玉、刻石、针灸铜人、明清档案等10个展室，展品2000多件。
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图为武汉军民联欢大会
1926年10月1日，被围困于武昌城中的直军刘玉春部试图突围，被第八军拦截，未获成功。8日，国民革命军总指挥唐生智和邓演达、刘佐龙，与吴军将领刘玉春、陈嘉谟等订立了收编吴军的七条协定。10月9日，唐生智、邓演达与守军河南第三师订立开城条约。
10月10日，武昌城内守军河南第三师开放保安门，迎接第四军入城，万名守军全部缴械投降，刘玉春、陈嘉谟被俘。缴获火炮18门、枪支近万余。吴佩孚早已扎营信阳，幸免生擒。至此，围攻了40天的武汉三镇被北伐军占领，两湖战场取得了胜利
守城将领刘玉春(穿长袍者)被活捉
1925年10月10日，任何一个北京普通百姓都可以到故宫里来悠闲地散步了，皇帝生活的神秘感正在渐渐消失，每个人都可以像走在一个小镇上一样走在故宫宽大的庭院里，想象皇帝及他的家族成员们是怎样在这里统治着一个帝国的。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4日，由黄郛摄政内阁会议议决修正清室优待条件。5日，京畿警备总司令兼北京中政督办鹿钟麟向清室宣布，并限令溥仪当日出宫。随后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李煜瀛为委员长，负责清查故宫各种物品，登记造册并加以整理，筹备故宫博物院。 10月10日，北京故宫博物院在乾清宫前举行隆重的开院典礼。市民自发来参观者达5万余人。典礼由庄蕴宽主持，善后会委员长李煜瀛向大会做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筹备建立情况报告。清室善后委员会通报故宫博物院成立情况，并向在场的人们说，从此日起，这个地方属于每一个国民了。
1923年10月10日，心神不定的曹锟兴冲冲地从保定赶回北京，就任大总统的职位。6月初，直系军阀用暴力驱逐了大总统黎元洪后，按宪法规定，总统须由国会选举产生。而国会还不被曹锟所驾驭。于是，直系官僚便利用公民团和军警劝阻议员出走，准备在6月19日国会开宪法会议时，实行逼眩结果，议员具有戒心，拒不出席会议，逼选不成，合法大选更是无望，只剩贿选一途。6月23日，曹锟秘密建立了大选筹备处，下设财政、交际、外交、文书等股。规定议员投曹锟一票，价5000元，总统选出后 1日领款，对于出力大的，另于特别票价。8月24日，吴景濂假借国会名义，利用预备费名目，非法议决：（1）两院每星期开常会时，出席议员均由国会预备费内支给100元。（2）每次开会时发给出席证，然后领取出席费。每个议员每月可领出席费400元，根据大选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别论价行贿。王家襄一派得到贿款16万银元，王家襄重坐参议院议长交椅；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一手包办贿选，得贿款40万元；秘密支给各政团首领多达20万元；各省议员头目、政团头目各得特别酬劳费二三万元不等；一般议员票价5000元支票，在曹锟当选后兑现。为了凑足大选法定人数，临时决定即使不投曹锟票而出席者也给5000元支票。10月5日，正式选举，出席议员590人。曹锟花掉1350万元以480票当选为总统。
孙中山手绘的国民党党徽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并公布《中国国民党规约》。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在东京组织成立中华革命党，继续积极从事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活动。1916年护国战争结束，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恢复。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总部由东京迁至上海，并鉴于形势变化，认为“破坏既终，建议设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在”，遂下令各地支部停止一切活动。1918年6月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总结教训，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救亡之策，必先事吾党之扩张，故亟重订党章，以促使党务发达”。此后，孙中山积极着手改组中华革命党。 10月10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规约》总纲规定：“本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凡中华民国成年男女，与本党宗旨相同者，由党员二人介绍，并具自愿书于本党，由本党以给证书，始得为本党党员”；“凡中华革命党党员，皆得为本党党员”。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制度为总理制，设总理1人，代表全党总揽党务。党本部设立总务部、党务部、财务部，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指定居正、谢持、廖仲恺分任3部主任。本部设在上海，下设总支部、支部、分部。党名加“中国”两字，以区别于原国民党。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正式大总统后与各国使节合影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 为攫取大总统的职位，袁世凯费尽心机。8月5日，他指使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等19省区军事长官通电主张先选总统，后制宪法。进步党为讨好袁世凯，竭力捧场；国民党也不敢抗命。9月5日，参、众两院决议通过先选总统案。10月4日，宪法会议赶制出《大总统选举法》。 为了赶在武昌起义两周年纪念日登上总统宝座，袁世凯胁迫国会于6日仓促进行总统选举。一大早，他派出拱卫军司令李进才率数千军警、流氓、地痞，改穿便服，打着“公民团”的旗号，把国会围得水泄不通，声称“非将公民所属望的总统于今日选出，不许选举人出会议场一步。”袁世凯亲信梁士诒高价收买100余名议员组成的御用公民党更是积极拉票、活动。从早上8时到晚上10时，议员们忍饥挨饿，连续投票3次，终以703票中507票赞成，选出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在闹剧中登场。
1913年10月10日，美国总统威尔逊今天在华盛顿按下启动8吨炸药装置的电钮，炸开了巴拿马运河最后一道障碍，大西洋与太平洋的海水同时汇入运河通道内。小型船只已可在河道内行驶，较大型船只的航道则可望在数星期内开放。运河的全长约83公里，宽152至304公尺，两端各有3对水闸。船舶通过运河约需7至8小时。 巴拿马运河是通过巴拿马地峡沟通大西洋与太平洋的通航运河，它的开通大大缩短了两大洋之间的航程，与苏伊士运河同样具有世界战略意义，因此素有“世界挢梁”之称。 巴拿马运河全长８１．３公里，最窄处为１５２米，最宽处为３０４米，从运河中线分别向两侧延伸１６．０９公里所包括的地带，为巴拿马运河区，总面积为１４３２平方公里。 这条运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１５３４年，当时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就曾下令对巴拿马地峡进行勘察，并计划在其最窄的地段开凿一条运河，但因当时有限的技术条件和施工能力，西班牙人只是沿山脚用鹅卵石铺就了一条穿越地峡的驿道。 １８８１年，曾成功开通苏伊士运河的法国运河公司首先获得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权，但由于当地恶劣的自然条件，此项工程于１８８９年被迫中断。 １９０３年，美国策动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独立，并与刚刚成立的巴拿马政府签定了《巴拿马运河条约》，根据该条约，美国享有在巴拿马开凿运河和“永久使用占领及控制”运河和运河区的权利。美国一次性支付给巴拿马１千万美元作为所谓“签约补偿”。 １９１４年，５０多个国家的劳工终于用他们的血泪换来了巴拿马运河的通航。 开通后的巴拿马运河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海运业的发展。目前，已有占全球贸易运输量５％的货物通过该运河被送往世界各地。美国 日本和中国是巴拿马运河最大的三个使用国。 １９９６年，香港和记黄埔集团有限公司获得了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波亚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经营权。管理期限为２５年，到期后可再延长２５年。到目前为止，该公司已投资１．２亿美元对这两个港口进行现代化改造，使港口吞吐量提高了４倍。
2005年7月6日，法国文坛上的著名作家克洛德·西蒙在巴黎与世长辞，享年92岁。克洛德·西蒙是法国“新小说”流派的主要代表作家之一，一生作品达20多部。1985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早年历经坎坷 克洛德·西蒙1913年10月10日生于原法属殖民地马达加斯加岛。他不到1岁时，出身行伍的父亲在一次战役中阵亡。母亲携子返回法国，在南部朗格多克·鲁西永大区的贝尔皮尼昂市居住下来。西蒙未满11岁时，母亲故世。他随后由祖母抚养，迁往巴黎。在巴黎市的斯坦尼斯拉斯中学毕业后，他就读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1933年他放弃去海军学校的机会，跟立体派画家安德烈·洛特学绘画。1936年西蒙抱着支持西班牙政府的立场赶赴巴塞罗那，时值西班牙政府跟叛乱部队进行激战，这场残酷的内战对他的一生影响很深。二战爆发后，西蒙应征入伍，作为骑兵团的一员，1939年参加加默兹战役，并于当年5月被德军俘虏。5个月后，他越狱回国参加地下抵抗运动。战后，他游历了许多国家，并从1946年开始定居在比利牛斯山脉，一边种植葡萄，一边从事写作。 西蒙不仅热衷于文学创作，还热心当代社会问题。除早年赶赴西班牙外，他在1983年与其他文学界艺术家联名写信共同表达对“大国军备竞赛”的担忧。1996年，他又与其他8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道呼吁尽快解决逼迫“儿童性卖淫”的犯罪问题。针对这种社会现状，西蒙表示，任何方式的言行都比保持沉默有益。 对“新小说”派的不朽贡献 “新小说”是现代派文学中的一个流派。风靡于20世纪50、60年代，主要有4个代表作家：阿兰·罗伯 格里耶、娜塔莉·萨洛特、米歇尔·布托和克洛德·西蒙。另外还有玛格丽特·杜拉斯等作家一度也被认为属于新小说派。此前在上个世纪30年代，这种创作风格已经在出现在法国著名作家娜塔莉·萨洛特的笔下。 “新小说”流派反对传统的小说创作方法，主张作家摆脱固有的道德观念和思想感情，打破传统小说对时空结构和叙述顺序的限制，采用意识流和虚实交错、时空颠倒等手法，对物的世界进行纯客观的描绘。这类小说回避社会问题，重在揭示世界和人生的荒诞，在欧洲和世界曾产生较大的影响，到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衰落。新小说派不是一个自觉的、有组织的流派，每位作家在创作上各有特色。 在新小说派作品的写作手法上，西蒙表现得淋漓尽致。其此前的习画经历对小说创作颇有影响。《大酒店》是克洛德·西蒙第一部尝试文字与画相结合的作品。《大酒店》里只有几个面目模糊的人物，看不到明白的情节脉络。整个小说内容无头无尾，但是片断情节有声有色。西蒙向读者讲述的不是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而是朦胧飘忽的印象。小说中，词与标点等组成和谐，给人以视觉厚度。 西蒙一生中共创作20多部小说。他的处女作《作假者》出版于1945年，第一部重要作品《风》发表于1957年，此后他进入创作高峰期，几乎每年有作品问世。战争经历直接促成了他在1960年创作出了经典小说《弗兰德公路》并于当年获得“新潮文学奖”，创作手法别具一格的《大酒店》问世于1962年，随后在1967年和1969年他又著完了《历史》和《法萨尔之战》，其中《历史》在1967年荣获“梅第西文学奖”。上世纪60年代这4部杰作使他在法国文坛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1970年和1971年他又创作了《盲人奥利翁》和《导体》，《三联画》和《家事诗》在1973年和1981年与读者见面。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他的作品《植物园》在1997年出版。 西蒙曾在1968至1970年间担任法国5大文学奖之一的“梅第西文学奖”评委会成员。1985年，时年72岁的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法国“新小说派”的艺术成就得到国际文坛的肯定。西方评论家把他看作最富于“现实主义倾向”的出色小说家。 “法国文坛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作家” 克洛德·西蒙才华横溢，但处事低调。按照作家生前的习惯，其逝世的消息于9日公布于众。 对于他的逝世，法国总理德维尔潘评价称，“法国文坛失去了其中一位最伟大的作家”。德维尔潘表示，西蒙作品文笔独特，其小说极富个性地向世人展现了上个世纪的惊人历史画卷，而西蒙正是见证了上一世纪的人类战争与暴力。法国文化部长雷诺·当诺迪欧·瓦布尔表示，作为法国“新小说”流派的代表作家，西蒙无论在法国还是在世界上都享誉文坛。 “新小说”进入中国的高潮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西蒙的作品也是在此年代才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中国出版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丛书》收录了西蒙的杰作《佛兰德公路》，该作品与阿兰·罗伯 格里耶的《橡皮》一起，成为中国创作评论界在谈论法国“新小说”流派时无法绕过的两部作品。一代名家终有逝，但其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创作遗产。
张思德唯一留在人间的照片，张思德（左一）在炭窑里出炭
张思德 (1915年4月19日—1944年9月5日) 。四川仪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的模范。 1915 年 4 月 19 日 ( 农历三月初六 ) ，这天是谷雨节气。张思德出生在四川仪陇县六合乡韩家湾的佃农张行品家。张家本来就生活艰难，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张思德的出生给家里带来的不是喜，而是深深的忧愁。张思德的母亲产后得病，卧床不起，没钱买药，无米下锅，没有奶水喂孩子，只好拖着重病的身子，从穷苦乡亲那里讨得一点谷米，捣碎后熬成糊糊喂养孩子。母亲望着这个出生在谷雨节，用谷米糊糊喂养的瘦弱孩子，给他取名 “ 谷娃子 ” 。 张思德生下才 7 个月，母亲就连病带累，离开了人间。临死前，她把张思德托给了他的叔叔张行忠和婶娘刘光友收养。此后，张思德一家的生活更加艰难。大哥给地主干活，累死在水田里；二哥沿街乞讨，饿死在猪市场的戏台旁；生父张行品外出谋生，流落他乡。家人就这样生离死别了。 养父张行忠的日子也十分艰苦。他给地主扛活，累坏了身子，常常吐血。养母生下女儿张桂香才 4 个月，身体还很虚弱，为了活命，就把两个娃娃放在背篓里，背着他们起早摸黑地在地里干活。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张思德很小就下地干活了。娘上山坡种豆，他跟在后边点种；娘下田割谷，他跟在后边捡穗。七八岁，正是上学念书的年纪，可他却成了割草、挖菜的劳力。尽管养父母终日辛苦，家人仍然难得吃上一顿饱饭。 1933年红军来到他的家乡，成立了革命政权。同年12月，张思德参加了红军，不久又加入了共青团。1937年10月，张思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调到中央军委警卫营通讯班当班长，在数年的通讯工作中，张思德兢兢业业，吃苦耐劳，认真负责，完成任务准确无误。1940年初夏，为解决中央机关冬季采暖问题，他带领一班人到延安以南的土黄沟的深山老林中烧木炭。烧炭要打炭窑，洞口很小，里边很大，每次要出500公斤木炭。木材在窑中要立起来码放，还要会看火候。开窑出炭是非常辛苦的，里边活像一座焚化炉。那时没有任何防护用品，连起码的手套都没有。人要爬进去，将木炭一根一根地传出来，外边的接应晾上。进去一次，人就闷热得好像要脱一层皮。这种最脏最苦的活儿，张思德总是抢在最前面。苦战三个月，经过伐树、烧火、出窑、捆扎、运输等数道繁重的工序，终于把八万斤烧炭运到了延安。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为克服敌人封锁带来的经济困难，他又随警卫营来到南泥湾开荒。张思德不仅带领全班战士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生产任务，同时又担负起通讯工作，白天劳动，夜里步行，长距离送信，积极完成通讯任务。1942年张思德调回延安。1943年初夏，被调到枣园内卫班，在毛主席身边当警卫战士。1944年，组织再次派他到安塞县烧木炭。9月5日，张思德在炭窑内工作时，炭窑突然崩塌，不幸牺牲。时年29岁！ 在我们的眼中，张思德同志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他的事迹也很平凡，但是平凡中见伟大。他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他听从领导的安排，服从党的分配，党叫干啥就干啥，不讲条件，不讲报酬，他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专一行，以自己的行动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诺言。不像我们我们现在的某些党员，做任何事情都要讲条件，讲报酬，甚至于以权谋私。 张思德入伍后，红军要执行新的任务，离开了六合乡。国民党乡长刘红安带领 “ 还乡团 ” ，捣毁苏维埃政权，枪杀革命干部和群众。张思德的生父张行品也惨遭杀害，养母被打伤，妹妹桂香被逼得病饿而死。张思德得知这个消息，顿时悲愤欲绝，一心想着回家为亲人和父老乡系报仇雪恨。连队干部知道了张思德的心思后，就找他谈心，耐心地启发教育他树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他明白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心胸开阔了，斗志更旺了。他英勇顽强，视此如归。不久，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革命的大熔炉里茁壮成长。 从 1933 年至 1934 年粉碎国民党对川陕根据地的两次大规模围攻 ( 参见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 ) 的战斗中，张思德英勇杀故、屡立战功，被战友们称赞为 “ 小老虎 ” 。在攻打关门梁的战斗中，他参加尖刀班，冒着弹雨枪林，和战友搭成人梯，攀上寨顶，炸开寨门，为部队打开了通路。接着，他又带领 6 个战友，扼守一个山包，粉碎了敌军两个排的多次进攻。在另一次战斗中，他冒着枪林弹雨，跑进深谷，攀崖绕行，插入敌后，在接近敌阵时，扔出手榴弹，炸死了敌人，趁着浓烟，扑上高坡，夺来一挺机枪，然后，他端起机枪，向另外一群敌人猛烈扫射，又夺一挺机枪，接着高呼一声： “ 冲啊！ ” 战友们一齐冲上去，歼灭了敌人。战斗中，张思德虽负了伤，却满脸笑容。在又一次战斗中，他迎着浓烟烈火，在水田、小丘、深沟里，持续与敌拼搏。子弹打光了，敌入扑上来，他就用手榴弹炸死敌人。后面敌人又上来了，他在田坎上同敌人白刃格斗。一个敌人举枪向他刺来，他猛挥大刀，将枪拔开， — 脚把敌人踢倒在水田里，将敌人砍死。接着，又有两个敌人向他扑过来，他用脚猛击田水，使敌人的头上溅满了水，两眼被迷住了。当敌人急着摇头擦眼时，他用全力扑上去，举起大刀，把他们劈死了。这时，飞来一颗子弹，打伤他的右臂，连长叫他退出火线，他倔强地说： “ 不，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战斗！ ” 张思德不仅在生活上乐于助人，而且也很关心同志的思想进步，和大家建立了真挚的同志友谊。警卫连刚组建时，班上有个解放兵，是南方人，因为想家而闹情绪。凡是轮到他站岗放哨，他就称病请假。同志们在班务会上批评他装病，谁知不但问题没有解决，反而越闹越僵，他干脆连早操也不出了，天天睡懒觉。 张思德看到这种情况，就把自己的铺值搬到这个战士旁边，头并头地与他睡在一起，和他谈心。原来这个战士家里也很贫穷，他在给地主打长工时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在直罗镇战役中被解放，自愿加入八路军。张思德摸清了他的思想，就用忆苦的办法，启发和教育他树立革命的信念。后来，这个同志真的病了，张思德就给他做病号饭；他的鞋破了，张思德就用布条和麻绳精心编了双鞋送给他。这个战士很受感动，握着张思德的手说： “ 张副班长，你对我象亲兄弟，今后看我的行动吧 !” 从此，这位同志变了，精神振作，工作非常积极，成了班里的骨干。
海伦·海斯
萧三
萧三于１８９６年１０月１０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萧家冲。早在２０世纪初叶就投身革命运动。１９１８年他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一起创建了革命的组织“新民学会”。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回湖南参加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为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撰稿。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他于１９２０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参加了以“实行社会革命，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工学世界社”的组织工作。他同蔡和森等发起马列主义学习运动，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彻底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成为一名坚决勇敢的无产阶级战士。他和蔡和森等组织发动了声讨中、法反动派迫害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为求生存权和求学权而举行的“二·八”运动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１９２２年，他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组织了“少年中国共产党”（即“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为“中共旅欧支部”）。经胡志明介绍，他和赵世炎、王若飞等五位同志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他只身赴苏，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编写并演出了反映我国“二七”革命风暴的话剧。同陈乔年同志一起首次把《国际歌》歌词译成中文，曾在国内外广泛流传。 １９２４年１月，他和任弼时等代表中共莫斯科支部，参加了伟大列宁的护灵和葬礼。同年夏天回国，参加了第一次大革命。在担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和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期间，曾同毛泽东讨论了农民运动等问题。参加组织领导了湖南人民为支援上海“五卅”惨案而举行的“罢工、罢课、罢市”运动。１９２５年夏，萧三调任中共张家口地委书记、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帝反封建军阀政府的革命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深得大钊的信任和称赞。１９２６年夏，萧三调到上海，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和代理书记等职，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筹备和组织领导工作。１９２７年，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萧三都是身体力行的革命实践者，他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在延安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解放后出席了第一、二、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萧三自幼勤奋好学，热爱文学艺术，少年时就显露了他的诗歌才能。在“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中，曾写过一些反帝反封建的诗歌、杂文和通讯报道，以及革命的诗传单和诗标语等。但他把青年时代的精力，主要投进了革命的实际工作中，他的真正的诗歌生涯，是从30年代初开始的。 １９２８年，萧三因跌倒脑受震荡，在瞿秋白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到莫斯科疗养。曾和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何叔衡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久，萧三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任中国文学教授，从此开始了文学活动。 萧三抱着“文艺上的革命功利主义”精神踏入文坛，他“决定用文艺、用诗歌当武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战斗到底！”在苏联的十几年里，他用中文和俄文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报告文学，向全世界宣传了中国工农红军和土地革命，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当时中国革命被重重封锁下的年代里，在国内外敌人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大肆诬蔑、丑化，进行歪曲宣传的情况下，除了美国记者兼作家史沫特莱和斯诺，冲破各种阻力，用通讯的形式向世界报道了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外，最早用诗歌及其他文艺形式向全世界宣传中国革命的真相的，就是萧三了。 萧三在苏联期间，同鲁迅先生保持着密切的通讯联系。他是最早在苏联向全世界宣传伟大鲁迅和介绍中国左翼文字的，他曾代替鲁迅出席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写了许多介绍鲁迅生平事迹和纪念鲁迅的文章，翻译了鲁迅的作品，还主持编辑出版了鲁迅著作，他对鲁迅的崇敬终生不渝。 萧三还是我国新文字运动的先行者之一，早在20年代，他就和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等以及苏联著名的汉学家郭质生、龙果夫等人一起制订了《中国新文字方案》。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对我国的文字改革做了许多工作。 萧三长期担任文艺界各种领导职务，为我国的文字和新诗歌运动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作为沟通中外文化的桥梁和和平使者，“爱弥·萧”早在20年代就在国际上闻名。他和国际和平和进步人士有着广泛的交往，结识了法共的理论家沙里·拉波波、越南的革命家胡志明、保加利亚的革命家季米特洛夫、土耳其的革命诗人希克梅特，以及苏联等国的许多社会名流。 １９３０年，他代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出席了在苏联哈尔科夫举行的国际革命作家会议，参加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工作，主编《国际文学》中文版。１９３４年，他出席了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代表鲁迅和中国左联在大会上发言。经中共党组织批准，由法捷耶夫介绍，他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历任两届苏联作家协会党委委员。这个期间，他结识了苏联的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阿·托尔斯泰等；美国的史沫特莱、哥尔德；法国的罗曼·罗兰、阿拉贡、巴比塞；……等许多国家的著名作家、诗人。为中外文化交流和促进世界各国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了解和声援，做了大量的工作。 萧三学识渊博，文化修养很高。他精通俄语、法语、德语、英语等多种语言，是语言大师和著名的文学翻译家。 新中国成立以后，萧三肩负起国际文化交流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使命，作为中国人民的使者，常年奔走于世界各地，出席过历届保卫世界和平会议。他还主持我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工作，访问过许多国家，两次出席亚非作家会议。他同约里奥·居里、爱伦堡、苏尔科夫、聂鲁达、杨·德尔达、安德尔逊·聂克修、亚马多、万徒勒里、伊文思……等几十个国家数以百计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诗人、科学家和学者，都有密切的友好交往。 萧三为人刚正，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助人为乐。１９６２年，他把自己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的编辑费全部上缴。１９８１年他又把《萧三诗选》的全部稿费捐赠给四川灾区人民。
沃尔弗拉姆·冯·里希特霍芬
伊沃·安德里奇（Andric，Ivo；1892～1975）
塞尔维亚作家 。1892 年10月9日生于特拉夫尼克城附近的多拉茨村，1975年3月卒于贝尔格莱德。幼年丧父 。在萨拉热窝读中学时，为塞尔维亚进步学生组织的第一任主席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被捕入狱，流放到泽尼查附近的奥乌恰莱沃。1918年获释，后任《文学的南方》等刊物编辑，发表了大量的爱国主义抒情诗、散文和文学评论。1920～1941年两次在外交部任职，当过驻罗马、布加勒斯特、的里雅斯特、格拉茨、柏林等的领事或大使。但他的真正兴趣仍在文学事业上，一生中半数以上的作品，都在这一时期创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帝国政府和法西斯当局断绝了一切联系 ，专心致志地从事 3 部长篇小说《 德 里 纳 河 上的 桥 》、《特拉夫尼克纪事》和《小姐》的创作，均于1945年出版 。曾长期担任南斯拉夫文学家联合会主席。1954年出版长篇小说《罪恶的牢院》，被认为是代表他艺术成就的杰作。1975年病逝后有17卷文集问世。 《德里纳河上的桥》以一座大桥的兴废，追述16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反映波斯尼亚人民在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占领下的命运和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因为这部小说成功地“反映了自己国家历史中的事实和命运”，具有“史诗般的力量”，作者获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罪恶的牢院》结构复杂，故事中套故事，以一个正教修道士落入牢院、经受种种苦难为线索，描绘了整个罪恶世界的真实生活。罪恶的牢院实际上是时代暴政的象征。安德里奇被公认为是哲理现实主义作家。 1961年作品《桥．小姐》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由于他作品中史诗般的力量——他籍著它在祖国的历史中追寻主题，并描绘人的命运。”
1810年以后，中、南美洲各国及墨西哥先后爆发独立战争，摆脱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古巴在这一独立运动的激流影响下，1812、1813年和1826年也曾多次爆发武装起义，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压迫。但是，起义都失败了。1826年以后，西班牙殖民者为了补偿其在中、南美洲殖民地的损失，更加重了对古巴的剥削和统治，使古巴经济日趋恶化，各阶层人民生活更加贫困。1868年10月10日，古巴爱国志士德塞斯佩德斯在奥连特省曼萨尼略自己办的德马哈瓜蔗糖厂终于首举义旗，爆发了古巴历史上第一次争取独立的战争。 古巴的这次独立战争发展很快，革命的烈火迅速地燃遍了全国。战争进行得非常激烈，西班牙殖民者不时调兵遣将，增加在古巴的武装力量，对义军和古巴人民进行最残酷的镇压。据统计，当时古巴全国的人口仅150万人左右，但是牺牲于这次战争中的古巴人就达20万。 古巴的独立战争，开始时曾打了不少胜仗。1869年4月10日，起义者在卡马圭省的圭马罗举行立宪大会，宣布古巴共和国成立，并组成议会，选举德塞斯佩德斯为总统，通过了古巴的第一个共和国宪法。但是，当战争延续进入到艰苦的时候，领导这次斗争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上层分子开始动摇了。1878年2月8日，在卡马圭省的圣阿古斯丁·德尔布拉索召开会议，宣布解散议会，停止武装斗争，跟西班牙当局签订了投降的藏洪条约。 藏洪条约完全是一个欺骗性的条约，遭到了古巴人民的反对。以农民家庭出身的马塞奥为首的部分起义将领毅然拒绝承认这一条约，决心继续战斗下去。直到1878年，在西班牙殖民者的威逼和利诱下，由于起义者内部的分岐，起义才以失败告终。因这次战争，延续达10年之久，因此在古巴历史上又称之为“十年战争”。
威尔地是意大利杰出的歌剧作曲家，他一生创作了27部歌剧，其中一些已被列入世界著名歌剧之列，在世界各国上演。他被誉为歌剧之王。 威尔地于1813年10月10日出生在意大利北部帕尔玛公国布托塞市郊一个名叫龙科莱的小村庄。他的父亲卡洛是乡村小旅馆的主人。威尔地7岁时在教堂里第一次听到风琴的声音后，就爱上了音乐，但是他没有学习音乐的良好环境，只是由父亲找了一架旧琴，请教堂风琴师教他练琴。1832年，他去投考米兰音乐学院，但是院长以威尔地不适于培养为借口，拒绝接受他入学。威尔地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他继续随声乐教师和作曲家拉威尼学习，而且很快就掌握了作曲的基本技术。1838年他创作了第一部歌剧《圣波尼法乔的奥贝托伯爵》，并于第二年11月17日首演。他的成名之作是他的第三部歌剧《纳布柯》。剧中的一首合唱曲《飞呀，思想，乘着金色的翅膀》，经众口传唱，成为当时象征反抗奥地利统治和压迫的一支战歌。演出之后，米兰城里出现了“威尔地万岁”的标语。 1848年革命时期，威尔地接受民主共和派领袖马志尼的委托，用爱国诗人G·马梅利的歌词写了爱国战歌《把号角吹响》。爱国英雄主义的创作路线，不仅集中体现在威尔地早期的歌剧创作中，也贯穿在他成熟时期的歌剧创作中。他在1855年创作的大型歌剧《西西里晚祷》和1867年创作的《唐卡洛斯》就是这条路线的继续。威尔地的爱国英雄歌剧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作用，他的名字甚至被认为是意大利统一的象征。当1858年歌剧《假面舞会》被那不勒斯检查机关禁止上演时，当地市民高呼“威尔地万岁”，在他居住的旅馆前面示威。 50至70年代是威尔地歌剧创作的成熟阶段，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1851年的《弄臣》、1853年的《游吟诗人》和《茶花女》、1871年的《阿依达》。这几部歌剧的相继问世，使威尔地成为意大利家喻户晓的著名歌剧作曲家。《茶花女》是一部举世闻名的音乐巨作，它以深刻的主题和动人的旋律，激动着后世无数人的心灵。但在当时，《茶花女》的公演却遭到观众的冷遇，因为剧中女主人公是一位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在那个时代，威尔地是第一个敢于把这种题材写成歌剧的作曲家。这部歌剧后来一直被列为世界名作之一。 威尔地最后的杰作是《奥赛罗》和《福斯塔夫》，晚年他回到故乡龙科莱附近的圣阿加塔，以创作歌剧所得的报酬投资农业生产，并在罗马为贫苦的老音乐家造“息庐”。1901年1月27日，威尔地因脑溢血猝死，米兰数十万市民唱着《飞呀，思想，乘着金色的翅膀》参加了他的送葬行列。
朱塞佩·威尔第
朱塞佩·威尔第（VerdiGiuseppe，1813—1901年），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威尔第生于意大利北部的龙科莱村庄，13岁开始学音乐。18岁考米兰音乐院失败后留在米兰向斯卡拉歌剧院的音乐家学习。威尔第共写了27部歌剧，凭着其杰出的才华和勤奋的写作逐渐在歌剧乐坛奠定了无人可与之匹敌的地位。威尔第的歌剧创作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40年代前后。这一时期是威尔第的成名期。威尔第在米兰开始了歌剧创作活动，参与了意大利人民反抗法、奥占领的爱国运动，创作了包括爱国英雄歌剧及爱国歌曲在内的一生中一半以上的歌剧。1839年初，威尔第夫妇移居米兰。同年11月，他的第一部歌剧《奥贝托》在斯卡拉歌剧院上演，观众和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奥贝托》虽然算不上是一部杰作，但在威尔第的创作生涯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奥贝托》打开了威尔第闯进意大利歌剧界的大门。此后，他与斯卡拉歌剧院经理莫雷利签订了创作合同。1842年3月9日，威尔第创作的以反映意大利民族主义情绪为主题的歌剧《纳布科》，在首演后大获成功。它在客观上煽起了意大利人的爱国热情，主人公在异族统治下的反抗，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纳布科》在几个月里连续上演，其中的合唱《飞翔吧思想，展开金色的翅膀》，是欧洲歌剧艺术中最伟大的合唱曲之一，并在威尔第逝世后的葬礼上被成千上万的人们吟唱。《纳布科》的成功，把威尔第引上了意大利歌剧之王的宝座。 1843年2月，威尔第创作的另一部反映民族独立主题的歌剧《伦巴底人》，在冲破奥地利占领者的重重阻力后上演。它取得了和《纳布科》一样的成功。剧中的合唱《啊，至亲的上帝》，在意大利人民中广为传唱，成为争取独立自由的战歌。1844年3月，威尔第以一部具有强烈震撼力的歌剧《厄尔南尼》，再次赢得声誉。这部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歌剧，被青年人竞相传唱。此后，威尔第连续创作了《福斯卡里父子》（1844）、《奥里昂姑娘》（1845）、《阿尔吉拉》（1845）、《阿蒂娜》（1846）、《麦克白》（1847）、《强盗》（1847）等水平不一的歌剧。1848年初，在巴黎革命的影响下，意大利各地也相继爆发了革命。威尔第认为，现在意大利最需要的是“大炮的音乐”，他应该用歌剧的方式“发出爱国的炮弹”。于是，威尔第创作了《莱尼亚诺之战》。1849年的狂欢节期间，《莱尼亚诺之战》在罗马上演，获得空前的成功。1849年12月，威尔第创作完成了歌剧《露易莎·米勒》。这部歌剧中的几首歌曲，如男高音咏叹调《当晚上一片寂静的时候》，是音乐会保留曲目。 第二时期，50年代。这一时期，威尔第的创作活动进入了高峰期。他的《弄臣》、《游吟武士》、《茶花女》成为歌剧史上的伟大里程碑。1851年初，威尔第以40天的速度完成了《弄臣》的全部音乐。1852年3月31日，《弄臣》在威尼斯首演。为了在首演中给观众一个惊喜，威尔第直到演出的前一天，才把那首著名的歌曲《女人善变》的乐谱交给演员。果然，首演一再被观众的欢呼声和掌声打断。《弄臣》和《女人善变》不胫而走，传遍了意大利各地。1853年2月19日，威尔第又一部浪漫主义杰作《游吟武士》在罗马首演。它所取得的成果和《弄臣》相似。在结束了《游吟武土》的创作后，威尔第立即着手《茶花女》的创作。这部作品仅花费了威尔第一个月的时间。但当《茶花女》于1853年3月6日在威尼斯首演时，由于演员选择不当，观众并未认可。直到一年以后重新演出时，才大获成功，并很快风靡全欧。这三部优秀作品的问世，使威尔第在歌剧界的成就和声望迅速超过唐尼采蒂和贝里尼，甚至连罗西尼都屈居其后。威尔第从此成为意大利最伟大的歌剧作曲家。1853年10月，他来到巴黎，与巴黎大歌剧院签订了合同，开始构思《西西里的晚祷》。这部歌剧在1855年6月巴黎国际博览会开幕时首演，尽管一连演了50多场，但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以后，威尔第又创作了《阿洛尔德》（1857）、《西蒙·波卡涅拉》（1857）。1859年2月18日，威尔第的又一部杰作《假面舞会》在罗马上演，再次获得巨大成功。 第三时期，60年代至威尔第去世。这一时期，威尔第老骥伏枥，创作了精品之作《阿依达》，并以惊人的精力创作了他最伟大的抒情悲剧《奥赛罗》和最伟大的喜歌剧《福斯塔夫》。威尔第在1867年为巴黎大歌剧院创作的《唐·卡洛斯》上演后反映平平。1868年6月，威尔第拜访了他心仪已久的83岁的老作家曼佐尼。1870年，声望卓著的威尔第当选为意大利众议院议员，但他宁愿呆在自己的庄园里享清福，很少去罗马参加他不感兴趣的政治活动。在这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他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此间，威尔第还创作了《梅菲斯特费勒斯》，修改了他以前创作的《命运之力》。1871年12月，威尔第创作的以古埃及传说为背景的歌剧《阿依达》在开罗首演。两个月后，《阿依达》在威尼斯上演，由施托尔茨担纲。这部卓越的歌剧，再一次掀起了对威尔第的狂热。观众的情绪极其亢奋，年愈60岁的威尔第出台谢幕竟达40次。1873年5月，曼佐尼病逝。威尔第在家中专心致志地为死者创作了一部《安魂曲》。在曼佐尼逝世一周年之际，《安魂曲》在圣马尔科大教堂演奏，威尔第亲自指挥。这部杰作是威尔第除歌剧之外惟一一部享有盛誉的作品。此后的13年中，垂暮之年的威尔第除了对《西蒙·波卡涅拉》和《唐·卡洛斯》作了修改外，没有创作新的作品。然而，威尔第的音乐生命并没有就此结束。古稀之年的威尔第用了几年时间，构思创作了《奥赛罗》，为此他倾注了全部的精力。1887年2月5日，《奥赛罗》在斯卡拉歌剧院首演。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首演的场面激动人心，一些国家的政要、文化名流和观众一起，如痴如醉地沉浸在剧情中，欢呼声、掌声震耳欲聋。74岁的威尔第和主要演员的谢幕花费了15分钟。散场后，欢腾的人群抬着大师回到住所。威尔第几次到阳台上与人们挥手告别，直到扮演奥赛罗的演员塔马尼奥高声清唱了一曲《欢腾吧》之后，热情的观众才陆续散去。在以后的几年，这位高龄的老人又完成了一部杰作——《福斯塔夫》。这既是威尔第最后一部喜歌剧，也是他漫长而辉煌的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部作品。1893年2月9日，《福斯塔夫》的首演获得了与《奥赛罗》相同的成功。 1901年1月27日，这位伟大的老人与世长辞。意大利举国哀痛。尽管威尔第在遗嘱中表示自己的葬礼应该是“非常简朴的”，但人们倾城出动，情不自禁地涌上街头，在《飞吧思想，展开金色的翅膀》的合唱声中，送别最伟大的歌剧艺术大师。
亨利·卡文迪许
一、生平简介 卡文迪许(Henry Cavendish,1731.10.10.～1810.3.10.)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公元1731年10月10日生于法国尼斯。1742—1748年他在伦敦附近的海克纳学校读书。1749—1753年期间在剑桥彼得豪斯学院求学。在伦敦定居后，卡文迪许在他父亲的实验室中当助手，做了大量的电学、化学研究工作。他的实验研究持续达50年之久。1760年卡文迪许被选为伦敦皇家学会成员，1803年又被选为法国研究院的18名外籍会员之一。 公元1810年3月10日，卡文迪许在伦敦逝世，终身未婚。 二、科学贡献 卡文迪许的才能是多方面的。1784年左右他研究了空气的组成，发现普通空气中氮占五分之四，氧占五分之一。他确定了水的成分，肯定了它不是元素而是化合物。他还发现了硝酸。 卡文迪许生前在物理学方面发表的论文为数极少，一直到麦克斯韦审阅整理并出版了他的手稿后，人们才知道他在电学方面作出了很多重要发现。他发现一对电荷间的作用力跟它们之间的距离平方成反比，这就是后来库仑导出的库仑定律内容的一部分；他提出每个带电体的周围有“电气”，与电场理论很接近；卡文迪许演示了电容器的电容与插入平板中的物质有关；电势的概念也是卡文迪许首先提出的，这对静电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还提出了导体上的电势与通过电流成正比的关系。 卡文迪许在热学理论、计温学、气象学、大地磁学等方面都有研究。1798年他完成最后的实验时，已年近七十。在物理学上他最主要的成就是通过扭秤实验验证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确定了引力常数和地球平均密度。 推算地球密度：卡文迪许测量地球的密度是从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中的常数着手，再推算出地球密度。他的指导思想极其简单，用两个大铅球使它们接近两个小球。从悬挂小球的金属丝的扭转角度，测出这些球之间的相互引力。根据万有引力定律，可求出常数G。根据卡文迪许的多次实验，测算出地球的平均密度是水密度的5.481倍（现在的数值为5.517，误差为14%左右），并确定了万有引力常数（他测得的引力常数G是(6.754±0.041)×10-8达因·厘米2/克2，这个值同现代值(6.6732±0.0031)×10-8达因·厘米2/克2，相差无几），计算出了地球的质量。被誉为第一个称量地球的人。 卡文迪许验证万有引力定律的实验采用自己设计的“扭秤”为工具，后人称为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 三、趣闻轶事 1．最富有的学者，最博学的富豪 据说卡文迪许很有素养，但是没有当时英国的那种绅士派头。他不修边幅，几乎没有一件衣服是不掉扣子的；他不好交际，不善言谈，终生未婚，过着奇特的隐居生活。卡文迪许为了搞科学研究，把客厅改作实验室，在卧室的床边放着许多观察仪器，以便随时观察天象。他从祖上接受了大笔遗产，成为百万富翁。不过他一点也不吝啬。有一次，他的一个仆人因病生活发生困难，向他借钱，他毫不犹豫地开了一张一万英镑的支票，还问够不够用。卡文迪许酷爱图书，他把自己收藏的大量图书，分门别类地编上号，管理得井井有序，无论是借阅，甚至是自己阅读，也都毫无例外地履行登记手续。卡文迪许可算是一位活到老、干到老的学者，直到79岁高龄、逝世前夜还在做实验。卡文迪许一生获得过不少外号，有“科学怪人”，“科学巨擘”，“最富有的学者，最博学的富豪”等。 2．视名利如天上的浮云 有一次卡文迪许出席宴会，一位奥地利来的科学家当面奉承卡文迪许几句，他听了起初大为忸怩，继而手足无措，终于坐不住站了起来，冲出室外径自坐上马车回家了。卡文迪许沉默寡言，对慕名来访的客人常常一言不发陪坐在旁，脑中想着科学问题，使一些帮闲文人尴尬扫兴。他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成果丰硕，但只发表过两篇并不重要的论文。 3．卡文迪许实验室 人们为纪念这位大科学家，特意为他树立了纪念碑。卡文迪许一生勤俭，逝世后留下了大笔遗产，其中一部分由它的家族在1871年捐赠给剑桥大学创办卡文迪许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曾经对物理科学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先后培养出2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4．沉睡了一百年的手稿 1810年卡文迪许逝世后，他的侄子齐治把卡文迪许遗留下的20捆实验笔记完好地放进了书橱里，谁也没有去动它。谁知手稿在书橱里一放竟是70年，一进到了1871年，另一位电学大师麦克斯韦应聘担任剑桥大学教授并负责筹建卡文迪许实验室时，这些充满了智慧和心血的笔记获得了重返人间的机会。麦克斯韦仔细阅读了前辈在100年前的手搞，不由大惊失色，连声叹服说：“卡文迪许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他几乎预料到电学上的所有伟大事实。这些事实后来通过库仑和法国哲学家的著作闻名于世。”此后麦克韦决定搁下自己的一些研究课题，呕心沥血地整理这些手稿，使卡文迪许的光辉思想流传了下来。真是一本名著，两代风流。不啻是科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卡文迪许，1731年出生在英国。他一生都在实验室和图书馆中度过，在化学、热学、电学方面进行过许多实验探索。但由于他对荣誉看得很轻，所以对于发表实验结果以及得到发现优先权却很少关心，致使其许多成果一直未被公开发表。直到19世纪中叶，人们才从他的手稿中发现了一些极其珍贵的资料，证实他对科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卡文迪许最为人称道的科学贡献，首先是他最早研究了电荷在导体上的分布，并于1771年用类似的实验对电力相互作用的规律进行了说明。他通过对静电荷的测定研究，在1777年向皇家学会提出的报告中说：“电的吸引力和排斥力很可能反比于电荷间距离的平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物体中多余的电几乎全部堆积在紧靠物体表面的地方。而且这些电紧紧地压在一起，物体的其余部分处于中性状态。”与此同时，他还研究了电容器的容量；制造了一整套已知容量的电容器，并以此测定了各种仪器样品的电容量。而且预料到了不同物质的电容率，并测量了几种物质的电容率，初步提出了“电势”概念。 卡文迪许毕生致力于科学研究，从事实验研究达50年之久，性格孤僻，很少与外界来往。卡文迪许的主要贡献有：1781年首先制得氢气，并研究了其性质，用实验证明它燃烧后生成水。但他曾把发现的氢气误认为燃素，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1785年卡文迪许在空气中引入电火花的实验使他发现了一种不活泼的气体的存在。他在化学、热学、电学、万有引力等方面进行地行多成功的实验研究，但很少发表，过了一个世纪后，麦克斯韦整理了他的实验论文，并于1879年出版了名为《尊敬的亨利·卡文迪许的电学研究》一书，此后人们才知道卡文迪许做了许多电学实验。麦克斯韦说：“这些论文证明卡文迪许几乎预料到电学上所有的伟大事实，这些伟大的事实后来通过库仑和法国哲学家们的著作而闻名于科学界。” 早在库仑之前，卡文迪许已经研究了电荷在导体上的分布问题。1777年，他向皇家学会提出报告说：“电的吸引力和排斥力很可能反比于电荷间距离的平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物体中多余的电几乎全部堆积在紧靠物体表面的地方，而且这些电紧紧地压在一起，物体的其余部分处于中性状态。”他还通过实验证明电荷之间的作用力。他还早于法拉第用实验证明电容器的电容取决于两极板之间的物质。他最早建立电势概念，指出导体两端的电势与通过它的电流成正比（欧姆定律在1827年才确立）。当时还无法测量电流强度，据说他勇敢地用自己的身体当作测量仪器，以从手指到手臂何处感到电振动来估计电流的强弱。 卡文迪许的重大贡献之一是1798年完成了测量万有引力的扭秤实验，后世称为卡文迪许实验。他改进了英国机械师米歇尔（John Michell，1724～1793）设计的扭秤，在其悬线系统上附加小平面镜，利用望远镜在室外远距离操纵和测量，防止了空气的扰动（当时还没有真空设备）。他卡文迪许用一根39英寸的镀银铜丝吊一6英尺木杆，杆的两端各固定一个直径2英寸的小铅球，另用两颗直径12英寸的固定着的大铅球吸引它们，测出铅球间引力引起的摆动周期，由此计算出两个铅球的引力，由计算得到的引力再推算出地球的质量和密度。他算出的地球密度为水密度的5.481倍（地球密度的现代数值为5.517g／cm3），由此可推算出万有引力常量G的数值为 6.754×10-11 Nm2/kg2（现代值前四位数为6.672）。这一实验的构思、设计与操作十分精巧，英国物理学家J.H.坡印廷曾对这个实验下过这样的评语：“开创了弱力测量的新时代”。 卡文迪许在1766年发表了《论人工空气》的论文并获皇家学会科普利奖章。他制出纯氧，并确定了空气中氧、氮的含量，证明水不是元素而是化合物。他被称为“化学中的牛顿”。 卡文迪许一生在自己的实验室中工作，被称为“最富有的学者，最有学问的富翁”。卡文迪许于公元1810年3月10日去世。 后来，他的后代亲属德文郡八世公爵S.C.卡文迪许将自己的一笔财产捐赠剑桥大学于1871年建成实验室，它最初是以 H.卡文迪什命名的物理系教学实验室，后来实验室扩大为包括整个物理系在内的科研与教育中心，并以整个卡文迪许家族命名。该中心注重独立的、系统的、集团性的开拓性实验和理论探索，其中关键性设备都提倡自制。近百年来卡文迪许实验室培养出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已达26人。麦克斯韦、瑞利、J.J.汤姆逊、卢瑟福等先后主持过该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