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5月3日宣布,在渤海湾滩海地区发现储量规模达10亿吨的大油田——冀东南堡油田。这是40多年来我国石油勘探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对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石油工业“稳定东部、发展西部”战略方针,实现我国原油生产稳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增强我国能源安全供应的保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将有力地促进京津塘乃至环渤海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新发现的冀东南堡油田位于河北省唐山市境内曹妃甸港区,地质上为渤海湾盆地黄骅坳陷北部的南堡坳陷,属中石油冀东油田公司勘探开发范围。
2006年5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
2003年5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发出唁电,对在执行训练任务中不幸遇难的海军361号潜艇全体官兵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向遇难官兵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胡锦涛在唁电中指出,361号潜艇的失事,是人民海军的重大损失。该艇全体官兵以自己的英勇行为证明,他们不愧为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胡锦涛强调,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认真总结和吸取失事的教训,进一步做好各项工作,切实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卢浮宫外景
1998年5月3日是星期日,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照例向公众免费开放。参观的人群早早就在玻璃金字塔形的入口处排起了长队,经过安全检查后陆续进入馆内参观。
绘画厅画廊,长402米
下午2时左右,一名警卫突然发现一幅法国19世纪初期画家柯洛的名画《塞夫勒的道路》被盗。他立即向警察局报警。下午3时,卢浮宫的所有出口全部被关闭,每个参观者都必须接受搜身检查后方可离开。这天来参观的人特别多,检查工作进行得很慢,直到下午5:30,检查工作才结束,但失窃油画仍未找到。
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的作品
据卢浮宫管理人员介绍,被盗的是一幅长49厘米、宽34厘米的风景画。从现场观察结果看,盗贼使用切割器将存画的玻璃柜挖了一个洞,再用刀将画布割下取走,只留下画框。小小的一块画布塞在衣服内很难被人发现。
卢浮宫前的小凯旋门
卢浮宫的艺术品被盗不止这一次。1995年1月,某人用同样的方法在5分钟内将一幅19世纪的油画偷走。一周以后,一块17公斤重的石雕被人盗走。几天后,馆方一个匿名电话,才在卢浮宫院子的一个角落里把石雕找回。1997年1月6日,一块公元前4世纪所刻的希腊石碑被盗。卢浮宫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名画被盗案发生在1911年。当时,一名意大利油漆工把达-芬奇的杰作《蒙娜丽莎》偷走后带回了意大利,他声称是为了物归原主。这幅世界名画两年后被找到,并送回巴黎。
世界肖像绘画瑰宝《蒙娜-丽莎》
鉴于卢浮宫艺术品屡屡被盗,法国文化部1998年秋天批准了加强展厅的保安计划。目前,约有1000名人员分三班昼夜看守着这座据称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博物馆。由于慕名而来的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太多,平时每天8000人,免费开放的星期日高达3万人,艺术品被盗事件仍防不胜防,令法国政府十分头疼。世界肖像绘画瑰宝《蒙娜-丽莎》失窃复得后受到特别待遇。它被嵌在双层防弹玻璃罩内,两旁还有警卫。这里是卢佛宫最吸引人的地方。
1995年5月3日,以马哈蒂尔为总理的马来西亚新政府组成。
1994年5月3日,世界首例转基因水稻在安徽省合肥市问世。这是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科研人员,用本所在国际上首创的离子束介导法,与安徽省农科院联合攻关多年育成的。经检验证明,其外源基因在后代中遗传。这一重大突破为定向育种开拓了新路。专家介绍,通过有目的的基因转移,实现物种定向遗传改良,是当今生命科学研究中热门的高科技领域。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是我国热核聚变和相关等离子体物理研究的主力单位之一,这个所科研人员80年代初在国际上率先提出离子束生物育种方法,取得一系列成果,研究范围扩展到粮、棉及微生物等很多方面。转基因水稻是这个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在导师许智宏、余增亮、吴家道等精心指导下进行的研究项目。他们用低能离子束在种子上打孔,穿破种子外皮和细胞壁,再将选定的被转移物带有已知遗传特性的基因片断,用离子束整合到种子细胞的基因组中,从而使该种子具有被转移物已有某些遗传特性。他们育出的转基因水稻,经分子水平检测及多种方法检测,证明外源基因确已存在被测水稻基因中,并且该性状能够进行遗传。据了解,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已开始大规模开展离子束育种方面的研究。
成功地横渡了津轻海峡的大迫千惠子
1993年5月3日,日本43岁的女钢琴教师大迫千惠子单人游过了位于日本北海道和本州之间的35公里宽的津轻海峡,成为单人横渡津轻海峡的第一位女性。大迫千惠子于当日凌晨1点从本州北端的青森县境内下水,为了绕过激流,她不得不以弯曲的路线游渡。由于水太冷,千惠子中途产生不再游下去的念头。在乘船跟随她的游泳教练的鼓励下,千惠子坚持了下来,终于在当天下午1点40分游到对岸的北海道福岛,历时12小时40分,实际游程约50公里。
1990年5月3日,江泽民在首都青年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七十一周年报告会上作《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讲话。指出,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也对知识分子提出了广泛迫切的要求。
1989年5月美国匹兹堡市卡内基-梅伦大学的威廉-惠特克研制出一种无人驾驶汽车。这种汽车使用激光和声控联合装置使其能够像蝙蝠一样判断距离和障碍物。车上面的多镜头立体摄像机对前方的路面进行扫描,汽车根据计算机处理后的数据自动调整行驶速度和方向。
1989年5月3日,台湾“教育部”宣布,即日起接受教职员工寒暑假赴大陆探亲申请。并规定,申请案一律交红十字会再转台湾“内务部入出境管理局”核办。允许探亲的人员,主要是中等以下的公立学校人员、大专院校普通教职员。而大专院校校长、独立学院院长、军警院校所有人员及受官府机构委托从事军事研究的人员都不能申请赴大陆探亲。教职员探亲以寒暑假为限,探病奔丧可随时申请,但须附病情诊断证明书或死亡证明书。而中医药研究所员工探亲可以不受寒暑假限制。
1988年5月3日,国务院作出《关于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鼓励科研机构切实引入竞争机制,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科研机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
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波音747F型货机
1986年5月3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简称“华航”)的一架波音747F型货机,从曼谷飞返台湾途经香港时,由机长王锡爵驾驶转航大陆,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机上还有副驾驶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2人及货物100吨。王锡爵要求同其亲人团聚,定居在大陆;董、邱表示愿回台湾。当日,中国民航局致电台湾“华航”,请其尽快派人来北京,同中国民航局商谈“华航”货机事件处理方法。台湾当局获悉后,蒋经国亲自处理此事,当夜即作出决定:不与大陆“正面直接接触”,“委托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全权处理”,“委请英国再保险公司索机,通过国际红十字会索人”。对此,中国民航局明确表示,“华航”货机事件纯为中国内政问题,国际航空条例不适用这次事件,要求“华航”尽快派人来北京直接商谈,不必经过第三者;并于5月11日,再次致电“华航”,提出“华航”如觉来北京不便,主张何地合适,也可提出来商量;如“华航”仍不愿来办理有关接收事宜,则货机等不能迅速返台,责不在我。“华航”接电后,最后仍由蒋经国拍定,“决定与中共民航洽商”。12日,国民党12名中常委组成的“研究规划小组”,就此事进行了讨论。13日,由“华航”出面宣布:“基于人道立场”,决定由该公司驻香港分公司代表在香港与中国民航局“洽谈”解决货机问题。5月17日,“华航”和中国民航局在香港举行“商谈”。经4次会商,至5月20日就有关事宜全部达成协议,5月23日,两航代表在香港启德机场顺利完成货机等交接手续。“华航”货机事件的发生和顺利解决,受到台湾岛内外各界的重视和关注。舆论界认为“两航”直接商谈圆满解决了“华航”货机事件,是对台湾当局“三不政策”的一次重大突破,“深具意义”。
(中国语言学家、诗人。字了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生于1900年8月10日,卒于1986年5月3日。1913年小学毕业后失学。1916年在博白高等小学任国文教员。1924 年入上海南方大学学习, 次年转入上海国民大学。1926年考进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7年赴法国留学,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岭南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语言学系主任。1954年调北京大学任教授,直至去世。曾兼任汉语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并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1956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7年冬赴波兰讲学。曾当选为广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广州市人民政府委员,北京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至五届委员,第四、五届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四、五、六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务委员会委员。曾兼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顾问,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60年来,王力一直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中国语言科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36年发表《中国文法学初探》一文,对中国语法学界自《马氏文通》以来因袭英语语法研究的状况提出批评,同时对汉语语法的特点和研究方法做了初步探讨。1937年发表的《中国文法中的系词》,指出系词在古代汉语里不是必要的,汉语的句子也不一定都要有动词,这揭示了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的一个突出特点。他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中国语法理论》(1944)以及《中国语法纲要》(1946)等著作,以《红楼梦》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了自己的汉语语法体系。在40年代,王力的语法著作和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都对汉语语法研究起了重要的影响。
1980年5月3日和10日,日本登山队的加藤保男(31岁)、尾崎隆(27岁)和重广恒夫(32岁),分别从珠穆朗玛峰的东北山脊和北壁两条路线上登上了地球之巅。一个队于同一时期从两条难险度都很大的路线,特别是从前人所不敢选定的北壁进发,登上珠峰这一史无前例的壮举,不但是日本登山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也为80年代国际登山史谱写了新的篇章。以日本山岳会副会长渡边兵力教授为队长的40位日本队员和以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王富洲为首的56位中方协作队员组成的这支团结友好的登山队,于3月6日在绒布冰川冰舌部建立了大本营。从3月9日到4月25日,两国队员同心协力,冒着喜马拉雅春天刺骨强劲的寒风,战胜重重困难,先后建成各个营地,并把物资送了上去,按计划完成了两路突击顶峰前的准备工作。为了使日队取得成功,4月中旬王富洲从大本营来到了东北一路的前进基地,将1960年和1975年中国队两次登珠峰的经验;8680米突击营地的选址和通过7500米大风口时的应该注意的事项等,向日本队员详细地作了介绍。正如日队总队长、日本山岳会会长西堀荣三郎所说:“这次日本珠穆朗玛峰登山队能取得优异成绩是与全体中国协作人员友好献身精神的支援所分不开的,这是日中友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撒切尔夫人
1979年5月3日,马格丽特-撒切尔成为欧洲第一个女首相。在今天的英国大选中,她和她的保守党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撒切尔夫人是一位受过牛津大学教育的化学家、律师,1959年进入议会。在首相竞选中她发誓,要建立一个“停止干预,停止为你做出决定,根据你个人的意愿而做出选择”的政府。她是一个忠实的保守党党员。她经常说:“生活本来就是自由选择”。她许诺削减个人所得税,限制工会活动。
新当选的女首相撒切尔夫人与丈夫在一起
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
1982年9月邓小平副主席会见访华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1979年5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要求对因受《纪要》影响而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反复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搞马克思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但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批评。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的批评,使“四人帮”一时稍有收敛,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交谈
今天是5月3号。1950年的今天,新华社发出电讯,报道了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科学家冲破重重阻力,争取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情况。1949年10月1号,开国大典的礼炮声震撼了世界各地炎黄子孙的心。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和科学家奔走相告,渴望回到祖国参加建设。而刚刚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也把争取海外留学生回国的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主持了争取留学生回国的工作。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向海外各分会发出号召说:“新中国诞生后各种建设已逐步展开,各方面都迫切地需要人才,诸学友有专长,思想进步,政府方面亟盼能火速回国,参加工作。”祖国的召唤,牵动了海外游子的心。在美国匹兹堡,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组织会员学习交流国内消息,成立了水利、金属、油脂等26个专业学术小组,为回国参加建设做准备。但是,美国以麦卡锡为首的一些反共分子,为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的回国,设置了重重障碍。钱学森,当时年仅37岁,已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这时,他正准备启程回国,却被禁止离开美国,而且行动处处受到监视。赵中尧、沈善炯、罗时钧等也遭到了扣留。为了帮助留学生顺利回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由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召开留学生会议,讨论提出营救留学生的方案。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后,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中美双方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了协议,一大批滞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踏上了回国的路程。这些投身祖国建设事业的海外学子,为新中国的科技、国防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华罗庚、钱学森、赵忠尧、李四光……这是一串闪光的名字。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左起:李维汉、董必武、邓颖超、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30号中共代表团驻地
1946年5月3日,鉴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周恩来、陆定一、邓颖超、廖承志以及齐燕铭、童陆生、王炳南、《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等及随员共45人由重庆飞抵南京。周恩来一下飞机立即发表讲话,希望“首先协议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发展成为全国内战”。当晚,周恩来举行在南京的首次中外记者招待会,重申中共对东北问题的态度,即应首先实现无条件停战,再谈其他问题。4日,周恩来和马歇尔会谈,马歇尔表示,他可以派北平军调部执行组美方代表白鲁德由北平直接飞汉口。当晚,马歇尔告知,徐永昌同意去中原调处。5日至10日,周恩来和宋时轮等同徐永昌飞抵汉口,与徐永昌、白鲁德会谈,要求尽早将被国民党包围的6万部队撤出。10日,3人军事小组周恩来、徐永昌、白鲁德签订停止中原冲突的协议。为贯彻执行协议,增设第三十二执行小组,驻宣化店。同时电令北平军调部、武汉行营及中共中原军区司令部,转令长江以北各部队实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
1946年5月3日-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日本战犯。依据《波茨坦公告》,莫斯科英美苏外长会议决定,1946年1月同盟国授权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宣布设置由美、苏、英、中、印等11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犯有危害和平罪的日本甲级战犯。4月对28名甲级首要战犯起诉。5月3日设置在市谷原陆军省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审判,追究自1928年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以来日本的侵略罪行。
战犯东条英机(1884-1948)
这次审判至1948年4月16日公审结束,判决28名被告全部有罪。除松冈洋右、永野修身在审判过程中病死,大川周明因精神病免于审理外,判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本村兵太郎、武藤手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荒木贞夫、桥本次五郎等16名无期徒刑,判处东乡茂德徒刑20年,重光葵徒刑7年。
日军轰炸重庆,大火笼罩全市
1939年5月3日日军轰炸重庆,景象惨烈,死伤六千余人图。1939年5月3日,经过近三个月的准备,日本陆海军决定联合轰炸重庆。3日中午1时17分,日机分两批各18架侵入重庆上空,沿长江北岸呼啸轰炸。当时彼炸的有大梁子、左营街、苍平街、都邮街、一牌坊、储奇门、太平门、商业场、神仙口、陕西路、西四街、朝天门、玛瑙溪等地。市区27条街道中19条被炸。人口稠密、工商业繁荣的市区,顿时陷入冲天烈焰、滚滚浓烟之中。随着房屋的倒塌和燃烧,大量无辜的平民在炸弹和烟火中丧生。
重庆市民在日机轰炸时冒险灭火
5月4日,日机27架再度轰炸重庆市区,对都邮街、小梁子、夫子池、七星岗一带俯冲轰炸,使重庆中区成为一片火海。大火持续多日,水电设施均遭破坏,英法使馆和美国教堂也未能幸免。整个市区精华毁于一旦。大轰炸后,遍地死尸枕藉,手、脚、头颅、腹脏等残骸,到处可见,电线和树枝上,也挂着残臂断肢和血衣破片,其景象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曾家岩50号“周公馆”被日机炸毁
两次轰炸,使重庆市区房屋毁损4871幢,市民死亡3991人,伤2287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仅都邮街一带被毁的绸缎商店即达15家,损失布匹167200匹,全市37家私人银行有14家毁于战火。
周恩来、邓颖超在被炸后的红岩十八集团军办事处门前留影
5月5日,重庆《时事新报》、《大公报》、《新闻报》、《新华日报》、《国民日报》、《扫荡报》、《中央日报》、《商务日报》、《新民报》、《西南日报》十大报纸因日机轰炸,水电、交通及印刷发生障碍,奉军事委员会令,5月5日起一律停刊,暂由各报发行联合版,组织联合委员会主持其事。
1938年5月3日,冀中军区成立。1937年10月14日,第五十三军第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在晋县誓师抗日,改称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等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至1938年4月,相继建立了38个县的抗日政权。至此,东起津浦路、西至平汉路、北起平津、南至沧(县)石(家庄)路之间的冀中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并成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4月1日,成立了冀中行政公署,吕正操任主任。21日,冀中共产党在安平县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确定冀中省委改为冀中区党委,由黄敬任书记;5月4日,成立冀中军区。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由吕正操任纵队和军区司令员。
冀中行政公署主任吕正操(左2)与副主任李耕涛(左3)等合影
日军炮轰济南城
1928年5月3日日军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惨杀蔡公时,屠戮全城.1928年5月月3日,北伐军宣传员在济南魏家庄贴标语,日兵无理阻挠,开枪射击,造成数人伤亡。同日,有一中国士兵徒手经过日军警备区域,因语言不通与日兵发生误会,日兵开枪将其击毙。各地日兵闻枪声,亦纷纷放枪射击。日军包围驻扎牌照税局的北伐军一营,该营因未接到抵抗命令,被日军缴械俘虏。日军还将南仁义里与五马路的北伐军俘虏缴械。凡中国人碰上日军,皆被枪杀。
北伐军进入济南城
5月3日,国民党战地委员会外交处长兼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遵照战地委员会命令,于上午8时率领职员到交涉署接事办公。晚9点,30多名日军闯进交涉署掳掠,将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和孙中山先生遗像统统撕毁,将外交文件弃置满地。蔡公时用日语向彼理论:“这是中国政府外交机关,非战斗单位,日本皇军,素有教养,通晓事务,举世皆知,应该尊重睦邻友谊和外交礼貌---”日军不待蔡完,用枪托将蔡打翻在地后,遂将全署28人一齐捆绑,拉到院内场地,撕去所有衣服毒打,用刺刀乱戳乱砍。
蔡公时
一个日本士兵将蔡公时的两耳割掉,蔡公时大喊:“日本人杀我!日本人对我如同古时氏族社会对待俘虏的办法割耳朵、挖眼睛来对我!”日本兵转过去杀被捆的其他外交官员,杀完之后,再回来将蔡的鼻子割下,其他日本兵在旁狞笑欣赏。折磨一个多小时,才将蔡公时枪毙。全暑28人皆遭惨杀。夜11时,蒋介石派熊式辉赴日军司令部交涉,正磋商间,日军又开炮轰击中方无线电台,守台士兵被炸死多人。日军还包围并开枪射击设于津浦铁路局办事处的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办公处,黄郛被迫躲避。
济南陷落后,日军将被俘的中国兵全部反绑
惨案发生之际,市民猝不及防,许多人避入邮局。日军包围邮局,将里面的中国人一一捆绑,囚禁于地下室中,断绝其饮食,并且终日毒打不休,时有被提出去遭枪杀者。被囚者约1600余人,其景况惨不可言。日军还将邮局中所有现金及邮票抢劫一空。
日军看守被俘中国士兵
5月5日,蒋介石出济南城至济西之党家庄,与第二集团军司令冯玉祥会商北伐事宜,决定绕过。
有声电影的诞生
1927年,美国著名的华纳制片公司推出了电影史上第一部有声片,给世界电影带来了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应该说,电影从来都不是无声的。在声音进入电影之前,人们借助乐师给电影配乐;在日本,甚至有专门的说唱演员,当影片放映时,他们以说唱形式讲解影片的内容。所配乐曲一般是由乐师根据银幕展示的剧情即兴演奏;但有些影片,例如1908年的法国影片《吉斯公爵被刺》,则由著名的作曲家圣-桑专门为它作曲。放映时,乐师根据作曲家提供的总谱演奏。不用说,演奏的规模视条件而定:大多数是由一位乐师独奏(钢琴或小提琴),有时由几位乐师合奏,偶尔则出动交响乐队。
爵士歌王(1927)导演:艾伦-克罗斯兰
爵士歌王(1927)导演:艾伦-克罗斯兰
在默片时代形成的影像艺术面临着自身被淹没的危机。电影艺术家们对声音的态度由怀疑、对立到采纳的转变,使这种“危机”转变为发展的“契机”。爱森斯坦等人关于有声片的宣言,他们的“音画蒙大奇”的理论主张和艺术实践,是上述转变的典型代表。到3O年代,声音已成为电影艺术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在默片时代已经出现的类型片,由于声音的出现而更趋成熟,更多样化;至于音乐喜剧片、警匪片,如果没有声音就无法出现和发展。声音也为电影表现提供了更具写实效果的条件。在“音画艺术”趋于成熟的30年代,写实主义思潮几乎波及各国电影作品。
游行队伍通过伦敦街道
1926年5月3日,英国工会发动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总罢工。原由是政府取消了战后补贴使矿工工资降低而引起的。可在10多天里,有煤矿、运输和钢铁企业400万工人联合罢工。在其他各工会同力支持下,矿工们坚信罢工会胜利,但公众认为工人罢工出于被迫。政府的强硬态度使许多人从中得利,自愿填补空缺。当工会委员会提出的妥协建议遭到矿工们的拒绝之后,工会委员会宣布停止罢工,其理由是没有妥协便无法达成协议。因此,100多万矿工在无人支持的情况下继续罢工。5月12日,全面罢工结束。
英国总罢工期间,一切公交运输陷于停顿
伦敦市匆忙搭起的保护肉类市场的路障
海德公园被当作牛奶贮存点
毛泽东主办的广州第六届农讲所旧址:番禺学宫(原惠爱东路,今中山四路42号)
1926年5月3日,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毛泽东任所长,高语罕任政治训练主任,萧楚女任教务主任,共设25门功课。主要讲授革命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农民运动的理论与方法,此外还进行军事训练,组织农民运动研究会,指导调查和探讨农运实际问题。本届学员学习期满后分配到全国各地从事农运工作,为北伐战争中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作出了贡献
1923年5月3日,美国空军的奥克利·凯利和麦克里迪中尉今天完成了第一次不停顿横贯大陆的飞行。下午12点26分他们驾驶的T—2单引擎飞机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地亚哥着陆。凯利和麦克里迪飞行了将近2800英里,到目前为止是不停顿最长距离的飞行,平均时速为100多英里,这是两位飞行员第二次试图不停顿飞越美国。5月2日他们从长岛的亨普斯特德起飞开始了这次飞行。飞行开始后仅仅几分钟,他们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他们的飞机电压调节器熄灭了,但是麦克里迪在凯利控制飞行时,换下了这个仪器,他们又能够继续飞行了。这架飞机首先朝俄亥俄的代顿飞下去,下午10点15分越芝加哥上空,然后转南朝圣路易斯飞去。它在午夜飞越堪萨斯州的艾奇逊,第二天上午8点30分越过新墨西哥的圣萝莎。中午刚过它就在圣地亚哥上空出现,受到全市工厂所有笛声的欢迎。空军少校亨利·H·阿诺德在圣地亚哥的罗克韦尔机场欢迎了两位飞行员,他高兴的喊道:“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这一纪录与1912年的第一次从西到东横贯大陆的飞行是个鲜明的对照,当时鲍勃·福勒用151天,中间有停顿地从杰克逊维尔飞到旧金山。在此一年前,卡尔布雷斯·P·罗杰斯用49天作了一次从纽约到帕萨迪纳的旅行。
1923年5月3日,美国空军的奥克利·凯利和麦克里迪中尉今天完成了第一次不停顿横贯大陆的飞行。下午12点26分他们驾驶的T—2单引擎飞机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地亚哥着陆。凯利和麦克里迪飞行了将近2800英里,到目前为止是不停顿最长距离的飞行,平均时速为100多英里,这是两位飞行员第二次试图不停顿飞越美国。5月2日他们从长岛的亨普斯特德起飞开始了这次飞行。飞行开始后仅仅几分钟,他们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他们的飞机电压调节器熄灭了,但是麦克里迪在凯利控制飞行时,换下了这个仪器,他们又能够继续飞行了。这架飞机首先朝俄亥俄的代顿飞下去,下午10点15分越芝加哥上空,然后转南朝圣路易斯飞去。它在午夜飞越堪萨斯州的艾奇逊,第二天上午8点30分越过新墨西哥的圣萝莎。中午刚过它就在圣地亚哥上空出现,受到全市工厂所有笛声的欢迎。空军少校亨利·H·阿诺德在圣地亚哥的罗克韦尔机场欢迎了两位飞行员,他高兴的喊道:“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这一纪录与1912年的第一次从西到东横贯大陆的飞行是个鲜明的对照,当时鲍勃·福勒用151天,中间有停顿地从杰克逊维尔飞到旧金山。在此一年前,卡尔布雷斯·P·罗杰斯用49天作了一次从纽约到帕萨迪纳的旅行。
1917年俄国沙皇政权被推翻后,临时政府掌权。为维护资产阶级侵略扩张的利益,该政府不肯立即退出世界大战。1917年5月1日,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向协约国发出照会,表示要恪守沙皇政府签订的各种条约,把世界大战进行到彻底胜利。照会公布后,引起广大工人和士兵的愤慨。5月3日至4日,彼得格勒有10多万工人和士兵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战争”、“打倒米留可夫”、“公布秘密条约”、“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等口号。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企图用枪炮镇压示威群众,遭到士兵拒绝。示威游行很快从首都扩展到莫斯科、明斯克、哈尔科夫等地。示威游行具有明显的反对临时政府的性质,是临时政府危机的开端。临时政府为了摆脱危机,不得不解除米留可夫的职务,并吸收苏维埃代表于5月18日组成新的联合政府。在社会革命党和临时政府的帮助下,临时政府渡过了这次危机。
1913年5月3日,国会讨论大借款案。5日,代理总理段祺瑞出席答复质问。在议员据理诘责下,段无言对答,他表示:“政府对于此项借款案手续实欠妥贴,而其不得己之苦衷,尚乞诸君曲为原谅。”谷钟秀提出动议:“对于借款并不反对,惟政府违法签约借款,咨谓查照备案,本院决不承认。”议长汤化龙将谷的动议交付表决,以229人赞成的多数,通过了谷的动议。7日,副议长陈国祥主持众议院会议,进步党议员借口5日动议有弹劾政府性质,需要三读通过,国民党议员反对,双方发生争执,相持不下。国民党议员要求议长将5日表决咨达政府,议长借口咨文要向议院报告,而议院人数不足,无法报告。谷钟秀登台大骂“亡国议长”,有议员扳下议席上墨盒向陈国祥掷去,议场秩中大乱,几成武斗,会议一哄而散。8日,袁政府向两院发出咨文,要求承认大借款。咨文说:“值兹财政艰窘,国际债权催逼更甚,借款一日不成,国本一日不定。此次合同签字,在势无可取消。”进步党议员以不出席会议来对付国民党,使议会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议。善后借款案在国会搁浅。
日军用重型榴弹炮轰击旅顺港内的俄军战舰
1904年5月3日,日本海军又进行第三次闭塞。海军中校林三子雄任总指挥,12艘船于凌晨驶向旅顺口。由于雾大,俄军的岸炮部队放松了警惕,日本的闭塞船驶达港口航道上爆炸沉没。航道闭塞成功。此后,虽然俄国的铁甲舰、巡洋舰等大型军舰不能顺利地出入,但是还没达到预定的作用和效果,有的闭塞船很快被俄军清除,12日,日本“吉野”等三舰在旅顺触水雷沉没。日本陆军于4月30日集中优势兵力渡过鸭绿江后,5月1日占领九连城。5月6日,日军占领凤凰城。俄军在南满共有10。2万人,但是满洲陆军总司令库罗巴特金却采取消极退守的行动。10日,日俄连日战于金州瓦房店。5月5日,日军第二军在奥保巩统率下于辽东半岛金县猴儿石登陆,几乎没有遇到俄军的抵抗就占领了金州外围。金州地处辽东半岛狭窄地带,是陆上通往旅顺大连的咽喉,军事地位十分重要。18日,俄第一军团自欧洲东来。19日,日军第十师团在大孤山登陆。26日,日军三个师团在200多门大炮的配合下包抄俄军两翼,以重炮猛攻金州南山阵地,同时日军炮舰由金州湾侧面炮击以掩护步兵前进。27日,日军占领了金州,切断了旅顺俄军与辽阳的联系。日军占领金州后,大本营决定第二军的三、四、五三个师团及骑兵炮兵各一旅由金州北上作战。另编成第三军,由乃木希典统帅,其任务为:“迅速攻略旅顺要塞,无论在任何时机不使陆上之敌危及第二军之后方。”金州失守后,俄军于5月31日匆匆撤离了大连港,港口没有来得及破坏,使日军得以利用大连港来运输军队和补给,作为进攻旅顺和辽阳的基地。乃木希典遂占领大连及青泥洼。
1901年5月3日,奕匡、李鸿章电奏,各国索赔款“四百五十兆两”。清廷当日诏饬各督抚合力通筹。并为赔款事发电旨三道:一、命奕匡、李鸿章与各国议减银数,展宽年限;二、著刘坤一、张之洞悉心筹划,妥筹的款;三、令各省督抚剔除中饱,涓滴归公。5月7日,各国公使举行会议,讨论赔款问题。会后,正式向奕匡、李鸿章提出要求赔款之照会。照会称:“直到七月一日为止,列强所受损失的总额共为四亿五千万两,如果联军的占领延长到那个日期之后,这笔款项将大力增加。”“各国全权代表要求中国全权大臣正式保证他们承认对这笔款项所负的责任,并且要求他们把中国为清偿这笔债务而打算采取的财政措施通知各国全权代表。”5月11日,奕匡、李鸿章未经朝廷同意,即照会各国公使,表示接受45000万两赔款总额,并提议自本年7月1日起,30年内还清,至1940年12月31日止,每年偿付1500万两,不计利息。5月26日,清廷电谕奕匡、李鸿章,同意“各国赔款共四百五十兆,四厘息”,“以便迅速撤兵”,惟望宽展年限。
1875年5月3日,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9世纪60年代,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侵入我新疆,建立起军事殖民统治,英俄争相利用阿古柏政权作为自己分裂肢解中国领土的工具,俄国甚至在70年代初悍然出兵占领伊犁;同时美日对台湾的侵略战争也相继发生。到70年代中期,中国西北边疆与东南海防顿形紧张,边疆危机严重。清政府内部在“海防”和“塞防”问题上却出现了不同意见。李鸿章借口海防、塞防力难兼顾,公然主张放弃新疆,“移西饷以助海防”。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李鸿章反对出兵收复新疆,其原因一是左宗棠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在统治集团中声望日高,淮系军阀要借此压抑他;二是李鸿章正筹备兴办北洋海军,要用海军来巩固淮系军阀也就是他自己的地位;同时,这也合于英国反对清军西征,以免它的走狗阿古柏复灭的企图。湖南巡抚王文韶等认为,沙俄威胁最大,主张“塞防”为主,以全力注重西北。左崇棠则认为海防、塞防两者并重,不可偏废。抨击李的主张是“自撤藩篱”。他强调“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左宗棠镇压过太平天国运动和西北回民起义。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挺身而出,能以“边荒艰巨为己任”,不仅说明他着眼全局,目光远大,而且具有平叛乱和反侵略的双重意义,因而得到国内爱国舆论的支持。清廷权衡利弊,采纳了左宗棠的主张。3日任命他督办新疆军务,出兵西征,收复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