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天津）

2001年6月11日，中宣部公布了以反映党的光辉历史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9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举办１９９９年第一次法制讲座日　，题目是《依法保障和促进农村的改革、发展与稳定》。

江泽民在发表讲话。

１９９０年６月１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时就台湾问题的解决发表重要谈话，他重申：只要双方坐下来，真正本着“一个中国”的原则商谈祖国统一，而不是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国两府”，一切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商量。江泽民说，最近，李登辉先生谈到两岸关系的问题，表示“台湾和大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所有中国人同为血脉相连的同胞”、“中国的统一和富强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期望”，还提出愿意“建立双方沟通管道”、“研讨国家统一事宜”。我们对此表示赞赏。但是有些话显然是很不妥当的，缺乏诚意，不过这比“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要好。江泽民指出，众所周知，通过和谈实现祖国统一是我们党多年来的一贯主张。早在５０年代，我们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就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它适当的地点”，与我们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进行商谈。８０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以“一国两制”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构想。在一个国家内，实行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我也不吃掉你，你也不吃掉我，相互尊重，共同繁荣。这是照顾到各方利益、从实际出发的实现中国统一的最好办法。这一构想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而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上先得到了成功的运用。江泽民指出，按照国际法，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合法政府代表这个国家。一个国家不可能存在两个代表这个国家的对等的政府。所谓“一国两府”，实质是“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是走向分裂，不是迈向统一。江泽民说，我们主张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商谈。这是从两党目前的地位、作用等现实情况出发的，也是为了避开台湾方面感到不方便的问题。同时，我们也一贯重视两岸其他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的作用。在两党商谈之前，同各个党派、团体切磋议案，共商国是；在商谈之中，及时通报情况，交换意见；甚至在参加会谈的代表中，也可以吸收其他党派、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江泽民指出，在正式谈判前，应尽快实现两岸“三通”，扩大双向交流。有关两岸交流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可分别通过适当途径协商解决。江泽民指出，４０年来，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举世公认。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他强调说，实现祖国统一，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神圣责任，也是全世界所有热爱祖国的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合则两利，离则两伤；捐弃前嫌，携手并进。我们希望李登辉先生从现实出发，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顺应民意，担当起历史的责任，为祖国统一、民族振兴作出贡献。

1990年6月11日－15日，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在开幕式上作《努力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讲话。他说，统一战线历来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统一战线在我们党的事业中同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７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通知》。

黑人组织的800名代表1983年6月11日在德兰士瓦省哈曼斯克拉尔举行南非黑人团结大会。大会通过宣言，要求废除种族隔离法，并决心为建立一个没有种族主义的统一的阿扎尼亚而斗争。大会促进了南非黑人反种族歧视的解放斗争。

李苦禅作品《鹰石图》

李苦禅，原名李英，号励公，我国当代杰出的大写意花鸟画家、书法家、人民的美术教育家。1899年1月11日（戊戍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于山东省高唐县李奇庄的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在民间艺人的影响下，走上了艰苦的艺术征途。1919年到北京，先入北京大学附设的“勤工俭学”（又名法文专修馆），半工半读坚持学习。同时，又在北京大学附设的“业余画法研究会”，向徐悲鸿先生学习素描与西画。1920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中文，1922年转到“北京国立艺专”西画系学习。这期间，经常靠晚间拉洋车维持生活。为此，同学林一卢赠他“苦禅”二字为名（苦，即苦难的经历；禅，古称写意画为禅宗画）。1923年，拜齐白石翁为师。此时，齐翁名气尚微，加之当时北京摹古风盛，唯齐翁别开生面，大胆创新。因此，颇受讥议。1925年，于“北京国立艺专”毕业，任北京师范学校的教授，兼任保定第二师范教授。1930年，应聘到杭州艺专任国画教授。抗日战争初期，北京沦陷，李先生极为激愤，辞去一切“公职”，隐居前门老爷庙与西城柳树井二号，因他平日与爱国志士交往甚密，于1939年被捕入狱，严刑拷打，坚贞不屈。抗战胜利后，1946年任“北京国立艺专”教授。1949年，北京解放后改为兼任教授，李先生于1950年上书毛主席，请求安排工作，毛主席当即写信给徐悲鸿院长，并派秘书前去看望，随即李先生被安排到“中央美术学院”附设之“民族美术研究所”任研究员。尔后又调至该院的国画系任写意画教授。“文革”期间，李先生惨遭迫害，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栏”，经受百般折磨，之后又被下放到农村劳动。1972年敬爱的周总理派人请老画家作画，李先生被邀请参加，三年中为国家作画三百余幅。“文革”后，李先生恢复了名誉。绘出《红梅怒放图》、《晴雪图》等等，尔后，又任“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与政协第五、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1年投入科教片“中国花鸟画”、“苦禅画鹰”与“苦禅写意”的拍摄工作，将毕生宝贵艺术经验毫无保留地付诸银幕，献于子孙后代。期间，创作了巨幅“墨竹图”与“盛夏图”等杰作。1982年春赴广东经济特区访问，非常兴奋，深感中华振兴有望，立下了百幅创作的壮志。1983年春，有关部门举办李苦禅教授从事教育事业六十年祝贺大会。6月8日应邀为日本长崎孔子庙书写了巨联：“至圣无域泽天下，盛德有范垂人间”。1983年6月11日凌晨一时去世。

李苦禅作品《新雨后》

李苦禅纪念馆正门

198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全国共划了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余人。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４年，先后五批摘掉了三十余万人的右派分子帽子。１９７８年根据中央指示，全部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中央在批转这一报告的通知中指出：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被划为右派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这是严肃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一项重大政治措施。反右斗争的主要教训在于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以致造成扩大化的错误。

1979年6月11日，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岛健藏因患肺癌与世长辞了。中岛健藏是中国人民的真挚朋友，他把后半生的心血全部贡献给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和文化交流事业，他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所做的功绩，将被载入史册传之后世。中岛健藏于1903年2月21日出生，在他逝世前一个月被选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他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从50年代中期开始，他毅然把自己整个身心扑在了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上。他创建和领导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为战后中日友好事业影响最广、贡献最大的团体之一。那时候，日本国内反对日中友好、反对新中国的右翼势力还十分猖獗。中岛健藏曾多次接到恐吓信和恐吓电话，有封信中还装有几颗子弹。但中岛先生每次都很坦然，一笑了之。有一次他还风趣地对中国朋友说“如果万一出现匿名信、匿名电话所威胁我的那种情况，也无所畏惧。届时只有请中国朋友照顾一下我的老伴了”。当时日本社会党的浅昭稻次郎先生就是为促进日中友好而被刺杀的，在这之后，也曾有右翼暴力集团向中岛先生施加威胁和恐吓，但中岛先生丝毫没有退缩。曾有一段时期香港当局不让中岛先生过境，他还要远绕金边才能来到中国。1942年，中岛健藏曾一度被征召去充任随军记者，他看到日本军队以发“良民证”为借口，没有根据地逮捕大批所谓抗日华侨，押到海岸和海上用机枪全部杀掉。后来有华侨的母亲拿着儿子的照片，向他打听儿子的下落，他深深感到苦恼，这苦恼在战地当时是无法表达的。就在这久久埋藏着苦恼的心中，他确信中日关系是左右着日本将来命运的。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岛健藏后来的著作《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者与中国》一书中，开章明义，说得很详细。在《昭和时代》一书中也有一章《华侨的母亲——新加坡的悲剧》也说出了这个心情。中岛健藏不仅是中日友好的使者，他还是当代日本杰出的作家和评论家，他曾翻译过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序》、波德莱尔的艺术论文，写过《纪德的生涯和作品》等等。

约翰-韦恩

1979年6月11日，约翰-韦恩下午死于洛杉矶，享年72岁。他患有肺癌和胃癌，这些病已广为人知。这位曾经成功地扮演了无数西部片中的角色的约翰-韦恩，以其体魄强壮、性情沉默而给人们留下了长期的记忆。他的指导教师约翰-福特给他起名为约翰-韦恩之前，他叫马里恩，莫里森。1939年福特让他在著名的《关山飞渡》里扮演角色。此前，他-直在西部片中扮演-些小角色。保守的韦恩向《阿拉莫》投资数百万美元，在这部片子里墨西哥人都是坏人，美国人都是好人。然而有趣的是，他的3个妻子都是拉丁美洲人。

约翰-韦恩

1963年6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1873年生)。沈钧儒，浙江嘉兴人。清朝光绪进士，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从事立宪运动，参加辛亥革命，反对北洋军阀。提倡新道德、新文化。1932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5年率先响应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先后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1月与邹韬奋、李公朴等7人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到抗战爆发后出狱。在汉口筹组“抗敌救亡总会，1941年创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全国副主席等职。1956年当选民盟主席。

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克里姆-哈塔比(1882-1963)是摩洛哥民族英雄、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1921-1926年里夫大起义的领袖。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克里姆于1882年出生在摩洛哥北部山区的阿杰迪尔村。他的曾祖父阿卜杜-克里姆是伊德里斯王朝的一个谢里夫，曾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本族，从而产生了阿卜杜-克里姆家族之称。他的父亲是本部落-位很有名望的卡迪。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除了母语柏柏尔语外，还熟练地掌握了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第-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虽然摩洛哥已被瓜分，但是由于战争的爆发，法国和西班牙均未对其大部分领土实行有效的统治。特别是在西属地区，由于当地人民的不断斗争，殖民当局还无法在许多地区实行管辖。大战结束以后，西班牙政府决定征服整个西属摩洛哥。1920年，西班牙殖民当局最高军事统帅西尔维斯特将军率领西方殖民军，开始进犯里夫山区。阿卜杜-克里姆便帮助父亲进行军事部置，把400多武装起来的乌里阿格勒人部署在塔弗尔西特-带，阻击敌军，从而揭开了里夫起义的序幕。不久，在西班牙殖民当局阴谋策划下，阿卜杜-克里姆的父亲不幸中毒身亡。在乌里阿格勒部落议事会上，精明强干、足智多谋的阿卜杜-克里姆被选为部落的军事首领。他牢记父亲的“绝不屈从于西班牙人”的临终遗言，决心带领群众为民族的尊严、自由和独立而战斗到底。1921年上半年，西尔维斯特依仗军事上的优势，很快占领了胡塞马和阿巴拉等重要据点。阿卜杜-克里姆在最初的失利面前没有气馁。经过认真的考虑，他决定乘西军骄傲轻敌之时，向阿巴拉发动-次突袭。结果，经过几小时的白刃战，乌里阿格勒人又成了阿巴拉的主人。这-胜利吹响了里夫全面起义的战斗号角，那些犹豫不决的部落纷纷投奔阿杰迪尔，几星期内起义军就迅速增加到了3000人。阿卜杜-克里姆抓住战机，乘胜前进，于7月21日至26日和8月初又发动了阿努瓦勒战役和阿鲁伊山战役。起义军先扫清了敌阵外围据点，然后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打得两万人的殖民军全军覆没，殖民军总头目西尔维斯特被迫自杀，殖民军另一头目纳瓦罗被活捉。起义军大获全胜。仅阿努瓦勒一战就缴获大炮129门，机枪400多挺，步枪两万多支和无数弹药。连西方殖民主义史学家也不得不哀叹西班牙的这次大失败“是任何国家殖民史上未曾有过的-次大失败”。在这一伟大胜利的鼓舞下，里夫其他部落纷纷起来参加反殖的民族起义军，紧密团结在阿卜杜-克里姆的周围。从此，阿卜杜-克里姆就由乌里阿格勒部落的军事首领成为全里夫的军政领袖。1923年初，随着越来越多的部落参加了起义队伍，里夫东部和中部基本实现了统-，建立国家的条件业已成熟。2月1日，阿卜杜-克里姆召开所有参加起义的部落代表大会，会议正式通过由12名卡伊德签署的文件，确认阿卜杜-克里姆为里夫的埃米尔，宣告独立的里夫国家成立。1924年后，阿卜杜-克里姆的主要精力又转到军事方面上来了。这年之初，不甘心失败的西班牙当局从本土调集大批援军到摩洛哥，在空军的掩护下，从东、西两个方向发起进攻。它还指使西部大封建主拉伊苏利向里夫挑衅。阿卜杜-克里姆把里夫军队部署在得土安到梅利利亚的防线上，并亲临东线战场指挥作战。里夫军队很快消灭了拉伊苏利的部队，然后集中力量打击殖民军。在西迪--迈索战役和卢河河谷战役中，里夫军队大败西班牙殖民军，接着进逼得土安。在三万人丧生后，西班牙的残兵败将再次退守沿海戍地。西军的第二次进攻又遭到了可耻的失败。里夫人民的斗争严重地打击并威胁着法、西两国在摩洛哥的殖民统治。法、西两国越来越感到，要维护各自的殖民统治，两国必须联合起来，共同镇压里夫人民。经过-系列的谈判，1925年7月，双方达成了协议，建立法、西委员会，决定采取联合军事行动。8月，法国30万正规军在南部开始全线进攻；9月，10万西军在法国舰队的支援下在胡塞马湾登陆，乘里夫后方空虚之机，占领了里夫国家的首都阿杰迪尔。在法、西联军的强大攻势下，人数只有七万的里夫军渐渐失去了主动权。1926年5月，法军机动部队在空军配合下突破了布泽尼卜防线，打通了通向阿卜杜-克里姆指挥部的道路，逼近塔尔吉斯特。5月27日，阿卜杜-克里姆被迫向法国投降。轰轰烈烈的里夫独立解放运动终于失败。阿卜杜-克里姆投降后被法国当局流放到印度洋中的留尼汪岛，他的家属也和他-起被流放。流放期间，他无时无刻不在怀念自己的家乡和人民。1932年，他向法国政府递交了-份请愿书，表达要求回到摩洛哥去的心愿，但遭到法国政府的拒绝。1956年摩洛哥获得独立后，他感到由衷地喜悦。1958年，摩洛哥政府授予他以民族英雄的称号。独立后，摩洛哥国王曾两次请他回国，均被他拒绝。这是因为他不同意在摩洛哥实行君主立宪制。1963年6月11日，阿卜杜-克里姆在开罗与世长辞。图哈切夫斯基是-位深谋远虑、雄才大略的军事活动家和军事理论家。他对马列主义理论有精湛的研究。他久经沙场，身经百战，有极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他有机地把理论与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在他短短十六年中，发表了一百二十余篇军事理论著作。对建设苏联社会主义军事学说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他为苏联军事建设提出了-系列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对未来战争的性质、规模和特点提出了明确的科学预见。他还较早地看清德国法西斯发动世界战争的必然性，并提出苏联如何对待德国突然袭击的措施。后来卫国战争的实践证明，图哈切夫斯基的理论、主张、措施都是符合实际的。由于错误路线的迫害，1937年6月，图哈切夫斯基被指控为“间谍和叛国罪”而被处死，因受图哈切夫斯基株连，除亲属外，另有军区司令员、军事学院院长、军长、副国防人民委员等八人也惨遭杀害。

1950年6月11日，法国当代著名艺术大师亨利·马蒂斯在威尼斯艺术节中荣获大奖。马蒂斯这位杰出的油画家和雕刻家要求与他的同事和朋友亨利·劳伦斯共同分享这·荣誉，而劳伦斯的作品很少为公共所接受。在威尼斯，81岁的马蒂斯的获奖博得了人们的称赞，尽管有若干艺术家和批评家认为竞赛的评委们忽视了马克·查加尔。在过去的50年中，马蒂斯影响过几十位法国回家。他被认为是野兽派的主要代表，但是人们也承认他在自己艺术生涯的早期就同所有正规学派和风格断绝了关系。马蒂斯曾在巴黎美术学校在隐退的古斯塔夫·莫罗指导下学画，并于1896年首次举办画展。本世纪初，马蒂斯漂流在外，以自己的风格进行实验制作，投身于具有鲜艳色彩的新世界之中。他的油画简洁明快。在摩洛哥的旅行使他深受感动，所以从他画面的装饰中，从他使用的粗线条及浓淡不分的彩色中，可以见到阿拉伯人的影响。他喜欢以奴隶和侍妾作为主题。在笔墨素描和石版画中，他喜欢运用简单的几何线条。马蒂斯在威尼斯获得荣誉时，他正在从事·项新的设计工程--装饰法国文斯的“玫瑰园的多米尼加教堂”，在他的指导下，这个教堂的墙壁涂上黑色和白色，但阴沉的气氛在漂亮显眼的着色玻璃的衬托下十分突出。文斯是座落在山坡上的·座城镇，在格拉斯附近，俯瞰着地中侮。战后，马蒂斯·直居住在这里。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在美国广为人知。1913年，马蒂斯在著名的纽约军械库展览会上首次举办自己的大型美术画展。后来，1948年在费城举办的艺术家过去作品展览会上，他的作品也参加了令人难忘的展出。威尼斯艺术节每两年举行一次，它给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以相互会面的机会。在过去的几年里，法国人垄断了授奖仪式。在上次艺术节上乔治·布拉克赢得大奖。今年，美国在威尼斯展览会受到了广泛的评论。风景画画家约翰·马林的作品在第·流的回顾画中具有代表性。新·代艺术家的油画也引人注目，他们当中有杰克逊·波洛克和威廉德·库宁。

油画《宫女》(1922)

油画《舞蹈》(1909)

油画《红鱼箱内部》

油画《阿尔及利亚人》(1908)

油画《罗马尼亚人的上衣》(1940)

中央音乐学院1950年6月17日在天津正式成立。中央音乐学院，是由华北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音乐工作团、南京国立音乐院和它设在常州的附属少年班、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上海中华音乐学校、燕京大学音乐系等合并成立的。当时，许多音乐界著名人士都参加了中央音乐学院的筹建工作。建院初期，学院的规模不大，只设置了作曲、声乐、钢琴、管弦4个系，在管弦系内有一个民乐组。另外，附设音乐工作团和研究部等机构；以后，又逐步筹建了附属中学和小学。1958年秋，中央音乐学院迁到北京。这时该校已经发展成专业设置比较齐全、教学质量较好的一所高等音乐学院。除了原有的4个系外又增设了音乐学系、指挥系、民族器乐系和民族声乐系。1964年初，中央音乐学院的民族器乐系、民族声乐系、民族音乐研究所与原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合并，成立了中国音乐学院。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音乐学院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停止了正常的教学和招生工作。学院面临全面解体的局面。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化部于1977年底宣布恢复中央音乐学院的名称和建制，中央音乐学院获得了新生。如今，中央音乐学院已经成为代表我国专业音乐教育水平、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高等音乐学府。是我国唯一的一所国家重点高等艺术院校，形成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班到博士生班的完整的音乐教学体制。学院共设有作曲、理论、指挥、声歌、民乐、钢琴、管弦7个专业系，以及音乐研究所和小提琴制作研究所。学院的教学设施、场所、乐器、图书、音响资料等都已达到相当水平。中央音乐学院还有一支具有一定学术水平和丰富经验的教师队伍。马思聪、李焕之、杨荫浏、喻宜萱、沈湘等一批造诣高深的前辈，在这里洒下了辛勤的汗水，为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建院以来，中央音乐学院培养了数千名音乐人才，许多毕业生成为我国音乐艺术事业的骨干，其中一部分人已经在国际乐坛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像郭淑珍、林耀基、郑小瑛、施光南、刘诗昆、刘德海、李双江等都是历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近年来又有一批新秀辞别母校，走出国门，在国际乐坛上争得了一席之地，苏聪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梁宁和迪里拜尔被誉为“中国之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央音乐学院还与许多外国著名音乐学府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学院的青年交响乐团、少年交响乐团和青年合唱团也多次应邀出访，饮誉海外乐坛。

194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以《关于准备抽调三万八千名干部问题》给各中央局、分局发出指示。指示指出：各地在抽调干部时，应尽可能抽选粤、桂、滇、川、黔各省籍的干部，此外二野、四野应准备从本身抽出大批较强的干部来担负新区党务、财经、公安、宣传、民运等各方面的工作，并注意在占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区域后，立即召集和训练培养本地干部，对于工人、职员及大中学生的招收、训练工作，应即着手加紧办理。所有老干部一般着重从城市和地委以上高级机关中征调。

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１日，共产国际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会上讨论了中共代表任弼时的报告，王稼祥作了补充发言。会议通过《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困难的条件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为了继续执行这个政治路线，必须特别注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限制参加统一战线的各党派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应在敌后继续开展游击运动；说服国民党实行民主政策；提高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力等。决定批准中国共产党开除前中央委员张国焘的党籍。另外，共产国际主席团还有一个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件。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任弼时说：“应该告诉全党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

1937年6月11日和6月25日，江苏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对沈钩儒等人进行审理，硬说他们和西安事变有密切关系，事先与张学良有“勾结”。张学良同情救国运动，曾与沈钧儒等有过一两次接触，共同讨论过抗日救亡问题，在“七君子”被捕的前几天，全救会曾致电张学良，希望他火速坚决要求中央援绥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揭示的主张，与全救会的主张又完全相同，并要求立即释放沈钧儒等人。据此，起诉书对沈等罗织“十大罪状”，其中一个重要罪名，就是“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驯致酿成巨变，国本几乎动摇，名为救国，实则害国”。“七君子”和他们的辩护律师们，除在答辩状中驳斥了起诉书的诬陷之词外，还在法庭上据理抗争，与检察官翁赞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致要求向张学良进行调查。但翁一再重复老调：“已在起诉书上载明，不必调查。”此时，被告的20名辩护律师全体起立，表示抗议，审判长朱宗周宣告暂时退庭评议。

图哈切夫斯基1893年2月16日诞生在斯摩棱斯克省多罗戈布日县阿列桑德罗夫斯基庄园的贵族家庭。图哈切夫斯基的父亲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冲破封建贵族家庭的传统习俗，同在他家庄园做工的贫衣女儿玛芙拉·彼得罗夫娜结了婚。图哈切夫斯基搬到莫斯科后，开始进入一所十年制学校，读六年级。由于他热衷于军事，违背他父亲让他学习文科的意愿，由普通中学转入了莫斯科叶卡捷琳娜第一武备学校。他在这里受到了严格的初等军事教育，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该校毕业，图哈切夫斯基在亚历山大军校经受两年极严格的军事训练，又以优异的成绩于1914年从该校毕业，并获中尉军衔。军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彼得格勒近卫军谢苗诺夫团的后备营。不久，图哈切夫斯基被派往第-次世界大战的前线，因奋勇杀敌，六次获奖。1915年2月19日，谢苗诺夫团遭到德军强大炮火的攻击，图哈切夫斯基所在的七连，全部被歼，他同其成员-起被俘。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革命与反革命的抉择，他毅然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他的选择，早有思想基础。早在2月革命之后，在德军英戈尔城堡的集中营里，他们见到了列宁写的致受难中的被俘同志们的传单。捷克白匪军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分子的支持下，在伏尔加河中游-带发动叛乱。当时列宁尖锐地指出：“东线的胜败将决定革命的命运。”在这紧急关头，列宁于1918年6月27日把图哈切夫斯基派到东部战线第一革命集团军司令部。他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肩负起组建-支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重任。在政治委员古比雪夫的帮助和影响下，年仅二十五岁的图哈切夫斯基胜利地完成了组建军队和消灭敌人的任务。1918年8月末，列宁被敌人刺伤。此时，图哈切夫斯基正率领第一集团军在列宁的故乡--辛比尔斯克作战。图哈切夫斯基和红军战士为报仇雪恨，以无比愤怒的心情，一举攻克了敌人重兵固守的辛比尔斯克。在养伤中的列宁，得知东线的捷报，在复电中高兴地表示：“我的故乡辛比尔斯克的收复，是包扎我伤口的一条最有效的最好的绷带。我顿时觉得精神极好，力量骤增，我祝贺红军战士的胜利，并代表全体劳动者对他们付出的一切牺牲表示感谢。”由于图哈切夫斯基在东方战线战功卓著，1919年1月，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他为南方面军副司令兼第八集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亲临前线，有效地组织部队反攻，在第九、第十集团军配合下，全歼克放斯诺夫的哥萨克白匪军。高尔察克匪军为策应外国干涉者和白匪军在南线的进攻，于1919年3月，在东线又发动了新的攻势，使东线再次告急。图哈切夫斯基因有在伏尔加河一带作战的经验，1919年3月24日，他又被调到东部战线。4月5日，他被任命为曾与高尔察克交战最多的第五集团军的司令员。4月10日，东部战线的红军重新作了部署。图哈切夫斯基第五集团军划归以伏龙芝为首的南方集群。第五集团军在图哈切夫斯基率领下，经过顽强战斗，越过了乌拉尔，攻克了车里亚宾斯克。1920年1月，罗斯托夫和新切尔卡斯克被邓尼金白匪军占领，使高加索战线告急。由于列宁对南方战线的关注，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高加索战线的司令员。这时的图哈切夫斯基已经具备了战胜捷克白军、白卫军和高尔察克军队的丰富战斗经验。他制定的周密而科学的攻打邓尼金的作战计划，又一次表现了他的军事才能。2月，高加索战线的红军向邓尼金匪帮转入反攻。3月末，图哈切夫斯基率部全歼了窜入北高加索的邓尼金主力部队。1921年3月爆发了喀琅斯塔得叛乱。为迅速平定叛乱，列宁选派图哈切夫斯基任总指挥。在3月17日至19日，只用五十几个小时，就平息了叛乱。内战结束之后，图哈切夫斯基在苏军中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工农红军军事学院院长(1921年)、再任西方面军司令(1922年1月-1924年4月)、工农红军副参谋长和参谋长(1924年7月-1928年5月)、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28年5月-1931年6月)、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任工农红军装备部部长(1931年)、副国防人民委员(1934年)、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兼军训部长(1936年)。图哈切夫斯基在上述任职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党和国家的承认，博得了人民的尊敬。1933年，他荣获了苏联人民最高的奖赏—列宁勋章。在1934年召开的联共(布)“十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35年，他同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叶戈罗夫和布柳赫尔等四名高级将领一起，首批被授予苏联元帅的军衔。

会议通过的决议

１９３０年６月１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会议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决议案过高估计了革命力量，认为革命形势已经向着革命高潮飞速迈进，因此，规定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进而建立全国革命政权，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决议案提出了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总任务，并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调停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会议否认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反对农村包围城市，坚持“城市中心论”。因此，它标志着以左倾冒险主义为特征的思潮在中共中央占据了指导地位。

1924年6月11日，日本第一届加藤内阁成立，日本进入为期8年的政党组阁施政，即政党政治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力增强的垄断资产阶级要求政党组阁，取代特权藩阀政治，镇压国内进步势力。1924年6月11日在众议院总选举中获胜的宪政会等资产阶级政党组阁，宪政会总裁高藤高明任总理大臣。此后至1932年，先后建立以众议院议席位数为基础的第二届加藤内阁(1925一1926）、若规礼次郎内阁（宪政会，1926一1927）、田中义一内阁（政友会，l927一1929)、洪口雄幸内阁（民政党，1929—1931)，若规内阁（民政党，1931)、犬养毅内阁（政友会，1931—1932)等，主要由政友会、民政党总裁轮流出任总理大臣，实现以众议院多数党执政的所谓“宪政常规”。政党政治并未改变日本政府对内镇压、对外侵略的基本方针，但也与军部时有摩擦。1932年5月法西斯军人发动政变，推翻犬养内阁，政党政治时代至此结束。

１９１９年６月１１日，陈独秀在北京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入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制定的《北京市民宣言》要求政府取消中日密约，不抛弃山东经济权利；将徐树藩、曹汝霖等６人免职；取消步军统令及警备司令；给予市民集会、言论自由权。并警告如不答应要求，将采取行动。１１日，陈独秀、李大钊在散发传单时被暗探盯上，陈独秀在“新世界”游艺场被捕。９月１６日，在各界营救、声援下，陈独秀获释。

1919年6月1日，民国总统徐世昌向国会参、众两院提出辞职。他在辞职咨文中说：关于对德和约，“原拟全约签字，惟提出关于胶澳各条声明保留，此项原属不得已之办法。但体察现情，保留-层，已难办到。......内审国情，外观大势。惟有重视英、美、法各国之意见，毅然全约签字，以维持我国际之地位。......惟是国内舆论，坚拒签字，如出-辙，......欲以民意为从违，而熟筹利害，又不忍坐视国步之颠踬。此对外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也”。关于上海的南北和会，他说：“乃沪议中辍，群情失望，在南方徒言接近，而未有完全解决之方；在中央欲进和平，而终乏积极进行之效。......此就对内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也”。同日，参、众两院议长李盛铎、王揖唐亲自登门退还徐大总统的辞职咨文，并联名通电：“查现行约法，行政之组织，系责任内阁制，一切外交、内政，由国务院负其责任，大总统无引咎辞职之规定。且来文未经国务总理副署，在法律上不生效力。当由盛铎、揖唐即日躬赉缴还，吁请大总统照常任职。”当天，段祺瑞也亲至徐宅挽留。各地挽徐电内容，一是挽徐，二是表明对德和约签字的态度，三是表明对再开南北和会的态度。支持对德和约签字的有安徽督军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树元、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福建督军李厚基、山西督军阎锡山、四川督军刘存厚、甘肃督军张广建、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一度反对签约的江西督军陈光远、察哈尔都统田中玉，转而支持签约。他们主张：“今保留一层，既万难办到，则两害取轻，不得已签字，亦无不可。”奉系张作霖、豫督赵倜、湘督张敬尧、浙督杨善德等，在通电中除对徐恭维一番，不能去职外，皆敷衍搪塞之语。12日，《公言报》发表安福系“某君”的谈话。“某君”以讥讽的口吻说：在当前的局势下，“想大总统亦不忍拂衣而去，以负天下苍生。此种咨文表示，只可当-种发牢骚之文字观也”。

中方代表陈录(前排右二)在恰克图会议上与俄方及蒙方代表合影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共同签订《中俄蒙协约》。这是自1914年9月8日中、俄、蒙三方恰克图会议以来的最终结果。《中俄声明文件》签订后，根据文件的规定，中、俄、蒙三方于1914年9月8日起在恰克图会议，解决各项未决问题。中国代表为专使毕桂芳、驻墨西哥公使陈录，俄国代表为驻外蒙总领事密勒，外蒙代表为喇嘛达锡札布。三方各自提出了条约草案，其争执的要点在于铁路、邮政、税则、司法诉讼等具体问题。6月7日，三方终于达成协议。《恰克图协约》商定：外蒙承认中俄声明文件及另件，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中俄承认外蒙自治，不在外蒙驻军及办理殖民；外蒙仍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名号受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外蒙公文使用民国年历，兼用蒙古干支纪年；外蒙有权办理一切内政及与各国订立工商条约，但无权订立政治与土地关系的国际条约；中国商民运货入外蒙不纳关税，但须按当地规定交纳各项货捐；中蒙、中俄人民间发生诉讼，由中蒙、中俄双方会同审理；《俄蒙通商章程》继续有效。协约在形式上取消了外蒙的“独立”，代之以“自治”，但外蒙仍有权与外国缔结有关工商条约，俄蒙商约依然有效。《协约》签定当天，袁世凯宣布册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所有外蒙王公喇嘛的爵职名号一仍其旧，赦免所有参加库伦独立之人。9日，库伦活佛致电北京政府取消“独立”及国号年号，北京政府于库伦设办事大员公署，任命都护使，于恰克图、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设佐理专员公署，任命佐理员。中国对外蒙恢复了名义上的治权，喧嚣一时的外蒙问题至此暂时告一段落。

１９０７年６月１１日，广东水师提督李准镇压黄冈、七女湖起义后班师回广州，冯自由、胡汉民等计议乘机诛杀立威，由刘师复实施。刘师复是广东香山人，１９０４年留学日本，次年入同盟会，１９０６年至香港主编《东方报》。因见李准“日以拿捕党人为能事”，于是视之为大敌，决计除去。刘师复在日本时曾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学习制造炸药，便以炸李事自荐，得冯自由、汪精卫赞同。刘师复赶赴广州，准备于李准赴总督衙门参谒时截击。１１日晨，刘师复装配好炸弹，不料出门时发生爆炸，面部受伤，左手五指全废。岗警闻声赶来，发现铁弹。审讯时，刘师复自称为李德山，因试验化学受伤。清史虽怀疑为革命党，但得不到确切证据，判令解回香山原籍监禁。

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

1903年6月11日，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和王后马欣于贝尔格莱德的皇宫中被杀死。这起刺杀事件是塞尔维亚军方和政府高级官员组织的革命计划中的-部分。军方宣布彼得-卡拉乔尔杰维奇王子为国王。大多数观察家相信塞尔维亚政府会表示同意。虽然由于刺杀计划严格保密，许多细节无人知晓，但是人们相信，亚历山大国王意欲将军事学院从贝尔格莱德驱逐出去，从而激怒了军人。因此，在他宣布宪法停止生效这个事件后，军方开始密谋这次刺杀行动。这些由马斯沁上校和米斯切斯上校率领的谋杀者于午夜冲进皇宫，向所有企图阻止他们的人开枪射击。冲入国王卧室时，刺杀者连开数枪。王后当场毙命，国王中弹后又活了数小时，终于在早晨4点死去。这次军事政变选在6月11日举行，为的是纪念亚历山大国王的外祖父的弟弟迈克尔国王遇刺34周年。迈克尔国王是被卡拉乔尔杰维奇家庭派人杀死的。卡拉乔尔杰维奇家族-直不断反对执政的奥布廉诺维奇家族。有关的报道表明，塞尔维亚人民欢迎奥布廉诺维奇家族统治的结束，期待着光明的未来。

“戊戌变法”又叫“百日维新”，是1898年发生在我国的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1898年1月，康有为上书皇帝，提出三条变法纲领：立即宣布实行变法；广开才路，各级官吏都有权向皇帝上奏折；全盘改革政权机关。上书以后，康有为等维新派到处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宣传变法主张，改良主义运动有了很大发展，赞成变法的人越来越多。当时的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更加迫近。2月，康有为从广州赶到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恳切地说明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普通百姓都要做不成了。当时，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分成了两派：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与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慈禧太后等人手中掌握着实权，坚决反对一切政治上的革新。光绪皇帝为了增强自己的势力，对抗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后党”，维护自己的利益，保住自己的宝座，希望经过变法引进新人，夺取实权，改善自己的处境，支持变法活动。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正式下令宣布变法，接受改良派的政治纲领。在维新派的影响和直接参与下，从6月11日到9月21日，光绪皇帝一连下了几十道实行新政的命令，对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有：在中央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商局，推动工商业的发展；精简旧衙门和官员；废除八股文，改革考试制度；准许自由创办报刊、成立学会；奖励科学发明等等。这些命令像雪片似的颁布下去，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支持的人固然不少，可是反对的人更占优势。除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集团之外，各省的地方官吏绝大部分也是守旧的官僚，他们把慈禧太后当作靠山，根本不理睬这些改革命令。各种顽固守旧的势力结成了一个反维新的联合阵线。而维新派除了拥有一个毫无实权的皇帝外，丝毫没有与顽固派较量的实际力量。他们既不敢依靠人民群众，自己手中又没有军队，因此，维新运动虽然表面上轰轰烈烈，但随时有被顽固派扼杀的可能。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把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又废除了一切新政法令。一大批维新人士惨遭杀害，维新派重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这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改革只进行了103天就在旧势力的反攻下失败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百日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