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6日－7日，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温家宝在会上强调，农村税费改革将进入新的阶段，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积极稳妥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革试点。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2000年6月7日，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胡锦涛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指出，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指导方针，也是新时期党校工作的指导方针。

在1999年6月7日举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上，刘家琛副院长公布：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广东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的李深、曹秀康等6名主犯在广东被执行死刑。其他被告人的上诉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香港走私分子李深、张猗、邓崇安、陈励生和内地走私分子林春华、姜连生、李勇等人互相勾结，自1996年初至1998年7月期间，通过贿赂收买湛江海关、边防等部门及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采取少报多进、伪报品名、不经报验直接提货以及假退运、假核销等手法，大肆进行汽车、成品油、钢材等货物的走私活动，偷逃关税，从中牟取非法暴利，给国家税收造成巨大损失，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中，李深参与走私汽车（包括车身）3800余辆（套）、钢材19万余吨、柴油4万余吨、原糖1万余吨，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4亿余元；张猗参与走私汽车（包括车身）3200余辆（套）、钢材17万余吨、柴油3万余吨、原糖1万余吨、大豆5万余吨，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4．2亿余元；邓崇安参与走私汽车车身1000余套，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7亿余元；林春华参与走私成品油75万余吨，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3．4亿余元；陈励生参与走私汽车车身1900余套、柴油4万余吨，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8亿余元；姜连生参与走私成品油74万余吨，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3．4亿余元；李勇参与走私钢材11万余吨、柴油4万余吨、原糖2400余吨，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7600余万元。湛江海关、边防等部门及党政机关一些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大肆收受贿赂，为走私分子护私、放私，甚至参与走私。其中，湛江海关原关长曹秀康，利用职务之便，受贿财物价值人民币240余万元；湛江海关调查处原处长朱向成受贿财物价值人民币280余万元，尚有人民币340余万元不能说明来源合法；茂名海关原关长杨洪中收受贿人民币180余万元，并有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其来源合法；湛江市公安局边防分局原局长邓野、原政委陈恩等人不仅受贿索贿，放纵走私，而且有严重贪污、徇私枉法和滥用职权行为，邓野受贿人民币130余万元，贪污公款人民币23万元，陈恩受贿人民币43万元，贪污公款人民币23万元，两人另均有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合法；湛江市原副市长杨衢青，向曹秀康行贿人民币200万元，参与走私小麦和油菜籽，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6000余万元，他在任职期间，还利用职务之便受贿人民币54万元。中共湛江市委原书记陈同庆以权谋私，在为他人调动升职、安排工作、联系承包工程中，受贿价值人民币110余万元。由于涉案人员较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法律规定，指定广州、湛江、茂名、深圳、佛山5个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负责案件审判。今年5月12日，广州市等5个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案件进行了公开宣判：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行贿罪并罚判处李深、张猗、林春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邓崇安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受贿罪判处曹秀康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罚判处朱向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鉴于陈励生于案发后投案自首并坦白交代罪行，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陈励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鉴于姜连生在共同走私犯罪中的作用次于林春华，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姜连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鉴于李勇在共同走私犯罪中的作用次于李深、张猗，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行贿罪并罚判处李勇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鉴于杨洪中有认罪态度较好、退清赃款等情节，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罚判处杨洪中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鉴于杨衢青在走私犯罪中的作用，且有自首情节，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行贿罪、受贿罪并罚判处杨衢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鉴于陈同庆认罪态度较好，并主动退清赃款，以受贿罪判处陈同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鉴于邓野有自首、立功情节，以受贿罪、贪污罪、徇私枉法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罚判处邓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鉴于陈恩拒不认罪，以受贿罪、贪污罪、徇私枉法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罚判处陈恩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上各犯均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的赃款上缴国库。其他17名案犯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一审法院宣判后，李深、曹秀康等12人不服，分别以有投案自首、检举立功、量刑偏重等为理由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各被告其自首、检举等行为，经公安、检察机关查证，或经查不实，或依法不构成重大立功，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李深、曹秀康等6人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将李深、曹秀康等6人的死刑判决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李深、张猗、邓崇安、林春华4人在走私犯罪中，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从严惩处；曹秀康、朱向成贪赃枉法，收受走私分子贿赂数额特别巨大，造成国家关税重大损失，也应依法从严惩处。二审驳回各被告人的上诉理由，于法有据。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作出裁定，核准李深、曹秀康等6人死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当天也驳回了其他上诉人的上诉。

一名女扮男装的古代巾帼英雄，一个现代美术风格的大力女孩形象，伴随着中国的长城、宫殿、古战场、腾飞的巨龙及悠远的东方文化，令1998年6月的美国影坛叹为观止。这就是迪斯尼公司推出的动画片《花木兰》(“Mulan”)，无数美国观众在接触这一可歌可泣的中国古代传奇之际，也领略并惊叹影片展示出的古老中国文明的辉煌。木兰的故事取材自中国南北朝乐府民歌代表作《木兰诗》迪斯尼公司与美国艺术家以其独到的眼光，将中国千年来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蜕变为具备一切要素的流行文化，得以风靡美国。《花木兰》自6月19日起在全美首映的周末三天票房记录就达到2300万美元，仅次于票房收入3100万美元的悬疑科技片《X档案》。它是迪斯尼以往5年所制作的电影中“口碑最佳”的一部。事实上，《花木兰》首映三天的票房超过了1997年7月推出《大力神》和1996年6月首映的《巴黎圣母院的驼子》。从东岸的纽约大都会，到西岸的旧金山湾区，《花木兰》首映的周末在家家电影院引发了排队的长龙，刚刚放暑假的中小学生和成人们蜂拥而至，竞相先睹为快，“木兰！木兰！”的惊呼声不绝于耳。几乎90％的观众都对这部新片给予高度的赞赏，儿童们看完后则大都兴奋地表示还想再看--马上再看。《花木兰》的魅力与轰动效应于此可见一斑。耗资1亿美元，历时2年，集聚700多名艺术家的心血与才智完成的《花木兰》，是迪斯尼公司自1937年制作首部动画片《白雪公主》后的第36部动画片，并且是第9部以女性为主角的迪斯尼动画片，更是迪斯尼第一次将中国古代民间故事变为当代流行了电影与娱乐文化的本身，硅谷的主流媒体《圣荷西水星报》称：“在美籍中国人适应主流社会150年以后，动画片《花木兰》代表了主流社会发现可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一些东西。”仅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及其更年轻的电影文化工作者们意识到，从世界上文明古国的传奇故事中寻获创作的灵感、素材是大有裨益的，这不仅使影片制作更富有历史、文化的底蕴，其神秘的传奇性、生动性也使许多迪斯尼动画片成为老少成宜的流行文化精品。这方面的实例就是《阿拉丁的神灯》、《美女与野兽》、《狮子王》、《灰姑娘》、《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等一部部杰作，如今迪斯尼的眼光又瞄准了中国，于是有《花木兰》风靡全美、中国文化为人津津乐道的现实。可以说中国古代传奇为迪斯尼动画片注入新的活力与生命。《圣荷兰水星报》还披露了两个事实：几乎一夜之间，全美“麦当劳”快餐店为儿童欢乐套餐所赠送的玩具娃娃，都替换成了花木兰的可爱形象，这一波生意经其实又何尝没有文化渗透的因素及势必在少儿中产生的潜移默化作用。迪斯尼公司促销这部新片的另一高招是，请出花样滑冰世界冠军、1998年冬季奥运会女子花样滑冰亚军关颖珊以花木兰英姿勃勃的扮相，在冰上舞蹈中演绎这出古代传奇，与关颖珊搭配饰演其他角色的包括许多美国滑冰好手和世界大赛奖牌获得者。这个特别节目在美国ABC电视台播出，其声势与吸引是不言而喻的。关颖珊由于她在滑冰界的杰出表现与美好形象在美国大众中深得人缘，也是不少青少年的青春偶像，迪斯尼以关颖珊的冰上花木兰形象为动画花木兰造势，确实高明得很。

江泽民向6位解放军将领颁发晋阶命令状

１９９３年６月７日，中央军委在北京隆重举行晋升上将军官军衔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颁发命令状并作重要讲话。这次被晋升上将军衔的有：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万年，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傅全有，国防大学校长朱敦法，海军司令员张连忠，空军司令员曹双明。授衔仪式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主持。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发的晋升军官军衔的命令。这次被晋升上将军衔的６位军官是我军１９８８年首批向１７位高级军官授予上将军衔后，第一次晋升上将军衔仪式的高级军官。

阳翰笙(1902—1992)原名欧阳继修。四川高县人。20年代初即投身革命，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33年参加电影工作，创作的剧本有《铁板红泪录》、《中国海的怒潮》、《生之哀歌》、《逃亡》、《生死同心》、《夜奔》、《八百壮士》、《塞上风云》、《万家灯火》、《三毛流浪记》、《北国江南》等。1949年7月，在第一届文化会上当选为中国影协主席。1992年6月7日阳翰笙在北京逝世，终年91岁。

1991年6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　，要求合理调整现有公有住房租金，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到成本租金。职工购买公有住房，在国家规定的住房面积以内，实行标准价。１０月１７日，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提出《关于全面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总目标是：按照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从改革公房低租金制度着手，将现行公房的实物福利分配制度逐步转变为货币工资分配制度，由住户通过商品交换（买房或租房），取得住房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使住房这种特殊商品进入消费品市场，实现住房资金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

1989年6月7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关于严明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通知》。《通知》向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提出了在彻底平息反革命暴乱、维护安定团结大局的政治斗争中，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坚定地在政治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等五条要求。

日本《日经产业新闻》1985年6月7日报道，美国国防部的国防高等研究计划局着手研制利用新半导体材料镓的世界最高速的32位微处理机。其开发体制是由麦克唐奈-道格拉斯公司和得克萨斯仪器公司以及控制数据公司所组成。目标是制成比现在的超级小型计算机运算速度快近100倍的微处理机。其镓芯片采用可放在指尖上那么小，芯片上有1万门电子线路，运算速度的设计目标是每秒1亿条指令，当时以硅作材料的市售32位微处理机之运算速度为每秒100万条指令。

侯孝贤

1985年6月7日，侯孝贤凭电影《冬冬的假期》在第七届亚太影展上获最佳导演奖，这标志着台湾新崛起的一代导演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承认。台湾新一代电影导演是在对台湾军教片、政策片、琼瑶片和香港商业电影的反对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1982年至1983年间崭露头角，1984和1985两年群雄角逐。其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作出更大胆的尝试，明确揭示个人风格和创作兴趣，如张毅《玉卿嫂》和《我这样过了一生》、侯孝贤《冬冬的假期》和《童年往事》、李佑宁《老莫的第二个春天》、杨德昌《青梅竹马》等。侯孝贤，广东梅州人。1980年独立编导了处女作《就是溜溜的她》。其后编导的《在那河畔青草青》。《儿子的大玩偶》等成为新电影运作的里程碑。图为侯孝贤执导的台湾电影《悲情城市》获1992年威尼斯电影节大奖--金狮奖。

杨德昌

李佑宁

张毅

胡耀邦与贺龙、乌兰夫在一起

1982年6月7日，胡耀邦会见荷兰共产党主席胡克斯特拉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各国共产党发展关系的原则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

胡耀邦故居全景

1981年6月7日，以色列飞机悍然炸毁了伊拉克核反应堆。早在1959年，伊拉克就打算建立核反应堆。它曾与苏联签订协定，计划建立一个小的、设备简单的核反应堆，但是很久没有什么进展。70年代以来，伊拉克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为了加快建设步伐，伊拉克向西欧国家寻求先进核技术，以发展自己的核工业。伊拉克在与法国、意大利和巴西签订核合作协定和合同时，一再明确宣布它发展核技术是“用于和平目的”。伊拉克参加了1968年签订的国际防止核扩散条约。乌西拉克核反应堆是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控制的。今年1月，该机构视察过伊拉克的反应堆，据说没有发现不符合1968年国际防止核扩散条约的活动。以色列为维持自己在中东的核优势，一直把伊拉克的核设施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必欲毁之而后快。1980年，美国把F-16战斗轰炸机交付以色列。这就使乌西拉克核反应堆处在以色列空军轰炸范围以内了。同年秋，贝京组织了少数阁员参加的专门小组(包括空军司令和情报头子)进行策划摧毁伊拉克核反应堆的活动。其代号是“巴比伦行动”。为执行这一计划，贝京挑选了一批飞行员，而以一名富有作战经验的上尉为头目。队伍组成后，在绝密的情况下，在西奈齐埃翁空军基地进行训练和演习。训练的第一阶段，是沿约旦和沙特阿拉伯边境的沙漠作长时间的交叉飞行，以便在体力上和技术上适应无标志可循的沙漠上空长距离飞行。同时试探约旦和沙特的雷达防务上的盲点何在，以便规划飞往巴格达的路线如何才能不被进驻沙特的美国机载预警飞机的侦察系统察觉。训练的第二阶段是在以色列上空作紧凑的队形飞行，要设计出一种飞行图像，能在长达1000多公里的飞行中使对方防空部队弄不清是什么飞机，为此，一些飞机低飞，一些飞机高飞，一些飞机连成一串，即使反映在雷达荧光屏上也能象商用飞机的图像一样。最后是作轰炸训练。在内格夫沙漠上建立了好几种像伊拉克核反应堆一样的混凝土模型，飞机对这些模型作反复的实验性的轰炸，以便确定如何才能有效地、准确无误地炸毁核反应堆。为此，以色列情报部门设法弄清了核反应堆水泥外层的厚度”，水泥的确切成分，控制反应堆的外国技术人员的日常活动规律、到达和离开工作地点的时间等等情况。行动的时间几经改变，最后确定在6月7日下午黄昏前后。6架F-15歼击机作掩护，8架F-16战斗轰炸机进行轰炸。每架轰炸机带两个2000磅的炸弹，八架轰炸机共带16吨TNT炸药，所有的飞机都带有导弹、加油箱。机群沿着约旦和沙特边境低飞，以避开机载预警飞机雷达的扫描。在进入伊拉克境内以前，当阿拉伯空防部队察觉，要求他们说明国籍时，飞行员或者以流利的阿拉伯语回答，诓言他们是约旦飞机，正在作飞行训练；或者以英语回答，伪称他们是商用飞机。这样，以色列飞机就蒙混过去了。机群在下午6点30分到达塔穆兹研究中心。F-15在上空掩护，F-16从2000英尺的高空一个接一个地对准目标俯冲轰炸，在二分钟内，把16吨炸药全部投掷下去，将反应堆炸毁了。但人员伤亡很少，因为那天是星期天，外国专家都休息，只有一个法国人逗留在那里，被炸死了，以色列用的是导向炸弹，所以能击准目标。据估计，如果法国愿意帮助修复反应堆，至少要用一年半的时间。以色列飞机在巴格达上空，虽然遭到密集的高射炮火射击，但未被击中。伊拉克的截击机没有出动，保卫核工厂的苏制萨姆-6地对空导弹也没有发射。以色列飞机取道约旦返回特拉维夫和比尔谢巴之间的基地。整个行动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据说当贝京向内阁成员宣布以色列飞机正飞往伊拉克执行任务时，一些不知内情的阁员还以为他把叙利亚错说成伊拉克了。

1974年6月7日，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发掘的西汉前期墓葬中，同时发现了著名的《孙子兵法》和已经失传了1000多年的《孙膑兵法》等竹简4000多枚。这批先秦古籍的发现，是我国文物、考古工作取得的又一重大新成果。这批竹简的发现，证明现有《孙子兵法》源出孙武，完成于孙膑，是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长期战争经验的总结，并不是一个人专著，使《孙子兵法》作者孙武是否实有其人等国内外长期存在的疑案得到解决。特别是失传已久的《孙膑兵法》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福斯特1970年6月7日逝世于英格兰，享年91岁。他的著作《可以远眺的房间》和《印度之行》揭示了不同的文化冲突所产生的紧张和随之而来的欢乐。他表示怀疑人们（无论喜欢文化与否）是否能够真的相互了解。“只有相互沟通，”他中肯地说，“才能够真正相互了解。”

1956年6月7日，在上海举行的中苏举重友谊赛上，陈镜开挺举起133公斤，打破了美国运动员保持的132.5公斤的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成为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从这以后，陈镜开先后9次打破世界纪录，5次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87年5月11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授予陈镜开银质奖章。陈镜开的赫赫战绩举世瞩目，然而他是怎样被发现的，却很少有人知道。那是在1954年底，当时的中南军区体工队举重教练李启龙正在物色举重运动员，一位朋友向他推荐陈镜开。当时，陈镜开离开家乡广东东莞石龙镇，在广州一家私营建身房打杂，闲时也练练健身，玩玩石担子。正巧，开办这家健身房的谭文彪是李启龙的熟人。李启龙便借找谭文彪的机会到健身房去看陈镜开。19岁的陈镜开身高仅1.49米，两腿奇粗，全身肌肉发达，美中不足的是足踝内翻。那时粮食供应比较紧张，陈镜开饭量太大，常常吃不饱。谭文彪希望李启龙收下陈镜开，给他找碗饭吃。于是，陈镜开拉着一辆板车，驮着行李跟着李启龙来到中南军区体工队。经过短期训练，陈镜开参加了1955年3月举行的全国举重测试。由于他个子矮，没有适合他穿的服装，只得用别针将举重服别起上场，这次测试他只挺举起95公斤，连名次也未得上。尽管如此，李启龙仍然认为陈镜开大有希望，推荐他进入国家举重集训队。在国家集训队，陈镜开训练十分刻苦，并且得到前苏联举重教练的指导，成绩上升很快。最后终于成为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在第一次打破世界纪录以后，陈镜开的信心更足了。但是，当时西方国家的一些报纸发表文章，说陈镜开的世界纪录是写出来的，不是举起来的。陈镜开十分气愤，难道在我们国内创出的世界纪录就不算数吗？他时时激励、鞭策自己，总有一天要在国际体坛上，让外国人看看，我们的世界纪录是真的还是假的。机会终于来了，1957年8月，世界青年联欢节举重比赛在莫斯科举行。比赛开始后，陈镜开由于身体有伤，在前两个回合中，举得不理想，成绩比前苏联运动员少15公斤。在挺举130公斤的时候，他的两腿猛烈抽筋，虽然试举成功，可是他似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主持比赛的前苏联人，已经把他们国家的国旗挂到了第一名的旗杆上。陈镜开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他看看胸前的国徽，一股神奇的力量从心底涌起。他沉着坚定，成功地举起了140公斤的杠铃。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前苏联的那位主持人无可奈何地解下国旗。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赛场冉冉升起。事后，一位记者问陈镜开，是什么力量使你把这么重的杠铃举起来的，他自豪地回答：“我是用6亿人民的力量举上去的。”

1951年6月7日。自5月25日就失踪的两名英国外交官将作为苏联间谍被逮捕。唐纳德-杜阿特-麦克莱恩和盖伊-弗朗西斯-德蒙西-伯吉斯在6月1日前是英国外交部的雇员。6月1日，由于他们二人未经请假旷职一周，英国官方暂停他们的职务。据信这两个人去了法国，法国担保人正在调查此事。这两个人担任重要的职位，而且曾在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说，如果他们确实是“苏联同情者”的话，这就是“相当严重的事件”。据参议员欧文-布鲁斯特说，麦克莱恩确实了解英美关于北大西洋条约、朝鲜战争和对日和约问题秘密交换意见的全部内容。

１９５１年６月７日，敦煌文物研究所人员受嘉奖，此举显示政府鼓励保护和整理文化遗产。７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在中国科学院举行表彰大会，表彰敦煌研究人员八年来在困苦条件下，从事敦煌莫高窟壁画的摹绘和研究工作，成绩显著，对中国自北魏隋唐以来千年文化遗产尽了保护之功。同时，政务院批准文化部的请求，增加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经费和设备，扩充该所的编制，并令文化部文物部门会同该所拟定保护莫高窟的计划。

１９５０年６月７日，安子文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情况及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专题发言。在发言中，安子文较全面地介绍了党的组织状况，并提供了许多重要数据。我党的发展和削弱，是和中国革命胜利与挫折相关的，大革命时期我党党员约有５．９万人，大革命失败后降至１万人左右，１９３４年土地革命胜利发展时，曾达３０万人；后因南方革命失败在１９３７年抗战开始时又降至４万人左右，抗日战争中，党获得大量的发展，因此在抗日胜利时，党员增至１２１万人。自抗日胜利以后至现在，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飞速发展，据１９４９年年终统计，全国党员已达４５０万人以上了。由于各解放区历史发展的不同，党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党员绝大部分分布在长江以北的老区半老区以及人民解放军中，少数分布在江南和西北的新区。关于党员成分：农民成分占绝大多数，工人成分极少，这是中国社会条件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据１９４８年统计，在１０７０４８０个地方党员中，农民成分占８６％弱，工人成分仅占４％。１９４９年上半年统计，在２５０８６２０个地方党员中，农民成分占８４％强，工人成分占４．２３％；下半年统计，在３２６５３３７个地方党员中，农民成分占８３％，工人成分占５．８７％，如单独以东北计，１９４９年上半年工人成分仅占９％，下半年占到１６．５％，增加了７．５％，如果把工人、城市贫民、雇农和贫农都算作无产与半无产成分，则１９４９年年终统计，在３２６５３３７个地方党员中占６２％稍弱。此外，约１００万名党员，长期过着供给制的生活，从其觉悟程度来看和生活状况看，可以说是工人阶级中最优秀部分，这是中国党的一个特点。关于党员的党龄：大革命时期及其以前，全党仅６００余人；土地革命时期的约３万人左右；抗战时期的约１１０万人左右；日寇投降至现在的约３３０万人。关于党员的文化程度：在３２６３６９６个地方党员中，文盲半文盲占６９％，小学程度占２７．６６％，中学程度占３．２０％，大学以上的占０．３２％。党员的年龄和性别：在２３４９５８９个地方党员中统计，青年党员占２４．６％，妇女党员占１４．９６％。党的机构状况：在中央领导下，共有６个中央局，４个分局，２４个省委和１７个区党委，１３４个市委，２１８个地委和盟委，２１４２个县委和旗委，１５４９４个区委，约２０万左右个支部。在１６９０１９个地方支部中，机关支部占１２．４％，学校支部占１．８２％，工厂支部占２．４６％，矿山支部占０．３５％，企业支部占０．８４％，农村支部占７９．８％，街道支部占１．７７％，其他支部占０．５５％。

八路军总部公布正规部队人数4万多人。

1940年6月7日，八路军总部公布：八路军正规部队已由三年前的4万多人发展近50万人，创造了近1亿人口的解放区和游击区，共产党员由战前的4万人发展为80万人。解放区战场抗击日军达40万，占侵华日军68万人的58%，抗击了全部伪军。

今天是6月7号。1940年的今天，集结在山西西北静乐县的日军1100多人，分两路向岚县进攻，开始对晋西北进行夏季“扫荡”。在八路军120师的率领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始了艰苦的反“扫荡”斗争。晋西北，是八路军最早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1937年9月，根据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120师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的管涔山区，以宁武、神池为中心，在五寨、苛岚、岚县、河曲、偏关、保德等地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1940年夏季来临时，日军发动了对晋西北的大“扫荡”。这时，八路军120师在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的率领下，从冀中转战回到晋西北。国民党政府停止了对八路军抗日经费和作战物资的供应，晋西北根据地人力物力财力遭到严重破坏，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120师仍然英勇顶住了日寇的疯狂进攻。这次“扫荡”，日伪军先后共出动两万余人，分路向晋西北根据地腹心地区扑来：北面抵达偏关；东面增兵至五寨、神池、静乐、河口、古交；南边的日军集结在离石、大武、柳林，以占绝对优势的兵力，紧紧跟随120师主力，实行连续的分进合击。在这种情形下，贺龙、关向应决心避实击虚，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尽可能多地杀伤和消灭敌人，以逸待劳，争取战役后期集中兵力，歼灭日军一路。在6月15号的作战会议上，贺龙制定了对敌之策：“内外线结合，跟敌人打游击战，千万不要死拼。”1个多月内，120师和友邻部队同日军进行了250多次大小战斗。6月16号，120师在静乐县米裕镇歼敌700余人，7月4号在兴县二十里铺歼敌700余人，给敌人沉重打击，迫使日寇全部撤退。6月7号开始的晋西北反“扫荡”，120师一共歼敌4500人，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１９３９年６月７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指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日寇除军事进攻外，加紧其诱降活动，并把这种活动放在第一位。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新的慕尼黑的可能。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压迫，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与磨擦，对边区的挑畔，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破坏等，都是它投降的准备。指示要求全党用全力起来反对投降分子、反共分子的活动。１０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投降提纲》的报告，指出当前形势是：国民党投降可能是从抗战开始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成为时局最大危险，则是目前正局中的现象。国民党反共也是从统一战线建立时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因此日本的诱降政策，国际的压力，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性已经成最大的危险，而这些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为此，党的当前任务是：１．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准备兵力、准备群众，随时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２．全党努力，同一切爱国进步分子、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亲密联合，并和他们一道去动员群众，开展反对投降的斗争。３．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不能有任何的动摇。结论指出，即使“大半边天都黑了，剩下共产党抗日，我们也要干下去”。

旷继勋在四川通江县洪口场被杀

1933年夏，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再次进行“肃反”，余笃三、旷继勋、舒玉章等先后被杀。余笃三，1930年12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委。翌年2月被选为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同年5月，张国焘到鄂豫皖后，红四军进行整编，他被调任红十一师政委，后任红四方面军总经理处主任。旷继勋，早年入川军，曾任川军江防军七混成旅团长、代旅长。1929年6月率第七混成旅于四川蓬溪县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总指挥。历任红四军军长、中共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二十五军军长等职，红四方面军入川后，曾任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舒玉章，毕业十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入黄埔军校，参加了北伐战争。后由中共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参谋处主任。

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赔款问题，1924年道威斯计划实施后，德国表示不满意。1928年德国以财政困难为由提出修改道威斯计划的要求。协约国因此商定成立以美国银行家杨格为首的专家委员会，负责拟定关于赔款问题的完整的和最后的解决办法。1929年6月7日，杨格委员会制定出新的赔款计划，经1930年1月的海牙会议批准生效。杨格计划确定德国赔款总额为1，139亿马克，限在59年内付清，前37年每年支付约20亿马克，后22年平均为15亿马克。计划规定取消协约国对德国财政经济的监督，成立“国际结算银行”以处理赔款方面的一切事务等。但由于国际经济危机席卷欧洲，杨格计划未能实施。

清东陵

1928年6月，孙殿英率部挖开东陵，盗走巨宝。东陵地处河北蓟县、遵化一带，总地名马兰峪，山杰地灵，有帝陵、后妃陵14处。这些陵寝不仅外殿修饰极其华贵，地宫内宝藏也不计其数。皇陵修筑得十分坚固。外有5尺厚墙，内有3道玉石或铁质包金门，墓门后还有巨大石球顶住，非人力能够开启。建筑得万无一失的东陵却被孙殿英炸开。孙殿英以剿匪为名，派潭温江率队伍在各陵安营扎寨，声称孙部要在此搞军事演习，并增岗加哨，严加防范，暗中责成工兵营长颛孙子瑜连夜行动。工兵营昼伏夜出，拼命挖掘，先后挖开了乾隆及慈禧陵的墓道，炸开了墓门。颛孙子瑜亲带工兵在孙殿英亲信的严密监视下，进入停放灵柩的寝宫。先将陈列物品搬取一空，又将灵柩劈开，将棺内放置的和尸体上穿戴的珍宝尽数收罗。再将尸身拖出棺外，把棺椁移开，把尸身下所垫珍宝与棺下“风水穴”中的宝物全部取出。忙乱中交杂着争夺。宝物盗出后，孙殿英亲自检巡一遍，择其上品装了满满5大箱带回司令部。陵寝一片狼藉：横七竖八的棺木，夹杂着破衣烂衫，尸身被扔在角落里，曾不可一世的西太后脸朝下趴着，左手扭转到后背上，头发散乱，上衣被撕开，袜子被脱下一半，绣鞋扔在地上，而鞋上珍宝已无踪影，嘴唇因被从口中掏珠而残破。乾隆陵寝遭遇更惨：帝后妃6具尸身，仅一具完整，其余残骨混乱不堪，难以辨认，乾隆的下颏碎为二，发辫及肋骨等皆被抛置在墓门外。其他各陵墓室尚完好，但殿宇供物均被掠取，建筑也残破不堪。东陵被盗的消息传开，舆论大哗。

乾隆陵

1922年6月，《妇女杂志》第八卷第六号发表署名瑟庐的文章《产儿限制与中国》，讨论在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问题。他说：“我们如果要谋增高中国的文化程度，救济目前饥馑、灾荒、战争、疾病、疠疫等苦痛起见，实在不可不提倡产儿限制，而与妇女解放的前途，更有非常重大的关系。”他又说：“我国的妇女，真可说是低微已极了。现在有许多高呼妇女解放的人，都主张妇女教育的增高，经济的独立，更有一派倒因为果的人，以为妇女的被束缚，是无教育、经济依赖男子及不能替社会服务等应有的结果。然而我们试想，现在中国的妇女，果然有受教育的机会，经济独立的可能，服务社会的余裕吗？一般的女子，在及笄之年--正当男子或别国女子受教育最紧要的年龄--就由专制的父母作主，强迫她和从未见面、毫无爱情的男子成婚，立时负了做母亲的义务。于是第一个小孩还没有断乳，第二个早已受孕了。这样继续着，直到为母的生理作用停止时为止。中间除了妊娠、分娩、保抱、提携、乳哺、衣食种种的麻烦以外，还有疾病的忧愁，夭殇的悲戚，不但受尽了身体上无限的辛勤，更受尽了种种精神上说不尽的苦痛，这不是我国社会上普遍的现象吗？”他解释说，所谓产儿限制，不过用科学的方法，使做母亲的有决定产生子女数的自由，不必再用那堕胎、弃儿、杀婴等残酷的非人道的手段，而得免于饥馑、灾荒、战争、疾病、疠疫的苦痛，也不会发生卖淫、烦闷、犯罪、疾病等弊病。

1916年6月7日，梁启超致电独立各省说：“收拾北方，惟段是赖，南省似宜力予援助，毋令势孤，更不可怀彼我成见，致生恶感。”9日，蔡锷也通电全国说：“伏望内而中枢诸贤，外而已独立未独立各省长官，蠲除成见，以福国利民为前提，以拥护中央为要义。”14日又致电张敬尧说：“独立各省亟应宣布取消独立，自是正办，日前曾以此意电致滇黔等省矣。”6月7日，陕西部督兼民政长陈树藩首先宣布举陕西全境奉还中央。8日，四川都督陈宦通告全国：“遵照独立时宣布，即日取消独立，嗣后川省一切事宜，谨服从中央命令”。9日，广东都督龙济光率属开会庆祝段祺瑞“总秉国钧”时，也宣布“即日取消独立，服从中央命令”。11日，湖南汤芗铭最后一个宣布取消独立。

基钦纳勋爵在加利波利

1916年6月7日，英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级人员基钦纳勋爵遇难身亡。6日晚“汉普郡”号巡洋舰在奥克尼岛附近触雷抑或是遭鱼雷袭击沉没，无一人生还。他是乘坐“汉普郡”号巡洋舰前往俄国以提高日渐低落的士气的。消息传来，整个伦敦处于瘫痪之中，巴黎和华盛顿也对此感到震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基钦纳为英帝国的统治而奔忙。66岁的基钦纳曾在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埃及、苏丹、南非和印度统帅过军队。两年前，成为陆军大臣。

继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

1916年6月7日，黎元洪宣誓就职大总统。6月5日，袁死的前一天晚上，段祺瑞即往黎宅请他“依据约法，出任重寄，维持大局”。6月6日，段祺瑞不顾护国军依照《临时约法》恭承黎元洪继任总统的宣言，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全国，宣布奉“袁大总统”遗命，依袁世凯1914年颁定的“新约法”第二十九条，“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权”。7日，黎就任大总统，段祺瑞代表全体阁员表示“余等必竭力赞助总统”。但他却又态度暧昧，携教育总长张国淦前往东厂胡同黎元洪住宅以相视而坐半小时不出一言的特殊方式，履行了请黎元洪任总统的手续。当夜，黎元洪急派张国淦前往府学胡同段宅打听情况，段没好气地回答说：“我既然请副总统出来，这就是我的事了，他不要管，如果他怕的话，就请他来管吧！”他对请黎出任总统是很不情愿的。13日，《申报》发表文章称颂段祺瑞说：“今日各界公电纷纷，谓大总统未能完全自由者，不仅疑帝制派人尚盘据政局中，亦有一部分人疑段之态度不甚分明，或谓为人利用也。吾谓段于前既反对帝制而退，首先拥护总统，态度无所谓不分明。”

控制北京政权的重要人物。前排右三副总统冯国璋右四大总统黎元洪，右五国务总理段祺瑞

中方代表陈箓在恰克图会议上与俄方及蒙方代表合影

１９１５年６月７日，中俄蒙协约在恰克图签订，中国失去了在外蒙的实际统治权。根据１９１３年中俄声明文件及附件，关于中国及俄国在外蒙的利益，均应由中、俄、蒙三方酌定地点，委派代表接洽。因此于１９１４年９月８日三方在恰克图开议商谈。自１９１４年９月８日至今签订成立，费时达９个月。正式开会４８次，会晤谈判也不下４０次，才告完结。会议之所以迁延费时，是因为中国与俄、蒙间存有严重歧见，如：蒙古声明并无独立事情、取消帝号及“共戴”年号、外蒙境内铁路、邮政、中国驻库伦大员及其佐理专员的卫队名额、外蒙古司法诉讼、蒙境税则等问题。由于双方立场差距过大，致使中国一度打算撤使停议，但中国政府深知中国无力以武力收复外蒙，且中日“二十一条”要求日益严重，不得不委曲求全，签订了《中俄蒙协约》，共２２条。中国只保存了徒具虚名的宗主权。

运河开通

1914年6月7日，一艘巨大的美国轮船“联盟号”，今天成为许多船只中的第一艘经过巴拿马运河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轮船。这条已完工的运河长50英里，宽100到300码，船只必须通过3道船闸以弥补高度上的变化。曾在埃及建造苏伊士运河的法国人费迪南-德-莱塞普斯于1879年开始建造巴拿马运河。1903年，美国政府从一个法国公司那里买下了修建运河权。

李提摩太像

１９０２年６月７日，山西大学堂开办，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任西学专齐总理。山西开办学堂一案由李提摩太提出。义和团运动平息后，李提摩太在其所提出的《拟办山西教案章程》中，要求山西省赔款５０万两建立学堂。１９０１年９月，山西巡抚岑春煊派洋务局提调周之骧，在上海与李提摩太谈判办学事宜，１０月订出合同草案８条，商定由山西省筹措纹银１０万两，交李提摩太开办中西学堂，办学期限为１０年。６月，山西巡抚奏准设立大学堂，委派姚文栋为督办。李提摩太建议中西学堂并入山西大学堂，经过谈判，巡抚与李提摩太订立合并合同，将中西学堂作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齐。该校规定，凡推荐就学之生员免缴食、宿、书籍费，且每月每人发给银元８元，等于花钱雇学生读书。该校第一班学生荟萃了全省精英。

１９０１年６月７日，《清议报》刊登了梁启超的一篇《立宪法议》的文章。梁启超在这里头一次提出了“预备立宪”这个主张。他在文章中把世界上的政体分为３种：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立宪政体和民主立宪政体。他认为：民主立宪政体，施政方针变动太多，选举总统时竞争太激烈，对国家不利；君主专制政体，君民之间尖锐对立，人民极苦，而君主和大臣也极危；只有“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但是，梁启超又说，根据中国目前的条件，特别是根据国民现有的程度来看，还没有资格实行君主立宪，只能从事预备立宪。他说：“立宪政体者，心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日本维新在明治初元，而宪法实施在２０年后，此其证也。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语于此。”对于如何从事预备立宪，梁启超也在这篇文章中作了补充说明。从此，康有为、梁启超一派政治活动的主要口号，由“尊皇”、“剿匪勤王”转为争取实现“预备立宪”，并以此作为同资产阶级革命派相对立的主要纲领。

设在广州的科举考试的贡院

1901年6月7日，各国公使照会奕匡、李鸿章，开列应停考试各城镇清册。11日，清廷按所开列清册下诏，停止外国人民被“戕害凌虐”的45个城镇文武考试五年。这45个州县城镇是：山西省之太原府、忻州、太谷县、大同府、汾州府、孝义县、曲沃县、大宁县、河津县、岳阳县、朔平府、文水县、寿阳县、平阳府、长子县、高平县、泽州府、隰州、蒲县、绛州、归化城、绥远城、河南省之南阳府、河内县、郑州、光州、陈州府：浙江省之衢州府；直隶省之北京顺天府、保定府、永清府、天津府、顺德府、望都县、获鹿县、新安县、通州、武邑县、景州、泺平县；东三省之盛京、甲子厂、连山、于庆街、北林子、呼兰城；陕西省之宁羌州；江西省之鄱阳县；湖南省之衡州府。

“治学和从政有两个基本条件——定见与毅力。研究科学的人一味囿于陈腐见解，决不能有所成就：替国家社会服务的人因循敷衍，随波逐流，岂能有伟大成功？”这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科学家菲力普·伦纳德的名言。伦纳德生于1862年6月7日。他在青年时代，有理想，有抱负，也有过一段不争气的历史。中学毕业后，他远离家乡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读大学。在那里，他因追求女同学失恋，整天心神不宁，情绪惆怅，以致连续三个学期，成绩愈来愈差，最后被迫退学。后来进入德国的维也纳大学。该校知名教授奎克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学者，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从不宽容，他的方法是注重身教。在奎克教授的教诲和熏陶之下，他逐渐地端正了学习态度，课堂上专心听讲，刻苦钻研，注意独立思考，长进很快。后来奎克教授推荐他到柏林大学，在那里，他成了德国著名科学家赫尔姆霍兹的得意门生。柏林大学毕业后，他又到海德堡大学深造，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伦纳德经过多年的研究，反复的实验，终于在1898年研究出世界上最早的阴极线管，并因此得到1905年的诺贝尔奖金。后人为了纪念他，把阴极射线命名为“伦纳德光”。伦纳德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对紫外线等都有研究。他还在伦堡大学主持世界上第一所原子研究所，首创原子放射学。

伊万•弗拉基米洛维奇•米丘林(Ivan Vladimirovich Michurin)是苏联卓越的园艺学家，植物育种学家，米丘林学说的创始人。1855 年 10 月27日生于俄罗斯梁赞州新米丘林斯克，1935 年 6 月7日卒于坦波夫州米丘林斯克。自20岁起从事植物育种工作达60年之久。提出关于动摇遗传性、定向培育、远缘杂交、无性杂交和驯化等改变植物遗传性的原则和方法，培育出300多个果树新品种 。曾为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和苏联农业科学院院士 。著有《工作原理和方法》、《六十年工作总结》等。

别林斯基生于斯威阿堡城，父亲曾任军医。１８２９年进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１８３１年因为写了一部揭露农奴制度的剧本《德米特里·卡里宁》被校方开除。１８３３年开始为《望远镜》和《杂谈报》撰稿。１８３４年发表第一篇文学论文《文学的幻想》，１８３８年任《莫斯科观察家》杂志编辑，次年该刊停办，迁居彼得堡，主持《祖国纪事》杂志文学批评栏。在短短的几年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俄国文化生活中的许多重要现象进行了评论。到彼得堡后，他经历了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由启蒙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的转变，对农奴制度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在《艺术的观念》（１８４１）、《关于批评的讲话》（１８４２）、《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１８４３）等许多论文里，抛弃了先前的唯心主义的艺术观点，提出了文艺的本质“在于再现现实”，“艺术是现实的复制，从而艺术的任务不是修改和美化生活，而是显示生活的实际存在的样子”，以及“典型化是创作的一条基本法则”等文艺观点，成为俄国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奠基者。１８４６年离开《祖国纪事》，在《现代人》杂志主持文学批评栏，使该杂志成为当时俄国最先进的思想阵地。他于１８４７年出国就医，同时写了著名的《给果戈里的一封信》。同年秋返回彼得堡，继续文学工作，１８４８年６月７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