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年6月5日至6月6日公开审理乔燕琴、李海婴、钟辽国等故意伤害原广州市达奇服装公司职员孙志刚致死案，于6月9日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乔燕琴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李海婴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钟辽国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周利伟、张明君、吕二鹏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被告人李龙生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判处被告人韦延良、何家红、李文星、乔志军、胡金艳有期徒刑3年至10年。同日，孙志刚案涉及的原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李耀辉，原广州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副主任张耀辉，原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负责人彭红军，医生任浩强，护士邹丽萍、曾伟林等6人，以玩忽职守罪，被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和白云区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年至3年。法院经审理查明，3月17日晚，被害人孙志刚因未携带任何证件外出，被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错误收容。3月18日晚，孙志刚称有心脏病被送至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诊治。3月19日晚，因孙志刚大声呼叫，引起救治站护工乔燕琴不满。乔遂与吕二鹏、乔志军、胡金艳等人商量，授意李海婴等8名被收治人员殴打孙志刚。3月20日凌晨，被告人李海婴、钟辽国、周利伟、张明君、李龙生、韦延良、何家红、李文星等先后两度对孙志刚轮番殴打，致使孙志刚于3月20日上午经抢救无效死亡。后经法医鉴定，孙志刚系因背部遭受钝性暴力反复打击，造成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乔燕琴、李海婴、钟辽国、周利伟、张明君、吕二鹏、李龙生、韦延良、何家红、李文星、乔志军、胡金艳无视国法，共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并致人死亡，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依法惩处。公诉机关指控上述被告人故意伤害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罪名成立。其中，被告人乔燕琴指使、纠合其他被告人对孙志刚实施伤害行为，系本案主犯，应予从严惩处；被告人李海婴、钟辽国、周利伟、张明君、吕二鹏等两度轮番殴打致死被害人，罪行严重，应从重处罚；被告人李龙生、韦延良、何家红、李文星、乔志军、胡金艳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次要作用，是从犯，应依法惩处。但鉴于被告人李文星在犯罪时未满18周岁，依法从轻处罚。另据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和白云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原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李耀辉，原广州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副主任张耀辉，原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负责人彭红军，医生任浩强，护士邹丽萍、曾伟林等6人，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受国家机关委托行使公务的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义务，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孙志刚被错误收容并在救治站遭受伤害致死，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成玩忽职守罪。为此，有关法院分别作出前述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1998年6月发布命令，授予速滑名将叶乔波“体坛尖兵”荣誉称号。由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的命令说，叶乔波是解放军冰上训练基地速滑队女运动员，1964年出生，1977年入伍，1983年入党，体育三级，国际级运动健将。自1979年以来，她在34次国内外速度滑冰重大比赛中，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先后夺得52枚全牌、36枚银牌、12枚铜牌，3次创造全国纪录，4次打破全国纪录。尤其是在近几年的国际大赛中，她不畏艰难，勇攀高峰，连续取得突破性成绩。1991年2月，在世界速度滑冰锦标赛上，获得500米金牌。1997年11月以来，她连续参加了7次世界大赛，荣获7枚金牌、9枚银牌，其中在第十六届冬委奥运会上，她奋力夺得500米、1000米两枚银牌，实现了我国在冬季奥运会奖牌零的突破；在世界短距离速度滑冰锦标赛上，她一鼓作气，力克群雄，连获3枚金牌，夺取女子全能世界冠军，成为我国和亚洲第一个短距离速滑全能世界冠军。命令说，叶乔波在体育比赛中取得的卓著功绩，是她刻苦训练、顽强拼搏的结果，入伍15年来，她怀着为祖国、为军队争光的雄心壮志，把坚定的信念和远大的理想倾注在体育事业之中，以坚强的毅力、科学的态度、百折不挠的勇气，自觉加大训练难度，争分夺秒地苦练战术、技术，从不叫苦，从不松劲，战胜了重重困难，攻克了道道难关，在攀登世界冰坛高峰中屡创佳绩。中央军委的命令号召全军干部战士、特别是体育战线的同志向叶乔波学习，学习她对党、军队和社会主义无限忠诚，把有限的运动生命奉献给祖国体育事业的崇高思想，学习她顽强拚搏、奋发进取、勇攀高峰的革命精神；学习她立足本职、扎实工作、谦虚谨慎、不图虚名的优良作风。像叶乔波同志那样，胸怀祖国，埋头苦干，努力创造第一流的成绩，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1998年6月，位著名的国际艺术品鉴定专家联合指出：日本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公司(以下简称安田公司)画廊里珍藏的那幅《向日葵》，非荷兰印象派绘画大师凡高所绘，而是一幅赝品。这8名国际艺术品鉴定界的权威人士分别来自意、英，美等国，都是对凡高的作品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指出，无论是画作本身还是从画布等方面来看，安田公司所购的那幅《向日葵》都非出自凡高之手。此外，那幅画上没有凡高的签名。在1987年举行的一次国际艺术品拍卖会上，财大气粗的日本安田公司以令人咋舌的高价--3950万美元购得了荷兰印象派绘画大师凡高的一幅《向日葵》，在当时创下了国际艺术品拍卖的新纪录。如果艺术界一致同意那幅《向日葵》确系伪作的话，那么安田公司还创下了另一项世界纪录--购买赝品价格最高的世界纪录。早在1997年7月，英国伦敦一家艺术新闻报就曾刊登一篇文章称，在凡高现存于世的作品中，大约有100幅油画及手稿疑为赝品，其中包括安田公司花巨资购买的那幅《向日葵》。该文一经发表，立即在艺术界引起一场大辩论。虽然早就有人对凡高的一些传世作品提出质疑，但没有像该文这样明确地提出过，并在有影响的大报上发表。因为这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牵扯到许多收藏家及博物馆的切身利益。在没有确切把握的情况下，不便轻断真假。而且，像《向日葵》这样身价千万的作品，在拍卖前经过许多艺术品鉴定权威人士的鉴别，若称此画为赝品，这是在向那些权威人士发起挑战，一般人也不愿招惹是非。一般说来，签名是最难伪造也最易于鉴别出画作真假的。然而，那幅画上没有凡高的签名。但这不能成为断定真假的决定因素，因为凡高的许多作品都没有签名。凡高生前十分落魄，他做梦也未想到自己的画有朝一日会如此值钱，而且还会招来如此惟妙惟肖的仿制。目前，凡高最具代表性的那幅《向日葵》共有3个几乎完全相同的版本，一幅收藏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馆，一幅收藏在英国国家画廊。凡高于1888年画了第一幅《向日葵》，并于次年复制了一幅同样的作品送给了他的法国画友高更。至于第三幅则从未被凡高所提及，而且该作直至1901年才在一次展览会上展出，其身世至今仍然是个谜。英国艺术品鉴定专家诺尔曼认为，日本安田公司所购买的那幅《向日葵》是由一位名叫斯古芬纳克的法国人仿制的。斯古芬纳克是高更的朋友，曾一度保管过凡高的《向日葵》。

尽管迈克尔-费伊与他母亲住在新加坡，他在许多方面仍还是个典型的美国少年。他在新加坡的美国学校里踢足球、打棒球，在当地的哈德-罗克咖啡馆里当男招待，与朋友们一起花钱跳迪斯科。当他初次冒犯了那些法律条文，才发现与他的家乡俄亥俄州代顿镇相比，新加坡不仅在地理空间上有差异，而且似乎是处于一个不同的世纪。费伊18岁，3月份他为犯有喷涂汽车和窝藏偷来的路标的过失在法庭作了辩解。在美国，像他这样没有前科的青少年犯有如此过错至多不过被判缓刑。可是，新加坡处理公共秩序问题很严肃，小到连用厕后不冲洗之类的事也要受罚款。费伊经当地警察局被罚款2200美元，并被判四个月监禁。此外，他还要赤裸着臀部挨6下藤棍。当然耻辱不止这些。有数十名美国人写信给新加坡驻华盛顿使馆，拥护该判决。监狱的棍刑是由一位训练有素的打手掌管。据马来西亚的法学杂志所述，藤棍有4英尺长，半英寸粗，每抽一下都会造成皮开肉绽，形成不能消退的疤痕。大多数挨打的犯人因受惊而不得不进医院治疗。他们至少在三个月内不能端坐或仰卧。在过去的5年里，已有14人因在新加坡毁坏公共财物而挨棍。3月，美国为费伊的事向新加坡提出了强烈抗议。“我们承认他们(新加坡)有一定的权力履行他们的刑法，”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惩罚太过分了，非常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予以重新考虑。”要改变判决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新加坡当局并没有想宽容的意图。“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损害公共财物的行为到处发生，就如在纽约市，甚至连警车都不容遭损坏，”一位新加坡政府发言人在回答克林顿的指责时说。当费伊于1992年8月搬到新加坡去住时，他的父亲曾告诫他该国有酷刑。他父亲名叫乔治-费伊，在代顿的一家汽车供应公司任总裁。费伊的父母在他8岁那年离了婚，他由父亲和继母抚养。而他的生母兰迪再婚后移居新加坡。费伊在将近初中毕业时，觉得到国外与他生母和继父马科-陈一起呆上几年会很刺激。他的继父是一位美籍华人，在一家联邦捷达公司任董事。费伊的麻烦是从1993年10月6日开始的。他被指控喷涂2辆车子，对另2辆扔了鸡蛋，并藏有偷来的路牌。费伊是牵涉此案五名青少年之一。其中还有两个马来西亚人，一个香港人，一个美国人。费伊听到指控后虽强作镇静，但是他的脚却不由颤抖着。

格鲁吉亚，位于亚洲外高加索中西部。面积６．９７万平方公里。人口５４０万（１９９５），格鲁吉亚人占７０．１％，亚美尼亚人占８．１％。官方语言为格鲁吉亚语。格鲁吉亚人多信仰东正教。首都第比利斯。全境２／３为山地和山前地带，一半以上的土地在海拔１０００米以上。平原主要在西部沿海地带，约占领土１／１０。自然资源较贫乏，石油、天然气几乎全部靠进口。锰矿石储量丰富，还有少量煤和铜等。原为农业国，尚未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由于国内局势动荡，经济情况不断恶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２５８２卢布（１９９０）。农业原为前苏联亚热带经济作物基地，以茶叶、果树和葡萄种植为主，还有小麦、玉米、烟草等。工业以锰矿石开采、铁合金、钢管、电力机车、载重汽车、机床等为主，还有食品加工、纺织、葡萄酒、茶叶加工、纸张、皮革、服装等。进出口均以工业品为主，分别占９０％和９９％。公元前６世纪建立奴隶制的科尔希达王国。公元４－６世纪建立封建国家。６－１０世纪基本形成格鲁吉亚部族。８－９世纪初，建立了卡赫齐亚、爱列京、陶－克拉尔哲季封建公国和阿布哈兹王国。１１－１２世纪，经济和文化极为昌盛。１６－１８世纪其领土遭伊朗和土耳其侵吞。１８０１、１８０３－１８６４年间，东格鲁吉亚和西格鲁吉亚先后被并入俄罗斯。１９２１年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同年２月２５日（俄历）成立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年７月和１２月阿扎尔和阿布哈兹加入。１９２２年３月１２日加入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１２月以联邦成员身份加入苏联。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５日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４日发表独立宣言，改国名为格鲁吉亚共和国。１９９１年４月９日正式独立。同年９月起，国内两派武装冲突持续不断，局势动荡。５月２６日（１９１８）为独立日（国庆日）。１９９５年８月２４日通过的独立后第一部宪法将国名改为格鲁吉亚。谢瓦尔德纳泽执政后，主张在平等互利、尊重独立与领土完整等原则基础上积极发展对外关系。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加入独联体。１９９２年６月９日同中国建交。

1992年6月9日和15日，日本国会参众两院不顾社会党等议员的反对和抵制，先后通过了《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简称PKO法案)。这是战后日本国会首次通过向海外派兵法案。根据法案，日本可向海外派遣2000名自卫队员。日本国会此举遭到大多数日本国民和社会团体的强烈反对，他们纷纷发表讲话或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国会通过向外派兵法，呼吁日本不走战争道路。亚洲一些国家对日本通过派兵法表示忧虑。

１９９２年６月９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深刻领会全面落实邓小平最近的重要谈话精神，进一步发挥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之成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江泽民着重阐述九个问题：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改革也是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积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有用的东西；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两手抓”的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加强党的建设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贯彻落实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的要求等。

1991年6月9日，经过600多年的沉寂，位于菲律宾吕宋岛、海拔1436米的皮纳图博火山突然猛烈喷发。火山喷出的灰、沙、石、蒸气等直冲云霄。两周内，伤亡700余人，20多万人逃离家园，损失达50亿比索。四处飞扬的火山灰使30万公顷农田绝收、7千多顷森林毁于一旦。火山灰甚至远落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以及中国海南省和福建省等地。皮纳图博火山此次爆发是二十世纪所有火山喷发中规模和威力最大的一次。专家预测，皮纳图博火山会连续喷发1—3年之久，火山爆发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大气中的火山尘埃遮挡了阳光，从而使地球温度下降，北半球的农作物会因此减产。

1990年6月9日－15日，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校校长会议在北京举行。１２日，江泽民发表《关于加强党校建设的几个问题》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党校作为培训党的领导干部，组织和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作为干部增强党性锻炼的熔炉，应当大有作为，也是能够大有作为的。９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校工作的通知》。

1989年6月，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

1989年6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发表重要讲话。邓小平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邓小平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不能因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错了。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改革开放没有错，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把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

１９８６年６月９－１５日，全国案件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对违反党纪的案件的审查处理，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和严肃慎重、区别对待的原则，贯彻党对犯错误党员“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正确认识严肃党的纪律、端正党风与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用良好的党风和严明的党纪来保证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会议强调，对党员违反党纪案件的检查和审理，必须符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的要求。各级纪检部门要加强业务建设，完善案件审理工作制度，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和工作效率。

1983年6月9日，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保守党政府在英国大选中大获全胜，足以确保撒切尔夫人连任英国首相，任期为五年。虽然一年前撒切尔夫人的名望处于空前低落的状态，但当她从阿根廷手中夺回福克兰群岛后，又重新获得国民的信任，并且再度在大选中击败她的主要对手工党。

1978年6月9日，我国外交部发表《关于越南驱赶华侨问题的声明》，严正抗议本年４月初以来越南大规模的排华反华行动。

菲律宾国旗

菲律宾，全称菲律宾共和国。１５４３年西班牙殖民者以其王储、后来的国王菲利浦二世之名将莱特岛一带命名为菲律宾。位于亚洲东南部。面积２９９７００平方公里。人口约７０２７万（１９９５），８５％以上为马来族。有７０多种语言，官方语言为英语和菲律宾语。居民９３％信奉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首都马尼拉市。由７１０７个岛屿组成，山地占３／４，有１０多座活火山。矿产资源主要有铜、金、银、铁、铬、镍、石油等。森林资源、地热资源丰富。椰子生产和出口占世界第一位；是世界市场蕉麻的主要供应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１１８３３比索（１９９５）。主要农作物有水稻、玉米、椰子、甘蔗、麻、烟草等。渔业发达。主要有制造业、采矿业、燃料和动力工业。出口椰子产品、糖、矿产品、木材等；进口石油、机械、化工、金属材料、棉纱、合成纤维等。菲律宾人起源于史前时期。１６世纪以前，北部、中部和南部均有封建割据的王国。１６世纪初西班牙入侵。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２日（国庆日）宣告独立，成立菲律宾共和国。同年被美国占领。１９３５年１１月成立了自治政府。１９４２年被日本攻占。１９４４年美军重新占领。１９４６年７月４日菲律宾共和国宣告独立。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在平衡、平等、互利、互敬的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１９７５年６月９日同中国建交。

国会大厦

1975年6月，诺思罗普联合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向参议院全国公司调查委员会承认该公司同海外的咨询者达成了许多秘密协定。当该公司说它是仿效洛克希德航空公司的的做法时，一个马蜂窝被捅开了。很快就查明了洛克希德公司曾给有影响的秘密代理人、实业家、政客、政府官员和外国高级军事官员支付了数百万美元，以换取出售该公司军用和民用飞机获利丰厚的合同。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在该公司董事长丹尼尔-霍顿和总经理卡尔-科奇安以及其前任的授意和参与下进行的。这一丑闻并未局限于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而是扩及到了国外的法庭。在那里，许多受贿者受到了审讯和处罚。1958年，洛克希德公司的一个老资格的推销员被派往东京，建立了一个办事处并招纳了一批投机商人。他还找一个秘密代理人吉尾块。日本于1960年订购了230架星式战斗机。由于吉尾块的努力，他收到了170万美元的佣金。1972年，另外一桩巨额交易成交。这次是科奇安去东京向日航公司推销洛克希德的三星牌喷气机。洛克希德公司在东京的正式代理人告诉科奇安，明智的办法是向田中角荣首相提供5亿日元；公司的秘密代理人吉尾块则告诉科奇安，应该再拿5亿日元给田中角荣的密友吉野宪尔。科奇安对这两笔贿金表示同意。虽然日本方面最初的决定对洛克希德公司不利，但是后来吉尾块又给工业和外贸大臣打了电话，要求他推翻最初的决议。当科奇安又拿出1.2亿日元给了这位大臣之后，全日航空公司的总裁即通知洛克希德公司同意签订购买合同。就这样，1，200万美元的佣金、聘金和其它费用被支付给政府官员、实业家、吉尾块及其同僚。1977年，当丘奇调查委员会的结果公布以后，至少有14个人在东京受到审讯。洛克希德公司在1958年曾试图向西德推销星式战斗机，并说服西德国防部长法朗西-约瑟夫-施特劳斯于翌年购买96架飞机。作为回报，洛克希德公司执委会主席与之达成一项秘密的“君子协定”，公司将从这批飞机成交额中拿出一定的百分比，交付给施特劳斯的政党基督教社会主义同盟作为佣金。在1958年到1959年间，荷兰也一直考虑购买星式战斗机，当美国国防部从它的军事援助预算中削减了25架飞机之后，荷兰如愿以偿。究竟朱丽安女王的丈夫、颇有影响的伯恩哈德是如何做出购买决定的，尚不清楚，但是洛克希德公司确实在1960年到1962年间通过瑞士银行付给他100万美元。由于这一丑闻，亲王辞去了他所有的公职。洛克希德公司的活动也扩及到了意大利。1969年，律师奥维迪厄-莱福比和实业家凯米里奥-克罗恰尼被公司选为秘密代理人、负责向意大利政府推销大力神式运输机。在其后的两年中，他们花费了200多万美元收买意大利空军将领、国防部长及一些政党和政府官员，并从他们手中再收取回扣。洛克希德公司为了签订购买合同而慷慨支付。当丘奇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公之于世之后，大部分接受过代理人贿赂的意大利官员连同两个代理人，都被送上了法庭。丘奇委员会发现，洛克希德公司通过雇佣中间人向决策者行贿的手段，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西班牙、巴西和菲律宾等国都故伎重演。许多人对此感到大为震惊。一个专门委员会在经过内部调查以后，公开谴责了过去的不法行为，并且为洛克希德公司的全体雇员订立了一套(新的)商业法规。霍顿和科奇安作为贿赂案的元凶，被迫提前退休。

1973年6月，周恩来重返延安。这是他同老乡攀谈。

今天是6月9号。1973年的今天，在阔别延安20多年后。周恩来又重新踏上了这片黄土地。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曾在这里度过十年的战斗岁月。对周恩来来说，延安不是故乡胜似故乡。这一天，周恩来陪同外宾参观了延安。周恩来在延安住下后，顾不上休息，要到街上走走。枣园是当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工作、生活的地方，今天，周恩来陪同客人来到这里，走进这些窑洞，历史的一幕幕仿佛又重现眼前。周恩来格外感慨。当来到自己居住过的窑洞时，周恩来提出，不要多宣传他本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址前，周恩来还观看了当地群众的文艺表演。在王家坪纪念馆，周恩来兴致勃勃地向外宾介绍了红军长征、遵义会议、重庆谈判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他还向纪念馆领导人多次提到朱德、董必武、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业绩，建议多陈列他们的照片，以纪念他们。周恩来到了延安，就打听当年的邻居，想看看他们。当他来到一位老邻居的窑洞前，看到他们的生活情况，周恩来沉默了。6月9号这天晚上，周恩来特地找来延安地区党政负责人，向他们了解延安地区人民生活情况。当知道延安群众的生活还很困难时，周恩来流下了眼泪。他动情地说：延安人民哺育了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在中央，对延安工作关照不够。周恩来向当地负责同志提出，应尽快改变延安地区的落后面貌。谈话结束后，夜已经很深了。周恩来还怔怔地坐在沙发上。摄影师为他拍下了这张照片，周恩来却浑然不觉。在沉思中，心系延安百姓的周恩来度过了6月9号这一天的漫漫长夜。这一切，至今仍留在延安人民的心中。

1969年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终年73岁。贺龙是湖南桑植人。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等职。1927年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起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第二军、第二军团总指挥。1934年在贵州与任弼时军团会合，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任红二、六军团总指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等职。1935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师长，创建晋绥抗日根据地，并任司令员。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西北军区司令员、西北局第二书记。建国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局第三书记、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4年6月9日，日本政府颁布《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通称“防卫二法”)，将保安队改为拥有陆海空3军的自卫队。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重新武装日本，于1950年7月8日指令吉田内阁建立7万5千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并将海上保安厅增员8千人。据1951年9月的《日美安全条约》，1952年吉田内阁设置保安厅，改警察预备队为保安队，兵员扩充至11万人，新设海上警备队。1954年6月9日为适应美国远东战略变化要求，把保安队改组为陆上自卫队，警备队改组为海上自卫队，并新建航空自卫队。规定其任务为维持国内治安，防御外来的直接或间接侵略等。自卫队受内阁总理大臣指挥监督，由防卫厅负责管理和协调，编制定额为27万。自卫队是战后日本的正规军事力量，其军费开支总数居世界第3位。

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抵达延安。记者团成员有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等外国新闻社的六名驻华记者，《大公报》、《中央日报》、《扫荡报》、《新民晚报》等国统区新闻单位的十多名中国记者及国民党官员、翻译等共二十余人。该团在延安参观访问一个月左右。中共领导人多次和这批中外记者会见交谈，介绍国共谈判、中共的希望和工作、中共抗战情况。

１９４２年６月９日，冀中日军坂本旅团长率３００余步骑，护送一个日本参观团从治庄头去白庄，路过深泽县东北的宋庄时，遭到八路军伏击。坂本当场击毙，骑兵和参观团也被消灭。日军步军随即向八路军反扑，八路军在宋庄设伏的部队仅三个半连，但在第二十二团左叶副团长的指挥下，利用事先筑好的四道工事，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日军的冲锋。午后，安国、定县、保定、深泽、无极等地日伪军陆续赶来增援，人数约为２０００人。日伪军在４门火炮、７挺重机枪、８０余挺轻机枪、４０余个掷弹筒的火力掩护下，向宋庄发起猛烈进攻。日伪军还向八路军施放毒气，但因宋庄地势较开阔，风力较大，八路军未受损失。双方激战至晚，八路军打退了日军３８次冲锋，毙伤日军９００余人、伪军２００余人。入夜，八路军分路成功突围。在这次战斗中，八路军阵亡３３名，负伤４１名（其中连级干部４人），以较小的伤亡重创日伪军。

１９４１年６月９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冀南工作的指示》。日寇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和“蚕食”，华北各地出现退缩局面，特别是冀南、冀中、冀鲁边及鲁西等平原根据地退缩较为严重。针对这种情况，军委指出，对敌之“蚕食”政策“若不予以击破，则我在平原将很难立足”。击破这种政策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我党我军在此三角地带，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处处为民众着想。应该因势利导，有计划性的巧妙地应付敌人。又指出，加强由当地干部率领与地方人民有血肉联系的地方武装，是坚持平原的基本条件，若无此种地方武装，单靠把主力分散去进行游击是困难的。华北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军民遵照上述指示，采取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自卫队相结合，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展开了广泛的、分散的群众性的反封锁、反“蚕食”斗争。分化瓦解日伪军，摧毁伪政权，粉碎日伪经济掠夺、封锁，并适时集中兵力打击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蚕食”的日伪军，拔除日伪“蚕食”据点。经过艰苦复杂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日寇的“蚕食”，巩固了八路军抗日根据地。

１９３８年６月９日，国民党新八师师长蒋在珍提出在花园口决堤建议被采纳，得赏金２０００元。蒋在珍在掘堤前，先把花园口一带的群众都赶到１０里以外，然后密布岗哨，选出身强力壮的士兵８００多名，分５个小队，日夜轮流掘堤，夜间以汽车上的灯光照明。６月９日上午９时许，蒋在珍部在花园口决堤成功，河水奔腾而出，水流由中牟、尉氏沿鲁河南犯。他们唯恐决口太小，急电薛调来两门平射炮及士兵一排，在一名连长带领下，连射六七十发炮弹，决口扩大至３７０公尺，全河改道。汹涌下的邵桥、史家堤、汪家堤和南崖四个村庄刹时被洪水冲毁，荡然无存。口门外冲刷成深１３米、方圆２５００多亩的深潭。洪水沿贾鲁河、颍河、涡河等河道向东南漫卷，由十几里扩展到１００多里宽，在人口稠密的大平原上横冲直撞，而后在正阳关至怀远段涌入淮河。黄水入淮后，又溢出两岸，继续泛滥。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统计：河南、安徽和江苏３省４４个县市因此受灾，３９１１３５４人外逃，８９３３０３人死亡，经济损失１０．９１７６亿元。

蒋介石到江西庐山

1932年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剿匪”会议，布署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军事“围剿”。何应钦、李济深、何成浚、何健、陈诚、钱大钧、曹浩森、孙连仲、刘镇华等国民党将领及汪精卫、顾维钧、黄绍闳、李石曾、熊式辉、俞飞鹏等参加。会议议决拨3500万元作“剿共”年费，设“剿共”总部于汉口，蒋介石任总司令。计划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然后移师“围剿”中央苏区。会上还提出了“标本兼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以军事与政治相互配合，齐头并进。

被当局禁演的电影《淞沪血战史》中的镜头

1932年6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上海各影片公司发出了禁拍抗日影片的“通令”，宣称：“以后关于战争及含有革命性之影片，均在禁摄之列。”又说：“当此战事结束之际，政府正谋对外和平，且停战协定，业经签定，不日将开圆桌会议，国际间充满和平空气，如一旦发现此项挑拨刺激之影片，将影响和平进行，大背政府初衷。”早已被上海租界工部局禁止在租界地区各电影院放映的《上海战史》、《上海之战》、《上海抗日血战史》等抗日新闻片和纪录片，也被禁止在上海租界以外地区的影院上映；故事片《东北二女子》公映不久也被禁映，直至经电影检查当局多次检查，大加剪删后，才准予再次上映。有些影片，从内容到片名，都被改动。如《战地历险记》里的“日军”被改成了“匪军”；《东北义勇军抗日血战史》因片名有“抗日”两字，也被改成为《东北义勇军血战史》。而反映抗日的电影剧本，更被扼杀。蔡楚生继《共赴国难》后创作的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电影剧本《血溅红颜》，即被当局以内容“激烈”为借口禁止拍摄。但日本却大量摄制了以“九-一八”和“一-二八”为背景的鼓吹侵略中国、宣传“皇军威容”的法西斯影片，在上海租界当局的纵容下和国民党默许下，公然在上海租界内的日本影院上映，对中华民族进行侮辱。对此，爱国的电影工作者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左翼电影工作者创办的《电影艺术》杂志一连提出了9个“？”来严厉质问这件事：“在租界上为什么《十九路军血战史》、《淞沪血战史》不能放映？为什么租界上的日本影戏院可以应映那样的影片？”指出这是：“中国电影界的耻辱！！”《电影艺术》杂志并把国民党禁止拍摄抗日影片的“通令”予以公布和揭发。其他许多电影刊物，也都纷纷对当局的倒行逆施提出了抗议，质问：“为什么要禁止摄制含革命性的影片？”“签定停战协定之后，是不是全中国实施亡国训练的开始？”

１９３１年６月９－１０日，杜月笙举办宗祠落成典礼，在上海滩轰动一时。“海上闻人”杜月笙祖居上海浦东高桥，发迹之后，特修建祠堂一座，以示光宗耀祖。整个建筑宽敞典雅，气势恢宏。又请风水先生选定６月１０日为奉“主”入祠的吉日。全国各地送来的匾额、对联、贺词、礼品堆积如山，全上海的大、中旅馆，几乎住满了各地贺客。９日举行“送主”渡江的盛大游行。杜月笙组织了一支精彩的仪仗队，由几十面两丈见方的国民党党旗和“杜”字大旗开路。长长的队伍以蒋介石的“孝思不匮”匾额打头，颂词殿后。吴佩孚送了“武库世家”金匾，吹捧杜月笙是晋朝名将杜预的后裔。整个仪仗队不下五六千人，声势浩大，热闹异常。１０日，举行奉主入祠典礼，国民政府代表、政界要人、工商界巨子、帮会头子、各界头面人物及外国使节等共１万多人参加，场面盛大。奉主大典甫一结束，余兴即告开场。杜月笙特意邀请南北京剧界名角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前来会演。

土耳其获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之后，凯末尔政府立即制定新宪法，废除政教合一的制度，确立了国家的共和体制。但整个土耳其社会仍然具有的浓厚封建和宗教习俗，土耳其社会进步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从1925年夏开始，凯末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深刻的改革运动，目的是将土耳其社会从封建和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主要内容包括：一、世俗化运动。1925年夏，凯末尔在群众中鼓动放弃传统的服饰，推广西服。在凯末尔的努力下，1925年11月3日，议会通过法令，号召全国采用礼帽和便帽，废除男士戴费兹帽，妇女戴面纱和头巾的旧习，其次，政府还关闭了一些伊斯兰宗教设施，废除宗教称号，废除希克拉历而采用公历。二、司法改革。在1924年废除哈里发制度的同时，也废除了伊斯兰宗教法，但当时并没有制定新法以代替宗教法。1926年，大国民议会颁布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商法、律师法等，不久又宣布废除各级宗教法官，从此土耳其才逐步摆脱了宗教法的羁绊，建立起现代司法制度。三、解放妇女。在封建和宗教制度的束缚下，土耳其妇女的地位极为低下。没有任何权利，外出时要用长袍罩着全身。土耳其颁布新法废除许多歧视妇女的法律，妇女在政治上的权利也得到承认。四、文字改革。1928年8月9日，土耳其宣布采用拉丁字母以取代阿拉伯字母。改革后的土耳其新文字，克服了旧文字许多缺点，具有易学易用等特点，它有助于发展和推广民族文化，消弱封建政权、大大加快世俗化进程增强了土耳其民族自尊心。凯末尔推动和引导的改革运动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社会革命，它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封建思想，尤其是宗教神权思想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和控制，在土耳其树立起现代生活观念。从而巩固了新生的共和国，为土耳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7年4月陆定一同志（左）与毛泽东同志在杭州举行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上

陆定一１９０６年６月９日生于江苏无锡。青年时期受进步思想影响，１９２５年在上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读书时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１９２５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１９２６年任共青团南洋大学支部书记及上海法南区团委书记。同年秋调团中央宣传部工作，编辑《中国青年》。１９２７年４月下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５月在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在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即将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陆定一根据任弼时同志主持召开的团中央紧急会议精神，参与起草了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请求党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开展对国民党右派的坚决斗争。随后，陆定一以共青团代表身份参加了在中国革命紧急关头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这期间，他以犀利的文笔撰写了大量文章，鞭挞黑暗势力，鼓舞青年投身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坚韧不拔地进行斗争。１９２８年初，陆定一根据团中央的指示，到广东帮助广东团省委工作，协助组织了１０００多名青年参加红军。１９２８年秋，在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陆定一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仍担任宣传部部长，主编《中国青年》。他撰写了《中国革命的前途》等文章，阐述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在理论和宣传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１９２８年底，根据党的决定，陆定一赴苏联莫斯科，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少共国际执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此期间，陆定一与瞿秋白、邓中夏等同志一起同王明等人的错误进行了斗争。１９３０年陆定一回国后，继续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１９３１年，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后，陆定一被错误地撤销了团中央委员、团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陆定一随中央第二纵队干部队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遵义会议后，他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编《红星》报。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参加了东征、西征，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为建设和发展我军的政治宣传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陆定一历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领导《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工作。１９４０年底，陆定一奉命回延安。延安整风运动期间，１９４２年４月，他负责编辑《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撰写了《从实际出发》等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同年８月，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他撰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强调新闻要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坚持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提出新闻的定义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在新闻界产生了重要影响。１９４５年，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４７年１月，他发表了《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透彻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当时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关于美国反苏战争口号的实际意义是侵略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关于世界规模的统一战线等战略思想，在全国和世界上引起广泛注意。１９４７年３月胡宗南进攻陕北时，陆定一兼任中央直属队政委，随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转战陕北，做出了出色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在１９５４年９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１９５７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员，随毛泽东同志赴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１９５９年，陆定一任国务院副总理。１９６０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员，随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８１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１９６２年，他任中央书记处书记。１９６５年，他兼任文化部部长。陆定一长期负责党的宣传文教工作，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和发展党的宣传文化教育事业，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作出了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中，陆定一遭受林彪、“四人帮”的严重迫害，被关押近１３年之久。１９７９年６月，陆定一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被增选为副主席。同年９月，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８０年３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１９８３年６月，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在党的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陆定一同志学识渊博，对古典文学和历史造诣较深，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丰富的知识。他的英文水平较高，青年时代翻译了不少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在延安时期，曾参与毛泽东同志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翻译工作。他注重调查研究。１９９１年他８５岁高龄时，还主持编辑了他从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９０年的文稿，在亲自撰写的文集的自序中，以简练的文笔颂扬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陆定一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在７０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努力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具有高度的党性，顾全大局，一切服从党的安排，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党的宣传思想和教育文化事业。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对知识分子热情关怀，对党外民主人士坦诚相待。他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为人民政协事业和党的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他作为早期从事青年工作的老同志，始终十分关注共青团的工作，对青年一代寄予了无限期望。１９９６年５月９日在北京逝世，终年９０岁。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合影

1994年3月16日陆定一同志与前往医院探视他的江泽民同志亲切交谈

1946年春中共代表团成员在重庆中山路中共代表住处留影

1960年4月8日陆定一同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教学必须改革》的报告

1984年10月23日陆定一同志（右）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

1885年6月9日（清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中法新约》）。主要内容为：清朝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在中越边界指定两处通商，“一在保胜以上，一在凉山以北”，法国商人可在此居住，法国政府亦可在此设立领事；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日后中国修筑铁路，“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法军退出基隆和澎湖。由于清朝的腐败怯懦，法国在战场失利的形势下达到了发动这场侵略战争——中法战争的目的，法国实现了据越侵华的图谋，侵略势力伸入云南、广西，中国西南门户被打开。

19世纪60年代，在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同时也创办一些近代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我国最早的铁路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兴建的。1877年，为了解决轮船招商局和北洋舰队的用煤问题，直隶总督李鸿章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筹建开平煤矿。唐廷枢在经过实地勘探，把矿址选定在开平西南的唐山后，即开始考虑煤炭的运输问题。开平煤除矿局自用及就地销售外，主要将煤销往天津。唐山距天津120公里，运煤要从陆地先运到芦台，然后再改为水路，由大沽口入海到天津。这样的运输很麻烦，而且运费也高。如果由唐山至芦台修筑铁路，用火车运煤，既可以减少运输上的麻烦，还可以降低成本，因此唐廷枢认为，真正的困难不在于开采，而在于运输。因此，他上书李鸿章，请求修筑唐山至芦台的铁路；但因资金不足，拟先筑唐山至胥各庄一段。李鸿章同意这一计划，于1879年向清廷奏准，并派英国工程师金达督修。但这时，顽固派借口唐山靠近东陵，铁路奔驰会“震动陵寝”而大加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收回了它的批准，第一次筑路尝试就此失败。此后，唐廷枢打算在唐山至芦台间开凿运河，与芦台到天津的蓟运河相接，试图以水运代替陆运，但只开凿了胥各庄至芦台长35公里的一段，后因地势陡峻，无法开河。在这一进退两难的情况下，直隶总督李鸿章授意唐廷枢再次奏请修建运煤轻便铁路，声明为免于震动东陵，不用机车，而用骡马牵引。李鸿章并为此在清廷中积极斡旋，最后，清政府在极度不愿意的情况下允许筑路。于是，筑路工程于1881年初动工，同年6月9日开始铺轨，11月工程竣工，这就是我国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唐胥铁路东起唐山，西南至胥各庄，长9.7公里。采用由英国进口的每码30磅的轻钢轨，轨距也采用英国标准，当时世界各国轨距各不相同，有宽有窄，以英国的较为适中。1881年底，唐胥铁路投入使用，起初只能用骡马充当火车头，在钢轨上拖曳煤车，当时被称为“马车铁道”。后来，由于开平煤矿的全面投产，牵引力小、速度慢的马车铁道不能满足运输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工人根据金达的设计利用矿场的旧材料，试制成功了一台0-3-0型的轻型蒸汽机车。工人在机车两侧各刻一条龙，把它叫作“龙号”。这台中国人自造的第一台机车，虽然牵引力只有百余吨，构造也比较简单，但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的创造力。唐胥铁路虽仅长9.7公里，但它是中国的第一条自建铁路，行驶了中国自制的第一台机车，确定了中国铁路的标准轨距。

现在人们外出乘坐火车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但是，火车的制成也曾经历过一个艰难的过程。试制世界上第一台蒸汽火车的人叫特拉维西克，他制的火车每小时可行驶五、六公里，但由于经常出事故，无法投入实际使用，特拉维西克想不出改进的办法，只好放弃试验。后来布雷金索浦和布兰顿等人，也都进行了这方面的试验和研究，但都没有取得成功。直到1825年，斯蒂芬逊终于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辆有实用价值的客货兼运的蒸汽机车——“旅行号” 。它载重90吨，还可坐400名乘客，每小时走20多公里，运行正常。自此，世界上有了火车。斯蒂芬逊，1781年6月9日诞生在英国北部的一个乡村里。父亲是一个煤矿工人，生活非常贫困，斯蒂芬逊8岁那年就出去给人家放牛，从小失去读书的机会。到了15岁，父亲又把他带到煤矿里当工人。在煤矿里，斯蒂芬逊跟着父亲看管抽水机。那时候煤矿里已经大批使用蒸汽机了，斯蒂芬逊深深地爱上了这种机器。他虽然一天下来弄得又脏又累，但斯蒂芬逊却从不叫苦，他觉得能和机器作伴是很快活的。他经常注意仔细的观察、了解它的结构和性能，而且还学会了修理。有一次，矿里一台机器坏了，许多技师都修不好机器。斯蒂芬逊知道后，就对经理说：“经理先生，我可以把机器修好。”经理怀疑地望了斯蒂芬逊一眼，同意让他修一下试试看。结果，机器真的被修好了。经理特地奖了他20块钱，不久便把他提升为工程师。在矿山工作多年，对蒸汽机性能已经十分熟悉的斯蒂芬逊，认真总结前人失败的经验教训，从改革特拉维西克的机车着手，把机车的体积大大缩小了，牵引力加大了。同时，他还巧妙地把机车喷出的蒸汽引进烟筒，促使气流循环得更好，煤火烧得更旺，机车的引力也就更大了。经过这一番改革，终于试制成功世界上第一辆火车。

彼得大帝是统治俄国的沙皇。他的鼓励人民和国家效仿西方科学文化的政策，是使俄国变成强国的重要因素。彼得大帝于1672年6月9日生于莫斯科，是沙皇亚历克西斯与第二个妻子纳塔利·纳里希基纳的独生子。他后来成为俄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改革家彼得一世。当时的俄国是个落后的王国，几乎在各方面都比西欧落后几百年，从生活条件看，甚至要落后几个世纪。那时候，俄国的城市比西欧要少得多，奴隶制在国家中占统治地拉。随着奴隶合法权益的减少，奴隶的数量不断增加。由于俄国错过了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机会，教职人员愚昧无知，文学艺术几乎不存在，科学知识得不到重视。而当俄国沉睡在中世纪的时候，欧州的文学和哲学出现了一片兴旺繁荣的景象，牛顿关于万有引力的著述已经问世。为了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彼得一世决定打开大门，去了解西欧。1697年-1698年间，彼得到西欧作了一次长途考察旅行。这次“彼得大使团”行动中，共有随员250人，彼得大帝化名米哈伊洛夫。微服私访使他看到了许多本来不可能看到的事物。考察期间，彼得用4个月的时间学习造船技术。他曾在东印度公司荷兰船场作船舶木工，也曾在英国皇家造船厂工作过，还在普鲁士学习过枪炮制造技术，并参观了工厂、学校、博物馆，直至到英国国会旁听。总之，他尽力学习能够学到的西方文化、科学、工业和管理技术。1698年，彼得回到俄国，开始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改革，以使俄国变成一个新式的西方国家。为了鼓励引进西方技术，彼得大帝聘请了许多西方技术人员到俄国工作，同时还派出许多青年到西欧学习，他鼓励发展工业和商业，扩大城镇的规模。这样资产阶级在数量上增多了，影响也不断扩大。在彼得大帝的领导下，俄国建立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舰队，统一服装、大炮和新式火枪，采用西方的办法和手段进行军事训练。他还在行政制度上进行多项改革，取消按世袭地位晋升的旧规，代之以按照文官实际表现和才能提升的新制度。彼得大帝认为东正教落后，不起作用，他成功地改组了教会，并在对教会加以控制上取得了某些成功。彼得大帝下令建立了宗教性的学校，鼓励发展科学，改善发展了教育事业，并简化了俄文字母。在他统治期间，还出版了第一份俄国新闻报刊。此外，彼得还调整了外交政策，这对以后的国外事务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