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

　　季羡林（1911.8.6—2009.7.11），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1]。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一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1978年～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季羡林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2009年07月11日八时五十分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因突发心脏病病逝。季老生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5次前往北京301医院看望他。这五次探望的时间分别是2008年8月2日、2007年8月3日、2006年8月6日、2005年7月29日、2003年9月9日[2]。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　　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 　　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　　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　　2.吐火罗文　　3.印度古代文学　　4.印度佛教史　　5.中国佛教史　　6.中亚佛教史　　7.唐史　　8.中印文化交流史　　9.中外文化交流史　　10.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　　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12.德国及西方文学　　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　　14.散文及杂文创作　　这个分类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季羡林的学术成就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附注：季羡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奖项简介　　“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由中国翻译协会2006年五届五次常务会长会议决定设立。这是中国翻译协会首次颁布的奖项，该荣誉奖并非常设奖项，授予健在的、在翻译与文化传播工作中成就卓著、影响广泛、德高望重的翻译家。2006年9月26日，95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成为首位“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人。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主攻英国文学，兼读德国和法国文学，同时选修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课余专心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及散文创作。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入德国哥廷根大学潜心学习印度学。1941年荣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建国后，季羡林先后当选北京市第一届人大代表，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同年起，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享有崇高的社会声誉。还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名誉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亚非学会会长，澳门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系中国翻译协会创始人之一，2004年11月在中国译协第五届全国理事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国译协名誉会长。　　几十年来，季羡林辛勤从事英文、德文、梵文等文学作品的研究与翻译，发表、出版的译作将近四百万字。主要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印度简史》、《罗摩衍那初探》、《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简明东方文学史》、《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等。主要译著：译自德文的有马克思著《论印度》、《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译自梵文的有著名印度古代大史诗《罗摩衍那》（七卷）、印度名剧《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印度古代民间故事集《五卷书》等；译自英文的如梅特丽耶•黛维的《家庭中的泰戈尔》。此外，季羡林还主编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书。　　获得的主要奖项有：　　1986年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获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　　1987年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荣誉奖。　　1989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授予“从事语言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1990年论文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著作荣誉奖”。　　1992年主编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　　1992年，印度瓦拉纳西梵文大学授予最高荣誉奖“褒扬状”。　　1997年主编的《东方语言学史》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1997年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专著二等奖。　　1998年德黑兰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1999年《季羡林文集》(24卷)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　　2000年专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获长江读书奖“专家著作奖”。　　2000年获得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金质证书。　　2006年9月26日，在中国译协庆祝国际翻译日•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上，季羡林被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季羡林先生的品格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本报特摘录几段季老的文字，看看这位97岁高龄的老人是如何对待罩在自己头顶的灿烂光环的—— 　　图为季羡林和他心爱的猫。（资料照片）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１３亿‘国宝’吗？”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 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2006年感动中国颁奖辞（季羡林）　　【颁奖辞】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季羡林：最难时也不丢掉良知 　　96岁的季羡林先生长年任教北京大学，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名著，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现在即使身居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95岁生日采访实录　　2006年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解放军总医院病房看望我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季羡林，并对季羡林95周岁生日表示祝贺。　　新华网北京８月６日电（新华社记者徐京跃）“季老，我看您来了。”6日上午9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走进解放军总医院病房，就紧紧握住季羡林先生的手说：“今天是您95岁生日，我向您表示祝贺。” 　　温家宝送来一盆枝繁叶茂的君子兰，向这位学贯中西、笔耕一生、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表示敬意。 　　季羡林是我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还能阅读法语、俄语书籍。他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 6日，季羡林特意穿了一件红色的衬衣，病房内充满喜庆的气氛。 　　2003年、2005年，温家宝曾两次来到解放军总医院看望季羡林。 　　听说季羡林仍然每天一早就开始写作，思维敏捷，温家宝高兴地说：“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您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耐读。我刚刚看过您写的《我的人生感悟》和《季羡林论人生》，有几篇文章我读了几遍。” 　　季羡林感慨地说：“我的一生大起大落。” 　　温家宝说：“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但爱国家、爱人民始终不渝，他们不懈奋斗，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社会、服务人民。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那时，您利用在传达室看大门的时间，翻译了280万字的梵文作品。这不仅是个人毅力决定的，也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追求，对国家充满信心。” 　　季老还签名赠送《季羡林论翻译》、《非凡人生——季羡林》以及收有他的《清塘荷韵》等10篇散文、由播音员朗读的光碟给林青霞，林青霞则回赠了她主演的电影《东方不败》光碟。 临走时，林青霞握住季老的手深情地说：“季老，让我摸摸您的双手，好感受一下您的文气，可以吗？”季老回答：“当然可以。”两双手叠在一起，笑容洋溢在季老和林青霞的脸上。季羡林：学术大家　　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清平（今并入临清市）。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土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季羡林是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季羡林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叶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留学德国是季羡林学术生涯的转折点。留学德国后，季羡林走上东方学研究道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 　　与此同时，季羡林兼治梵文文学，翻译出版了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1956）和《优哩婆湿》（1962），并撰写有《印度文学在中国》、《印度寓言和童话的世界“旅行”》、《〈五卷书〉译本序》、《关于〈优哩婆湿〉》和《〈十王子〉浅论》等论文。 　　季羡林随着80年代进入古稀之年，但他学术生命仿佛进入了黄金时期。尽管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缠身，他依然故我，“咬定青山不放松”，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潜心研究，勤奋写作。 　　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季羡林的作品　　著作书目：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 　　主要著作：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经典语录：　　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时光流失，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我快一百岁了，活这么久值得。因为尽管国家有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问题，但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 　　“我的家乡在山东。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最后两句话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　　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俗语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就是窍门。　　收入小学语文课本的文章：　　《自己的花是给别人看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小学语文五年级下册）　　《怀念母亲》（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　　《夹竹桃》（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江苏国标版小学六年级下册）

任继愈

　　任继愈(1916.4.15—2009.7.11)，字又之，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任老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1916年4月15日生于山东省平原县。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毕业。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师从汤用彤和贺麟，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42-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先后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佛教著作选读、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中国哲学史课程。1955-1966年担任《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编辑。1956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1978年起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与北大合作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国家培养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曾多次在国外讲学并进行学术访问。　　任继愈于1987年至2005年1月年间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学术界的代表，王羲之艺术研究院学术顾问，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99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1991年6月，任继愈先生应邀出席了在山东省广饶县举行的“孙子学术研讨会”，和其他150余名与会专家共同揭开了关于孙子故里的千古之谜，确定山东省广饶县即为春秋时期伟大军事家、思想家、《孙子兵法》作者、兵圣孙武（孙子）的故里。会上，任继愈先生被推选为中国孙子与齐文化研究会会长，并被聘为广饶县孙子研究中心特邀顾问。 　　任继愈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11日4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　　任继愈先生一生简朴，嗜好不多，除了酷爱藏书之外，就是一枚爱不释手的汉玉把件双面马驮金。很为世人称道。学术主张　　任继愈先生把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他最初相信儒家。解放以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工作中，他是做得最好的一位。由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四十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七十年代后期，他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他在《寿命最短的黄老学派 效应长久的黄老思想》一文中，指出“司马迁的《史记》把老子与韩非合在一起，写成《老子韩非列传》。古人曾指责司马迁分类不当，认为老子不应与韩非摆在一起，其实两家有相融相通处，《史记》的安排并不能算错，而且是可以理解的。”[1]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把对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他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1964年，他奉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之命，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几十年来，世界宗教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批宗教研究人才。他在继《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之后，又主编《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　　任继愈先生第三项学术贡献是提出了“儒教是教说”，这一判断根本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看法，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本来面貌的基础性理论建树。这些年来，“儒教是教说”逐渐得到学术界理解和赞同。　　任继愈先生的第四项学术贡献，是领导了大规模的传统文化的资料整理工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任继愈先生就领导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全书106册，1.02亿字。目前，《中华大藏经（下编）》也已经启动，预计2亿-3亿字。同时，任先生又主持编纂《中华大典》，预计7亿字。　　任继愈先生的第五项学术贡献，是始终坚持以科学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宗教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用无神论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有神论，抵制各种打着科学和民族文化旗号的土洋迷信。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建国以来、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以宣传无神论为宗旨的杂志：《科学与无神论》。　　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4卷本）、《中国佛教史》（8卷本，已出第1、2卷）、《宗教词典》、《中国哲学发展史》（7卷本，已出第1、2卷）等；此外，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编辑出版工作；主要论文收集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和《中国哲学史论》中。刊行著作　　一、专著　　《老子今译》（古籍出版社，1956年8月）　　《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 1956(合著)　　《范缜“神灭论”今释》 1957 (译注) 　　《墨子》1961 (专著)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　　《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1985年又出修订本）　　《中国哲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中国佛学论文集》 1984 (合著)　　《中国哲学发展史》1985 (专著)　　《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11月）　　《佛教史》1991 (专著)　　《老子全译》（巴蜀书社，1992年）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1994 (专著)　　《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　　《佛教与东方文化》 1997 (专著)　　《墨子与墨家》（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　　《天人之际》 1998 (专著)　　《墨子与墨家》 1999 (专著)　　《任继愈自选集》 2000 (专著)　　《竹影集》（任继愈自选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1月）　　《任继愈禅学论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8月）　　《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中华书局，2006年10月）　　《老子绎读》（书目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　　二、主编　　《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63年7月初版）　　《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人民出版社，1983—1998年）　　《佛教经籍选编》1985 (选编)　　《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4月）　　《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增订本）　　《道藏提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7月）　　《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 1993 (主编)　　《中国哲学史通览》 1994 (主编)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1996 (主编)　　《北京图书馆同人文选·第三辑》 1997 (主编)　　《禅宗与中国文化》1997 (主编)　　《宗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8月）　　《儒教问题争论集》 2000 (主编)　　《中国藏书楼》 2001 (主编)　　《宗教小辞典丛书》 2001 (主编)　　《齐鲁人杰丛书》 2001 (主编)　　《中国版本文化丛书》 2002 (主编)　　《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 2002 (主编)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宗教学》 2002 (主编)　　《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中华大藏经》 2004 (主编)　　《墨子大全》 2005 (主编)　　《新版宗教史丛书》 2006 (主编)　　《国际汉学》(1-16辑 ) 1998-2007 (主编)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2008 (主编)　　《中国文化经典》2008 (主编)　　《中华大典·哲学典》 2008 (主编)发表文章　　一、论文　　韩非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5年04期）　　从“内经”看中医的理论基础（《江西中医药》1956年06期）　　鲁迅同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们的关系（《科学通报》1956年10期）　　魏晋清谈的实质和影响（《历史教学》1956年10期）　　禅宗哲学思想略论（《哲学研究》1957年04期）　　春秋时代天文学和老子的唯物主义思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9年04期）　　论老子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兼答关锋、林聿时同志（《哲学研究》1959年07期）　　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哲学研究》1960年02期）　　庄子探源——从唯物主义的庄周到唯心主义的“后期庄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1年02期；《哲学研究》1961年02期）　　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哲学研究》1962年02期）　　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教学与研究》1962年02期）　　墨子生卒年简考（《文史哲》1962年02期）　　关于《物不迁论》—一篇形而上学的佛学论文（《学术月刊》1962年02期）　　孔子——奴隶社会的保守派、封建社会的“圣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2年04期）　　庄子探源之四——“后期庄学”（内篇）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2年05期）　　孔子的“仁”的保守思想中的进步意义（《学术月刊》1962年07期）　　王弼“贵无”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3年03期）　　关于《不真空论》（附今译）（《学术月刊》1963年03期）　　如果老子是唯物主义者（《哲学研究》1963年06期）　　李筌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军事辩证法思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3年06期）　　孔子讲的“仁”能不能是人类普遍的爱（《学术月刊》1963年08期）　　研究哲学史首先要尊重历史（《哲学研究》1963年04期）　　儒教的再评价（《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02期）　　宗教研究与哲学研究（《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05期）　　中国文化的特点（《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85年01期）　　道家与道教（《国土资源高等职业教育研究》1987年03期）　　禅宗与中国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02期）　　唐代三教中的佛教（《五台山研究》1990年03期）　　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民族的融合力，文化的融合力（《学术研究》1991年01期）　　从中华民族文化看中国哲学的未来（《哲学研究》1991年11期）　　把《周易》研究的方法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哲学研究》1992年01期）　　中国哲学的过去与未来（《中国哲学史》1993年03期）　　弘忍与禅宗（《佛学研究》1994年01期）　　李贽思想的进步性（《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05期）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齐鲁学刊》1994年06期）　　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齐鲁学刊》1996年02期）　　老学源流（《寻根》1996年02期）　　中国哲学史的里程碑──老子的“无”（《中国哲学史》1997年01期）　　天台宗与中国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02期）　　齐文化的产生和研究齐文化的意义（《济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01期）　　郭店竹简与楚文化（《中国哲学史》2000年01期）　　中国传统文化的光明前景（《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04期）　　李贽的悲剧结局（《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04期）　　朱熹格物说的历史意义（《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01期）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2001年01期）　　宗教学理论研究不能脱离实际和现状（《中国宗教》2001年02期）　　谈谈孝道（《人民日报》2001年7月24日）　　五台山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五台山佛教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上的讲话（《五台山研究》2002年03期）　　李贽改革悲剧给后人的启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06期）　　说忠孝——儒学的回顾与前瞻（《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卷一，2004年）　　无神论教育与科教兴国——2003年11月28日在中国无神论学会2003年学术年会上的讲话（《科学与无神论》2004年01期）　　中国封建社会忠孝规范的历史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月29日）　　对忠孝传统应给予新评价（《北京日报》2004年2月23日）　　现代文明与宗教对话（《中国宗教》2004年12期）　　汉字识繁用简的必要与可能（《光明日报》2006年5月17日）　　再谈儒家和儒教（《北京日报》2007年3月12日）　　再谈儒学（《中国文化报》2007年4月26日）　　《墨子·非攻》读后　　二、序跋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集》序（《哲学研究》1983年06期）　　《印度佛教史》汉译本序（《晋阳学刊》1984年05期）　　《五台山古诗选注》序（《五台山研究》1987年01期）　　《中国佛性论》序（《哲学研究》1988年06期）　　《禅宗的形成及其初期思想研究》序（《哲学研究》1989年11期）　　《阴符经素书释义》序（《中国道教》1992年03期）　　《苏轼禅诗研究》序（《佛学研究》1995年01期）　　《中国儒教史》序（《中国哲学史》1997年04期）　　《惠能评传》序（《中国哲学史》1999年03期）　　《汤用彤全集》序二（《中国哲学史》2001年02期）　　《十六国帝王列传》序（《文史月刊》2003年01期）　　对中国儒教的全面剖析——《中国儒教论》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12月1日）　　三、随笔　　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1988年）　　有关蔡元培校长几则轶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02期）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散记（《北京日报》2006年4月3日）任继愈访谈　　他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少数的幸运者，无论时局如何变迁，始终未被湮灭，他在学海中浮沉，为教育尽力，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初春的阳光潮水般涌进窗户，暖暖地铺在地板上，包围了房间里的25个巨大书柜和藤椅中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 　　时间在这位再过两个月就将年届90的瘦小老人身上表现出了无限延伸的可能，此情此景，令人百感交集地想起罗素的一篇文章《人生像一条河流》。2005年4月14日，经任先生再三要求终于从担任了18年的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下，那天正是他89岁生日的前夕。现在，栖居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一个普通大院里的国学大师依然不得清闲，尽管他的右眼20多年前就已失明，左眼视力也只有0.6左右，但依然习惯了每天早晨4点起床，一直工作到8点，孜孜不倦地从事着两部鸿篇巨制的总编纂工作：《中华大藏经》历经15年的呕心沥血，已经完成了106卷1.2亿字，续编恐怕还有三四倍的字数，刚进行了一年；皇皇7亿字的《中华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此项工作已进行了十年，刚完成三分之一…… 　　“我始终记着我的老师熊十力先生的勉励：‘做学问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大半个世纪以来，任继愈正是如此身体力行。 　　作为一名传统知识分子，他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20世纪，这种巨大的世纪动荡促使他探寻人的价值、社会发展的方向以及中国现代化的轨迹。他以惊人的兴趣和精力广泛研究哲学、神学、历史、文学等等，并且在相关领域成就卓越，《汉唐佛教思想论集》(1963年)、《中国哲学史》(1979年)、《宗教大词典》(1981年)、《中国道教史》(1990年)、《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学术著作为他赢得了持久的注意力和广泛的敬意。他同时创造了一个“奇迹”：他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少数的幸运者，无论时局如何变迁，始终未被湮灭，他在学海中浮沉，为教育尽力，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任的学生使用了“三个阶段二层角色”来确认其人格定位：1949年以前、1949年～1979年以及1979年至今，后两个阶段他一方面做“学者”，从事着价值中立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担任“行政领导”，他追求着与时俱进。 　　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生于山东省平原县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种像巴金笔下《家》的味道、北方传统的封建主义大家庭”。任少小离家，进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并于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任继愈随校辗转至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300学子耗时两月，一路风餐露宿，行程达1300多公里。“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任继愈后来写道。正如哲学起源于惊讶一样，这一次浪漫而辛酸的文化苦旅，使得任继愈深深地思虑并叹服于这个伟大而苦难的民族所具有的韧性——其时，抗战的重担全压在了中国农民身上，而中国农民的状况又如此堪忧，但我们却最终胜利了，这是为什么呢？任继愈遂起了研究中国哲学之心。 　　1942～1964年，任继愈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致力于哲学普及的工作。其间，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毛询问任，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任回答说，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回答说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此后担任该所所长达20余年。文革期间，国家和个人都在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任继愈也不能幸免。他于1970年去了河南信阳的干校，由于劳累过度和所处环境光线太暗，一只眼睛患了严重的眼疾…… 　　回京之后，世界宗教研究所恢复建制，任继愈重新拾掇起老本行。80年代，他重新提出“儒教说”，并在其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为了从各个方面论证这一观点，从1980年的《从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1986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专著，任继愈撰写出一篇篇重要文论自圆其说，学界则公认其思想观点打破了“五四”以来“中国无宗教”这一流行观点，触及到了中国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问题，渐渐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 　　在写作、授课同时，任继愈以年迈之身辛勤致力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古籍资料整理工作。1987年起，他出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坐拥书城，传播知识和文明——他视之为一位严肃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 　　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任继愈曾请人刻了一枚图章，他刻的是“不敢从心所逾”。这是他的一个原则，他说，“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 　　他穷其一生研究个体和群体。他喜欢使用“群体认识论”这个词语。他说：“离开群体，个人在历史的大趋势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他喜欢斯宾诺莎的一句话：“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 　　他又说：“有效的生命方能使人幸福。” 　　和任继愈这样的国学大师促膝而谈，请教知识、文明、人类、现代化以及宗教这些犀利明亮的问题，其言说令人如沐春风。然而，作为采访者则内心充满矛盾。想尽可能多问一些问题，但又不忍过多耗费老人精力；想尽可能获得他的人生故事和独特经验，但很难凭借一面之缘走进这位智者博大而保守的内心世界。漫长人生的历练使得这位长辈确如一条河流，从来不在某一个细节上停留，其波澜不惊的言说往往事后方让人悟出玄机。他尊重每一个来访者，穿西服，打领带，亲切握手，选择角度配合拍照，整整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他始终腰板挺直，双脚合拢，双手置膝，精气神十足。他年轻时喜欢运动，初中打篮球，高中打网球，大学打乒乓球，球越打越小，至今仍是“多读书，多睡觉，多用脑”，从不担心健康问题。他以耄耋之年关注新鲜事物，上网冲浪，并希望记者通过电子邮件和他保持联系。他喜欢散步和听音乐。他思路清晰，言语温和，做事认真，当谈到《中华大藏经》时，坚持从高高的书架上亲自取下一部厚厚的“砖头”，站在记者身边一一指点。他关心青年，乐意为青年服务，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坚持为读者铺红地毯，而自己办公则因陋就简。和这样一位高人单独坐在一间干净的屋子里谈话是一种幸福，作为采访者、交流者、聆听者和受益者，记者无以言表心中的敬意，只好临别时向这位绅士深深地鞠了一躬…… 　　以下为访谈部分—— 　　图书馆应服务于社会大众 　　记者：您担任了18年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与前任如马叙伦、梁启超、蔡元培、丁西林诸公相比，您主要做了哪些事情？ 　　任继愈：梁启超先生政治上失意后，就到图书馆来了，他说，我们这个图书馆的任务应当区别于一般公共图书馆，性质属于贵族图书馆。“贵族图书馆”这个名称未必妥当，但梁氏提出，国家图书馆的性质应当区别于一般公共图书馆。今天，我们这个图书馆实际上是国家总书库，为国家提供各个方面的资料参考。我也是靠图书馆成长起来的，受图书馆的恩赐，所以要回报社会，尽可能做好服务工作。图书馆与博物馆不一样，书要使它发生社会效益，要给人看，书让人看不到，就没有意义。我们的镇馆宝书之一《赵城金藏》，是当年八路军赶在日军动作之前保护下来的，非常珍贵，我主张公开出版，制作成书给大伙儿来读。图书馆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我们国家图书馆一年365天开放，目的就是为了方便读者，即便到了节假日，他们照样也可以来这里看书。读书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记者：那么您如何对付孔乙己？ 　　任继愈：嗬嗬！不但有孔乙己，有的还是高级知识分子呢。他们不但在我们这里窃书，就是在大学图书馆里也干这种事。我们这里的书一般都很贵重，外文原版书五六百块钱一本，有的人没钱买书，就用刀片把书中某些地方裁走，弄得书里到处开天窗。窃书是一种社会病，毕竟占极少数，加以注意就行了，国外亦如此。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皆不可或缺 　　记者：作为国学大师，您认为传统文化该如何继承和发展？ 　　任继愈：人类的发展史和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总的趋势是不断进步，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论如何博大精深，总是历史遗产，不可能已达顶峰而不被超越。有些人喜欢把古人的智慧和成就拔高到离奇的程度，如把《周易》《河图》《洛书》等一些古典文献或传说捧为至高无上的经典。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有两种错误地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一是采取虚无主义或取消主义的态度，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把它们统统归之为“封建、迷信、落后”，甚至把近代中国的贫弱和目前中国存在的困难归咎于传统文化；二是全盘肯定。这两种表面上极端对立的态度，其后果则是一样的，既曲解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也妨碍了建设新文化。在目前的国情下，后面这种态度更为有害，更值得我们注意。从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来看，任何事物总有局限、不足和未定的因素，何况是数百、数千年的文化遗产？我们在肯定古代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时，不能不承认其中有许多错误的东西，这不足为怪，也不足为讳。否认这些缺点就不是科学的态度了。把传统文化封闭起来，无限拔高，拒绝批判与扬弃，拒绝吸收现代科技成就来改进，最后一定是断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任何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创新。只有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继承人类精华部分为我们所用。吸收一切有益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东西，使之重现辉煌，再攀高峰，这才是真正热爱祖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正确做法。 　　任继愈：我们的存在是一个奇迹。文化总是在一定地区、国家、民族繁衍出来的，文化本身是很难抽象地存在的，它必须寄生在政治实体之上才能发展。中国自秦汉以后，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它能给文化以很好的保证，这是其他文明古国所不具备的。比如综合国力保证，长江、黄河一直是华夏民族的栖息地，强大的综合国力提供了一个固定的生存、活动与表演的舞台。又比如当家的，有汉族也有非汉族，汉族当家，非汉族也参与政权，非汉族当家，汉族也参与政权，这种共同参与使得民族融合的作用非常强。中华民族正是缘于血缘民族的融合，所以很聪明，很智慧。唐朝的皇帝、隋朝的皇帝都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混血儿。再者，封建经济虽然是封闭的，但国家的统一，使得内部具有互补性。长江、黄河尽管历史上灾荒不断，但在国家的统一治理调节下，人民遭受水灾可以避荒自由流动，然后还可以再回来。统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抵抗外来侵略。　　记者：牵一发而动全身。 　　任继愈：对。大国之大事实上是一个很珍贵的遗产，是一个优势。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使得我们自秦汉以后长期形成了文化凝聚力，继承了春秋以来的文化传统，不断地发展，形成华夏文化，或者叫中华文化。古代传统文化，其核心就是“忠”和“孝”——这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维护的核心价值观。过去我们强调“敬天法祖”，商、周以来一直如此。中国人十分看重祭礼，认为它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这在无形中也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 　　记者：“忠”“孝”文化对于古代社会的意义是什么？ 　　任继愈：古代社会是小农经济，倡导“忠”“孝”的价值观是有必要的。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家长是核心，是主要生产者，具有决定权，一家不能无主，必须要有“孝”的价值观予以健全。但是进入现代社会，要以法治国，再也不能“以孝治天下”，这种家长制文化有时成了障碍。好比下棋，象棋有象棋的规则，围棋有围棋的规则，如果总是以一条标准来衡量现代事物，就搞成了一言堂，破坏了法治，现代的贪污腐败，往往跟家庭、家族有关。 　　记者：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在现代制度的保证下，即便韩国当年在任总统金大中，也不能庇护他有贪污问题的两个儿子免遭牢狱。 　　任继愈：这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其实中国自林则徐开始，就意识到国家存亡必须现代化，此后百余年来几代人一直在做这个事情。中国的趋势是现代化。 　　记者：在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上，我们经历了50年代的“大跃进”和后来的“文革”，您是否认同文化界有关“60年代断代”的说法？如何去修补呢？ 　　任继愈：我不赞同“60年代断代”这个说法，它不符合历史。文化的发展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往往需要回过头来才能看得比较清楚。文化只能是持续不断地发展，不能一刀两断……中华民族走到今天，进进退退，但总的来说，是在前进，虽然走过了一些弯路，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我打一个比方，一个小孩子从不会说话到五六岁时学会了撒谎，撒谎当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毕竟是从无知到有知。原始的淳朴并不可贵，原始社会没有偷盗行为，你不能因此说这种习惯就是道德高尚，一个人明白了金钱的好处而不偷，这才是道德高尚。旧的东西不破除，遗留下来，就容易变成“愚昧的外衣”。 　　欧洲的现代化经历了三四百年的历史，我们付出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为代价，并不太吃亏。中华民族的一大优点就在于及时自我纠错，然后继续前进。 　　研究宗教与哲学不再陷于盲目性 。　　记者：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宗教学者，您认为宗教在中国这个人文主义传统十分浓厚的国度表现出了怎样的特质？ 　　任继愈：没有一个民族没有宗教。可以说，文化的起源来于宗教，一点都不过分。西方古典音乐是教堂音乐，达·芬奇的壁画也是宗教画。宗教是人生活的一部分，人们考虑生前死后的事情，于是就产生了宗教。我们发掘古墓，发现里面的殉葬品，除了有生活用品，如衣服、锅碗，也有生产工具，如弓箭、纺锤，这是古人想像中死后也要过现实的生活。 　　记者：那么，中国的这种宗教精神与以孔子学说为主干的儒教有何关系？ 　　任继愈：儒教也是宗教，而且是中国式的宗教。历史上天主教来中国好几回都没站住脚，它被儒教排斥了，因为它唯一主张“敬天”，而儒教主张“敬天法祖”。后来基督教在中国站住了脚，是因为鸦片战争后打进来的，有大炮保护它。 　　记者：宗教在今天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任继愈：它具有安慰的作用。不过，它是第二位的，不是唯一的，人们不一定非靠宗教不可。 　　记者：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呢？ 　　任继愈：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吃饱喝足之后就安静了，人的好多问题却是在吃饱喝足之后产生的。人需要关心最后的结果，渴望了解死后的生活，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有两个途径：一是宗教，另一个是哲学。宗教给人保证，保证你一定能得到幸福，没有任何怀疑；而哲学是理性思维的上升，也指出人生解脱的道路，但不保证人人都可能最后解脱，得到最高真理，得到精神的自由。哲学关注生存群体的解脱，关心集体，关注弱势群体，品位高尚，不自私，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情怀。 　　记者：哲学对于您自身的意义何在？ 　　任继愈：多想想别人，少想想自己，多帮助别人。我的一些成果，一半靠自己的努力，一半靠机遇和外部环境条件。我在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成绩不是最拔尖的，不过也不是最差，算个中等。但是我有上学的机会而别人没有，这是我的机遇。后来我考上大学，这也是我的机遇。别人将求学的机会让给了我，我应该回报社会。好比一桶水，你不能光是从里面舀水，你还得往里面加水，这桶水才不会枯竭。 　　记者：研究哲学对今天有何现实意义？ 　　任继愈：人类自从认识了自身的存在和它的独特价值，就开始了对社会、对个人的作用进行探索。人类和自然界打交道已有200万年以上的历史，而人类认识自己，探索社会成因，如何在群体中生活，建立人际关系的规范，最多不过几千年。这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岁月中，哲学萌发得很迟，但它又是人类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最有价值的部分。迄今为止，世界上许多民族有文化、有艺术而没有哲学。没有文字就没有哲学，因为哲学是高度抽象思维的产物。至于人类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就更短了，那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明创造，使人们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工具，用它来观察历史现象，分析社会现象，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历史进程方向，从此不再陷于盲目性。 　　人生是万米长跑，不要只看到100米 　　记者：90年弹指一挥间，回想起来却不是那么简单，您对自己的人生有何评价？什么事情会让您刻骨铭心、耿耿于怀？ 　　任继愈：我的人生总的来说比较乐观。以我的亲身经历来看，近百年来，中国始终是在进步的，至于其中我个人的一些挫折和得失，是不重要的…… 　　我认为，解除愚昧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要求，而现代化是世界的主要趋势。 　　不现代化，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从中世纪到现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很难，历经磨难，但是值得。我现在不大放心的是，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迅猛发达，但是对人文科学重视不够，对社会科学重视不够，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问题解决不好，邪教就会趁虚而入！ 　　记者：今天的环境的确充满了变数，作为长者，您认为中国青年应如何寻求自身定位，更好地生存？您对年轻一代的忠告是什么？ 　　任继愈：我在教书的过程中深有感触，现在的青年对实际利益看得过重，空想太少，不够浪漫、理想。我不提倡吃苦，但年轻人要经得起吃苦，培养独立思考的精神。我主张年轻人在解决生活问题之后，眼光要放长远一点，要有自己的个性。人生是万米长跑，不要只看到前面的100米，不要只顾眼前利益。年轻人现在做工作要更多地考虑今后的发展，考虑自己是否能在这个领域做出成绩，为社会做出贡献。 　　年轻人要有一点理想，甚至有一点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现实了，一个青年太现实了，没有出息。只顾眼前，缺乏理想，就没有发展前途。这个地方工资待遇1000元，那个地方待遇1200元，就奔了去，另有待遇更多的，再换工作岗位，不考虑工作性质，缺乏敬业精神，这很不好。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要有远大理想。没有远大理想的青年没有发展前途；没有远大理想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早晚会被淘汰。 　　记者：青年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任继愈：一个民族的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最能体现这个民族的性格和风格。年轻人应多了解祖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文化从古至今绵延不绝，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这个条件，美国人就没有，写到200多年以前，他们就写到欧洲去了。不管你是学理的，还是学文的，都应该对民族的历史有所了解，这样才能知道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么优秀，真理本身是多么朴素可爱。培养人才不是蒸馒头　　国家图书馆的“博士生文库”收录了近些年全国的博士论文。有选择地读了一些，发现问题多多。很多文章语句不通，基本的标点符号都用错。大家都觉得现在博士生论文的质量下滑得很严重。有人感叹：注重考知识而不注重培养能力的学校教育、量化的培养方式已经使得我们的人才素质整体下降。 　　现在的研究生大多学制三年，三年内要求每人都发表文章，还要在指定的核心刊物上发。三年时间，实事求是地讲，第一年学外语要花很多时间，第二年进入专业学习，第三年开始联系找工作。很多研究生连基本的专业知识都尚未掌握，就开始写论文，然后托关系找刊物发表文章。各学校对于研究生的培养有许多不切实际的量化规定，可是如果现在每年上万的研究生都要在核心刊物发表文章，刊物又如何够用？如果每篇博士论文都在１０万字以上，又如何能保证其中不掺“水”？ 　　量化应该有一定的限度，产品的规格可以量化，但不是什么都可以量化。比如《红楼梦》写一个女子的外貌，不能说眼睛多少厘米，鼻子多高，腰围多少。培养人才，不能完全用量化的标准来衡量。我带研究生，就是要求他们阅读指定的书，写读书笔记，然后定期进行检查，从不硬性规定他们发表文章。 　　社会普遍反映现在的博士不如从前的大学生顶用，学位贬值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培养人才不能像蒸馒头，个个都一样。比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有各的特点，在人才培养方式上也应该有所不同。自然现象比较客观，可以通过实验，反复观察；研究历史和社会现象，只能在社会运动中去观察、认识，只能在极小范围内搞实验。因此，我们不能套用理工科研究生的培养方式来培养社会科学人才，反之亦然。 　　而且，人的天性禀赋是不一样的，用一种模式培养人才，只会削足适履，造成“南橘北枳”的结果。任老年谱　　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先生出生于山东平原县。　　他毕业于山东济南的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现大明湖小学）。在那里，曹景黄先生为他打下了阅读古汉语的基础，使他终生感念。 　　任继愈先生中学就读于北平大学附属中学。期间，他遇到了几位对他的国文功底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老师：任今才、刘伯敭、张希之。在他们的影响下，任继愈先生开始阅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最让任继愈先生难忘的是，北平大学附属中学不提倡“读死书，死读书” 而且对学生的户籍、爱好和身份都无限制。 　　最初，任继愈先生的学习成绩只是中等偏上，考试成绩并不是最好的，但是他每次考完后，总要检查错在哪里，就像下围棋复盘一样，这成为他求学生涯中始终坚持的习惯，也因此学习成绩越来越优秀。 　　1934年，任继愈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西方哲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奉命迁到湖南长沙，半年后又奉命迁往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大。 　　时在北大哲学系读书的任继愈先生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经过了体检、写志愿书、打防疫针等一系列程序之后，200多名师生开始了这次“小长征”。 　　在这次历经60余天、1400多里路的旅行中，任继愈先生充分接触到了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民众。国难当头，生活于困顿之中的民众却能舍生取义，拼死抗敌，此种精神使他深受震撼。中华民族在危难中不屈的精神从何处来？从那时开始，他的人生理想和学术追求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 　　西南联大浓厚的学术氛围，为任继愈先生日后学术研究和知识积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的研究方向也从西洋哲学转向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他还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潜斋”，意思是要以打持久战的抗战精神，潜下心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坚信，这其中一定有他要找寻的答案。 　　1938年，任继愈先生从西南联大毕业。1939年，他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师从汤用彤和贺麟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任继愈先生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 　　1942至1964年，任继愈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先后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佛教著作选读、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1956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 　　1955至1966年，任继愈先生担任《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编辑。 　　1956年，任继愈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与任继愈先生之间进行了一次关于宗教问题的谈话。当毛泽东主席听说任继愈先生在北京大学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搞佛教研究后，便称他是“凤毛麟角”，并对他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 　　1964年，任继愈先生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该所所长。这是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任继愈先生在世界宗教研究所任职期间，与北京大学联合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 　　“文化大革命”期间，任继愈先生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 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右眼患了严重的眼疾，以致失明；左眼视力也受到了损害。 　　“文革”结束后，任继愈先生从河南回到了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也恢复了原有的建制，并先后成立了中国宗教学学会和中国无神论学会，任继愈先生同时兼任两个学会的会长（理事长）。 　　1978年，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任继愈先生提出了“儒教是教说”。此后，他在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儒教研究室。 　　1978年起，任继愈先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哲学组召集人，国家古籍出版规划小组委员，中国西藏佛教研究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社会科学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作为学术界的代表，当选为第四至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7年起，任继愈先生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1999年，任继愈先生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2001年，任继愈先生担任“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系列广告”之长城篇形象代言人，文案由他亲自审定，他的“完美真实地将祖先留下的杰作传给子孙后代，是华夏儿女共同的责任”的告诫，震撼着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 　　任继愈先生曾先后到尼泊尔、日本、加拿大、美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南斯拉夫、印度、巴基斯坦、厄瓜多尔、埃及等国访问讲学，为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作出了贡献。 　　2005年4月14日，在他本人的再三要求下，任继愈先生从担任了18年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下，改任名誉馆长。 　　任继愈先生一生坚持真理，追求进步，毕生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奋斗。他把传统的贤人风范转化为新时代的知识份子情操，把传统道德的忠孝转化为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为人与为学都是中国学者的典范。一生低调不图虚名　　孙家正(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 　　任继愈是国家图书馆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馆长。文化部原部长孙家正曾评价说：“任先生是图书馆界的一面旗帜，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资深学者，这面旗帜和国家图书馆的地位是相称的，把许多专家学者、知识界以及社会上关心图书馆事业的人们吸引、聚集到这面旗帜下，大大提高了国家图书馆崇高的学术地位、文化形象。”　　杜继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在学术上，任继愈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杜继文说：“他特别能采取平等的态度来研讨，跟学生在一起也特别随便，从来不会用自己的身份强迫别人接受他的观点。”任继愈90岁生日时，学生想为他做寿，但是他并没有同意，只是进行了一个很低调的学术研讨会。“任先生始终都把自己当成一个最平常、普通的人，他没有任何特别的特点，可是这也就是他最特别的地方。” 　　陈立(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作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的任继愈，在国图有很高的威望。陈立透露，以前每次参加国图的会议，任老说的最多的就是希望大家多读书。“他还曾幽默地说过，国图博士论文厅中有句话是《楚辞》里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任老笑称应该把这话换掉，免得读者觉得在国图里查资料要东奔西跑，国图也要给读者提供更方便的服务。”陈立认为，任老一生处世低调，不图虚名，“他生前曾交待过几件事，不出全集、不过生日、过世后不进行很隆重的告别仪式。”　　李申(任继愈的学生、上海师范大学哲学教授) 　　李申认为，他不仅是研究　读点校，他总是亲力亲为，从中国哲学的大家，也是一位　不做‘挂名主编’。”李申说，每全方位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辞去国家图书馆任老办公的学者。“特别是对于古籍文献整理，任老有着自己的原则。从做选题、写提纲到审　稿任老都要一本本看过。”　　　-主要著作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自选集》、《墨子与墨家》、《韩非》、《老子新译》、《天人之际》、《念旧企新》、《任继愈哲学文化随笔》、《竹影集》等；与人合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等；主编有《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哲学典》、《中华大典宗教典》、《中国哲学史》(大学教科书)、《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道藏提要》、《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　　　-生平简介　　1916年4月15日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 　　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194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硕士) 　　1942-1964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1964—1985年任中国科学院(现属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教授 　　1987—2005年1月任国家图书馆馆长　　　-任老语录　　1.如果没有社会的培养，就没有个人的成才。我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能把功劳记在我自己的名下。我四十多岁的时候编《中国哲学史》，当时恰好找到我，如果找到别人，也一样能编出来。如果我就此忘乎所以，以为我就是了不起的哲学家了，这和我的实际情况不符。　　2.文化建设，首先要有文化的积累。现在的青年人读古书已经有些吃力了，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后人再做古籍整理，肯定要比我们花费更多工夫。在这方面，我们这一辈人还有一些优势。我们多做一些工作，后人就能省些事。　　3.不出全集，是因为我自己从来不看别人的全集。即便是大家之作，除了少数专门的研究者，其他人哪能都看遍？所以，我想，我的全集也不会有人看。不出全集，免得浪费财力、物力，耽误人家的时间。　　4.年轻人要有一点理想，甚至有一点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现实了，一个青年太现实了，没有出息。只顾眼前，缺乏理想，就没有发展前途。……不考虑工作性质，缺乏敬业精神，这很不好。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要有远大理想。　　5. 但由于有些简化后的汉字，与古汉字发生歧义（见附表），给汉字的使用带来新的问题，甚至因此闹出一些误解和笑话。……我曾提议过“用简识繁”的补救办法。　　6.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　　7.喜欢斯宾诺莎的“为真理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

　　2007年7月1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要求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稳定、持久、有效地解决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2005年7月11日，是我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日。2005年4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将每年的7月11日确立为中国“航海日”，作为国家的重要节日固定下来。”,同时也作为“世界海事日[3月17日]”在我国的实施日期。 　　“航海日”是由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全国性的法定活动日,既是所有涉及航海、海洋、渔业、船舶工业、航海科研教育等有关行业及其从业人员和海军官兵的共同节日,也是宣传普及航海及海洋知识,增强海防意识,促进社会和谐团结的全民族文化活动。航海日历史　　萌芽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时，交通部、外交部、文化部、农牧渔业部、国家海洋局、中国科协、海军司令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海员工会、中国航海学会等十个单位，就联名向国务院和全国人大提出将郑和首次下西洋的日子——7月11日定为“航海节”的建议，得到国家有关方面的关注。　　2001年4月，中央决定以“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为主题，开展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并成立了由交通部牵头的筹备领导小组。　　孕育　　2003年起，江苏太仓市连续举办了两届“中国太仓郑和航海节”， 太仓是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　　2003年，上海市航海学会倡议创办“上海国际航海节”。　　2004年，北京“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远集团党组书记张富生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事局原副局长刘德洪等30名代表提出了设立“航海节”的建议和提案，呼唤中国航海界盛大节日的早日到来。　　2005年，航运界三大集团——中远集团、中海集团、长航集团的百名船长联合签名建议，将7月11日设立为“航海日”。他们在建议书中说：当我们在异国他乡作为“外国人”参加别国航海节时，更盼望有我国自己的“航海日”。　　诞生　　2005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民革福建省委副主委，福建省科技厅副厅长林嘉騋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递交提案，建议将郑和下西洋首航纪念日7月11日定为中国航海节的法定日“航海日”。 　　2005年4月，国务院批准7月11日为“航海日”，作为国家的重要节日固定下来。同时也作为“世界海事日”在我国的实施日期。以后每逢7月11日，从政府到民间，都要予以庆祝。中国航海日标志　　1、标志设计的总体思路是将历史与现代融为一体来表现当今朝气蓬勃、扬帆奋进的中国航海事业。　　2、标志图形上半部分把郑和首下西洋的决策日“7、11”与“帆”的形象结合在一起，突出了“中国航海日”伟大的、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背景，设立航海日就是为了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继续发扬郑和精神，点明了“热爱祖国”的主题。　　3、用四个“帆”组成“7、11”，又突出了中国在郑和时代就具有的“多重桅杆”等航海技术，体现了中国历史悠久的航海文化，同样中国航海事业的明天也必须依靠炎黄子孙的智慧，创造更加灿烂的航海科技文化，才能走向再次的辉煌，点明了“科学航海”的主题。　　4、标志图形下半部分是中国传统图形“水纹”与“如意纹”的结合体。“水纹”体现了航海和海洋文化的特征；“如意纹”有“吉祥美好”的内涵，体现中华民族“和”的思想精髓和“礼”的精神境界，表明了中国将继续发扬在郑和下西洋时代就具有的那种国际交往的历史传统，点明了“睦邻友好”的主题。　　5、整个标志形成一个图形，圆形比较规范、易于制作，既有圆圆满满的寓意，又象征着中国人民希望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景。　　6、标志颜色主要为蓝色，体现海洋与蓝色国土的概念　　中国航海日活动至今已经举办了四届。　　第一届中国航海日活动庆祝大会举办城市：北京　　第二届中国航海日活动庆祝大会举办城市：上海　　第三届中国航海日活动庆祝大会举办城市：青岛　　第四届中国航海日活动庆祝大会举办城市：江苏太仓　　2009年中国航海日活动庆祝大会举办城市：辽宁大连航海日活动的内涵　　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航海事业密不可分。世界上不少海洋国家都有自己的航海节或海洋日，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在其发展历程中，始终将海洋视为国家繁荣与安全的根本，从独立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多次发动全球局部战争到今天的反恐战略实施，航运都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为弘扬美国人的航海文化与爱国精神，每年的航海节都要由政府部门牵头，进行隆重的庆祝活动。日本的航海节是每年的7月20日，日本政府要求全体国民在这一天反复思考大海航行对于日本的重大意义。英国各地庆祝航海节的日期和名称各不相同，其中，英国大雅茅斯航海节于每年9月6日至7日在大雅茅斯港举行，以纪念当年盛极一时的英国航海事业。加拿大的航海节定在每年的6月21日至22日。中国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在中国的国际贸易中，90%的货物通过海运完成。中国是世界航海大国，在众多的节日中没有航海的节日是不应该的。 　　六百年前，明朝航海家郑和率领庞大舟师七下西洋，拉开了人类走向远洋的序幕。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之久、规模之大、航程之远与抵达国家和地区之多，是当时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可比拟的，比欧洲航海家哥伦布、达伽马的远洋航行时间早了半个多世纪。当代美国史学家路易斯·利瓦塞斯这样评论：郑和船队在世界历史上是一支举世无双的舰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可以与之相匹。英国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博士则写道：世界上第一个远洋舰队由郑和率领，27800名汉人分乘208艘船舰，驶向三大洋。郑和下西洋的意义还在于把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经济交往推向了高峰，为东南亚地区的繁荣稳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年东南亚许多国家都举行了纪念郑和的活动，如马来西亚首度大马将首度发行以郑和事迹为题材的纪念邮票，以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及马中交往六百周年。新加坡旅游局举办的“郑和文化村”活动三十日开幕。 　　郑和下西洋在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世界人民的骄傲，在这种环境下，把郑和下西洋的起航日7月11日定为“中国航海节”，意义非常重大，有利于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有利于增强海洋意识和海洋国土观念，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港口航运事业发展的氛围，推动海洋文化、科技和经济发展；中国港口与世界360多个港口之间开辟有远洋班轮航线，但是，我国民众对航海科技知识的了解不多，航海事业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我们可以通过举办“航海日”活动，普及航海科学知识，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航海事业发展的氛围，形成大力开展航海科研活动的良好风气。有利于向海外宣传中华民族正义、和平、睦邻、友好的优良传统，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郑和七下西洋，从未占领他国一寸土地、掠夺他国一分财产，旨在传播友谊，促进经济贸易，增加友好交流，堪称是与世界各国交往的典范。郑和的行为，展现了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伟大民族。

　　1999年7月11日，以色列新总理巴拉克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表示，他们将切实履行各自所承担的有关义务，克服和平进程中的种种障碍，共同创造一个和平与安全的新纪元。　　巴拉克和阿拉法特当天在以色列与加沙地带交界的埃雷兹检查站举行了一个多小时会谈。在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两位领导人称这次会谈是“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达到了重新建立相互信任的主要目的。　　巴拉克说，这次会谈最首要的目标是恢复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因为这对于推进和平进程至关重要。　　巴拉克表示，以政府将遵守所有业已签署的和平协议，并将致力于加快推进最后地位谈判。为此，他已向阿拉法特提出了将1998年10月巴以签署的怀伊协议并入最后地位谈判的建议，并将继续就这一问题与巴方进行磋商。　　阿拉法特在记者招待会上称巴拉克是“朋友与伙伴”，并对重新启动和平进程表示有充分的信心。他希望巴拉克政府在进入最后地位谈判前切实和全面地执行怀伊协议，停止一切建立定居点的活动。　　此间人士注意到，巴拉克和阿拉法特此次会谈虽然没有解决双方的分歧，也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但双方通过表示对和平的诚意并坦率地交换意见，达到了建立相互了解和信任的目的。

受1998年长江上游第三次洪峰影响，经交通部批准，长江三峡工程导流明渠从7月11日32时起封航。这是导流明渠从1997年10月6日投入使用以来首次封航，由于三峡工程临时船闸已在7月10日14时10分起封航，因而三峡工程水域通航已全面停止。三峡工程自1997年11月实现大江截流到2003年，由导流明渠和临时船闸承担通航任务。按照设计，当导流明渠流量小于每秒2万立方米时，所有船舶都可以从这里通过。而超过这一流量时，船舶从临时船闸通过。从7月10日起，长江上游1998年第三次洪峰开始通过三峡坝址，11日20时洪峰流量达到每秒5万立方米，据了解。导流明渠将在流量回落到每秒3.5万立方米时恢复通航，临时船闸运行时流量不能超过每秒4.5成立方米，因而三峡封航将持续几天。受三峡禁航影响，部分船舶滞留在三峡坝址上游的秭归县茅坪港，有关方面全力组织疏散滞留在茅坪港的旅客。

　　1998年7月11日，逃亡多年的意大利黑手党首脑弗兰希斯科·斯基亚沃内在那不勒斯附近的一座地堡中束手就擒。意大利警方历经6年的艰辛追逐，终于将这个被称为全欧洲最富有、最凶残的罪犯逮捕归案。　　时年44岁的斯基亚沃内是意大利臭名昭著的卡赛莱赛家族犯罪集团的头目，同时也是那不勒斯黑手党与西西里黑手党最主要的联络人。他曾与当地政客、商人沆瀣一气，把那不勒斯以南的卡萨尔·迪普林奇佩地方政府沦为自己控制的、用于铲除异已甚至谋财害命的犯罪王国。这一罪恶基地被罗马警方捣毁之后，斯基亚沃内又参与了数起谋杀案，并策划了一起黑帮残杀，在这起黑吃黑的内部火并中共有数十人丧生。1992年意大利警方愤而掀起大规模“扫黑”行动，斯基亚沃内自此一直逃亡在外。　　几年来，斯基亚沃内藏匿于迪普林奇佩的一座地下别墅内。这座别墅防备森严，与世隔绝。别墅外建有水泥高墙，屋内的地板下挖有十几条纵横交错的地道。一旦有不速之客，别墅内的人便可潜入地道。地道内有充足的粮食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躲上几周毫无问题。　　斯基亚沃内隐名埋姓与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尽管他剃去了他那著名的大胡子，终日戴着眼镜，但是意大利警察还是找上了门。　　7月11日，一队警察悄悄潜近了这座人迹罕至的别墅。他们用早已准备好的电锯将水泥围墙切开一个口子，鱼贯而入。警察们最后在一条地道的角落里发现了斯基亚沃内及其两个女儿。斯基亚沃内见大势已去，只得举手投降。同时被捕的还有受到谋杀起诉的黑手党成员拉法埃莱·朱利亚诺。此外，警方同时在别墅内发现了一批武器弹药、大量食品及30多副斯基亚沃内用以乔装打扮的太阳镜。　　斯基亚沃内被捕是近年来意大利警方打击黑手党的又一记重拳。据统计，1991年至1997年间，意警方共逮捕了1500多名黑手党党徒。1993年，警方擒获了西西里黑手党首领托托·里纳，随后大批黑手党成员主动投案。这场战役被称为意大利警方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的一大突破，不仅使黑手党大失元气，同时也是对黑手党内部“宁死不降”帮规的沉重打击。　　但是，根深蒂固的黑手党远未销声匿迹。就在斯基亚沃内被捕前两天，那不勒斯又爆发了黑手党的街头枪战。1998年，该市有50多人死在黑手党的相互仇杀中。同时，有别于传统概念的新黑手党不断涌现，他们已渐渐与贩毒业脱钩，成功地转入了地下金融业。据意大利商会估计，黑手党一年的洗钱金额高达1350亿美元。　　意大利警方与黑手党之间的斗争还将继续，正义与黑暗的较量远未结束。西西里首府巴勒莫警察局局长安东尼奥·曼加内利说：“黑手党依旧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地下组织。如果眼下就认为黑手党已被打垮了，那将是一个错误。”

　　1998年7月11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国内十家电影制作单位诉北京天都电影版权代理中心等三家单位侵犯著作权一案。中央电视台的６架摄像机从不同角度对准了审判现场。由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的活动，在我国还是第一次。　　经过长达４个多小时的法庭调查、质证、认证和法庭辩论，合议庭认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案件事实有待进一步调查，对其他６名原告涉及的侵权当庭口头宣布一审判决如下：被告天都电影版权代理中心、天津泰达音像发行中心、中影音像出版社立即停止侵犯原告作品著作权的行为；自判决生效之日起２０天内被告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被告赔偿八一电影制片厂１６万元、儿童电影制片厂４万元、峨嵋电影制片厂８万元、西安电影制片厂４万元、珠江电影制作公司４万元、上海电影制片厂１２万元……　　据了解，这次直播活动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电视台共同组织的，体现了人民法院庭审方式改革的精神。司法界一位负责同志认为，落实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开审判，允许公众参加旁听，在必要时进行电视和广播现场直播，对于提高审判效率、审判水平，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和司法公正，以及对公民进行普法教育等，都有积极的意义。

　　1993年7月11日，英国爱丁堡的科学家通过遗传工程技术培育出世界上第一只转基因公鸡。这一科研成果为培育使生下的鸡蛋里含有极其贵重药物成分的母鸡创造了条件。　　这只代号为LY8—1的转基因公鸡，是英国农业与食品研究委员会罗斯林动物生理学与遗传研究所的科学家培育出来的。他们采用基因重组技术把外源基因植入公鸡体内，并让这只公鸡同携带有同一个外源基因的几只转基因母鸡进行交配。这样他们就获得128个鸡蛋，LY8—1鸡就是其中一个鸡蛋孵化出来的。　　他们让转基因公鸡同许多母鸡交配就能得到转基因小鸡，这些小鸡长大后互相交配最后就能得到纯种转基因母鸡。英国科学家认为，这种基因重组技术也适用于把某些负责制造极其贵重药物成分的人体基因植入鸡体，使鸡蛋里含有这些成分，比如血友病患者所需要的凝血因子和用于疏通动脉血管的组织纤维蛋白溶酶原。

邓颖超生前最喜爱的一张照片

　　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逝世，享年88岁。　　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７日，邓颖超曾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最后的要求：　　中共中央：　　我是１９２４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团的第一批团员。１９２５年３月天津市党委决定我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　　１、遗体解剖后火化。　　２、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１９５６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　　３、不搞遗体告别。　　４、不开追悼会。　　５、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作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以上是１９７８年７月１日写的，此次重抄再增加以下两点：　　１、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　　２、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他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以上两点，请一并予以公布。　　邓颖超　　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７日重写　　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６日，《人民日报》发表《吉林日报》社记者王锐赚写的专稿《家规——访邓颖超同志唯一的侄子邓光弼一家》。文中说：邓颖超生前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的远房侄子，就是邓光弼同志。几十年来，他一直默默地工作生活在我们身边——吉林省工商银行计划处。　　邓光弼同志１９４８年在吉林市参加革命，一直在银行系统工作了近４０年，１９８２年患病，１９８７年离休。他们１９５０年结婚，现有二子四女都参加了工作。她说，老邓这个人一辈子就是老实。结婚后很长时间，我也不知道他有这门亲戚，后来还是我公公来，才点破了这层“谜”。几十年来虽然邓颖超同志以及她的秘书赵炜同志屡次来信问有什么困难，但邓光弼同志和他的全家人从未提出过任何要求。其实这个家庭也和全国其他任何普通家庭一样，十年动乱中，他们也曾在艰难困苦中跋涉过。　　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９年，邓光弼同志先后被下放到青沟和左家“五·七”干校。６个子女中有４名当过下乡知识青年，二女儿邓九萍在当时农安县榛柴公社集体户当了８年知青，两次抽人名额都被顶掉，是全户最后抽回来的一个。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光弼一家也从未向有关部门提起什么，因为子女们牢记父亲定下的家规——到外边一律不许说是邓颖超家的亲戚。　　几十年来，在这个家庭中，不但儿子女儿严格遵守着这条“家规”，就连他们的所有亲属都严守着这条“家规”。

沃兹尼亚奇

1989年7月11日，哥伦比亚、墨西哥、委内瑞拉三国为支持中美洲和平发展，积极推进拉美一体化进程成立三国集团。新集团制订了共同行动领域，以推动中美洲国家通过和平途径解决该地区面临的危机，敦促中美洲国家政府克服障碍，召开预定的首脑会议。三国之间还签订一系列经济、贸易、金融、能源及科技等方面的合作协定。该集团的成立，表明“孔塔多拉集团”已完结，形成新的拉美格局。

　　1989年7月11日，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主任安子介等香港知名人士。江泽民在会见时说：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香港问题，不只是外交上的需要，而是从香港和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的。这样解决，对香港、对整个国家有利，对英国和其他国家也有利。在处理港澳和台湾问题上，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义，“井水不犯河水”，我不会在港澳和台湾搞社会主义，你也不要把资本主义的一套搬到内地来。

劳伦斯·奥立弗

　　1989年7月11日，历来为英国人引以自豪的“最伟大的英国演员”、举世公认的本世纪最杰出的国际影星之一——劳伦斯·奥立弗在其伦敦的寓所里溘然长逝。　　作为舞台演员、电影明星、编剧和导演，劳伦斯·奥立弗以其炉火纯青的演技和孜孜以求的独创精神在戏剧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在银幕和荧屏上给人留下了无数难以忘怀的艺术形象，尤值一提的是他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杰出贡献，他曾自编自导自演，将莎翁戏剧成功地搬上银幕，以至时至今日，尚无出其右者。60余年来，他那运动员最强健的形体，清秀刚毅的脸庞，忧郁沉思的表情以及勾魂摄魄的嗓音给观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劳伦斯·奥立弗于1907年5月22日出生于英格兰南部萨尔郡的牧师家庭。　　小时在牛津圣·爱德华学校就读，15岁时开始正式登上舞台，主演莎士比亚名剧《驯悍记》。1924年，进中央语言训练和戏剧学校进修戏剧表演。　　1929年首次在百老汇登台表演。同年步入影坛，并试图向好莱坞进发。1933年，当他信心十足地宣布要主演《克里斯蒂女王》时，却遭到女主角嘉宝的拒绝。　　4年后，奥立弗加入了以专演莎剧而久事盛誉的伦敦老维克剧团，这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他主演《哈姆雷特》一举成功，由此成为英国剧坛的骄子，从此步入他表演的黄金时期。二战后，他同著名演员兼经纪人理查森共同主持因战争而受到严重损失的老维克剧团。1946年，奥立弗率团赴美演出，轰动百老汇。他在舞台上既擅长演哈姆雷特那样的悲剧人物，在喜剧方面也有极高造诣，他将莎剧《第十二夜》中的酒鬼托比爵士演得活龙活现。劳伦斯·奥立弗在舞台上扮演的难忘士比亚剧中人物和好莱坞电影中的浪漫角色，成为英语系国家最令人兴奋、最多才多艺的演员之一。　　然而，真正使劳伦斯在美国影坛发迹的影片应属1939年的《呼啸山庄》。此后，他又连续主演了《蝴蝶梦》、《傲慢与偏见》、《汉密尔顿夫人》、《亨利五世》、《王子复仇记》等成功的代表作，由此奠定了他在国际影坛上的崇高地位，实现了他少年时的抱负。他在15岁初登舞台时曾说过：“我决心在任何时候都成为一名最伟大的演员。”　　1944年，由他监制、导演和主演的《亨利五世》使美国影评界惊叹不已，该片获第19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等四项提名，虽然最终没夺得金像，但奥立弗本人却荣获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颁发的奥斯卡特别奖。他的另一杰作，《王子复仇记》(《哈姆雷特》)的上映轰动了世界影坛，并在欧美各国赢得了各种嘉奖，创票房收入的最高纪录，成为第一部在纽约同一影院连续放映达一年以上的英国影片，同时，一举获得四项奥斯卡金像奖。此后，莎剧《理查三世》、《奥赛罗》和《威尼斯商人》也相继由他搬上银幕。　　劳伦斯·奥立弗以他精湛的表演艺术赢得了崇高的敬意和荣誉，由于他对于英国舞台和影坛的特殊贡献，1947年，被封为英国第一位演员骑士， 1971年又被赐封为男爵，10年后，英女王又以个人名义向他授予荣誉勋章，成为英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贵族影星。　　奥立弗一生中曾三次婚娶。52年前，在他第一个儿子10个月时，他与第一位妻子离异，准备与费雯丽结合。1940年，这两位好莱坞最有前途、演技精湛的“才子佳人”喜结连理。他们的婚姻持续了20年，终因费霆丽长期身体欠佳而导致离异。但奥立弗却未忘旧情，他被赐封贵族爵位之后，将他的爵冠置于她的遗像前，以示对这段浪漫爱情的永久怀念。奥立弗的第三位妻子是比他小21岁的知名演员琼·普洛拉特。婚后28年，生有2女1子，都继承着他们双亲从事的职业。　　生活中的劳伦斯·奥立弗风趣幽默、和蔼可亲。家庭生活给他带来了欢乐。尽管到了70年代，他开始为癌症等疾病所折磨，但他却表现出一种乐观豁达的姿态，并力图在电视屏幕上继续给世人留下无数出色的形象。　　在他76岁高龄时抱病主演了电视剧《李尔王》。据说，美国前总统罗纳德 ·里根看后曾说：“从今以后，我认为我将再也不能自称为一名演员。”　　这无疑是一句出自行家之口的中肯的评语。1988年，81岁的奥立弗仍在电影《战争安魂曲》中担任角色。这是他一生中扮演的第122个角色，也是最后一个角色。　　一代巨星虽然陨落了，但是，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却在人们的心中永存。

许杰

　　许杰，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最早对于笔石的构造、系统分类、演化、生态及含笔石地层的划分对比进行全面研究，是中国笔石古生物学与生物地层学的重要奠基人。在腹足类、三叶虫古生物学方面有很多建树。长期担任地质部及地质科学研究院的领导职务，对新中国地质矿产勘查与科学研究很有贡献。　　生平概况

　　许杰，字兴吾。1901年1月29日出生在安徽广德誓节渡镇的一个农民家庭。祖籍是河南罗山，由于家庭贫困，祖父携带一家老小来到皖南开荒定居。当县城办起洋学堂时，他被送到县立小学学习，因他智力出众，成绩优异，后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三中学。他18岁时以优异成绩中学毕业。　　许杰毕业那年是1919年，正逢“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消息传到南方，也给县城中学生们带来了生气。反帝爱国的思潮在进步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兴办实业”、“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某些学生中萌芽。许杰正是怀着这种心情，毅然北上，去报考“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在入学注册时，听说学地质能办实业，他就毫不犹豫地决定攻读地质学。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2年预科和4年本科的大学生活，在李四光等名师教导下，获得了比较扎实的地质学知识，为今后的地质科研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学习勤奋，多次得到老师的赞扬。在校期间，他就在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上发表了题为《地形形成之时期》的处女作。他还积极参加课外学术活动，并加入了中国地质学会。　　1925年，许杰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当时，上海发生了著名的“五卅”惨案，全国各地工人、学生运动此起彼落，预示着一场大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他婉辞了政府部门的聘请，回到了南方。在故乡开始了以教学为掩护的革命活动。1929年，经前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介绍，进入了地质研究所，开始了他的地质矿产调查和地质研究活动。　　许杰初到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时，担任助理研究员。由于在地质学、区域矿产、古生物学、地层学等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于1937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43年他被借调到云南大学矿冶系任教授。1946年他升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专任研究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1949年许杰任安徽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后任校长。1952年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许杰被调到北京，任地质部副部长。1959年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成立，许杰兼任院长，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1979年，地质部恢复，许杰任顾问。1980年任该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他在耄耋高龄、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仍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及各种学术活动、社会活动。1989年7月11日病逝于北京[2]。　　笔石地层学

　　许杰笔石动物群在他毕生的研究活动中，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了笔石动物群和含笔石地层的研究工作中。在地质界，一提起笔石，无人不知许杰；同样，一谈起许杰，也无人不知他在笔石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笔石是生存于古生代的一种已经绝灭的海生浮游动物，由于它的化石很像保存在岩石层面上的笔迹而得名。笔石动物群进化快，迁移广，盛衰期分明，成为古生物学中一个重要门类，是鉴别古生代早、中期，特别是奥陶纪、志留纪及早泥盆世地层的十分重要的标准化石。许杰在笔石的系统分类、演化、生态，笔石体的构造，以及笔石带的划分与对比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为中国笔石学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　　许杰首先对中国南方笔石动物群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含笔石地层进行了划分和对比，命名了若干古生代早期的地层；随后，他从生物进化论的观点，从研究笔石体的内部细微结构入手，探讨了笔石的演化过程及其分类；他研究了不同笔石群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进而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来探索笔石群的发育、演化和迁移等问题。他在研究对比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含笔石地层分布的基础上，提出了地球上笔石发源中心的问题。这些重要论断对研究全球古生代地层及其划分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30年代初期，他进入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以后，主要在长江中下游的安徽、江西、浙江、江苏以及湖北一带进行地质调查。在调查中，他采集到不少笔石化石标本，同行们也向他提供了不同地区的笔石标本。这些为他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30—1931年他的第一批笔石研究成果先后发表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年度总结报告上，报导了湖北房县、远安，江西武宁，安徽贵池、太平、宁国，浙江昌化以及江苏仑山等地数十种志留纪和奥陶纪的笔石。　　1934年，他的第一部专著《长江下游之笔石化石》问世。出版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地质、古生物学界的重视。全书用英文发表，附中文摘要和大量图表。详细描述了江西、安徽、浙江和江苏4省一些地区的笔石19属、91种，包括新种35个。建立了宁国页岩3个笔石带、胡乐页岩3个笔石带和高家边页岩2个笔石带；并同国外的含笔石地层作了对比。该书附图是许杰在显微镜下用拉普沃尔斯描绘仪手绘后照相缩放成的，图象清晰醒目。该书无论从科学内容和研究水平，还是从精细的绘图技艺上，都胜过路德曼的《北美笔石》一书，可以同当时的最佳经典著作——爱丽斯和伍德的《英国笔石》相媲美。他所建立的笔石带序列，至今仍被广泛作为地层划分、对比的标准。该书受到国内、外同行的推崇，被誉为具有国际水平的经典之作。　　专著发表以后，他又来到安徽宁国县胡乐司系统地测定了庙山至滥泥坞的地层剖面，又采集到大量笔石化石，描述了各层岩性和笔石层的层位，编写了《长江下游之笔石》的第2册文稿，除修改了部分原稿内容外，补充了不少新的材料。可惜文稿在抗日战争中散失了，未能保存下来。他对此一直深以为憾。直到1983年出版《许杰笔石论文集》时，才作了修改和补充。　　此后，他又对华南一带的含笔石地层进行了更广泛和系统的研究。1936年他在安徽太平县谭家桥，在宁国页岩之下的绿色页岩中首次发现保存完好的，与英国的笔石化石，对地层对比和笔石研究都十分珍贵。1937年他又在浙江西部的于潜塔山采集到奥陶系上部和下志留统底部的笔石化石，这是中国华南区奥陶系和志留系分界处的第一次重大发现。1947年他通过对皖南、浙西及赣北的宁国页岩中3个心笔石的中国新种的研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华南区笔石群与澳大利亚笔石群的密切关系。1948年他与马振图合作，通过对湖北宜都八字脑剖面的研究，首次在扬子区发现刺笔石，并建立了寒武、奥陶之间的宜昌期的3个化石带，其中包括笔石2属9种及亚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在担任领导和繁忙的社会工作的同时，继续对笔石进行研究。他在以后的著作中，已不局限于对属种的描述，更多地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解释和研究问题，使笔石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1959年他研究了湖北竹溪上奥陶五峰组具有特殊附连物的栅笔石和青海柴达木下奥陶统的1个新的笔石群。1964年他与陈培洛合作，对一个十分难得的、保存完好的笔石立体标本进行了精心的解剖，写成《论三角笔石》一文。他们解剖了三角笔石的胞管，再造了四列攀合的笔石体，显示了三角笔石体结构的原理，进一步证明了他1934年提出的将三角笔石归入叶笔石科是正确的，为准确确定其分类位置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1965年许杰发表了关于笔石体的复杂化的重要论文，这是他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笔石演化的一篇重要代表作。他从分析内因和外因入手，对笔石体的演化趋向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笔石体由多枝变为少枝，易于漂浮，活动范围大，有利于广泛摄取更多的营养物质，这是正笔石总的演化趋向，也完全符合进化论的观点。但是，有时由于外因和内因的变化，在某些时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即笔石枝由少增多，由简单变为复杂，也就是说，出现笔石体复杂化的演变趋向。这种复杂化现象在古生代共观察到7次3个阶期：早奥陶世晚期1次，中、晚奥陶世3次，志留纪3次。　　许杰认为，发生笔石体复杂化的内因是笔石内部的新陈代谢作用，即同化作用和异化作用的变化，当作用旺盛，生物体增大，繁殖的个体数量增多；反之，作用衰退，则生物体萎缩变小，繁殖减少。作为笔石体的生活环境条件的外因也是有变化的。在较有利的生活环境下，如海水平静，温度和咸度适当，食物丰富，芽生能力就加强，笔石枝增多。正是由于外界较为合适的生活条件而导致笔石体内部新陈代谢作用的加强，使笔石发生变异。但是生活环境优越的条件不是经常发生的，在地域上也不是普遍的，因而不同时期笔石体复杂化又有其共性和个性的问题。它具体反映在笔石体的增枝方式在不同时期各不相同。早奥陶世末期的笔石体复杂化表现在均分笔石动物群侧枝增多，即以古老的分枝方式“同分枝”进行；从中奥陶世到晚奥陶世末，则表现在纤笔石动物群次枝的发生，即以新出现的“后分枝”方式进行；到志留纪发生的是单笔石动物群以从胞管口部或胎管口部生出的“幼枝”方式进行。这些正反映了不同时期笔石体复杂化的特殊性，即个性。许杰的这些重要论点，对研究笔石动物群的系统分类、演化及笔石地层的划分、对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1976年许杰和赵裕亭合作，对中国笔石科的演化和分类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他们根据国内外资料，按照胞管变形和笔石枝递减的情况，将中国笔石科分为3个演化系列，包括5个亚科，11个属，45个种。　　1978年许杰赴新疆霍城果子沟实地考察了奥陶纪地层，观测到笔石分子相互混生的现象，提出了关于笔石动物群发源中心的重要假想。他与黄枝高合作发表了《新疆霍城县果子沟地区下奥陶统的笔石动物群》一文。除建立了3个笔石带（组合带），为天山地区奥陶系划分和对比提供了可靠的化石依据外，着重论述了这一地区带中含有不同笔石的分子的相互混生的情景及其形成的原因。这个混生带可与处于西半球的美国得克萨斯的带对比，并认为两者可能都是从华南和澳大利亚的同一个太平洋笔石动物群的发育中心迁移过来的。　　1982年秋，许杰在中国古生物学会全国笔石专业组第2次学术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奥陶纪笔石动物群的特征及含笔石地层的划分与对比》的学术报告。他与黄枝高、汪啸风一起，详细分析了中国奥陶纪笔石动物群的类型和分区特征，指出在世界两大区（太平洋区和大西洋区）之间，还广泛分布有混合过渡型的笔石群，再一次对笔石动物群发育中心和分区的控制因素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探讨。这一研究把中国笔石学科的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1983年11月，地质出版社把许杰有关笔石研究方面的重要论著11篇汇集成《许杰笔石论文集》正式出版，这是许杰半个世纪来笔石研究的综合成果，不仅丰富了中国奥陶纪、志留纪笔石研究的内容，为中国含笔石地层的划分与对比及笔石带的建立作了开创性的工作，而且也为笔石分类学的发展和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探讨做了重要贡献，本书被评为1984年优秀科技书刊，并授予一等奖[1]。　　多能地质学家

　　许杰除了重点对笔石进行研究外，还对地质科学的许多分支学科进行了研究。30年代，他对腹足类、三叶虫等方面进行了研究。1935年相继发表了《广西第三纪及第四纪淡水螺化石》和《下蜀层的腹足类化石》等专著。　　1936年，他考察了鄱阳湖两岸的湖口、彭泽、都昌一带，研究了庐山至鄱阳湖畔的第四纪冰川遗迹。1937年他分别与马振图、李毓尧合作，发表了《皖南地史及造山运动》和《兰田古冰碛层》等论文，为提高这些地区的地质研究工作做出了贡献。1937年他全程考察了三峡地区的地质剖面。他与喻德渊一起，租了一条小船，溯江而上，时宿船上，时住庙宇，途经石牌、南沱、黄陵庙、三斗坪、新滩、香溪、秭归、泄滩等处，进行地质矿产考察，采集了大量岩石矿物和化石标本，建立了三峡地区早奥陶世2个三叶虫化石带，为三峡地区的地层划分、对比和化石带的建立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对武昌附近的煤田和长阳地区的铁矿进行了调查。在他任云南大学矿冶系教授期间，还对东川、会泽等地的地质矿产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成果先后发表在地质研究所和云南、湖北的有关刊物上。　　科学管理专家

　　20年代末许杰参加了大革命，并加入了早年的中国共产党。30年代初，他翻译了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著作。40年代，他在昆明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积极参加爱国民主活动。解放战争时期，他曾去皖南山区向新四军游击队运送通讯器材、药品和进步书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他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团结和说服中央研究院的同事，共同反对国民党政府把人员和设备南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受党的委托，担任了中央研究院接管组组长，并受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委派，接管和改组了安徽大学。　　1954年初，他调地质部任副部长，长期分管地质科技等方面的领导工作。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于1959年成立了地质科学研究院，并兼任院长，为中国地质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贡献。在他的倡导下，还先后组建了全国地质图书馆和全国地质博物馆。　　许杰在任地质部领导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北到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东到东海，西至新疆，到处都有他的足迹。他曾去青海柴达木石油地质队蹲过点，到过渤海检查海洋物探工作。他多次到云南、四川、内蒙、新疆等边远地区，参加过金矿、铀矿、铅锌矿、钾盐和钨矿等专业现场会。他积极倡导开展水资源、地热资源和环境地质调查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困境中指导《中国地质图集》 、 《中国地质图》 、 《中国构造体系图》和《亚洲地质图》的编审和出版工作，积极支持《中国区域地层表及各大区古生物化石图册》的编纂工作。他编辑指导大型工具书《地质辞典》的出版。他协助李四光撰写《天文地质古生物》一书，组织领导了李四光遗著的整理工作。　　为了开展国际地质科技合作交流，推动中国地质科学技术进步，许杰多次率团出国考察、访问和参加国际会议，接待外国地质科学家的来访。1957年冬他作为中国赴苏科学代表团地质组组长访苏2个月，参与制定中苏两国科技合作协定。1966年2月他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非洲参加桑给巴尔独立节庆祝活动，并检查中国地质援外组的工作。1976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恢复中国在该组织的合法席位，许杰率中国地质代表团出席了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第25届国际地质大会和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第5届理事会。会上他作了《中国地质工作的发展》报告，系统介绍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和成就，扩大了中国地质工作在国际地质界的影响。　　许杰在地学研究方面的科研成果获得国际上很大声誉。1958年由于古生物学研究方面的重大成就，他被苏联古生物学会授予名誉会员的称号。1985年9月，联邦德国地质学会为表彰他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方面做出的成绩，把当年该学会最高科学奖——莱欧波尔德•冯•布赫奖授给了他。该奖自1946年建立以来，他是37名各国著名地质学家获奖者中的第一位的中国地质学家。　　许杰在从事地质事业的60多年中，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党和人民也给了他崇高的荣誉。194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被派往北京，出席了全国科学会议的筹备会议。1954年9月起，他连续被当选为第1—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1978年3月起，被选为第5、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起任中国民主同盟第2—5届中央常务委员。1955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1958年起，他当选为第1届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2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86年6月被授予荣誉委员称号。1957年起，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代理事长。1984年1月被授予第33届理事会名誉理事称号。　　人物简历

　　1901年1月29日　生于安徽省广德县誓节渡镇。　　1919年　毕业于浙江省第三中学。　　1925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　　1926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1936年　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　　1937—1945年　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　　1943—1946年　兼任云南大学矿冶系教授。　　1945年　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46—1949年　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1949—1954年　任安徽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校长。　　1952—1954年　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4—1970年　任地质部副部长。　　1955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　　1958年　获苏联古生物学会名誉会员称号。　　1959—1970年　兼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院长。　　1976—1979年　任中国地质学会第31届理事会代理事长。　　1976年　率团出席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第25届国际地质大会和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第5届理事会。　　1979—1984年　任中国地质学会第32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1979—1982年任地质部顾问。　　1980—1986年　任地质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1985年　获联邦德国地质学会最高科学奖——莱欧波尔德•冯•布赫奖。　　1986年　获中国科协荣誉委员称号。　　1989年7月11日　逝世于北京。　　主要论著

　　1　许杰．地形形成之时期．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1923（2）：81－85．　　2　许杰．长江下游各省笔石化石之初步研究．国立中央研究院19年度总报告，1931：161—167．　　3　许杰．长江下游之奥陶纪笔石与含笔石地层．国立中央研究院20年度总报告，1932：159—161．　　4　许杰．江苏仑山高家边层之研究．国立中央研究院20年度总报告，1932：161．　　5　许杰，马振图．皖南地史及造山运动．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丛刊，1937（6）．　　6　许杰，马振图．湖北宜昌长阳地质调查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简报，1939．　　7　许杰．云南会泽一带之地质矿产．云南经济委员会地质调查组特刊，1944．　　8　许杰．云南东川区域地质矿产．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集刊，1948，（17）．　　9　许杰．宜昌灰岩中之生物群．地质论评，1948，13（3—4）：265．　　10　许杰，马振图．宜昌建造及宜昌期生物群．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集刊，1948，17（8）：1－51．　　11　许杰．从猿到人．安徽大学刊印，1951．　　12　许杰，张文佑．综合性地质科学研究工作的展开．科学通报，1954（12）：47－49．　　13　孙云铸，许杰，穆恩之．腔肠动物门，笔石纲．中国标准化石，1955，（1）：56—82，地质出版社．　　14　许杰．柴达木下奥陶系的一个新的笔石群．古生物学报，1959，7（3）：161—192．　　15　许杰．一个新发现的具有特殊附连物的栅笔石．古生物学报，1959，7（5）：346—352．　　16　许杰．地质学的光荣任务与光辉道路．地质学报，1959，39（4）：366－372；又载地质月刊，1959（10）：26—29；地质论评，1959，19（10）：435－438．　　17　许杰．全国铅锌矿产会议开幕词．地质论评，1960，20（1）：1—4．　　18　许杰．大抓推广，把探矿工程的“双革”运动推向新高潮．中国地质，1960（6）：3—7．　　19　许杰．积极发展地质博物馆事业．中国地质，1960（7）：13—16．　　20　许杰．在全国探矿工程现场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探矿工程，1960（1112）：2—5．　　21　许杰．在地质部1960年物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地球物理勘探，1960（3）：4－6．　　22　许杰．物探化探快报发刊词．物探化探快报，1963（1）：1－2．　　23　许杰．从三角笔石研究谈谈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工作．西南地质科技情报，1964（1）：1—7．　　24　许杰，陈培洛．论三角笔石．中国科学，1964，13（4）：639—653．　　25　许杰，赵裕亭．中国笔石科的演化和分类．地质学报，1976，50（2）：121—140．　　26　许杰，黄枝高．新疆霍城县果子沟地区下奥陶统的笔石动物群．地质学报，1979，53（1）：1—19．　　27　许杰，黄枝高，汪啸风．关于中国奥陶纪笔石动物群的若干重要问题（许杰笔石论文集）．地质出版社，1983：275—324．　　28　《许杰笔石论文集》编辑组．许杰笔石论文集．地质出版社，1983：1—395

井口裕香

和田裕美

加藤成亮

　　1987年7月11日，世界上第50亿个居民出生在原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市。他的名字叫马特伊·加斯帕。后来萨格勒布市被定为第50亿个居民城。当时世界各大报头版都刊登了“全球人口闯入50亿大关”、“50亿意味着什么”等非常醒目的发人深省的大标题。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宣布这一天为“50亿人口日”。　　从人类诞生到19世纪初，经过几百万年的漫长岁月，世界总人口才达到10亿。进入20世纪以后，世界人口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到1930年，世界人口达到20亿，比19世纪初翻了一番。到1960年，世界人口增长到30亿，又过了15年，到1975年进入40亿，而从40亿到50亿仅用了12年时间。据人口学家推算，到本世纪末世界人口可望达到63亿。世界人口正以每秒钟3个人，每天25万人的速度在迅猛增长着。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呼吁各国都要认真思考和讨论人口问题，因为人口的这种持续高速的增长，对世界经济乃至世界政治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种影响的表现：　　一是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战后初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人均国民收入方面的差距是10∶1，尽管战后30年内，发展中国家工业生产和国民收入增长略高于发达国家，但发展中国家因人口增长过快，到70年代末，这一差距反而扩大到13∶1。　　二是继续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长过快，消费基金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就很大，国内投资率不得不下降，致使经济发展受到制约。同时，人口与粮食的矛盾也更加突出。　　三是自然环境的恶化不断加剧，这主要表现在森林面积急剧减少、沙漠化严重和安全饮用水短缺。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的增长，为了生存，不得不毁林造田，由于毁林造田又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干旱地区沙漠面积不断扩大。　　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不仅影响他们自身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影响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1974年联合国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世界人口会议，促使各国对世界人口的发展给予更大的关注。10年后，全世界控制人口增长的国家已有85个，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人口大国先后实行了以避孕节育为宗旨的人口控制政策。　　“50亿人口日”又一次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

　　1985年7月11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负责人汇报经济情况时指出：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10年和下 世纪的前50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

　　1985年7月11日至31日，国家主席李先念对加拿大和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首次对太平洋彼岸的两个北美国家进行访问。7月16日，中加两国政府就延长贸易协定和成立农业联合委员会进行换文的签字仪式在渥太华举行。7月23日，中美两国关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中美文化协定两年执行计划、中美教育合作交流议定书和中美渔业协定在华盛顿签字。

井上奈奈

趙耀邦

稻村优奈

孙慧雪

意队前锋布鲁诺-孔蒂与西德队后卫布里格尔抢球

　　1982年7月11日，第十二届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在马德里举行。意大利队令人信服的以3：1击败西德队获得冠军，这使得意大利成为欧洲第一个世界第二个三夺世界杯的球队。

　　本届杯赛中欧洲球队发挥了水平，尽管东道主西班牙战绩不佳，但意大利、西德、波兰、法国包揽了四强。比赛中涌现了巴西的济科、西德的鲁梅尼格、法国的普拉蒂尼、波兰的博涅克等球星，不过最耀眼的是意大利教练在开赛前从“球监”里保出来的“金童”罗西，他以进六球成为最佳射手，是意大利夺冠的最大功臣，其中对巴西一战独进三元，决赛中还首开记录。意大利的队长是年逾四旬门将佐夫，他如今是意大利国家队主教练。当时队中的小将贝尔戈米，现在仍驰骋在绿荫场上。

　　这届世界杯对全世界的震动是空前的，现场观众达到近三百万人次，电视观众则超过当时地球人口的一半以上，中国观众也有幸收看了比赛，很多人从那时起迷上了这一世界第一运动。

槙阳子，日本漫画家，代表作《爱你宝贝》。

　　1981年7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航空医学系三年级学员张华为抢救掏粪老农光荣献身，年仅24岁。7月18日，第四军医大学集会表彰张华，校党委批准他为革命烈士、优秀共产党员，追记一等功。张华的事迹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同年10月28日，叶剑英为《张华烈士专集》题名《新一代理想之歌》。11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张华“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荣誉称号。教育部、总后勤部分别发出通知和作出决定，号召在高等学校学生中和全军后勤战线开展向张华学习的活动。

林秀晶

　　天空实验室　美国第一个环绕地球的航天站。用“土星５号”运载火箭发射。轨道高度约４３５公里，运行周期 ９３分钟，倾角５０度。由轨道工作舱、过渡舱、多用途对接舱、太阳望远镜和“阿波罗”飞船５部分组成，全长３６米，最大直径６ ．７米，重约８０吨。航天员由“阿波罗”飞船接送。自１９７３年５月到１９７４年２月先后接纳过３批航天员，每批３人，在站分别工作了２８天、５９天和８４天，进行了２７０多项研究实验，拍摄了１８万张太阳活动的照片、４万多张地面照片，还进行了长期失重人体生理学试验和失重下材料加工的试验。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１日进入大气层烧毁

邓小平登黄山

　　1979年7月11日，4位大学生到达黄山脚下，得知邓小平也在山上的消息后，恨不得马上登上山顶，见到敬爱的邓小平。可警卫人员为了做好邓小平的安全保卫工作，所以，一般游人暂时被阻上山。邓小平发觉后，便指示“要让群众上山游览，不要搞得那么森严”。

　　邓小平同志特意与北海宾馆全体同志合影留念，这使4位大学生感到十分羡慕。他们围上前去，请邓小平同志和他们合影留念。邓小平同志微笑着答应了，摄影记者摄下了这珍贵的镜头。

　　在下山的路上，他们再次和邓小平相遇，他热情的问：“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学的是哪个专业？”他们都一一作了回答。邓小平亲切地勉励同学们好好学习，为祖国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同学们不约而同地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学生证、笔记本、旅游册，请邓小平同志签名留念，这时保卫人员刚要进行解释，被邓小平止住，微笑着说：“给大家都签个名吧！”邓小平为同学们一一签了名。

长泽美树

陶喆

矢上裕，日本漫画家，代表作《妖精狩猎者》。

三浦建太郎

技师们把通讯卫星装配在“三角”式火箭的第3级上1962年7月11日，美国人第一次看到从欧洲现场播出的电视，这个节目是法国与英国通过通讯卫星播送的。第一次播送的时间7时35分。当法国播放7分钟的节目，包括伊夫斯-蒙塔纳所唱的歌曲时，正值东方黎明破晓。设立在人造卫星最近轨道上的英国广播站，播出了测试方格和英国政府的贺词。从通讯卫星上发射出去的电视信号，在缅因州的安多弗接受，天线重达384吨。横渡大西洋成功的电视播送，促使美国政府开始研究探索全球电视新领域中所出现的机会和问题。

　　1961年7月11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在北京签订。同年9月10日起生效。《条约》决定双方根据国际主义原则，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一方受到武装进攻，另一方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它援助；双方不参加反对对方的同盟、集团、行动或措施；发展经济、文化、科技合作，给予经济、技术援助等。

　　1960年7月11日，达荷美、尼日尔、上沃尔特和象牙海岸等四个西非国家同法国签署了脱离共同体成为主权国家的协定。这四国原系法国殖民地，属法属西非。1958年12月，四国分别成为法兰西共同体的“自治共和国”。协定签署后，四国分别于1960年8月1日、3日、7日、4日正式宣布独立。　　1975年11月30日,达荷美改名为贝宁；1984年8月4日，上沃尔特改名为布基纳法索，意为“尊严的国家”；1986年1月1日，象牙海岸改名为科特迪瓦。

谷田部胜义

　　1949年7月11日，第一野战军向大西北进军。12日，在扶风、宝鸡等地区歼灭胡宗南部主力4个军共4.3万余人。8月26日，经过激烈攻坚作战，人民解放军解放甘肃省会兰州；9月5日，解放青海省会西宁，基本歼灭马步芳集团；9月23日，解放宁夏省会银川，随即歼灭马鸿逵集团。?

李公朴

　　李公朴(1902－1946)号仆如，原名永祥，号晋祥，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市被国民党特务暗害，次日身亡。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杰出的社会教育家。原籍武进县湖塘桥，1902年11月26日生于江苏淮安。幼年时家境贫寒，13岁到镇江京广洋货店做学徒，因与一些青年组织爱国团，抵制贩卖日货，被店主解雇。后就读于镇江润州中学。毕业后考入武昌文华大学附中，因反对校医虐待学生酿成学潮被开除。随后他考入上海卢江大学附中，毕业后升入卢江大学半工半读。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投军北伐。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愤然离开军队，次年8月赴美留学。在美国他边读书边打工，并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上向国内介绍美国社会情况。1930年11月，李公朴结束留学生涯回到上海。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步步进逼，国事岌岌可危，他满腔热血积极投入各种救亡活动，与邹韬奋等筹办《生活日报》，在史量才支持下创办《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和妇女补习学校。1934年他和艾思奇一起创办《读书生活》，发表了大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文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进行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通俗化的尝试，传播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知识，对青年的思想启蒙起了巨大的作用，引导许多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6年创办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许多进步的通俗读物，包括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同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李公朴被推为负责人之一，积极与东北抗日人士联系，支持抗日斗争。同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竟将他与沈钧儒等六人逮捕入狱，制造了震惊国内外的"七君子事件"。 　　抗战全面爆发后，李公朴积极投身于抗日民主运动。在山西，经周恩来同志决定，他担任"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创办了由他担任社长的"全民通讯社"，为抗战宣传教育及推动统一战线工作四处奔波。1937年11月，与沈钧儒等积极筹建全国抗敌救亡总会。12月，和沈钧儒一起创办《全民周刊》，并成立了全民通讯社总社。1938年1月，《民众动员论》在武汉出版。同月，应山西闫锡山之邀，到山西临汾创办民族革命大学，被委任为副校长，聘请一些进步学者、教授到民大任教。1938年5月，《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出版。7月，为动员全民抗战，将自己创办的《全民周刊》与邹韬奋主编的《抗战》合刊为《全民抗战》。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他冒着生命危险往来于敌后与前线之间。11月他到达延安，并拜会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他组织了"抗战教学团"，到晋、察、冀边区进行抗战教育工作，并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成书--《华北敌后--晋察冀》，客观公正地宣传共产党、八路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由北方最前线转入西南大后方昆明。1942年12月创建北门书屋，1944年创办北门出版社。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并担任《民主周刊》的编委工作。1945年在民盟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民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12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1946年初，他与陶行知共同创办"社会大学"，任副校长兼教务长，实施民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同时主编《民主教育》月刊。为了迎接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他参加发起成立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被选为理事。在政协会议期间，他经常主持举办各种报告会、演讲会。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旧政协胜利闭幕大会，他担任总指挥。会上国民党特务进行破坏，制造了"较场口血案"，李公朴和郭沫若等人被特务殴伤，送医院治疗。周恩来曾前往探望。同年5月，社会大学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百般刁难被迫停办，李公朴从重庆返回昆明，准备将北门出版社迁至上海，并开始编写《世界教育史》。此时他遭到特务的严密监视，但他争取和平民主的决心愈加坚定。他说："我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牺牲后，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联名发表唁电："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抑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 　　李公朴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的一生，是坚持革命、顽强斗争的一生，是忠诚于中华民族进步事业与和平民主事业的一生，是献身中国文化事业和社会教育的一生。李公朴"爱国、民主、进步"的精神不仅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李公朴先生被刺的经过　　　　近来外间盛传特务机关悬赏谋杀在昆明的民主同盟主要负责人。民主同盟及其所有盟员，为中国人民的民主和平奔走而呼吁，其主张，其立场，其态度，光明正大，能见天日，故对一切流言传闻，以及一切恐吓威胁，从不予计较，尚以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国内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一切鬼魅纵如何猖撅，断不敢公然出此卑劣手段，殊不料反动派可耻的暴行终于发生了。　　十一日晚十时，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先生遭遇了特务暴徒的暗杀。　　十一日晚七时许，李公朴先生因事，与其夫人张曼筠女士先后外出，八时余应事完毕，同往昆明大戏院观电影，十时余电影毕，在南屏街搭公共汽车回返北门街寓所，于青云街下车。李氏与其夫人甫行至青云街通往大兴街的小巷中，突闻枪声自后面而来。李夫人尚以为系车胎破裂声，不料即见李氏中弹倒地，呻吟于泥泞中。李夫人情急大呼"捉人呐，枪打人了！"雨夜行人疏落，未见人来。后闻凶手已被当地岗警捕获，送往三分局。李大人正单独扶救中，时有云大同学数人经过，见情开始前往协救，以担架立刻送往北门外云大医院医治，时已将近夜十一时。　　到云大医院，李先生尚神志清明，经医生立刻检查，见伤在腹部，子弹系由腰射入，至左腹穿出，伤势异常严重。经注射麻醉针，疼痛未止，此时李先生突然口吐鲜血满地。医院方面决定立刻施行手术。经过约二十分钟，担架入手术室，开刀检查。腹肠穿通数孔，其中两孔，口径特大，在一方吋以上，形将断绝。在施行手术过程中，又呕血不止。至午夜一时，手术完毕注射盐水，李先生已昏迷不省人事。后担架至三十四号病房进行输血，并注射盘尼西林。时已今晨(十二日)二时余，至此情况尚佳，不料伤势过重，流血过多，至今晨三时许，李先生即现不支之状，虽经医师不断注射各种救急针水，终于至今晨五时二十分气绝逝世。逝世时大骂"无耻"，并高呼"我为民主而死！"　　李夫人及随待在侧的亲友，眼见此一代民主战士与世长辞，痛哭失声。李夫人尤其悲痛欲绝。此不幸消息，直至今晨六时许才传至留昆民盟主要负责人，均先后赶到，见战友已暝目血痕中，无不痛哭失声，悲愤万状。　　李公朴先生十余年来，为中国的民主和平而奔走呼吁，痛遭反动派的嫉恨，民国二十五年，曾因呼吁团结抗日被捕下狱至"七七"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之后，李先生才与同时被捕的沈钧儒等六位先生一并被释。出狱后，李先生为抗战不断奔走于南北。皖南事变后，又为团结和平而奔走，但仍不见容于当道，辗转流亡至昆明。抗战胜利后，内战烽火燃遍全国，李先生以民盟盟员身份，又奔走于相平民主团结道上。今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全国方庆和平民主之希望，李先生以其十余年奋斗之同的将达，不胜兴奋而祷祝。不料在二月十日于重庆较场口举行各界人士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之时，突遭反动派暴徒殴击，重伤头部。但反动派尚不以此为满足，直欲夺其生命而后快，致有昨夜暗杀的事件发生。　　救国何罪?李先生竟因救国而下狱;庆祝政协何罪?李先生竟因庆祝政协而被殴头破血流!要求民主和平又何罪?李先生竟因要求民主和平而最后遭此毒手!　　谁是国家民族的罪人，看李先生的遭遇即知！谁是背叛者，看李先生的最后结果即知!　　这是反动派向人民进攻的证据！这是反动派不要民主和平的证据!　　李公朴先生被反动派特务暗算了，但全中国要求民主和平的人民是杀不完杀不绝的。　　人民应该牢记着这笔血债，应该为我们自己的战士索还这笔血债！　　民盟滇支部　　启七月十二日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白先勇

　　白先勇（1937年7月11日～），回族，当代著名作家。广西桂林人。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1]之子。白崇禧,字健生，广西临桂人，回族。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是新桂系军阀首领之一。　　白先勇7岁时，经医诊断患有肺结核，不能就学，因此他的童年时间多半独自度过。抗日战争时他与家人到过重庆，上海和南京，后来于1948年迁居香港，就读于喇沙书院。不久之后在1952年移居台湾。　　1956年在建国中学毕业后，由于他梦想参与兴建三峡大坝工程，以第一志愿考取台湾省立成功大学(今“国立”成功大学)水利工程学系。翌年发现兴趣不合，转学“国立”台湾大学外国文学系，改读英国文学。1958年，他在《文学杂志》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金大奶奶》。两年后，他与台大的同学欧阳子，陈若曦，王文兴等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并在此发表了《月梦》、《玉卿嫂》、《毕业》等小说多篇。　　1962年，白先勇的母亲马佩璋去世。据他自传文章《蓦然回首》提及，“母亲下葬后，按回教仪式我走了四十天的坟，第四十一天，便出国飞美了。”母亲去世后，他飞往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爱阿华作家工作室(Iowa Writer"s Workshop)学习文学理论和创作研究，当时父亲白崇禧也来送行，也是白与父亲最后一次会面。　　关於母亲的去世，他感受到“母亲一向为白马两家支柱, 遽然长逝，两家人同感天崩地裂，栋毁梁摧。出殡那天，入土一刻，我觉得埋葬的不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自己生命一部份”《蓦然回首》，以致初到美国时，无法下笔写作。直至同年圣诞节於芝加哥度假，心裏感触良多，因而再次执笔，写成《芝加哥之死》，于1964年发表。论者以为，这是他的转型之作。夏志清称此文“在文体上表现的是两年中潜心修读西洋小说后的惊人进步”，而“象征方法的运用，和主题命意的扩大，表示白先勇已进入了新的成熟境界”。　　1965年，取得爱荷华大学硕士学位后，白先勇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并从此在那里定居。他在1994年退休。1999年11月1日发表《养虎贻患-父亲的憾恨(一九四六年春夏间国共第一次“四平街会战”之前因后果及其重大影响)》(台北《当代》第147期)一文，为父亲白崇禧立传。今天白先勇的家族大多居住在台湾。　　白先勇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白先勇吸收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合到中国传统的表现方式之中，描写新旧交替时代人物的故事和生活，富于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　　2004年，由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部作品集《青春·念想——白先勇自选集》，以及新作《奼紫嫣红牡丹亭》。白先勇喜爱中国地方戏曲昆曲如《牡丹亭》，对于其保存及传承，亦不遗余力。　　评价　　旅美学人夏志清教授曾说：“旅美的作家中，最有毅力，潜心自己艺术进步，想为当今文坛留下几篇值得给后世朗诵的作品的，有两位：於梨华和白先勇。”他甚至赞誉白氏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　　欧阳子认为，“白先勇才气纵横，不甘受拘；他尝试过各种不同样式的小说，处理过各种不同类式的题材。而难得的是，他不仅尝试写，而且写出来的作品，差不多都非常成功。白先勇讲述故事的方式很多。他的小说情节，有从人物对话中引出的《我们看菊花去》，有以传统直叙法讲述的《玉卿嫂》，有以简单的倒叙法 (flashback)叙说的《寂寞的十七岁》，有用复杂的「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 )表白的《香港——一九六○》，更有用「直叙」与「意识流」两法交插并用以显示给读者的《游园惊梦》。他的人物对话，一如日常讲话，非常自然。除此之外，他也能用色调浓厚，一如油画的文字，《香港——一九六○》便是个好例子。而在《玉卿嫂》里，他采用广西桂林地区的口语，使该篇小说染上很浓的地方色彩。他的头几篇小说，即他在台湾时写的作品，文字比较简易朴素。从第五篇《上摩天楼去》起，他开始非常注重文字的效果，常藉著文句适当的选择与排列，配合各种恰当『象征』(symbolism)的运用，而将各种各样的『印象』(impressions)，很有效地传达给了读者。”　　关于同性恋　　白先勇曾在香港公开表示自己为同性恋者，但在台湾公开场合极少提及自己的性倾向。白先勇曾说，他相信乃父知道其同性恋倾向，但并没有真正和他谈论过此事。　　白先勇唯一的长篇小说《孽子》(1983年)除骨肉亲情外，书中对於台北部分男同性恋社群的次文化，以及同性性交易等情节不避讳的描写，格外引人注意。《孽子》以一名因其同性性倾向遭乃父逐出家门的少男「李青」的视角，讲述一群以1970年代台北新公园为集散地，不为主流社会所接纳的男同性恋者的故事；而作者对于父子亲情的描写，亦为本书之主题。2003年，台湾公共电视台将其改编拍摄为同名电视剧，引起社会上各种关於同性恋议题的谈论。　　在2002年的《扬起彩虹旗》新书发表会上，台湾同性恋权益运动者陈俊志指责白先勇与舞蹈家林怀民对台湾同志运动没有尽心尽力。然而，关于出柜名人在同志权益运动中之社会义务，各方看法殊异。　　出版履历　　2004年，《奼紫嫣红牡丹亭》在大陆出版。　　1984年，《明星咖啡馆》散文集出版。　　1983年，出版长篇小说《孽子》。　　1982年，《白先勇短篇小说选》出版。　　1980年，《白先勇小说选》出版。　　1978年，《蓦然回首》散文集出版。　　1976年，出版《寂寞的十七岁》小说集。　　1971年，作品开始被译成英文(第一篇为《谪仙记》)，其作品陆续被译成英文、韩文、德文等语言。同年，出版《台北人》短篇小说集。　　1968年，出版《游园惊梦》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小说集。　　主要著作　　《树犹如此——纪念亡友王国祥君》——一九九九年一月廿六日《联合报》　　《夜曲》——刊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一九七九年。　　《孽子》——长篇小说「孽子」开始连载于「现代文学」复刊号第一期，一九七七年。　　《秋思》——刊中国时报，一九七一年。　　《国葬》——刊现代文学第四十三期，一九七一年。　　《花桥荣记》——刊现代文学第四十二期，一九七○年。　　《冬夜》——刊现代文学第四十一期，一九七○年。　　《孤恋花》——刊现代文学第四十期，一九七○年。　　《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刊现代文学第三十八期，一九六九年。　　《思旧赋》——刊现代文学第三十七期，一九六九年。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刊现代文学第三十六期，一九六九年。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刊现代文学第三十四期，一九六八年。　　《梁父吟》——刊现代文学第三十三期，一九六七年。　　《岁除》——刊现代文学第三十二期，一九六七年。　　《游园惊梦》——刊现代文学第三十期，一九六六年。　　《一把青》——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九期，一九六六年。　　《谪仙记》——「纽约客」首篇，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五期。　　《火岛之行》——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三期，一九六五年。　　《永远的尹雪艳》——「台北人」首篇，刊现代文学第二十四期，一九六五年。　　《安乐乡的一日》——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二期，一九六四年。　　《香港:一九六〇》——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一期，一九六四年。　　《上摩天楼去》——刊现代文学第二十期，一九六四年。　　《芝加哥之死》——刊现代文学第十九期，一九六四年。　　《那晚的月光》——又名「毕业」，刊现代文学第十二期，一九六二年。　　《寂寞的十七岁》——刊现代文学第十一期，一九六一年。　　《藏在裤袋裏的手》——刊现代文学第八期，一九六一年。　　《青春》——刊现代文学第七期，一九六一年。　　《小阳春》——刊现代文学第六期，一九六一年。　　《黑虹》——刊现代文学第二期，一九六○年。　　《玉卿嫂》——刊现代文学第一期，一九六○年。　　《月梦》——刊现代文学第一期，一九六○年。　　《闷雷》——刊笔汇革新号一卷六期，一九五九年。　　《骨灰》、《等》、《谪仙怨》、《我们看菊花去》等。

乔治·格什温

　　乔治·格什温 （George Gershwin,1898－1937），美国著名作曲家。　　乔治·格什温于1898年9月6日出生在纽约市布鲁克林。他的父母亲是俄国犹太人，19世纪九十年代从俄国移民到美国。父母都是商人，格什温在这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小过着舒心的生活。格什温一家的居住点社区环境不够好，街道狭窄，人口稠密嘈杂，开车叫卖的商贩随处可见。上小学的时候，格什温的学习成绩并不好，他虽聪明好动，却不喜欢用功，但是喜欢音乐。格什温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的哥哥埃拉·格什温（Ira Gershwin，1896-1983）后来也成为一名优秀的歌词作家，曾经同弟弟乔治·格什温合作，为乔治的音乐创作写过很多优秀的歌词。乔治·格什温对音乐有着特殊的天赋，12岁时，他就能把听到的曲调在邻居家的钢琴上重新弹奏出来。他的母亲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学习音乐，就为他们买了一架钢琴，母亲原本是让乔治·格什温的哥哥埃拉学习钢琴的，可是最终乔治演奏钢琴的天赋大大超过了哥哥。乔治一开始跟着邻居家以为业余钢琴女教师学习，经过两年的练习，乔治钢琴演奏进步飞快，那女老师教不了他了，就又介绍格什温跟随钢琴家查理·海姆彼策（C. Hambitzer，1855-1918）学习。海姆彼策是一位经过严格的古典音乐训练的钢琴家，对格什温钢琴演奏影响很大，在海姆彼策指导下，格什温得到了系统的训练，学会了许多古典作曲家的钢琴曲，而且对包括德彪西和拉威尔在内的法国印象派作曲家的作品以及浪漫派大师肖邦和李斯特的钢琴曲都有深入的研究。在这个时期，格什温在“纽约商业中学”上学，但是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好，在学校里，唯独让格什温感到快乐的事情就是每天早上当学生们集合的时候，被学校选定为给集合的学生奏乐弹钢琴。　　1913年夏天，14岁的格什温开始自食其力，到他父亲在纽约开的一家连锁饭店打工。他不仅在父亲的饭店干活，还忙里偷闲在一个旅游景点找到弹钢琴的临时工作，虽然一星期只有5美元报酬，挣的钱少的可怜，但是格什温还是非常喜欢去做演奏钢琴的工作。1914年，格什温15岁了，他还没毕业就离开了学校，决定到纽约第28西大街的叮碎巷去找一份与音乐相关的工作，他在一家叫“莱米克”音乐出版公司（Jerome H.Rcmick & Company）做推销音乐歌谱的“钢琴敲击手”，即每天在钢琴上为前来买乐谱的顾客没完没了的是走乐谱。这家公司在叮碎巷很有名望，格什温每天的例行工作就是坐在狭窄的琴房里工作八到十个小时，应顾客的要求，弹奏各种流行歌曲和乐曲。格什温在叮碎巷弹钢琴赚钱并不多，但是他还是十分喜欢这个工作，因为在这里他有机会在实践中提高弹钢琴的水平，进一步提高了自己演奏上的视奏能力。每天来光顾公司的顾客，他们大多数都是音乐门外汉，当中有很多人根本不认识乐谱，有的甚至五音不全。但这些顾客选中了他们喜欢的流行歌曲的时候，格什温就得提这些顾客在钢琴上弹奏这些乐谱以讨他们的欢心，这样活页歌谱才能卖得出去。许多顾客就是在听到格什温美妙动听的钢琴演奏后情不自禁的歌性大发的。但是由于这些音乐门外汉唱歌跑调，即使有时能够找到音高也还是唱不准音，所以他们的演唱声调极其难听，很难让格什温这样一个经过音乐训练的钢琴师忍受这种尴尬场面。每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格什温就必须随时准备为这些饶有兴趣的顾客的演唱机智的即兴发挥伴奏，从变调、转调、到不厌其烦地反复变化伴奏等来弥补顾客五音不全的不足。格什温娴熟的弹奏技巧位客户弹奏任何一首曲子都是那么的有声有色，即兴伴奏发挥的如此轻松、得心应手，不但让他的顾客十分满意，就连他的同事们也对格什温的精湛琴艺十分佩服。　　1917年，格什温离开了“莱克米”音乐出版公司闯入百老汇演艺圈子，在那里他为音乐剧演出剧团的排练弹伴奏。在新的环境里，格什温又接触了一些高水平的演艺人员，他们的音乐演唱给他提供了更高水平的钢琴伴奏机会，而且格什温还需要不断根据复杂的演唱段落配置相应的伴奏织体，这倒使得格什温的音乐创作经验更加丰富。在这个时期，格什温仍然与他的钢琴老师查理·海姆彼策保持联系，还经常求教于这位要求严格而又心地善良的钢琴老师，从这位老师那里继续学习钢琴。1918年，曾经对格什温学习钢琴起过重要作用，也是格什温最尊敬的钢琴老师海姆彼策去世了。之后，格什温又拜作曲家和小提琴家爱德华·吉莱伊（Edward Kilenyi，1884-1968）为师学习和声、作曲和音乐理论。1918年，格什温在百老汇为音乐剧弹钢琴伴奏期间出版了几首流行歌曲，在百老汇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是，百老汇一个名气很大的演出剧团老板，同时也是音乐出版商的马克斯·德里夫斯（Max Dreyfus，1874-1964）对格什温的音乐才华很感兴趣，他以每星期付35美元报酬的条件希望格什温来为他的剧团创作流行音乐。1918年，格什温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音乐剧音乐《啦啦露西尔》（La La Lucille），1919年该剧在百老汇上演引起轰动，整个夏天这个音乐剧连续上演了一百多场，这时的格什温已经在叮碎巷和百老汇创作圈子里小有名气了。　　从1919年嘁，格什温的音乐创作开始走向一个崭新的阶段，他写的歌曲和音乐剧音乐受到人们的青睐。这一年，格什温创作的歌曲《斯瓦尼》（Swance）在全国打响，仅1920年一年格什温就从这支歌曲中获得一万多美元的稿费，这在当时来讲，确实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在后来几年里，格什温继续写作百老汇音乐剧音乐，同时他也创作一些流行歌曲和电影音乐。这个时期，格什温创作的音乐剧音乐中有许多歌曲广为流传，特别是像《走向天堂》（Stairway to Paradise，1922）和《有人爱着我》（Somebody Loves Me，1924）已经成为流行歌曲中的经典。1922年格什温写的爵士乐歌剧《蓝色星期一》（Blue Monday）后来改名为《第135大街》（135 Street），在纽约百老汇上演后很快流传开来，再一次显示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才能。　　虽然格什温的音乐创作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他仍然想寻找更好的老师来进一步学习、完善自己的作曲技法，二十年代中期，他又在作曲家鲁宾·古德马克（Rubin Goldmark，1872-1936）门下学习对位、和声和配器。1927年，当格什温在巴黎见到法国著名女作曲教师布朗热的时候，格什温向布朗热表示希望能够跟他学习作曲，但是布朗热拒绝了格什温的要求，说“我教不了你。”显然这位曾经帮助过许多有才华的美国作曲家建立起自己风格的老师认为，格什温的作曲风格已经发展得非常好，她已无法对这位已经成功的著名作曲家做出更多的帮助了。　　进入三十年代，格什温的创作热情激发他投向了更多的音乐剧创作，三部成功的音乐剧音乐让这位作曲家在美国树立起了自己作为一名专业作曲家的声望。1930年，他重新修订了音乐剧音乐《奏响乐队》（Strike up the band）、《疯狂少女》（Girll Crazy，1930）以及获普利策音乐大奖的《我为你歌唱》（Of Three I sing，1931）。格什温不仅在流行歌曲、音乐剧和器乐作品中展示了非凡的才华，而且他的歌剧音乐也表现出独具匠心的器乐创作表现力，这在1925年他为轻歌剧《爱的歌唱》（Song of the Flame）创作的音乐等作品中可以得到例证。到1930年，格什温为音乐喜剧、讽刺歌舞剧、轻歌剧创作的音乐已经达25部之多。　　格什温一生还创作了大量的歌曲，声乐作品在他的音乐曲目中占有很大分量，这主要包括他在叮碎巷工作时期写的流行歌曲、电影插曲和歌剧、音乐剧歌曲。它的重要作品还包括为歌词谱曲的《当你需要他们，你得不到他们，可当你已经得到，你又不想要他们》（When you want’em ,you can’t get’em , when you’wu got’em , you don’t want’em，1916）、《从现在起》（From Now On，1919）、《长夜情思》（On My Mind the Whole Night Long，1920）、《我也同样》（So Am I，1925）、弦乐四重奏《摇篮曲》（Lullaby，1920）、音乐剧《阳光摇曳》（sunshine Trail，1923）、音乐剧《我们跳舞么？》（Shall We Dance？1937）、管弦乐曲包括1924年写的《蓝色狂想曲》（Rhapsody in Blue）、钢琴与乐队《F大调协奏曲》（Concerto in F，1925）、钢琴与乐队《第二狂想曲》（Second Rhapsody for Piano and Orchestra，1931）、《古巴序曲》（Cuba Overture，1932）。1934年，他根据自己的喜剧插曲《我找到了节奏》（I Got Rhythm）创作的同名钢琴与管弦乐变奏曲、1935年创作的《伯基与贝丝》（Porgy and Bess）、1936年根据《伯基与贝丝》改变的组曲《猫鱼街》（Catfish Row）。　　当格什温正处在创作高峰时期，他不幸患上了脑瘤未能治愈，于1937年去世，年仅39岁。

　　美国作家和记者埃德加·斯诺(1905—1972)，1928年首次到中国上海，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后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通讯员。1930年后到中国东三盛内蒙古和西南各剩1933年至 1934年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新闻系教授，并学习汉语。　　1936年6月，他从北平出发，经西安赴陕甘宁边区，是第一个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记的西方记者。7月8日在安塞百家坪遇见周恩来。经周恩来安排，于11日抵保安会见毛泽东。　　斯诺记录了毛泽东给他留下的印象：“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他觉得在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在“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 ——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斯诺形容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　　在保安的采访活动中，斯诺知道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　　16日夜，斯诺就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等问题同毛泽东进行长谈。后来许多夜晚，毛泽东回答了关于他个人生活经历和中国红军的历史。10月中旬，斯诺离开保安经西安返回北平。　　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发行。1938年2月中译本改名《西行漫记》，在上海用复社名义出版。此后，1939年、1960年6月、1965年初、1970年10月，斯诺多次来华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1970年12月18日，斯诺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也是最后一次的谈话。　　1972年2月15日，埃德加·斯诺在日内瓦逝世，弥留之际说“我热爱中国”。　　根据斯诺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于1973年10月19日运到北京，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乔治·阿玛尼

　　1934年7月11日，乔治·阿玛尼出生在米兰附近一座名叫皮亚琴察的小镇子上。少年时的阿玛尼在当地公共学校读书期间，狂热地迷上了戏剧和电影。此后，为了顺从家人意愿，他只得放弃爱好，被迫进入米兰大学医学院。不过，由于晕血，他在医学院学习两年后还是中断了学业。　　1957年，阿玛尼进入了意大利著名精品百货连锁店La Rinascente工作。他在这家百货公司当过一阵助理摄影师，后来进入了公司的设计室。那段时间，他从印度、日本和美国购买优质产品，并通过举办展览，将外国文化介绍给意大利消费者，从此开始了他对流行时尚的接触。　　1964年，从未受过正规培训的阿玛尼为有意大利时装之父称号的尼诺·切瑞蒂设计了一个男装系列。在好友塞尔焦·加莱奥蒂的鼓励下，1970年阿玛尼成为了一名自由时装设计师和时装顾问。在意大利时装界，阿玛尼开始崭露头角，1973年至1974年间，他在佛罗伦萨比蒂宫白厅举行的意大利时装会上推出的飞行员夹克大获好评，这种夹克把皮革当作普通布料使用，　　1975年，阿玛尼和加莱奥蒂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乔治·阿玛尼有限公司，并确立了阿玛尼商标，“乔治·阿玛尼”品牌正式诞生。当年7月，阿玛尼推出无线条无结构的男式夹克，在时装界掀起了一场革命。他的设计轻松自然，在看似不经意的剪裁下隐约凸显人体的美感。既扬弃了60年代紧束男性身躯的乏味套装，也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嬉皮风格。3个月后，阿玛尼推出了一款松散的女式夹克，采用传统男装的布料，与男夹克一样简单柔软，并透露着些许男性威严。此后，阿玛尼与法国时装大师保罗·波列和可可·夏奈尔一样，对女装款式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胆颠覆，从而使阿玛尼时装成为高级职业女性的最爱。　　1980年，剪裁精巧的阿玛尼男女“权力套装（power suit）”问世，“权力套装”成为了国际经济繁荣时代的一个象征。这种设计的灵感来自于黄金时期的好莱坞，特点是宽肩和大翻领。1980年，李察·基尔在《美国舞男》中，身着全套阿玛尼“权力套装”亮相。这部影片大获成功，阿玛尼品牌由此给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上世纪80年代，阿玛尼开始扩充他的副线品牌，除了代表高级时装的“乔治·阿玛尼（Giorgio Armani）”以外，他还陆续推出了面向年轻人的成衣品牌“爱姆普里奥·阿玛尼（Emporio Armani）”、女装品牌“玛尼（Mani）”、休闲装“阿玛尼牛仔系列（Armani Jeans）”和轻松活泼的童装等。另外，还有滑雪衣、高尔夫球装系列等等。乔治·阿玛尼品牌正装的布标为黑底白字，适合一般场合穿着的服装布标则为白底黑字。至于副牌服装，则多以老鹰作为标志。　　乔治·阿玛尼品牌服装的面料都相当昂贵，为了满足大众对品牌的需求，稍便宜的副牌服装使用的面料多为最新技术合成纤维，外人难以仿制。　　在将艺术创意与商业运作相结合方面，阿玛尼一直是位大师。他的成衣利润在业内是最高的，虽然他开拓了大量新的产品线，但其品牌一直不掉价。时至今日，阿玛尼公司的业务已遍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产品种类除了服装外，还包括领带、眼镜、丝巾、皮件、鞋子、香氛等，这些配件也和服装一样，无不讲求精致的质感与简单的线条，透露着阿玛尼式的“随意优雅”。 　　该企业品牌在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编制的2006年度《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中名列第四百一十。

刘天华

　　刘天华（1895－1932）：江苏江阴人。国乐一代宗师，“中西兼擅，理艺并长、而又会通其间”的中国优秀的民族乐器作曲家、演奏家、音乐教育家。　　刘天华的父亲刘宝珊重视教育，在家乡曾与人合办过一所小学。　　刘天华1909年考入常州中学，业余参加学校军乐队，学吹号及军笛。1911年的辛亥革命，刘天华回到江阴参加“反满青年团”军乐队1914年先后在江阴、常州中学教音乐。1915年父亲逝世，自己又失业，患病，仍自学二胡，处女作二胡曲《病中吟》便是此时创作。第二年被江苏省立五中聘为音乐教员，并在该校组织了丝竹部和军乐部两支乐队，在这段期间，他专心于向江南民间音乐家周少梅学习二胡，向沈肇洲学习崇明派琵琶。甚至利用暑期跑到河南向高人学习古琴，沿途还一路寻访民间艺人，采集各处民间音乐。 　　1921年，刘天华到上海参加“开明剧社”乐队，在江阴组织“国乐研究会”，自1922年起，刘天华先后任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乐导师、北京女子高师和国立艺专音乐系科的二胡、琵琶、小提琴教授，他的学生有曹安和、王君仪、韩权华、萧伯青、吴伯超等。在任教之间，他还跟随俄籍教授托诺夫学习小提琴，同时悉心钻研西洋音乐理论。另外，他常将街头卖唱艺人请入家中记录他们演唱、演奏的曲谱并给予报酬，留下《佛曲谱》和《安次县吵子会乐谱》两部遗稿。　　1932年5月底，他在北京天桥搜集锣鼓谱不幸染上猩红热，于6月8日去世。艺术成就　　刘天华在教学之余学习小提琴和西洋作曲理论，并在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西洋音乐和演奏技巧，在民族器乐创作和演奏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刘天华选择二胡作为改革国乐的突破口，借鉴了小提琴的大段落颤弓等技法和西洋器乐创作手法，融合了琵琶的轮指按音、古琴的泛音演奏等技巧，并确立和运用了多把位演奏法。所有这些，使二胡从乐曲到演奏上都增添了艺术表现的深刻性，从而使这件古代并不受人重视的民间乐器变成近代专业独奏乐器，成为中国民乐的主角与代表，因而刘天华被视为近现代二胡演奏学派奠基人。　　刘天华共作有十首二胡曲：《病中吟》、《月夜》、《苦闷之讴》、《悲歌》、《空山鸟语》、《闲居吟》、《良宵》、《光明行》、《独弦操》、《烛影摇红》（当刘天华逝世时，在纪念会上有人用这十大二胡名曲标题的首位字联成过一幅便于记忆又颇有意境的挽联：“良月苦独病，烛光悲空闲”）。三首琵琶曲：《歌舞引》、《改进操》、《虚籁》。一首丝竹合奏曲《变体新水令》、编有四十七首二胡练习曲、十五首琵琶练习曲，还整理了崇明派传统琵琶曲十二首，其中他改编的《飞花点翠》于1928年由高亭唱片公司录制唱片，现已成为琵琶经典乐曲。　　上述名曲除了《病中吟》是1918年创作并流传的外，其余都是在1926年任教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艺术专科学校3所大学教授二胡、琵琶期间，以及1927年8月，在蔡元培、萧友梅、赵元任等人支持下创办“国乐改进社”之后，或创作、或修改定稿后得以广为流传的，至今仍是每个二胡学习者的必修习经典。　　刘天华也是第一个采用近代记谱法编辑了京戏曲谱《梅兰芳歌曲谱》，此外，他筹组了“国乐改进社”，编辑出版《音乐杂志》，均在社会上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其它还有未完成的《佛曲谱》、《安次县吵子会乐谱》及其一些写作及翻译文章等。 　　《梅兰芳歌曲谱》序 　　《月夜》及《除夜小唱》说明 　　在饯别钢琴师嘉祉先生的席上说的几句话 　　关于国乐改进社的论著 　　梅君畹华、齐君如山等，将往北美介绍国剧于彼邦人士，嘱编斯谱。数月以来，余与梅君均为职务所羁，未克充分讨论，匆匆成此十八曲，自恐讹误尚多，行期既迫，只得贸然付印。　　此谱之成，余固受梅、齐二君之瞩，然亦略有鄙见，可发表于此。 　　国剧重唱，故谚有“听戏”之说，唱，乐也。然不独唱之为乐，即一举手，一投足，亦有乐随之。甚至各色道白，亦均含乐意。故谓国剧之基础，建筑于音乐之上，亦无不可。余于剧学为外行，今姑谈乐。 　　乐之有谱，犹语言之有文字。道义学术之得以流传久远者，文字之功也。我国音乐，肇自牺农，盛于有周，滥于唐宋，渊源不可谓不远。然牺农之乐固不可得而闻，即唐宋之乐，亦已渺无稽考。何者，记谱之法不完备也。我国古乐未尝无谱，然如唐之卷子本《幽兰》谱，朱子仪礼经传之十二诗谱，姜白石之词谱等，或仅备律吕，或只载简字，谱不足以赅乐，徒费考古家之周章，于事实无补。近代所出琴谱、昆曲谱等，记载虽已较详，而缺点尚多，欲籍以流传久远，势所不能。盖乐有高低、轻重、抑扬、疾徐之分，必其谱能分析微茫，丝丝入扣，方为完备，而旧谱均不能也。今国乐已将垂绝，国剧亦凭于危境，虽原因不一，而无完备之谱，实为其致命伤。设记谱之法早备于往日，则唐虞之乐，今犹可得而闻，《广陵散》又何至绝响。以皮黄言，今日习须生者，不曰宗谭，便曰宗汪。然而绝似谭汪者，百不获一，即偶有之，同道中亦不以谭汪相许。何哉，无谱以为之佐证也。设谭汪生时，尽其所能谱而出之，何至今日遥拜门墙者之扣盘扪烛而不得要领耶。 　　且人尽一生之力研究一种艺术，能有创造与否，实未可必。设其有之，而令所创造者及身而绝，宁不可悲。昔米喜子、张二奎、程长庚、余三胜等，一生创作甚多，年月悠久，遂至悉与其人之白骨同朽，此艺术界莫大之损失也。 　　习乐之法有三，曰耳听，曰目视，曰言传。三者虽相辅而行，不可缺一，然难记易志为耳听之弊，模棱失真为言传之弊，惟目视最为真切。故欧西作曲家，咿唔斗室，一纸谱成，各国乐坛便可发其妙响。我国乐剧二界，尚有行其耳听、口授之盲教育者。欲谈进步，不亦难哉。 　　是以今日我国剧乐二界，欲进步必自有完备之乐谱始。而养成演员乐师读谱、记谱之能力，亦为要图。当知今后学术界，必须事事科学化，事事精密确凿，方能有立足地。若云戏是乱弹，乱弹便了，则剧乐二界之前途必暗淡到底也。 　　以余浅陋，成此小册，所用记谱方法，当然不足称为完备。就正当世，实是本衷。木桃既投，尚望乐剧二界方家不吝琼瑶之赐。刘天华先生年表　　1895年：2月4日生于江苏省江阴县。 　　1909年—1911年（14岁—16岁）：在常州中学求学时，参加校中军乐队，学习吹军号及军笛。 　　1911年：辛亥革命，学校停办后，返里参加青年团的军乐队，吹奏军号。从此时开始音乐工作。 　　1912年—1914年（17岁—19岁）：赴沪参加沪西开明剧社，任乐队工作。在这时期学习各种西乐器，举凡管弦乐器、钢琴等，均加学习，尤以铜管乐器，多有深造。 　　1914年：剧社解散，返里任教于华墅华澄小学。 　　1915年（20岁）：是年春丧父，复贫病失业，心境恶劣，偶赴市购得二胡一把，每日拉奏，随产生《病中吟》旋律初稿，表达他当时的不得志和内心的抱负。秋任教常州母校，为母校建立了军乐队与丝竹合奏团。 　　1916年（21岁）：与殷尚真女士结婚。 　　1917年（22岁）：从周少梅先生学习琵琶、二胡。 　　1918年（23岁）：夏，从沈肇洲先生学习琵琶。本年前后开始创作《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等曲成初稿。 　　1920年（25岁）：夏，赴河南学习古琴，染癣疥，负病归。 　　1921年（26岁）：在江阴组织暑期国乐研究会，授《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等曲。 　　1922年（27岁）：赴北京，任教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是年秋又任教于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系。同时学习三弦拉戏。 　　1923年（28岁）：从托诺夫学习小提琴。 　　1924年（29岁）：《月夜》定稿。 　　1926年（31岁）：除北大与女师外，又任教于艺专。创作《苦闷之讴》。学习昆曲。 　　1927年（32岁）：从北京燕京大学音乐系外籍教授学习理论作曲。因托诺夫去津，改从欧罗伯学习，6月，欧罗伯离京，停。创办国乐改进社，编辑《音乐杂志》。创作《歌舞引》《改进操》《悲歌》。 　　1928年（33岁）：创作《除夜小唱》、《闲居吟》，发表《空山鸟语》定稿。 　　1929年（34岁）：创作《虚籁》。 　　1930年（35岁）：3月，继续从托诺夫学习，直至罹病，未间断。听写《梅兰芳歌曲谱》一册。 　　1931年（36岁）：在高亭公司灌音二胡曲《病中吟》及《空山鸟语》，琵琶曲《歌舞引》及《飞花点翠》。 　　1932年（37岁）：创作《独弦操》及《烛影摇红》。6月1日赴天桥收集锣鼓谱，染猩红热，罹病仅一星期，6月8日晨5时20分逝世。享年整37岁（别处记载38岁，是按虚岁计算）。刘天华的艺术成就　　刘天华在教学之余学习小提琴和西洋作曲理论，并在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西洋音乐和演奏技巧，在民族器乐创作和演奏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刘天华选择二胡作为改革国乐的突破口，借鉴了小提琴的大段落颤弓等技法和西洋器乐创作手法，融合了琵琶的轮指按音、古琴的泛音演奏等技巧，并确立和运用了多把位演奏法。所有这些，使二胡从乐曲到演奏上都增添了艺术表现的深刻性，从而使这件古代并不受人重视的民间乐器变成近代专业独奏乐器，成为中国民乐的主角与代表，因而刘天华被视为近现代二胡演奏学派奠基人。　　刘天华共作有十首二胡曲：《病中吟》、《月夜》、《苦闷之讴》、《悲歌》、《空山鸟语》、《闲居吟》、《良宵》、《光明行》、《独弦操》、《烛影摇红》（当刘天华逝世时，在纪念会上有人用这十大二胡名曲标题的首位字联成过一幅便于记忆又颇有意境的挽联：“良月苦独病，烛光悲空闲）。三首琵琶曲：《歌舞引》、《改进操》、《虚籁》。一首丝竹合奏曲《变体新水令》、编有四十七首二胡练习曲、十五首琵琶练习曲，还整理了崇明派传统琵琶曲十二首，其中他改编的《飞花点翠》于1928年由高亭唱片公司录制唱片，现已成为琵琶经典乐曲。　　上述名曲除了《病中吟》是1918年创作并流传的外，其余都是在1926年任教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艺术专科学校3所大学教授二胡、琵琶期间，以及1927年8月，在蔡元培、萧友梅、赵元任等人支持下创办“国乐改进社”之后，或创作、或修改定稿后得以广为流传的，至今仍是每个二胡学习者的必修习经典。　　刘天华也是第一个采用近代记谱法编辑了京戏曲谱《梅兰芳歌曲谱》，此外，他筹组了“国乐改进社”，编辑出版《音乐杂志》，均在社会上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其它还有未完成的《佛曲谱》、《安次县吵子会乐谱》及其一些写作及翻译文章等。刘氏兄弟　　刘氏兄弟是指刘半农、刘天华、刘北茂三兄弟。 "刘氏兄弟故居"坐落在江阴澄江镇西横街49号，现已改为刘氏兄弟纪念馆，二进六间三庭院，是一座具有江南民宅特色的清末建筑，距今约有150多年。纪念馆分为六间展室，它们展示刘氏三兄弟生平起居的情况及大量手稿、实物。 1985年10月江阴市政府公布为江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刘半农（1891-1934），名复，原名寿彭，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同时，他又是我国语言及摄影理论奠基人。他的《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语言学专奖”。是我国第一个获此国际大奖的语言学家。 　　刘天华（1895-1932）原名寿椿，半农二弟，中国现代民族音乐事业的开拓者，作曲家，演奏家，教育家，中国现代民族音乐的一代宗师。他在我国音乐史上第一个沿用西方五线谱记录整理民间音乐，大胆借鉴“西乐”改进国乐。他不仅创作了《病中吟》、《良霄》、《空山鸟语》、《光明行》等不朽名曲，而且他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专业二胡学派的奠基人，第一次把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纳入高等音乐教育课程。他是民族乐器的革新者，将传统的二胡三把位延伸到五把位，使二胡的表现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境地；将琵琶的四相十品改革成六相十八品半，使琵琶成为世界通用的音律十二平均律乐器。赋予这两件古老的民族乐器以新的生命。 　　刘北茂（1903-1981）原名寿慈，半农三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作曲家，教育家，是刘天华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和发展者。他一生创作了《汉江潮》、《小花鼓》、《流芳曲》等一百多首二胡独奏曲和大量练习曲，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一位多产的作曲家，被誉为“民族音乐大师”。 　　从“五四”时期到八十年代长达60多年的历史跨度中，刘氏三兄弟前赴后继，不断追求进步，以科学求实的精神，为弘扬和发展祖国民族文化呕心沥血，体现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高尚品德。他们的不朽业绩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被誉为江阴刘氏“三杰” 。

大冢康生

每年的7月11日至13日（1921年）。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7月10日，在库伦（今乌兰巴托）成立君主立宪政府。蒙古后定其次日为国庆日。1997年6月13日，蒙古国庆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将国庆易名为“国庆节－那达慕”。那达慕，蒙语意为“游戏”或者“娱乐”，原指蒙古民族历史悠久的“男子三竞技”（摔跤、赛马和射箭） 。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今天的包括多种文化娱乐内容的盛大庆典活动和物资交流活动。历史上的那达慕不受时间限制，通常在祭祀山水、军队出征、凯旋、帝王登基、正月以及大型庆典等场合举行。1922年起，在每年的7月11日举行，成为蒙古国庆活动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那达慕"有久远的历史。据铭刻在石崖上的《成吉思汗石文》载，早在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战败花刺子模后，就在布哈苏齐海地方，举行过盛大的那达慕大会。那以后，多少个世纪以来，每逢庆祝战功、祭旗点将、军民欢聚、盟旗聚会以及敖包祭尊等都举办那达慕活动。

尤伯·连纳，美国电影和舞台演员，代表作《国王与我》（《安娜与国王》）、《十诫》、《真假公主》等。

唐有祺

　　唐有祺，男，1920年7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及九三学社社员，原江苏省南汇县人。1942年毕业于同济大学理学院化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50年毕业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化学界泰斗L.Pauling，获博士学位。1950年5月至1951年5月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为博士后研究员，1951年8月在清华大学化学系任教，在院系调整中转入北京大学化学系至今。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委员（院士）。唐有祺现为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1962年）。　　唐有祺一直从事物理化学和结构化学研究，为我国晶体结构和结构化学研究做了重要奠基和发展工作。早在50年代就撰文关注生物大分子结构研究，后相继提出和指导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工作，领导开展了蛋白质结构和分子设计研究，以及多肽合成和表征，并历任生命过程中重要化学问题研究"攀登项目首席科学家"。在载体自发单层分散等研究基础上，又提出建设分子工程学倡议，在攀登项目"功能体系的分子工程学研究"项目，以及在尔后入选的973基础科研项目中任顾问，在此强调了功能意识和组装设计思想，对新形势下的科研工作起指导和推动作用。著有《结晶学》（1957），《统计力学及其在物理化学中的应用》（1964），《化学动力学和反应器原理》（1974），《对称图象的群论原理》（1977），《有限对称群的表象及其群论原理》（1979）和《相平衡，化学平衡和热力学》（1984），发表论文400余篇。　　1982年"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7年"晶体体相结构与晶体化学的基础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91年"胰蛋白酶和Bowman-Birk型抑制剂复合物系列立体结构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2006年"使用单层分散型CuCl/分子筛吸附剂分离一氧化碳技术"获国家科技发明奖二等奖，以及国家教委等省部级奖九项。　　1978年以来，先后担任北京大学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分子动态与稳态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和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教育委员会科技委员会主任；第三届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副主任以及第一届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成员；国际晶体学联合会第十四届执委会副主席；中国化学会第二十二届理事会理事长；中国晶体学会理事长；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和第九届常委及第九届科技委副主任等职[1]。【唐有祺-求学经历】　　师从诺贝尔奖得主鲍林。1942年，唐有祺从同济大学化学系毕业，在工作和教学中唐有祺渐渐感到原有的知识和技术不能适应国家需要。当时二战结束不久，美国经济发达，科学技术正处在大发展的前夜，唐有祺决定到美国去学习新的理论和实验方法。创建于1891年的加州理工学院，以其先进和齐全的研究设备，科学至上的文化氛围深深地吸引着他。这个一点都不引人注目只有一个街区大小的校园，让人无法想象里面曾诞生20多名诺贝尔奖得主。　　1946年秋，唐有祺乘上了去美国的轮船，入学加州理工学院，唐有祺在那里主修化学，辅修物理。化学结构影响并决定着物质的性能，那可是科学的前沿阵地，而且当时的化学对原子结合成分子的方式和规律，在认识上也日趋深入而系统，唐有祺在美国汲取了最先进的知识和理念。　　唐有祺在美留学期间师从鲍林教授，主攻X射线晶体学和化学键本质，旁及量子力学和统计力学，博士后期间曾以一些血红蛋白晶体为对象涉足蛋白质晶体学。　　鲍林教授给唐有祺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创新意识和社会意识特别强。鲍林是20世纪对人类贡献最大的世纪伟人之一。他博学多才，以跨度不同的科学领域———从物理学到化学到分子生物学到医学领域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而著称。他的名著《化学键的本质》被欧洲人奉为《化学圣经》，是科学史上被引述最多的著作之一。1954年鲍林因阐明了化学键的本质和分子结构的基本原理获诺贝尔化学奖。四年多的加州时光，唐有祺从鲍林那里学到了结构化学的前沿知识和精髓，这使得唐有祺在以后看问题的时候，总能处在学术的最高端。　　1950年唐有祺完成了学业，他日夜梦想着把先进的学术传到新中国，期间，清华大学传递信息，请唐有祺回国任教。但处在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不允许这么优秀的人才回中国，百般阻挠。于是唐有祺找到鲍林，向他说明回国的意愿。这位不屈不挠的和平斗士向唐有祺伸出了援助之手。唐有祺利用1951年7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国际晶体学联合会第二届大会的时机，冲破重重障碍，绕道瑞典、英国、荷兰、法国等地，于1951年8月回到祖国。【唐有祺-个人成就】　　唐有祺一直从事物理化学和结构化学研究，为我国晶体结构和结构化学研究做了重要奠基和发展工作。早在50年代就撰文关注生物大分子结构研究，后相继提出和指导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工作，领导开展了蛋白质结构和分子设计研究，以及多肽合成和表征，并历任生命过程中重要化学问题研究“攀登项目首席科学家”。在载体自发单层分散等研究基础上，又提出建设分子工程学倡议，在攀登项目“功能体系的分子工程学研究”项目，以及在尔后入选的973基础科研项目中任顾问，在此强调了功能意识和组装设计思想，对新形势下的科研工作起指导和推动作用。著有《结晶学》（1957），《统计力学及其在物理化学中的应用》（1964），《化学动力学和反应器原理》（1974），《对称图象的群论原理》（1977），《有限对称群的表象及其群论原理》（1979）和《相平衡，化学平衡和热力学》（1984），发表论文400余篇。1982年“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7年“晶体体相结构与晶体化学的基础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91年“胰蛋白酶和Bowman-Birk型抑制剂复合物系列立体结构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2006年“使用单层分散型CuCl/分子筛吸附剂分离一氧化碳技术”获国家科技发明奖二等奖，以及国家教委等省部级奖九项。　　1978年以来，先后担任北京大学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分子动态与稳态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和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教育委员会科技委员会主任；第三届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副主任以及第一届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成员；国际晶体学联合会第十四届执委会副主席；中国化学会第二十二届理事会理事长；中国晶体学会理事长；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和第九届常委及第九届科技委副主任等职[4]。【唐有祺-贡献】　　唐有祺热情豪放、正直敢言，他曾是鲍林共振论的热情捍卫者。1963年应邀在几次学术会议上澄清了化学中共振论的本质问题。1972年他首次测定了猪胰岛素的晶体结构，可以与他的夫人张丽珠教授培养的中国第一例试管婴儿工作相媲美。这种巧合，也可谓珠联璧合了。90年代初，唐有祺等发现新的反应类型和化合物，为建立新功能体系的分子工程增添了希望。　　1991年初，唐有祺又被聘为“八五”计划重大基础项目生命过程中重要化学问题研究的首席科学家。提到他的项目，唐有祺兴致勃勃地说：“这个项目只是一粒种子，我们只是播种者，我们期待的是开花结果。”　　当今世界生命科学研究是一热点，中国由于化学与生物学长期脱离，落后于世界水平。唐有祺主持的这一项目，其目的在于从化学方面为中国生命科学的研究和发展开创新局面，同时也为化学本身的推陈出新提供一份动力。　　唐有祺关心正在启动的项目成败，更关心中国科学事业的未来，作为项目的主持人，他的目光放得很远，“五年里希望做出成果，应该是令国际瞩目的成果。并且通过这个项目在化学界培养一个比较有组织的核心队伍，把一部分人分到分子水平以上的生命科学研究领域中去”。注意成果，更注重人才的培养，表现了这位科学家的忧国忧民和远见卓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利用留学所学成果，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对晶体结构和化学键本质，以及关于生物大分子结构的研究工作。　　唐有祺也在努力把中国化学带入国际化的轨道。他1978年7月去华沙参加第十一届国际晶体学大会，并于1987年当选国际晶体学联合会执委会副主席，依靠个人魅力，以及执委会成员对他的信任，他为中国争取到了第十六届国际晶体学大会的办会权。　　他是活跃在世界化学舞台上的来自中国化学界的一颗耀眼的明星。【唐有祺-中国化学学科奠基人】　　唐有祺为培养新中国建设人才贡献自己的学识和智慧。他先应聘在清华大学化学系任教，并在化学系开设了分子结构和化学键理论课程。1952年秋，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和燕京两校与原北京大学的化学系汇合成新北大化学系。此后，唐有祺就在新组建的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　　唐有祺在赴美前特别是在美国留学期间，打下了坚实的化学理论和实验技术基础，尤其是结构化学方面已达到20世纪40年代的先进水平。回国后，唐有祺审时度势，决定首先围绕X射线晶体学进行基本研究。唐有祺开设了统计力学课，并对生物大分子结构研究的进展进行了追踪和传播，为中国化学学科的发展做了影响深远的奠基工作。　　唐有祺关于晶体结构和化学键本质的研究，在中国化学界既起到了播种的作用，又对结构化学在我国生根、开花和结果有所促进。1953年唐有祺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开设晶体学课程，并招收晶体学研究生和进修教师。　　1955年唐有祺把晶体学课程改为结晶化学，并在所著的教材中指出："结晶化学的研究对象是晶体的组成、结构和性能之间的联系，它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用晶体结构的材料来阐明化学中的有关问题。"后来唐有祺又在化学系开设了物质结构课，内容主体为分子结构和化学键本质，还包括量子力学基础和研究分子结构的方法和原理。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唐有祺指导下，中国建成了由北京大学结构研究组、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和化学所组成的X射线衍射实验室，研究了化学中许多重要问题，并在上世纪50年代后半期培养出一批能从事结构化学研究的研究生和进修人员，取得了第一批结构化学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关于锑的三种无定形硫化物，矾石矿中的物相以及三硫化四磷、丙烯醛与亚硫酸氢钠加合物的晶体结构等。　　唐有祺关于生物大分子结构的研究工作，把中国的结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生物化学和有机化学界开始进行胰岛素的化学合成，到1966年初才取得了微量晶态的牛胰岛素，并进行了鉴定。北京大学与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工作者合作开展这项工作，在鉴定会上推举唐有祺为学术带头人，决定在中国进行晶体结构测定。在唐有祺指导下，北京大学物理化学所从1982年起恢复了蛋白质结构分析工作，应用分子置换法成功地研究了绿豆胰蛋白酶抑制剂的赖氨酸活力碎片———牛胰蛋白酶复合物的晶体结构，并得出了赖氨酸活力碎片的立体结构。　　为给石油化工专业准备教材，唐有祺亲自到石油化工厂了解情况，取得了对生产流程及一些关键的化工问题的感性认识，唐有祺结合实例阐述了流动型式、传热和传质对工业反应器中化学反应进程的影响，编著了《化学动力学和反应器原理》，后来又在充分体验生产实践的基础上编著了《相平衡、化学平衡和热力学》。　　在科研中，唐有祺强调实验的重要性，但也非常重视正确的世界观以及在其影响下进行的科学的抽象和假设这两个探索真理的环节。在教学中唐有祺倡导越基础越优先原则，并强调通过实践不断培养学生自学以及归纳和演绎推理的思维能力[2]。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普罗霍罗夫（俄语：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Прохоров，1916年7月11日－2002年1月8日）于澳大利亚阿瑟顿出生，死于俄罗斯莫斯科，苏联物理学家，1964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

　　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AC、QC（英文：Edward Gough Whitlam，1916年7月11日－），出身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维力华选区的工党（ALP）籍政治家，世人简称他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发音为 /ˈɡɒf/ goff），为第21任澳大利亚总理。

　　1952年高夫·惠特拉姆首次当选新州籍的下议员；1960年当选为工党副党魁；1967年成为下议院内的反对党领袖（在西敏寺制中，相较于上议院，真正掌有实权的是下议院）。

　　1969年国会改选的结果席次不足以组阁。1972年，在当时的执政联盟连续主政23年之后，惠特拉姆终于率领工党取得了组阁权；1974年在提前的国会改选中，工党再次取得组阁权。1975年，澳大利亚总督在国会有重大争端之际，未循例事先征询总理方面的意见，仅在召见后即解除惠特拉姆的总理职务，后世称此“澳大利亚宪政危机”；他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被总督所解职的总理。

　　尽管惠特拉姆当政的时间不长，但后世认为他担任总理期间建树颇多。时至今日，许多政策和方针皆于当代成形，并且持续发挥着行政效益。其中最著名的是健康保险（Medicare）政策。此外有如总统般的施政风格、所追求的社会福利改革，以及国会改选失利等仍然使人们表以同情和讨论。

E·B·怀特

　　E·B·怀特（1899－1985），美国当代著名散文家、评论家，以散文名世，“其文风冷峻清丽，辛辣幽默，自成一格”。生于纽约蒙特弗农，毕业于康奈尔大学。作为《纽约客》主要撰稿人的怀特一手奠定了影响深远的 “《纽约客》文风”。怀特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充满关爱，他的道德与他的文章一样山高水长。除了他终生挚爱的随笔之外，他还为孩子们写了三本书：《斯图尔特鼠小弟》（又译《精灵鼠小弟》）、《夏洛的网》与《吹小号的天鹅》，同样成为儿童与成人共同喜爱的文学经典。E.B.怀特-生平　　年轻时的E.B.怀特

　　 E.B.怀特，于1899年7月11日生于纽约。1918年，从美军退役，入康奈尔大学就读，1921年毕业。这期间他曾担任过《西雅图时报》等多家出版机构的记者。 　　1924年他回到纽约，当了一位广告撰稿人。1926或1927年，他来到《纽约客》杂志社作编辑工作。在《纽约客》工作的这11年来，他为这本杂志写下了大量的散文和诗歌，还有些别的体裁的文章。　　1929 年他和凯瑟琳（Katherine）结婚。（1941年他们一起撰写了《美国幽默文库》一书）不久，怀特开始为《新纽约周刊》工作。但是，直到他和他的同事兼朋友James Thurber合写的《性是必需的吗？》一书在同年出版后，怀特才真正引起了文坛的注意。 　　从1938～1943年，他作为《哈珀斯》杂志的专栏作家，为该杂志的“个人观点”专栏撰写了大量的散文。这些“怀特式”的散文在1942年被结集出版后，被评论家认为是怀特最优秀的一本散文集。1939年，他搬到缅因州的北Brooklin 的一个农场，作为一名自由作家继续从事写作。1959年，怀特出版了一本文体学专著《文体的要素》，这本书后来被广泛地用作美国中学与大学的教材。　　工作中的E.B.怀特

　　 除了大量的散文、杂文等，怀特还写了三部童话，分别是《小老鼠斯图尔特》、《夏洛的网》、《天鹅的喇叭》。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夏洛的网》，至今已经发行500万册以上，拥有20多种文字的译本。在美国1976年《出版周刊》搞的一次读者调查中，这本童话位居“美国十佳儿童文学名著”中的首位，可见它受欢迎的程度。 　　曾有一个小读者写信问他，你的童话故事是真的吗？怀特去信回答：“不，他们是想象出来的故事——但是真的生活也不过是生活的一种罢了——想象里的生活也算一种生活。” 　　1985年10月1日，怀特因Alzheimer（一种神经系统的疾病，多发于60岁以上的老人，发作时使人丧失记忆力，行动能力等）病在缅因州的北Brooklin去世，由他的儿子和三个孙子埋葬。E.B.怀特-个人作品　　《夏洛的网》 　　《女士是冷酷的》（1928年）　　《性是必需的吗》（1929年）　　《美国幽默文库》（1941年）　　《个人观点》（1942年年）　　《小老鼠斯图尔特》（1945年）　　《野菖蒲》（1946年） 　　《这里是纽约》（1949年）　　《夏洛的网》（1952年）　　《角落里的第二棵树》（1954年）　　《文体的要素》（1959年）　　《我罗盘的方位》（1962年）　　《天鹅的喇叭》（1970年）　　《怀特散文》（1977年）　　《诗与小品》（1981年）　　《纽约客文选1925-1976》（1990年） 　　文章　　《这就是纽约》前言 《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序E.B.怀特-个人荣誉　　《这就是纽约》 　　由于怀特在散文创作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他在生前曾获得多项殊荣： 　　1971年，他获得美国“国家文学奖章”；　　1973年，他被选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50名永久院士之一；　　1978年，他获得普利策特别文艺奖；他还获得了美国七家大学及学院的名誉学位。E.B.怀特-主要贡献　　除了他终生挚爱的随笔之外，他还为孩子们写了三本书：《斯图尔特鼠小弟》（又译《精灵鼠小弟》）、《夏洛的网》与《吹小号的天鹅》，同样成为儿童与成人共同喜爱的文学经典。

沈理源

约翰·昆西·亚当斯

　　生卒年月：1767年7月11日生于马萨诸塞州昆西（Quincy, Massachusetts）　　1848年2月23日卒于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　　前任总统：詹姆斯·门罗　　死因：脑溢血 　　学历：家教，欧洲学校，哈佛大学 　　职业：总统助理，教授，外交官，国务卿，美国总统 　　总统任期：1825年3月4日——1829年3月4日　　所属政党：民主共和党　　身高：170cm　　第一夫人：露易莎·凯瑟琳·约翰逊（Louisa Catherine Johnson）　　子女人数：4人　　副总统：约翰·C·卡尔霍恩　　约翰·昆西·亚当斯是美国第六任总统。他是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及第一夫人爱比盖尔·亚当斯的长子。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继其父亲之后成为总统的总统。　　他二十岁就成了有名的外交官，曾出使欧洲多年，熟悉欧洲事务。1 8 1 7 年门罗总统上台以后，亚当斯被任命为国务卿，任职八年，曾协助起草《门罗宣言》，解决与英国的许多纠纷，从西班牙手中取得佛罗里达，因此，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国务卿之一”。1 8 2 5 年亚当斯当选总统。1 8 2 9 年卸任后被选为国会众议员，直至逝世。 　　178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21岁前，他就曾四渡大西洋，其中三次是在独立战争期间。十几岁时，他就任拜访俄国女皇凯瑟琳的美国使团秘书和翻译。他随父亲驻外时，在巴黎和荷兰来登上学，因此外语很好。虽然他后来从事法律业，但在哈佛主修的却是文学和古典研究。　　他样样出众，一位哈佛教授称他是哈佛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学生。他一生力求成功，正是他父亲对子女严格要求的写照。老亚当斯不断鼓励儿子在学业上出类拔萃。他们父子在社交和感情方面都不太敏感。追随父亲步入政界后，他以父亲的座右铭为自己的人生准则。老亚当斯让儿子按照17世纪清教徒式的道德准则行事，告诫他：“我的孩子，你的人生目标应是追求道德，因为它们是永存的。”正是这类忠告才塑造了这个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像他父亲一样桀骜不驯的性格。　　完成哈佛学业后，约翰在波士顿做了一阵律师。1794年，他被乔治·华盛顿总统任命为驻荷兰公使。1798年，又从荷兰被派到瑞典，代表美国进行贸易条约谈判。　　在伦敦的一次短暂停留期间，约翰·昆西遇到了美国驻英公使的女儿露易莎·凯瑟琳·约翰逊，并与她结了婚。露易莎生性暴躁，又常年疾病缠身，婚后的25年里一直未能真正了解丈夫。　　1802年昆西夫妇和孩子回到美国。他立即投身政治舞台，当选马萨诸塞州参议员，进而进入美国参议院。任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时，由于他富有外交经验，被聘为哈佛学院修辞学和辩论学教授。（因为有他父亲的经验，昆西早在1789年美国宪法颁布之前就为维护国家利益做出了贡献。）　　后来他被任命为驻俄国公使，直到1812年英美战争结束，他被派去参加根特条约谈判。回到美国后，昆西出任门罗总统的国务卿。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是他一人制订和实施了1823年的门罗主义，向全世界宣布美国准备同其他大国竞争，以阻止欧洲在西半球扩张殖民地和侵略原有殖民地。　　1825年约翰·昆西·亚当斯成为美国唯—一位继承父业的总统。同他父亲一样，昆西在民众中威望不高。选举团的投票结果为99：84，安德鲁·杰克逊将军获胜。但由于众议院有决定权，而他们支持前总统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才当选总统。　　1828年他的任期结束，公民选举他当年的对手杰克逊为下届总统。亚当斯的连任竞选是美国总统政治中第一次真正的谩骂大选。杰克逊称昆西为奢侈腐败的贵族，亚当斯用道学的口吻指责杰克逊无知、粗俗，是谋杀犯和通奸者。公众以压倒性的表决反对昆西连任总统。他只好回马萨诸塞州呆了一段时间，后又作为众议员返回华盛顿，一直到1848年。　　在众议院里，人们称他为狂热的道德家。在讨论亚当斯强烈反对的奴隶制问题时，一位评论家这样写道：　　我记得亚当斯先生每天都坐在那里，寻找机会宣读他那关于奴隶制问题的冗长请愿书。他的头秃得很厉害。当他终于坐在众议院中心，宣读他面前厚厚的一卷讲稿时，他的秃顶因情绪激动而泛着红光，在听众眼中就像一只记时器。　　他念的或许真是几位马萨诸塞州公民递交的请愿书，挑衅性地要求美国就奴隶制问题进行分裂。　　无论在婚前或婚后，亚当斯都是独自行事，对别人一直是个谜。在公众眼里，他是个冷漠、刻薄、脾气暴躁的老人。但是，对于与他同时代的政治家来说，约翰·昆西·亚当斯以才华横溢、历经磨难而著称。

　　腓特烈一世[1]（Friedrich I，1657年7月11日—1713年2月25日），全名腓特烈·威廉·冯·霍亨索伦（Friedrich Wilhelm von Hohenzollern），普鲁士的第一位国王（1701年至1713年在位），得到国王的称号前为勃兰登堡选帝侯兼普鲁士公爵。　　1、早年生活　　腓特烈一世是勃兰登堡大选侯腓特烈·威廉与第一任妻子奥兰治-拿骚的路易丝·亨利埃特之子，1657年7月11日生于柯尼斯堡（今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路易丝·亨利埃特是联省共和国执政奥兰治亲王腓特烈·亨利的大女儿。1688年，大选侯去世，腓特烈继承了勃兰登堡选帝侯兼普鲁士公爵之位，称腓特烈三世。　　2、得到国王的称号　　1701年前，霍亨索伦家族的领土分为勃兰登堡和普鲁士两部分，勃兰登堡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选侯国，普鲁士是波兰的一个公国。而腓特烈一生的精力在于求得封王，但是根据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神圣罗马帝国内除了一般由皇帝兼任的德意志国王和波希米亚国王以外不能有别的国王。　　腓特烈一世为了实现封王的愿望，建立了庞大而精良的军队和宫廷机构。他联合奥地利、英国、荷兰等国对抗法国，在反对路易十四的战争中普鲁士军队表现出色。在宰相埃伯哈德·唐克尔曼（Eberhard Danckelmann）帮助下，领地逐渐摆脱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　　1701年，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陷入孤立的境地，腓特烈一世第一个与皇帝结盟并派出援军。作为回报，皇帝在一份秘密协约中答应授予其国王的称号。1701年1月18日，腓特烈一世在柯尼斯堡加冕为王，称腓特烈一世。　　腓特烈一世的称号是普鲁士“里的”国王（K&ouml;nig in Preu&szlig;en）而不是勃兰登堡国王，也不是普鲁士“之”国王（K&ouml;nig von Preu&szlig;en），因为第一：神圣罗马帝国内除了一般由皇帝兼任的德意志国王和波希米亚国王以外不能有别的国王，而勃兰登堡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第二：普鲁士仍有一部分（西普鲁士）是波兰领土。　　称王之后，腓特烈一世积极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继续扩大领土。他相继获得林根﹑默尔斯﹑上盖尔登﹑诺伊堡等地，此外还买得泰克伦堡和奎德林堡，为普鲁士争夺欧洲霸权打下基础。　　在王后汉诺威公主索菲·夏洛特的影响下，腓特烈一世对艺术表现出强烈兴趣。他鼓励发展科学和艺术，在位时，柏林创建了哈雷大学（1694年）﹑艺术学校（1696年）和柏林科学院基金会（1701年）等机构。普鲁士的经济文化得到长足进步，逐步摆脱神圣罗马帝国的影响。　　腓特烈一世生活奢侈，王太子经常反对他的浪费。　　腓特烈一世于1713年2月25日在柏林去世，终年55岁，安葬于柏林大教堂。　　3、婚姻和子女　　腓特烈一世一生共结婚三次，有二子一女：　　※1679年8月23日在波茨坦与黑森-卡塞尔伯爵威廉六世的次女伊丽莎白·亨利埃特（Elisabeth Henriette，1661年—1683年）结婚，有一女： 　　△长女路易丝·多萝西娅·索菲（Luise Dorothea Sophie，1680年—1705年），1700年与黑森-卡塞尔伯爵世子、未来的瑞典国王和黑森-卡塞尔伯爵腓特烈一世结婚，没有子嗣。　　※1684年10月8日在赫尔仑豪森与汉诺威选侯恩斯特·奥古斯特的长女索菲·夏洛特（Sophie Charlotte，1668年—1705年）结婚，有两子： 　　△长子腓特烈·奥古斯特（Friedrich August，1685年10月6日—1686年1月31日），早夭。 　　△次子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1688年8月14日—1740年5月31日），普鲁士“里的”国王、勃兰登堡选侯。 　　1708年11月28日在柏林与梅克伦堡-什未林公爵弗里德里希一世的长女索菲·路易丝（Sophie Luise，1685年—1735年）结婚，没有子嗣。 　　4、第八奇观　　18世纪初，以追求豪华生活而著称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心血来潮，异想天开，建造了被他称为世界第八奇观的琥珀屋。　　琥珀屋约55平方米，全部用琥珀板镶成，室内的装饰板也全部用带银箔的琥珀板镶成，堪称旷世珍宝，世界一绝。不久，为了讨好俄国，腓特烈一世将这稀世之宝作为礼物送给彼得大帝。

德川光国

　　德川 光圀（とくがわみつくに 罗马字：Tokugawa Mitsukuni、1628年7月11日 - 1701年1月14日）日本江户时代的大名，水户藩第2届藩主。　　其名字中的“圀”字是“国”的异体字。属于则天文字之一。　　德川光圀是水户藩第一届藩主德川赖房的儿子。历史剧《水户黄门》以他作为主人公。　　生涯　　三木长丸　　光圀的父亲是水户德川家初代当主以及水户藩的初代藩主，德川家康的十一男德川赖房，母亲是侧室谷久子（谷氏）。实际上，赖房一生都没有立正室，不过由于久子生下赖房的长子赖重，实质上也等于赖房的正室。同母的兄长是松平赖重，同母姐姐是清泰院大姬（前田光高室）。　　光圀的母亲久子（家臣谷重则的女儿）怀孕时，光圀的父亲赖房，还未立正室。赖房的养母于梶之方（光国的祖父，德川家康的侧室），是个嫉妒心重的女子。　　就在这时，藩中的家臣三木仁兵卫的妻子流产。因此久子秘密分娩后，所生下的孩子（光圀）就成了三木仁兵卫的养子，并取名为“长丸”，称为三木长丸。　　本来，长丸一直以为自己是三木夫妻的亲生儿子，但六岁时时有一名僧人等觉院，告诉长丸：“你气宇轩昂，有藩主的面相”，随后又问了长丸的家在哪里。长丸指著身旁的三木家宅邸，但等觉院却否认，并指著一旁的水户城说：水户城才是你的家。　　长丸不相信，等觉院于是笑著离去。长丸认为等觉院是个可笑的人，所以便将此是告诉了养母。长丸的养母听到长丸这么说，终于将长丸的身世告诉他。这时的长丸才知道自己是藩主的儿子。宽永九年（1632年），长丸和养父母分别，并与同母的兄长赖重（赖房长子）进入水户城中拜见自己的亲生父亲。　　拜见自己的亲生父母后，长丸将乳名改为千代松。　　藩主继承人　　宽永十年（1633年），千代松被选定成为世子（继承人）。据说赖房没选年纪长于千代松的赖重，原因是尾张德川家的德川义直、纪伊德川家的德川赖宣，他们两人的长子都比赖重晚出生，因此才选年纪较幼的千代松为世子。　　宽永十三年（1636年），千代松元服，幕府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授予“光”一字，正式改名为光国（光国）。　　　　水户藩主　　承应三年（1654年），光国迎娶前关白近卫信寻的次女，近卫寻子（泰姬）为正室。明历三年（1657年），驹込邸设置史局，开始编写纪传体的历史书‘大日本史’。宽文元年（1661年），父亲赖房去世，成为水户藩二十八万石的二代藩主，同年，光国的母亲久子也随著赖房去世。　　光国封给弟弟松平赖元常陆国额田二万石，也因此水户藩的领地降为二十六万石。　　　　隐居和晚年　　延宝七年（1679年）五十二岁时改名为光国（光圀）。元禄三年（1690年），将藩主一位让给养嗣子德川纲条（实父为赖重）。元禄四年（1691年），光国隐居于西山庄。元禄十三年（1700年），光国逝世于西山庄，享年七十三岁。　　一般认为光国对于长兄赖重无法成为藩主一事十分内疚，所以才将赖重的孩子纲条接入藩中，并立为嗣子。赖重因为十分感谢光国，也立了光国和侧室玉井氏所生的亲生子松平赖常（鹤丸）为高松藩的藩主。　　年表　　※日期＝旧历 （）＝年龄　　宽永九年（1632年）：（5）五月三日，任从五位上左卫门督。 　　宽永十年（1633年）：（6）一月，成为藩主继承人。九月五日，迁任从四位下右近卫权少将。 　　宽永十三年（1636年）：（9）七月六日，元服，改名为光国（光国）。 　　宽永十七年（1640年）：（13）三月四日，转任从四位上右近卫权中将中。七月十一日，任从三位。右近卫权中将如元 　　承应三年（1654年）：（27）娶前关白近卫信寻次女寻子（泰姬）为正室。 　　宽文元年（1661年）：（34）八月十九日，成为水户藩二十八万石的二代藩主。 　　宽文二年（1662年）：（35）十二月十八日，补任参议。 　　延宝七年（1679年）：（52）将名字光国改为光圀，异说为天和三年（1683年）才改名。 　　元禄三年（1690年）：（63）十月十四日，隐居。翌日，任权中纳言。 　　元禄十三年（1700年）：（73）在西山庄逝世，享年七十三岁。 　　天保三年（1832年）三月五日，追封从二位権大纳言 　　明治二年（186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追封从一位 　　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十一月，追封正一位 　　家族　　妻妾　　正室：近卫寻子（法光院，哀文夫人） 　　侧室：玉井氏 　　子女　　长子：松平赖常 　　长女：（户田光规室） 　　养子、义妹　　养子：松平纲方 　　养子：德川纲条 　　义妹：锅姬（酒井忠治女）

　　郑和，本姓马，名和，小名三宝，又叫马和、马三宝，云南昆阳人。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打下云南，把刚满10岁的三宝掳进军中，后来又送给燕天朱棣，于是三宝就成了燕王府的一个小宦官。　　三宝聪明好学，有智谋韬略，又懂兵法，在“靖难”中立了不少战功。　　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明成祖奖赏“靖难”功臣的时候，晋升三宝为内官监太监(内官监太监是宦官中最高的官职)。　　过去说“马不能登殿”，明成祖亲自写了一个大大的“郑”字赐给三宝，让他以郑为姓，从此，便叫郑和了。　　有一天，明成祖问大臣袁忠彻：“我想让三宝率领船队下西洋访问各国，你看怎么样?”那时候，把现在苏门答腊以西的整个印度洋都叫“西洋”。就当时的航海技术说来，西洋是海陆险远的地方。袁忠彻想了想，说：“无论从相貌还是才能，三宝在宦官中都是没说的，完全可以胜任。”　　郑和是回族，远祖从西域来到中国，祖父和父亲都曾有过航海的经验，郑和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懂得了一些进行海外贸易的知识。所以，郑和确实是完成明成祖联络各国、发展海外贸易的最好人选。　　郑和接受了明成祖的特别使命，经过充分准备，各方面都就绪之后，选定吉日，启程远航。　　公元1405年7月11日，苏州府刘家港(今江苏省太仓县浏河口)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郑和告别了欢送的官员和黎民百姓，登上船队中最大的船只--宝船，缓缓向东驶去。这只船队总共有208艘船，光是长44丈、宽18丈的宝船就有62艘，其中有航海技术人员、管理事务人员和翻译、医生等。　　郑和此次下西洋，加强了与亚非各国相互间的了解，发展了海外贸易。　　从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公元1405到1433年)，郑和七次率船队远航，28年的航海活动，耗尽了他的心血。宣德八年三月中旬(公元1433年4月上旬)，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在最后一次航行的归途中，病死在印度半岛的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　　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先后访问了亚洲和非洲的3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岸赤道以南和麻林地(今肯尼亚的马林迪)和慢八撒(今肯尼亚的蒙巴萨港)，这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它加强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促进了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郑和是打开从中国到东非航道的第一人，他的航行比哥伦布首航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他在世界航海史上立下了一座丰碑，是世界航海事业的伟大先导者。

罗伯特·布鲁斯

　　罗伯特·布鲁斯（中古爱尔兰语：Roibert a Briuis；苏格兰盖尔语：Raibeart Bruis，1274年7月14日-1329年6月7日）是苏格兰历史中重要的国王，他曾经领导苏格兰人打败英格兰人，取得民族独立。　　经历　　罗伯特·布鲁斯出生于苏格兰贵族世家，远祖来自挪威。1292年苏格兰王位继承权之争中，他的家族为重大竞选者但在竞争中失败，于是与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结盟反对出自约翰家族的新国王，并于1296年向英国国王宣誓效忠。　　1297年，一度接受英国国王的苏格兰爆发独立运动，罗伯特·布鲁斯接到紧急信件要求其支持爱德华一世的军队，但他借机反动叛乱。他个人组织的叛乱稍后被镇压，其女儿也被胁逼送入英国为人质，但同年稍后，苏格兰人取得了斯特林桥战斗的大胜，罗伯特于是再次开始活跃。　　1298年爱德华在福尔柯克会战中击败苏格兰叛乱首领威廉·华莱士，华莱士从护国公退位，罗伯特成为两位继任者之一。但另一位继任者也正是当初苏格兰王位竞争者约翰家族的后代，两者因此无法合作，1299年，罗伯特正式退任护国公，后再次转向爱德华。　　1305年华莱士被捕并被处决，苏格兰人独立运动暂时结束。但罗伯特作为拥有继承苏格兰王位资格的贵族，仍无法与另一位苏格兰大贵族约翰家族的后人同事，约翰家族在苏格兰贵族间有广大的关系，同样拥有王位继承权，并被认为更坚定地反对英国人的统治。1306年，两人在一个教堂中爆发冲突，罗伯特杀了对方，并不久后自主加冕国王。（因为这在教堂中的罪行而被革除教籍）。但在爱德华一世的镇压下，他领导的独立运动并不成功，在会战中失败后，一度逃离苏格兰本土前往小岛躲避。　　1307年7月，爱德华一世病逝，由无能的爱德华二世继承，罗伯特利用这个机会于次年2月重返苏格兰再次领导独立运动，开始连续不断在游击战中取得胜利，夺取英国人的哨所甚至城堡。1309年3月罗伯特第一次组织召开了自己的国会，1310年苏格兰教士阶层决定承认其为苏格兰国王，1313年罗伯特也派下属道格拉斯进入英国北部攻击对方本土，但直到8年后的1314年，罗伯特都始终避免和英国人在开阔地正面会战。　　1314年，苏格兰人和英国人在班诺克本进行会战并取得决定性胜利，此战成为了苏格兰独立运动的重大转折点，此后双方虽然仍有交手，但基本胜利已倾向于苏格兰人一边。　　1320年，教皇开始承认罗伯特的地位，并收回了革除教籍的命令，1328年，爱德华二世的继承者爱德华三世与布鲁斯签订协定，承认苏格兰国独立。　　1329年，罗伯特病逝，被苏格兰人尊敬地称为民族英雄。　　逸闻　　广为人知的“蜘蛛结网故事”，在一个版本中的主角就是罗伯特·布鲁斯。由于其一生经历颠簸，在最初加冕国王并抵抗爱德华一世的过程中又遭遇惨败而不得不出海躲避，有传闻即说当时他看到一蜘蛛在风雨中结网，虽屡屡失败而不放弃，最后终于成功，于是大受鼓舞而决心东山再起。　　罗伯特被称为“勇敢的心”，因为其晚年据闻因深感自己曾为了家族利益而反复无常，排斥异己又利用盟友，于是决心对西班牙发动十字军以洗脱罪孽。但他本人已病重无法随军远征，即嘱咐忠诚的部下道格拉斯领导队伍，并要求将自己的心脏在死后保存在盒子中而同行。其死后道格拉斯忠实地履行了职责，在西班牙，一次遭遇异教徒袭击时，他将盒子掷向对方高喊“勇敢的心，请指引我们！”（一说为留在怀中并对其自言自语），然后率领队伍打败了对手带着盒子返回。“勇敢的心”典故即由此而来。（好莱坞的同名电影《勇敢的心》源自此故事，但有较大的修改和偏离）。 　　历史上的罗伯特.布鲁斯是苏格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英雄，苏格兰在英王爱德华一世时代面对的是被同化和吞并的命运，正是罗伯特·布鲁斯领导苏格兰人不断与英格兰进行着小规模的冲突，并在班诺克本之战中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事实上历史上真实的“勇敢的心”指的并不是威廉姆·华莱士！而是后来的苏格兰国王罗伯特·布鲁斯！ 　　罗勃特·布鲁斯，是苏格兰国内最强大，最富有的家族布鲁斯家族的长子。他从小接收良好的教育，通晓多国语言——英语，法语，拉丁语，盖尔语等；他武艺高强，是当时欧洲使用战斧的第一高手。据说他作战时十分勇敢，经常单枪匹马与敌决斗，在班诺克本之战中他冲到阵前一斧便劈死了迎面而来的敌将）。 　　苏格兰国王巴里奥尔投降英国后，与苏格兰其他贵族一样，罗勃特不甘于接受异族的统治，带领他属下的骑士和农民们起来反抗。当时威廉姆·华莱士与安德鲁·穆里主要在苏格兰中部作战，罗勃特则在苏格兰西南部牵制英军。斯忒林大捷后，罗勃特主持了对威廉姆·华莱士授勋的仪式。 　　1298年，法尔科克战役后，起义军战败，威廉姆失踪。罗勃特·布鲁斯与他的堂兄，瑞得家族的康米共同担任“护国大将军”。然而，布鲁斯与康米之间关系并不是很好，甚至可说是矛盾重重。1300年，布鲁斯辞去此职，原因不明。 1302年，布鲁斯忽然放弃抵抗，向英王爱德华一世称臣。史学家对此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他是想保留自己的权力，土地和财富——正如同电影中他父亲教他的那样；另一种认为他是诈降以获得喘息的机会，等待时机成熟再东山再起。也许后一种可能性较大些，因为后来他的确又重新加入了反抗军的行列。 　　布鲁斯恨极康米，但他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派人邀请康米来德姆伏里斯的格林福莱尔教堂面谈。康米虽心怀鬼胎， 但还是如约前来。见面之后，康米知道阴谋败露，与布鲁斯的人展开激烈搏斗，结果康米的叔父被布鲁斯的内兄杀死， 康米则被布鲁斯生擒。最后，布鲁斯在祭坛上将康米的人头割下，寄给了英王爱德华一世。康米死后，苏格兰贵族纷纷归附布鲁斯。1306年5月25日，布鲁斯在斯高被推选为苏格兰国王。英王被彻底激怒了，他囚禁了威沙特主教和兰伯顿主教，并在美斯文大败新国王罗勃特·布鲁斯。布鲁斯单枪匹马逃往罗德岛，一路上几次逃过追兵，但他的妻子，女儿， 姐妹全部被俘，弟弟尼基尔被杀头。 　　1307年，布鲁斯从罗德岛归来，重建部队，准备继续战斗。这时，他的另两位兄弟托马斯和亚历山大也已被处决。1307年五月，爱德华一世病死，新王爱德华二世懦弱无能，布鲁斯乘机发动攻势，从英国人手中夺回不少土地，但英国人口众多，国力强盛，尽管国王无能，但也并不容易被完全击败。双方的战争持续了许多年，从爱德华二世打到爱德华三世。最后在罗马教庭的协调下，1328年三月，苏格兰和英国终于签订了爱丁堡协议，爱德华三世正式承认罗勃特·布鲁斯的国王身份，并将所有英国军队撤出苏格兰。 　　布鲁斯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君主，开明而且公正，享有极高的威望。他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饱受战火摧残的苏格兰南部重建和修复了许多著名的修道院。不幸的是，没过多久，布鲁斯患上了皮肤病，有可能是麻疯病。布鲁斯认为这是上天对他在祭坛上杀死康米的惩罚，他自知命不久矣，要求死后将他的心脏带到圣城耶路撒冷。因此，当1329年布鲁斯病逝后，他的身体被葬在德菲姆林修道院——苏格兰历代君王都葬在此；他的心被装在一个小箱子里，由詹姆斯·道格拉斯勋爵保管。道格拉斯带着这小箱子参加了后来的十字军东征，战败身亡，“布鲁斯之心”被送回苏格兰，葬在布鲁斯心爱的美罗斯修道院。如同威廉姆·华莱士，人民同样爱戴和怀念罗勃特·布鲁斯，因为他经历和克服了种种困难和失败，最终领导苏格兰人民赢得了他们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