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冬菊

　　傅冬菊（1924—2007），又名傅冬，国民党爱国将领傅作义长女。傅冬菊1941年在重庆加入中共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号角社。她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把了解到的有关国民党的一些机密情报、重要文件，及时提供给中共地下党组织，并交到周恩来手中，对中共同国民党的斗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42年，傅冬菊考入昆明西南联大，攻读英语专业。其间，傅冬菊进一步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党的地下组织吸收为“据点”成员。1945年12月，傅冬菊在昆明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1946年夏天，傅冬菊从西南联大毕业，来到天津大公报社担任副刊编辑。1947年11月15日，傅冬菊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辽沈战役紧张进行时，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派人秘密进入天津会见傅冬菊，传达党的指示，要求她做傅作义的工作。傅冬菊立即来到北平，和傅作义谈话，明确告诉父亲，她是共产党派来的代表。平津战役期间，傅冬菊和父亲谈过多次，不时把解放区出版的报刊和小册子放到傅作义的办公桌上。同时，傅冬菊将了解到的情况，及时报告给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为解放军统帅部作出正确判断、制定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整个平津战役期间，傅冬菊始终工作在傅作义身边，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曾高度评价过傅冬菊的作用。　　北平解放以后，傅冬菊到天津任《进步日报》副刊编辑。1949年８月，傅冬参加了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参与《云南日报》的创办。1951年3月，傅冬被调入人民日报社，先后在记者部、文艺部工作。1982年，借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任编辑部副主任，从事统战工作。1995年，傅冬在人民日报社岗位上离休。2007年7月2日晚，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2009年国产片《建国大业》由陈好饰演。

赵南哲

　　1923.11.30日出生。1937年时前往日本拜木谷实为师学棋。1943年时回朝，开始致力发展本国棋业。 1950年，直接以三段资格参加了韩国职业棋界的首届段位赛。54年升四段、55年五段、58年六段、59年七段、63年八段。83年职业九段。 1955年韩国围棋总会在赵南哲等人的推动下正式成立後，韩国棋界的各种新闻比赛陆续诞生。 在1956年开办的第1期「国手战」中，赵南哲力克群雄，夺取了桂冠。此後在「国手战」中9连霸。 1959年「霸王战」，赵南哲又拿下了首届比赛的冠军，并在此後实现了四连霸。 在1959年开办的第1期「最高位战」获得冠军。在这项比赛中，他的记录是7连霸！ 除了上面所举的比赛外，他还拿过68年第1期「名人战」的冠军和1973年第1期「最犟战」的冠军。 。七十年代基本退出了第一线的竞争，从事著述和培养下一代接班人的工作。由於他与木谷实的师生关系，赵南哲把自己只有6岁的侄儿赵治勋交给木谷实调教，结果成才。 赵南哲的棋风典雅明快，步伐迅速。即蕴含了日本各种流派的先进理论，又保持了韩国自身擅於搏杀的力战特长。

1997年7月2日中国篮协宣布，中国男子篮球甲级B组联赛将于7月10日正式推出。今天，中国篮协在京召开’97中国男篮甲B联赛训竞会，宣布了这一消息。这标志着进行了3年的篮球竞赛体制改革又迈出重要一步。

篮球改革自从踏入市场后，发展迅猛，适时地推出甲B联赛也是为了促进整个联赛体系更趋完整合理。与此同时，全国男篮乙级联赛相应取消，已进行了两个赛季的全国男篮甲级联赛则更名为中国男子篮球甲A联赛，比赛均由中国篮协主办。

参加首届甲B联赛的共有6支在中国篮协注册的男篮俱乐部队。这6支队伍是：北京奥胜队、黑龙江队、河北天府队、济南军区山东电力队、浙江中欣队和南京车区黄山队。比赛分为两个阶殷：第一阶段预赛于7月10日至15日在湖南湘乡举行，采用单循环赛制；第二阶段7月27日至8月27日举行，参赛队按第一阶段成绩排序进行主客场制双循环赛，共有10轮30场，每周三、周日进行一轮。最终排名前两位的球队晋级甲A，参加1997-1998赛季的全国男篮甲A联赛。

据悉，甲B联赛可按照中国篮协有关条例引进外籍球员，各队可引进两名，但不得同时上场。

中国篮协有关人士介绍说，首届甲B联赛之所以采取分阶段赛制，主要是考虑到大多数参赛队未参加过主客场比赛，先安排第一阶段作热身和练兵之用，这样有利于各队进入状态，以保证第二阶段主客场比赛的水平和激烈程度。此外，甲B联赛的身体素质测验也将于第一阶殷开始前在湖南湘乡进行。

　　泰国财政部和国家银行1997年7月2日宣布泰币实行浮动汇率制，放弃多年来实行的泰币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　　泰币改用浮动汇率制后，泰国金融市场一度陷入混乱，曼谷外汇市场美元兑换泰币创有始以来最高纪录，1美元兑29.45 铢。股市全面弹升，股价指数上涨40点，由1日的528点上涨到568点。　　据专家分析，股市上涨原因是因为外资受到泰币突然贬值的影响，无法汇出，只好投入股市炒作，使股市大涨。

岭澳核电站全景。

　　2002年7月2日,“九五”期间规模最大的能源项目之一———广东岭澳核电站一号机组投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出席庆祝大会，并为一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剪彩。　　岭澳核电站位于大亚湾畔，是继大亚湾核电站投产后，贯彻“以核养核，滚动发展”方针，在广东地区建造的第二座大型商用核电站，建设规模为4台百万千瓦核电机组。

　　1995年在加拿大举行的第58届国际体育记者协会（简称AIPS）代表大会上，将每年的7月2日定为“国际体育记者日”，并号召所有会员国协会在每年7月2日这天举行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AIPS于1924年7月2日在法国巴黎成立，目前有125个会员国协会。中国体育记者协会在1978年AIPS莫斯科代表大会上被接纳为该组织正式会员。

1994年7月2日，交通部宣布，据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提供的最新消息表明，巴拿马籍“阿波罗海”轮已被证实失踪。在这艘船上工作的36名中国籍船员，至今仍下落不明。

据了解，“阿波罗海”轮是巴拿马籍散货船，香港福星船务公司是该轮的管理公司。该轮载重量13万吨，船龄21年。广州远洋运输公司受香港福星公司委托代管福星公司无力承担的部分航运业务，并以劳务外派形式为其配备包括船长在内的36名船员。

据介绍，“阿波罗海”轮本航次6月20日20时左右装载12.4万吨铁矿石，从南非萨尔达尼亚湾开出，拟驶往我国北仑港。该轮自6月20日21时左右与广州远洋运输总公司进行最后一次业务联系后，即失去联系。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得知“阿波罗海”号失踪的消息后，十分关注，立即通过多种途径与有关国家、国际组织联系，查找下落。“阿波罗海”轮失踪的海域为南非负责的搜救区，至今没有任何搜救机构证实收到“阿波罗海”轮无线电应急示位标发出的遇险信号。

据来自南非搜救机构及各方面的消息证实，“阿波罗海”轮的三只救生筏、救生衣及无线电庆急示位标已被风浪冲上开普敦海岸。

埃斯科巴

哥伦比亚选手为队友埃斯科巴送葬

参加世界杯赛的哥伦比亚后卫埃斯科巴1994年7月2日在麦德林市遭枪杀后，国际足联和世界杯组织者震惊万分，足联立即发表书面声明，声明指出；“足联感到十分震惊和失望，我们谴责这种犯罪行为，我们希望尽快将罪犯绳之以法。”

世界杯组委会也发表了声明，向埃斯科巴的家人和所有喜爱他精湛球技的球迷表示慰问。

27岁的埃斯科巴在世界杯小组赛同美国队一战中曾不慎将球捅入自己的大门。2日凌晨3点左右，埃斯科巴从一家夜总会出来时，受到三男一女的围攻。其中一人连开数枪，埃斯科已被送进一家医院后身亡，身上中了12枪。

哥伦比亚总统加维利亚说，失去埃斯科巴使哥伦比亚笼罩在哀悼气氛之中，他的惨死“使我们都非常悲哀。”麦德林市市长拉莫斯宣布，他将悬赏捉拿罪犯。

安德烈亚斯-埃斯科巴(AndresEscobar)，生于1967年3月13日，死于1994年7月2日，亨年27岁。

埃斯科巴是哥伦比亚最著名的后卫之一，在世界杯预选赛南美赛区的比赛中，他为哥伦比亚获得出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埃斯科巴恰与哥伦比亚贩毒大王埃斯科巴同名，但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哥伦比亚的足球近年来突飞猛进，已和巴西、阿根廷并称为南美三强，但同时，哥伦比亚国内的谋杀率也是全球非战争国家中最高的。

在一个对毒品、足球和谋杀狂热的国度，安德烈亚斯-埃斯科巴于7月2日凌晨3时30分在麦德林一家名叫印弟安人的餐馆的停车场内被凶手枪杀。凶手高喊着“多谢你的乌龙球”，对他连射十二弹。

埃斯科巴死前效力于麦德林国民竞技队，与大名鼎鼎的守门员伊基塔是队友，他也是哥伦比亚国家队参加’90世界杯的一员战将。

1994年7月3日枪杀哥队球员埃斯科巴的凶手3日在麦德林市被逮捕归案。据《卡拉科尔》电台3日晚报道，凶手名叫温贝托-穆尼奥斯-卡斯特罗。目前他已被押解到首都圣菲波哥大。为躲避当局的逮捕，穆尼奥斯在枪杀埃斯科巴之后剃去了浓密的胡子并对外貌进行了伪装。穆尼奥斯已对枪杀埃斯科巴供认不讳。

杀害哥伦比亚球星埃斯科巴的凶手被缉拿归案

邓寄尘

　　广东南海人，播音艺员出身。能够独力造出八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演绎谐趣广播剧，轰动一时，获得「谐剧大王」之美誉。　　他在丽的呼声由星期一至六中午十二时半主持的「邓寄尘谐剧」，一讲便讲了廿多年……多才多艺的艺人，早於四十年代已在广州演粤剧，一九五零年获李我引荐来港入丽的呼声主讲谐剧，不久即进军影坛，成为著名的谐星，又不时灌录谐趣粤曲及粤语流行曲，较为人熟知的粤语流行曲名曲有＜墨西哥女郎＞、＜飞哥跌落坑渠＞（合唱：李宝莹、郑君绵）、＜诈肚痛＞（合唱：郑碧影）等。　　邓寄尘自1950年开始拍电影，绝大部分是谐趣喜剧，与新马师曾合作的「两傻」系列尤其著名。邓寄尘主演的电影包括《失魂鱼》（1951）、《十字街头》（1955）、《荒唐镜五斗陈梦吉》（1957）、《两傻游天堂》（1958）等等。　　邓寄尘於1975年移民加拿大，从此淡出艺坛，不过多年来亦有客串演出香港电影例如《我爱夜来香》……一九九一年七月初病逝於美国，享年七十八岁。

苏联共产党第28次代表大会于1990年7月2-13日在莫斯科举行，原定1991年春召开，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和东欧国家的剧变，苏共领导两度提前会期。

鉴于会议要解决的问题关系到苏联党和国家的前途，会议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大会通过了纲领性声明（即苏共《行动纲领》)、新党章、苏共中央政治报告、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以及有关经济改革、民族政策、军事政策等10多项决议。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伊瓦什科为副总书记，普戈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新选出412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165人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大会成立了以总书记为首的新党纲起草委员会，新党纲草案将于1991年上半年交全党讨论，最迟于1992年上半年由苏共党的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大会通过的苏共中央政治报告中，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以社会主义为选择、共产主义为前景，坚持改革的道路，为保持苏共的执政地位、克服社会的危机现象而斗争。

大会在讨论中争论激烈，主张放弃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目标的苏共“民主纲领派”以及反对苏共社会民主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派”等均在会上发表了不同意见与看法。“民主纲领派”发起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以及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波波夫和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索布恰克等在会上宣布退出苏共。另一发起人绍斯塔科夫斯基及其他一些人宣布民主纲领派准备建立“独立的、民主的议会党”。戈尔巴乔夫在闭幕词中指出，苏联目前的首要任务是优先发展农业、解决粮食问题，制定和签署新的联盟条约，改善消费市场的状况，对经济进行彻底改革，加强纪律和秩序。大会通过的军事政策决议还强调，苏共将竭力加强对军队的政治领导，反对军队非政治化。大会闭幕的当晚与次日，苏共中央全会选出了24名政治局委员，11名中央书记。

现场惨状

1990年7月2日是宰牲节的第一天，来自世界各地约200万名伊斯兰教徒赴麦加参加一年一度的朝觐仪式。当人群步行通过米纳与麦加之间的公路隧道及其上方路面时，由于过度拥挤，有7人从路面坠落，摔死在隧道出口处，随即秩序大乱。当时隧道中大约有5万人，气温高达43摄氏度。混乱中许多老人和体弱者被踩死，还有些壮年人因窒息而死。据统计，共死亡1426人。

　　1988年7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经历8年的艰苦工作解放军干部制度改革取得重大成果。

　　１.实行了经过院校培训才能提拔干部的制度，干部队伍知识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军、师、团三级领导班子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上升到61％、70％、50％。

　　２.基本实行干部队伍年轻化，1987年，军、师、团领导班子平均年龄已分别减少到51岁、45岁、38岁。

　　３.精简了干部队伍。总部机关人员比1982年减少一半，大军区、军、师、团级副职干部大幅度减少，这几级领导班子平均人数分别下降45％、38％、25％，加之实行士官制度，官兵比例趋于合理。

　　４.实行干部队伍定编定员。

　　５.改革专业技术干部管理制度，实行专业技术职务任命制度。

林赛·罗韩

艾希莉·提斯代尔

三宅健

渡濑晶

纳巴科夫还是一位蝴蝶专家

1977年7月2日小说家纳巴科夫去世。

与去世的人争议是不对的，但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巴科夫的去世却引起人们的愤恨。为什么他不用俄文写作？他为什么一定要用约瑟夫-康拉德一个多世纪前所抨击过的用外语进行写作的方式呢？他为什么一定要用辛辣的文字进行写作呢？为什么？

纳巴科夫1899年4月23日生于一个俄国贵族家庭，他学过英语和法语，并对足球、蝴蝶、象棋和诗歌等有着极大的兴趣，后来又到剑桥大学学习浪漫文学和斯拉夫语言。

在20年代和30年代里他居住于西柏林，以V-西林为笔名进行剧本和小说的创作，《黑暗中的笑声》(1938)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1940年他移居美国，同时在几所大学里任教。《洛莉塔》(1958)描写了一个美貌女子和一个教授的关系，揭露了他既博学又好色的两面性。

瞿颖

李宗仁

　　１９６５年７月２日，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从海外归来，政协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和夫人张洁清，到机场欢迎。随李先生从海外回国的，还有程思远先生。李宗仁在机场上宣读了声明，他在声明中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方照顾和热烈欢迎，表示感谢。他还希望留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凛于民族大义，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团结抗美，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　　７月２７日，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毛主席同李宗仁先生及其夫人热烈握手，毛主席说，“你们回来，很好，欢迎你们。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毛主席还说：祖国是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还得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接见后，毛泽东主席和夫人江青设宴招待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女士，以及程思远先生。７月３１日，刘少奇主席、董必武副主席、邓小平总书记接见了李宗仁先生及其夫人郭德洁女士以及程思远先生。接见后，刘少奇主席等领导人设宴招待了李宗仁先生、郭德洁女士和程思远先生。

约翰逊在东厅签字

1964年7月2日。当美国总统约翰逊大笔一挥，在美国历史上最为广阔的民权法成为法律。在批准1964年的民权法时，总统在电视演说中，要求所有公民帮助消除美国沿存的侵犯他人人权的残余。这是美国黑人经过长期斗争获得的结果。

该法律禁止在雇用人员、公用事业单位、工会会员资格以及联邦出资项目等方面存在种族歧视。国会对该法律草案，进行了某些修改，然后提交签字以便施行。

约翰逊与他的前任肯尼迪为使法案通过做了艰苦的游说议员的工作。这项法令似乎能消除不平等的障碍，为生活在美国的2200万黑人铺设一条公正机遇的大道。约翰逊告诉电视观众，“不承认黑人不可剥夺的权力的日子已经过去”，让我们消除种族歧视的温床。

张达明

瑞莉·霍尔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共中央致词，号召全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团结起来，加强工作，迎接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时代。大会主席团成员有：丁玲、丁里、力群、王希坚、巴金、田汉、田间、白杨、史东山、立波、古元、江丰、成仿吾、艾青、光未然、朱丹（西北）、安波、李桦、李季、李广田、李伯钊、阮章竞、吕骥、阿英、阿甲、沙可夫、何其芳、宋之的、亚马、邵力子、周扬、周信芳、周文、周巍峙、勇夫、洪深、茅盾、柯仲平、郭沫若、胡奇、胡风、胡朋、俞平伯、柳亚子、袁牧之、袁水拍、高沐鸿、马思聪、马健翎、马烽、马彦祥、倪贻德、徐悲鸿、陈白尘、陈播、陈学昭、陈望道、陈钟凡、陈波儿、陆万美、崔峰、阳翰笙、曹靖华、曹禺、梅兰芳、黄药眠、黄佐临、张致祥、张云、张凌青、张庚、程砚秋、曾克、贺绿汀、华君武、冯雪峰、冯乃超、冯至、叶圣陶、叶浅予、杨晦、董天民、塞克、齐白石、郑振铎、熊佛西、赵树理、赵丹、赖少其、欧阳山、欧阳予倩、蔡若虹、蔡楚生、刘开渠、刘芝明、萧三、罗烽、戴爱莲、钟敬文等九十九人。大会总主席为郭沫若，副主席为茅盾、周扬。

季米特洛夫

　　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季米特洛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前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１８８２年生于佩尔尼克州拉多尔县科瓦切夫齐村，出身贫苦工匠家庭。１９０２ 年参加保加利亚工人社会民主党。１９０３年该党分裂，季米特洛夫属社会民主党（左翼）。１９０４年—１９０５年任索非亚党组织书记。１９０９年当选为社会民主党（左翼）中央委员，为保加利亚总工会的主要领导人。１９１８年８月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被判刑３年。同年１２月大赦获释。１９１９年５月社会民主党（左翼）改名为共产党，他继续担任党的领导工作。１９２１年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１９２２年在红色国际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１９２３年９月参与领导保加利亚反法西斯政权武装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是保共中央委员会国外政治局的主要领导成员。１９３３年侨居德国时，因“国会纵火案”遭纳粹当局审讯，在莱比锡法庭上，他变法庭为揭露德国法西斯罪行、宣传共产党纲领和政策的讲坛。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法庭宣布无罪释放。１９３４年２月到苏联，１９３５年-１９４３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总书记。１９４４年当选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回到保加利亚。１９４６年９月当选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会议主席。１９４９年７月２日病逝于莫斯科。１９９０年７月１８日遗体被从索非亚“九．九” 广场陵墓中迁出火化。著有《国会纵火案》等书。

奥斯威辛集中营入口处

奥斯威辛集中营位于波兰南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在欧洲建立的最大的集中营之一，在1940年至1945年间，约有400万人在这里惨遭杀害，为使后人永世不忘这一段血腥的历史，并使其永不再现，1947年7月2日，波兰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把奥斯威辛集中营改为殉难者纪念馆，197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一个规模庞大的杀人工程，由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为主的33个集中营所组成，1940年4月27日，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下令建立奥斯威辛的第一个集中营，以后在其周围又陆续建立起几十个集中营，6月14日，第一批波兰政治犯被运到这里，成为奥斯威辛的首批“囚犯”。接着，随着希恃勒的铁蹄践踏整个欧洲，集中营的规模急剧扩大，很快就关押了欧美24个国家的“囚犯”。“囚犯”们在集中营被迫从事采石、筑路、修渠等繁重的苦役，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口粮却少得可怜。艰苦的劳动，再加上恶劣的饮食和生活条件，往往使许多“囚犯”不足数月便惨别人世。

然而，奥斯威辛集中营还不仅仅是一个苦役犯监狱，从1942年起，它就成为一个巨大的屠杀犹太人的中心，集中营中设立有形形色色的大规模杀人设施，毒气室、焚尸炉以及专为各种屠杀活动服务的“医学实验室”。为实施希特勒对犹大人“最后解决”的种族灭绝计划，德国法西斯把欧洲各占领国的犹太人一批批运到这里，赶进伪装成浴室的大毒气室加以杀害，据记载，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曾创造过每天毒死6000人的纪录。曾经担任该营长官的鲁道夫-盖斯在纽伦堡法庭供认，他所使用的毒气，是一种剧毒的氰化氢，施放后只需3至15分钟便可将室内的人全部毒死，每次可毒死2000人。在奥斯威辛被毒气屠杀的达200万人之多。遇难者的随身财物被劫掠一空，就连死者身上的牙齿、头发及至皮肤都不放过。法西斯用受难者的人皮做手套和灯罩、用头发做成褥垫、把死者假牙上镶的金子熔化后存入德国国家银行，其累累罪行令人发指。

1945年1月27日．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苏军解放，随后被辟为殉难者纪念馆。如今，这座昔日的死亡营垒保存完好，高高的电网依然环绕四周，黑漆漆的了望岗楼到处林立，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步入集中营内，可以看到一排排阴暗的牢房，高耸的绞刑架，巨大的焚尸炉，当年的景象历历在目。陈列室中陈列有巨幅图片、实物和雕塑，这里有反映纳粹匪徒在毒气室杀人的狰狞情景的图片，有遇难者的纪念碑，受难女囚的群雕，还有一件件沾有斑斑血迹的囚服。在另一个大厅内，可以看到死难者遗留下的鞋子、皮包等遗物堆积如山，据讲解员说，这只是这类遗物中的极小一部分，足见死亡者之众。

每年都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来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参观凭吊，悼念死难者的亡灵，人们在昔日法西斯处决人犯的高墙下献上一束束花环，衷心祝愿：为了世界美好的明天，决不能让悲剧重演。

死难者留下的皮包等遗物堆积如山

沾有斑斑血迹的囚服

凭吊者在昔日枪决人的高墙下献上束束花环

阴暗的牢房

巨大的焚尸炉集中营内的绞刑架集中营四周高高的电网受难女囚群雕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宋子文

1945年7月，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谈判。7月2日，谈判正式开始。

苏方提出外蒙独立、大连港管理、旅顺港租借、路港优越利益、朝鲜托治、中苏盟约订立等一揽子双边关系问题，使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对雅尔塔密约的解释也发生了分歧。宋子文将谈判经过告知美驻苏大使哈里曼，希望美方讲话。美国务卿贝尔纳斯回电说，尽管美方认为苏方的解释与密约原义有违，但美方的解释也不能被中国“引为对苏谈判根据”。于是蒋经国以私人身份与斯大林作会外接洽，希望苏不要坚持外蒙独立。蒋经国告诉斯大林：中国八年抗战，就是为了收复失地，要将外蒙古主权放弃，“必为国人不谅”。斯大林告诉蒋经国，他坚持外蒙古“独立”是为了保卫西伯利亚，由于斯大林坚持，7月6日，蒋介石在重庆召集高级幕僚商议对策后，同意外蒙独立。7月9日，在中苏第四轮会谈中，中方在外蒙问题上作出了“准其独立。拟用公民投票方式通过后公布”的解决办法。

7月6日，蒋介石于6日指示宋子文将解决中共问题以及东北、新疆主权完整等三条作为中方考虑外蒙问题的条件。7月9日，宋子文再次要求苏联只对国民政府予以精神上与物质上援助；7月11日又提出，国民政府派军事代表团随苏军在东北进展，设置民政机构，保证东北掌握在国民政府手中。斯大林对于蒋介石的条件，其中包括损害中国共产党利益的条件，都作了允诺。在7月9日的谈判中，斯大林向宋子文表示并不支持中共，对华援助只对中央政府等等。这样中苏谈判的僵局终于出现了转机。

　　1942年7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中央指出：原第四方面军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是由下层工作逐次提升上来的。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现出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张国焘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现出他们的英勇与忠诚。原四方面军干部在张国焘路线统治时期，是服从与执行了张国焘路线，但必须把张国焘路线的单纯追随者与积极帮手区别开来。对原四方面军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不能因为他们过去执行过张国焘路线而对其有所歧视，应当根据这些干部的德、才、资分配适当的工作，原有工作不适当者应设法调整。原四方面军干部应当继续相信中央和军委的干部政策的正确，大胆工作，不要畏首畏尾。凡对所任工作有意见的，应坦率向当地党政军领导提出。尤其重要的是四方面军干部应加紧学习，提高自己的认识和能力。日寇及国内反动分子正想利用一切方法来挑拨我党干部的内部关系，我们更应团结一致，消除一切因过去历史关系、地域关系而产生的任何微小的隔阂。

　　１９４１年７月２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论党内斗争》的演讲。演讲首先论述了党内斗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党内斗争的根源及党内斗争的偏向，为纠正过去中共党内“左”倾的过火斗争的偏向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演讲指出：许多人机械地、片面地理解列宁的建党原则，为党要高度集中，就否定了党内民主，党内斗争的必要，就否定了党内和平，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问题上，都要进行不妥协的残酷斗争，这就是党内斗争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一种特别严重的倾向。正确的党内斗争应该是：首先，要了解党内斗争是一件最严肃最负责的事，必须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帮助其他同志改正错误和弄清问题；第二，要了解党内斗争主要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应明确划分思想原则上的界限，而在组织上、在斗争方式上、在说话与批评的态度上，应尽可能不对立；第三，批评要适应，要有分寸；第四，在党内外一般地停止“斗争会”的举行，应在总结工作、检查工作中指出各种缺点错误；第五，必须给被批、被处罚的同志以申诉的机会；第六，不要将党内斗争的方式拿到党外去使用，更不要将党外斗争的方式拿到党内来使用，更不要利用党外的力量和条件来向党进行斗争与恐吓；第七，禁止党内无原则纠纷，一切党员对党的领导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党的负责人有意见，应向有关的党组织提出，或当面批评，不允许在群众中乱说。演讲提出的以上党内斗争的原则，不仅成为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时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理论依据，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演讲第一次发表在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９日《解放日报》上，是延安整风运动必读文件之一。

顾圣婴

　　顾圣婴（１９３７－１９６７），女。钢琴演奏家。江苏无锡人。1937年7月2日生于上海。从小有音乐天赋，3岁学琴，5岁进中西女中附小钢琴科学习。9岁时得中西小学琴科主任印贞蔼辅导，技艺大进。学琴之外喜书法、绘画，并广阅中外文学名著，籍此丰富钢琴演奏艺术。? 1949年就读中西女中(后为上海市第三女中)初二，并从上海音乐学院杨嘉仁教授学钢琴。1953年5月又得著名钢琴家李嘉禄教授指导，掌握欧洲各种流派和风格作品的演奏技能，并从马荣顺、沈知白教授学音乐理论和音乐史。同年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首次演出莫扎特D小调钢琴协奏曲获盛誉。1954年女中毕业考入上海交响乐团任独奏演员。1955年2月26日在沪举行首次独奏音乐会大获成功。1956年入天津中央音乐学院进修，后又去莫斯科学习。　　50年代中期，父亲、爱国将领顾高地受“潘汉年冤案”株连，被判无期徒刑。顾圣婴身处逆境，仍于1957年前往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并荣获金质奖章。　　1958年10月参加日内瓦第十四届国际音乐比赛，获女子钢琴赛最高奖，名震世界乐坛。1960年3月参加华沙第六届肖邦钢琴赛获很高评价。同年获中央音乐学院荣誉毕业证书。后连续多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青年和三八红旗手、文化局优秀团员。1964年4月参加比利时国际钢琴赛再次获大奖。后又代表中国去荷兰和芬兰演出。　　“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于1967年1月31日含冤离世，年仅30岁。1979年1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任红二方面军政委的任弼 1936年7月1日，中共中央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68人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2日，红二、红六军团遵照中央指示改编为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同时，会师的红二、红四方面军开始北上。红四方面军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6日，任弼时致电中央，报告红二方面军长征情况说：二、六军团于本月1日全部在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现随同四方面军继续北进。这次远征，计费时7个多月，行程一万余里，伤亡约5300人，出发时两个军共1.7万人，到甘孜会合时，为1.4万多，二军团9000人，六军团5300人，武器比桑植出发时稍有增加。

日本浪人在监督运抵天津东站候装汽车的走私货物

1935年7月，日侵华驻屯军制定《关于华北新政权产生之相应经济开发指导案》，提出“应利用一切机会，促进对交通、资源及金融等方面的投资”，7月2日，日本关东军、满铁和伪满财政部、实业部在长春召开联席会议，制定了掠夺华北资源的具体大纲，其主要内容有：(1)为开发华北工业、商业、矿业等，特设立大投资公司作总括的投资。(2)以该公司为母体，依产业不同设立各事业公司。(3)公司的工作首先从矿产业、交通业、贸易及棉花栽培入手。(4)矿业中最重要的是煤，因此以山东矿业公司为煤矿公司的母体而从事发展。(5)交通是经济开发的基础，维持治安的动脉，所以全力以赴开发察哈尔、山西及其他未开发的地区。(6)以满铁公司在山东的棉花栽培为基础，逐渐发展到使日本的棉花能够自给。

波斯特和加蒂在罗斯福机场上

1931年7月2日，在威利-波斯特和保罗-加蒂两人完成了记录时间为8天15小时51分钟的环球飞行以后，受到了传统的抛彩带的游行队伍的欢迎。飞行员们于6月23日从长岛的罗斯福机场起飞，经过了15474英里的飞行，于昨天返回到起飞处降落。整个飞行把他们从纽芬兰带到英格兰，他们又飞越了西伯利亚，然后穿过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回到纽约。

万宝山事件的冲突现场

万宝山位于长春西北约30公里的长春具三区境内。这里完全是中国政府所辖之地，既不是“满铁”附属地，也不属于1909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日图们江界约》所定的特区。1931年4月间，“长农稻田公司”经理郝永德，在万宝山地区租得肖雨春等生熟荒地400余垧，为期10年。呈具有案。“查租种稻田例须经过官府许可之程序”，但是郝永德不经县政府批准，就擅自将上述土地转租给被日本帝国主义剥夺了土地而流落到中国来的朝鲜农民李升熏、李造和等9人耕种，也以10年为期，此项契约也未交报长春县政府批准立案。到5月上旬，在长春居住的朝鲜农民40户计200余人移居该处，立即从事开垦。此处地势甚洼，朝鲜农民为了引伊通河水灌溉，便着手在中国农民的熟田里开设一条引水渠。

5月31日，长春具政府派县公安局长鲁绮率步骑兵200余名，到马家哨口制止朝鲜人挖沟修渠。就在这时，日本驻长领事田代派土屋波平、高桥和两名日警赶到万宝山，胁迫朝鲜人继续动工。6月1日朝鲜人仍未停工，挖沟人数最多时达170余名，态度也变得十分强硬，声称他们是“受日人命令来此种稻，至死不能停工出境”，6月30日，长春县二区三区受害农民500余人在万宝山召开“反对日警嗾使韩民筑堰后援大会”，决议联合各受害村庄，按户出工，进行填沟平坝。7月1日，在后援会的号召下，“民众三、四百人各持锹锄，填塞韩人所开之水道，长及二里有余，日警骤向民众开枪”。

7月2日，矛盾冲突终于爆发。约在早晨7点30分左右，中国农民四五百人各执铁锹镐头向水沟方向前进。8时左右，日本警察向中国农民猛扑过来进行镇压，“是时有日人11名在壕里见民人即行开枪，民人见日人开枪射击，恐被其害，并开枪向空中还射，约有半时之久”。11时左右，驻长日领田代派日警30余人分乘两辆卡车增援万宝山，下午3时左右到达马家哨口。下午3时，田代又派守备队骑兵50名由长春赴万宝山。午后到傍晚这些日警奔入稻田区，“赴各村捕人，并搜缴华农自卫枪弹”井“将村民捕去十五六人严刑吊拷灌煤油及辣椒水”，中国农民受尽日本警察的残酷折磨。接着，日方加派大批警察携带枪炮至万宝山一带布防，遍布地雷，挖掘战壕，禁止中国人在5里之内通行。在日本警察的武力保护下，李升熏等人完成了引水工程，并于7月11日通水，由于伊通河中流垒坝截流，水涨时淹没2000余垧良田。

大坝放水以后，日警仍未放弃对中国农民的镇压。7月15日，日警传知附近民户“到马家哨口看演机关枪，演毕询问该民等‘前次平沟有无在内？’又问‘日人买菜汝等为何不卖？’‘你们知道吗？此为机关枪，一秒钟能射若干响，你们如不怕，再有格外举动，我们用此枪即将你们均行打死’”。当场还把一个空瓶抛入水中用机枪打得粉碎，然后又威胁中国农民：你们再敢填沟，就像酒瓶子一样打个粉身碎骨。

朝鲜人挖的引水渠

赵世炎

　　赵世炎（1901-1927） 字琴生，号国富，笔名施英。四川酉阳（现属重庆市）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1915年考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早年结识革命先驱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被师大附中学生推选为学生会干事长。1919年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他还在师大附中学生中组织少年学会，出版《少年》半月刊。l919年秋，参加了李大钊等人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为创建一个有朝气的年轻中国积极奋斗。赵世炎在《少年》半月刊上连续发表《说少年》等论文，分析当时一般青年的思想状态，揭露封建家庭、旧的教育制度对青少年的思想束缚和毒害。在他主办的《工读》半月刊上撰文，与朋友们共同讨论中国的前途，公开评论当时中国社会的弊病，主张中国应实行社会主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是“最公道，最平等，无军阀、财阀，无种族界、国界经济上固然好，道德上尤其好”的社会制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赵世炎组织和领导师大附中的同学走出校门，同各大、中学校的师生一起参加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赵世炎被北京高等师范附中学生推选为学生会干事。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建立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和少年共产党。1922年6月，赵世炎与李立三等人在法国筹备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被推选为书记。同年秋，经胡志明介绍，赵世炎和王若飞、萧三等人加入法国共产党，成为国际党员。1923年3月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住在特维尔斯卡雅街53号东大宿舍。1924年7月回国，先后参加中共北方区委、中共江浙区委的领导工作。同年秋，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兼地委委员长（1925年1月，委员长改称书记），机关设在北京大学红楼。同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设立中央北方局，李大钊任书记，赵世炎任常委，共同领导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　　他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斗争中，他紧紧把握斗争方向，注意加强起义队伍的组织建设。在斗争遭到挫折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为组织好第三次武装起义，他和周恩来同志一起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并在斗争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打败了反革命武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领导广大上海工人群众继续坚持斗争。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他临危不惧，坚定表示：“共产党就是战斗的党，……党存在一天就必须战斗一天，不愿意参加斗争，还算什么共产党员！”１９２７年５月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他主编过党的内部刊物《政治生活》，撰写了７０多篇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时弊的文章，对提高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7年7月2日，赵世炎不幸被捕。在凶残的敌人面前，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面对敌人的屠刀，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把26岁闪光的青春和满腔热血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卢蒙巴

　　卢蒙巴(1925～1961)　　Lumumba，Patrice Hemery　　扎伊尔民族英雄，刚果民主共和国（今扎伊尔）首任总理（1960）。1925年7月2日生于开赛省桑库鲁县，1961年1月17日卒于加丹加。巴特特拉部族人。1955年当选为非洲雇员联合会东方省分会主席。1958年10月，卢蒙巴创建了刚果第一个全国性政党——刚果民族运动党，担任主席。同年末，当选为全非人民大会常设委员会委员。　　1959年11月，殖民当局镇压斯坦利维尔群众运动时，以唆使骚乱罪逮捕了卢蒙巴，但迫于舆论压力，不久即释放。1960年1月，卢蒙巴出席了关于刚果独立的布鲁塞尔圆桌会议，会上，他坚决反对分裂刚果，坚持建立独立、统一、民主国家的原则。6月23日，卢蒙巴当选为总理，组织首届政府。6月30日刚果独立。1960年7月比利时派军入侵加丹加省（今沙巴区）、开赛省宣布独立，新生的共和国面临危机，卢蒙巴寄希望于联合国。但美国控制的联合国军抵达后，拒绝与合法政府合作以恢复刚果统一。9月14日，刚果国民军参谋长蒙博托·塞塞·塞科发动政变，联合国军以保护为名软禁了卢蒙巴。11月27日，卢蒙巴潜离利奥波德维尔，前往东方省，想和政变后迁往斯坦利维尔的合法政府会合，但途中被绑架。后被冲伯集团杀害。1961年3月，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宣布他为非洲英雄。　　帕特里斯·卢蒙巴　　帕特里斯.卢蒙巴卢蒙巴（Patrice Émery Lumumba，1925年7月2日－1961年1月17日），非洲政治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扎伊尔民族英雄，刚果民主共和国（今扎伊尔）首任总理（1960）。1925年7月2日生于开赛省桑库鲁县，1961年1月17日卒于加丹加。巴特特拉部族人。1955年当选为非洲雇员联合会东方省分会主席。1958年10月，卢蒙巴创建了刚果第一个全国性政党——刚果民族运动党，担任主席。同年末，当选为全非人民大会常设委员会委员。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Россий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是一所位于俄罗斯莫斯科的著名公立大学,1961年由前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创立，原名为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专为第三世界国家培训年青共产党员。　　1959年11月，殖民当局镇压斯坦利维尔群众运动时，以唆使骚乱罪逮捕了卢蒙巴，但迫于舆论压力，不久即释放。1960年1月，卢蒙巴出席了关于刚果独立的布鲁塞尔圆桌会议，会上，他坚决反对分裂刚果，坚持建立独立、统一、民主国家的原则。6月23日，卢蒙巴当选为总理，组织首届政府。6月30日刚果独立。1960年7月比利时派军入侵加丹加省（今沙巴区）、开赛省宣布独立，新生的共和国面临危机，卢蒙巴寄希望于联合国。但美国控制的联合国军抵达后，拒绝与合法政府合作以恢复刚果统一。9月14日，刚果国民军参谋长蒙博托·塞塞·塞科发动政变，联合国军以保护为名软禁了卢蒙巴。11月27日，卢蒙巴潜离利奥波德维尔，前往东方省，想和政变后迁往斯坦利维尔的合法政府会合，但途中被绑架。后被冲伯集团杀害。1961年3月，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宣布他为非洲英雄。　　卢蒙巴出生于比属刚果的农家，中学毕业后在邮局内工作，1958年协助成立刚果民族运动(Mouvement　National　Congolais)，而且卢蒙巴致力于不同族群的团结，而使得刚果民族运动的声势日渐壮大。1959年，卢蒙巴成为刚果民族运动的领导人。1960年，刚果的第一次议会选举，刚果民族运动于下议院的137席取得40席成为最大党，卢蒙巴成为第一任总理。1960年6月30日，刚果民主共和国成立。　　但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后却因为卢蒙巴要求比利时军队即时退出刚果而发生变乱，7月间比利时军队攻击首相官邸，并且占领金夏沙机场，卢蒙巴便与比利时断交，并且于联合国要求非洲各国予以奥援；8月2日，刚果南部的喀坦加省宣布独立，由于喀坦加省为刚果重要的矿产出产地，卢蒙巴拒绝了喀坦加省的独立。同年12月1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生政变，莫博托等人逮捕卢蒙巴，并将卢蒙巴移交给加丹加省的分离主义者冲伯。卢蒙巴于1961年1月17日至18日间被白人佣兵杀害。

陈策率舰队驶离黄埔

1922年7月2日，北伐军回师入粤讨伐陈炯明。自6月16日陈炯明发动武装政变后，国内群情愤慨。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照常行使总统职权，同时密令各路北伐军返粤平乱。孙中山召集海军各舰长说明坚守黄埔的理由，各舰长表示服从。当天，北伐军回师入粤，由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黄大伟组成三路军讨伐陈炯明，准备攻打韶关。

7月3日至5日，海军司令温树德先后两次率海圻、海琛、肇和、飞鹰四舰舰长及随从到永丰舰，企图驱逐孙中山，逼其离开舰队。海军两派斗争开始激化。在温第二次登上永丰舰时，陈策率各拥孙舰长和军官，分立孙中山两旁，陈策则守卫在孙中山身旁，以壮拥孙声威。当温扬言其“决意中立，并已预备仪式，欢送孙中山先生”时，气氛骤然紧张，陈策手握左轮枪柄，欲拔出处置温树德，为孙中山示意制止。

在陈策率领的海军军官的拥护下，孙中山怒斥温树德的怯懦背叛行为。温树德只得悻悻而退，不复再来。7月8日，温树德为陈炯明20万巨款所贿买，公开叛离孙中山，率领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附敌。7月9日，驻守长洲的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随温叛变，迎敌登陆，长洲炮台因而失守。海军失其陆地屏障，已无险可据，为摆脱被动挨打局面，陈策率领宝壁、广玉、广贞、广庚、广亨、永丰、楚豫、豫章、舞凤等九舰，以火

品牌商标

　　品牌商标有人说，在法兰西文明中，有四个名称的知名度最高、地位最突出：埃菲尔铁塔、戴高乐总统、卡丹服装和马克西姆餐厅。这其中，皮尔·卡丹一人竟然占了两项：服装和餐厅。这就是说，卡丹成了法兰西文化的突出象征。 　　皮尔.卡丹先生绝对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传奇首先在于他的奋斗历程：从赤手空拳几乎是一无所有到世界顶级服装设计大师；他的传奇还在于让高档时装走下高贵的T型台，让服装艺术直接服务于老百姓；他的传奇在许多人看来是他的商业成就，因为世界上几乎没有象皮尔.卡丹先生那样的先例，集服装设计大师与商业巨头与一身，卡丹的商业帝国遍布世界各地；他近年来的成就就在于他的社会活动，他完成了许多职业外交家所无法完成的功绩，为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和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最后，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他又是一个久经考验的老朋友，二十多年来，他以他独特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在欧亚大陆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 　　巴黎、伦敦、米兰和纽约是世界四大时装之都，巴黎理所当然排在首位。在巴黎，许多店里都有卡丹的一方天地，但要寻根求源，一定要去奥诺里大街82号，那儿是名扬世界的卡丹帝国的首府。终身未娶的皮尔·卡丹只要在巴黎，就会每日四次进出这里。

皮尔·卡丹

　　1922年7月2日，在威尼斯近郊一户贫苦农家，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出生；14岁辍学，在一家小裁缝店里当起了学徒。　　17岁那年，他骑一辆破自行车前往巴黎。 　　1947年，皮尔·卡丹在迪奥公司担任大衣和西服部的负责人，迪奥曾是皮尔·卡丹的领路人。　　1950年，皮尔·卡丹用全部的积蓄在里什庞斯街买下了“帕斯科”缝纫工厂，并租了一个铺面，独立开办自己的公司，并很快成了举世闻名的服装设计巨匠。 　　二战后，皮尔·卡丹毅然提出了“成衣大众化”的口号。他的服装能够穿在温莎公爵夫人身上，而同时公爵夫人的门房也有能力购买。 　　他先后三次获得了法国时装业界最高荣誉大奖金顶针奖。 　　除了设计时装，皮尔·卡丹还设计家具、灯具、装饰品、日常用品，甚至还有通讯电子、汽车和飞机造型。中国情节　　最亲和力的国际友人　　皮尔·卡丹时装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品牌。　　早在20世纪70年代，当卡丹预见到这个文明古国蕴藏的商机时，其他的法国同行多是持怀疑的态度观望着他。而现在，中国已经成了国际诸多大品牌群雄逐鹿的战场。　　上世纪80年代初，皮尔·卡丹在中国为中国女孩试衣服　　皮尔·卡丹与中国的渊源要追溯到1978年。那时，他是第一位来到中国的欧洲设计师。　　1979年，在中国的大街小巷，满眼还都是军绿色，来中国推销时装、筹办时装秀并非易事。但就在此时，皮尔·卡丹举办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外品牌的时装展示会。　　第二次来中国的时候，皮尔·卡丹带来了不少他珍藏的时装精品。当时接待他的单位是中国服装联合会。为了展示自己的品牌，皮尔·卡丹很想找个模特儿试穿一下自己的“宝贝”。正好，当时办公室里就有一位迷人的秘书小姐，卡丹请她代为试穿。　　因为第一次来中国旅游的时候，皮尔·卡丹觉得中国人的身材都很娇小，所以这次带来的衣服尺码都不大。可眼前的秘书小姐虽说个头不大，身形却较胖。她起初犹豫要不要试，卡丹忙说不要担心，试一下吧，即使不合适，可以在一天之内修改好。可当秘书将外衣脱下来的时候，卡丹惊呆了。女秘书外衣里面居然穿了薄厚不一的八件衣服：红的、黄的、蓝的，各种颜色的……原来，她不穿这么多衣服的话，身材还是很纤细的。当秘书小姐换上卡丹拿出来的衣服时，在座的人都被她的美丽惊呆了。　　在那之后，卡丹在中国参观了纺织厂、丝绸加工厂，还在北京地区作了调研，看是否能够建立工厂。从那时开始，他在中国有了生意上的伙伴。虽然，最初他很难立刻将时尚融入中国社会，但中国的朋友和生意伙伴给了他很多帮助。　　中国首个时装秀震欧美　　成功抛出敲门砖以后，皮尔·卡丹开始和中国纺织协会及北京市进行联络，向中国引进模特时装展示。　　在皮尔·卡丹的记忆中，当时他所接触的中国人是非常通情达理的。他们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因为他们需要扩大中国的服装进出口市场。而让中国的模特走向国际舞台，就是卡丹给中国支的招。　　卡丹和中国的官员一起，挑选了一些身材修长、高挑的中国女孩。这些女孩子都很有灵气，稍加培训，她们走起步来就有了些模特的味道。卡丹把这些女孩带到巴黎，进行了一些模特培训，然后就让她们走上了巴黎的T台。没想到，这次表演一炮打响，引来媒体的争相关注。世界开始关注中国的模特，关注从中国走出来的时尚代言人们。中国纺织协会当时的负责人，以及北京市政府方面也欣然接受了这样的T台秀。　　后来，皮尔·卡丹又把这些女孩带回北京，在北京推出了时装秀。这次，感到震惊的首先是在京的欧美观众，他们不明白，皮尔·卡丹用了什么方法，能让中国人抛弃原有的陈旧而保守的衣着。而中国的男孩女孩也被他们眼前的模特惊呆了，这引起了他们对时尚的认识和追求。　　经常自比马可波罗　　卡丹帝国的触角早已伸向了世界各国，但在海外市场中，卡丹把中国市场放在最主要的地位。至2007年，皮尔·卡丹在中国有20家代理商，生产全系列的服装供应中国市场。另外，老皮还在北京和上海开了两家马克西姆餐厅，供应正宗法国大餐。　　他曾多次说，自己年纪大了，希望把公司卖给一个有才华的企业或设计师，但中国市场是个例外。因为中国的市场将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卡丹不希望把他30多年辛勤耕耘的中国市场拱手让给一个对中华文化没有深厚感情的人。　　皮尔·卡丹出生在意大利威尼斯。从西方到东方，作为闯入中国时装界的第一个外国人，他说自己的经历就像马可波罗一样。他现在正筹备音乐剧《马可·波罗》，作为2008年奥运会送给中国的礼物。他表示，这个礼物印证了他和中国难以挥别的情结。工作狂人　　温柔的“老皮”从来不休息　　卡丹平时的生活既繁忙又丰富多彩。卡丹是一个工作狂，他没有假期，他说自己不能停止工作，“如果有一天不工作了，那就是我的末日”。每天公司有各种各样的常规业务，同时也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代理商来见卡丹先生。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常来见卡丹先生，跟他磋商每年要在法国上演的剧目。　　皮尔·卡丹不仅是一个高级服装设计师，同时也是一个喜剧推广人，他在法国拥有4个剧院。除了这些工作，他每天还要到自己的时装设计室里工作起码两个小时以上。每天的下午和晚上，卡丹会被各种活动邀请，如观看一些音乐会、话剧等演出。成长之路　　皮尔·卡丹=卓越+创新+高雅大众化 　　皮尔·卡丹法国少年皮尔从小就喜欢舞蹈，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出色的舞蹈演员，可是，因为家境贫寒，父母不得不将他送去一家缝纫店当学徒工。皮尔苦闷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他认为，与其这样痛苦地活着，还不如早早结束自己的生命。就在皮尔准备自杀的当晚，他突然想起了从小就崇拜的有着“芭蕾音乐之父”美誉的布德里，他决定给布德里写一封信，在信的最后，他写道，如果布德里不肯收他这个学生，他便只好为艺术献身跳河自尽了。很快，皮尔便收到了布德里的回信，谁知，布德里并没提收他做学生的事，而是讲了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布德里说他小时候很想当科学家，因为家境贫穷无法送他上学，他只得跟一个街头艺人过起了卖唱的日子……最后，他说，人生在世，现实与理想总是有一定的距离，在理想与现实生活中，人首先要选择生存，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的人，是不配谈艺术的……布德里的回信让皮尔猛然省悟。后来，他努力学习缝纫技术，从23岁那年起，他在巴黎开始了自己的时装事业。很快，他便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和服装品牌。他就是皮尔·卡丹。现在皮尔·卡丹不但成了令人瞩目的亿万富翁，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产品也遍及全球。皮尔·卡丹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其实他并不具备舞蹈演员的素质，当舞蹈演员只不过是年少轻狂的他的一个虚幻的梦而已，如果那时他不放弃当舞蹈演员的理想，就不可能有现在的皮尔·卡丹！　　一夜春风来 　　第二次大战一结束，23岁的卡丹便骑着自行车到巴黎去闯世界，应聘于一家名叫“帕坎”的时装店。凭着他的勤奋和灵巧，服装设计技术提高很快。为了进一步开阔视野，卡丹又投奔由著名时装设计大师迪奥尔开设的“新貌”时装店。在这里，卡丹增长了见识，积累了领导时装潮流的设计心得和体会，他的设计水平也得到了飞跃。这一年，著名艺术家让·科托克拍摄先锋影片《美女与野兽》，邀请皮尔·卡丹设计剧装。卡丹为法国著名演员让·马雷设计了12套戏装，影片公映后，皮尔·卡丹设计的服装惊动了巴黎，美誉如潮。 　　1950年他自己开设时装公司，制作演出服装。3年之后，他第一次推出了自己的女装设计。从此，依靠他的创造天才，他所设计的时装，越来越引起上层消费者的青睐。 　　追求卓越 　　皮尔·卡丹不满法国时装几百年没有男人“席位”的传统，于1959年举办了具有男装系列的时装展示会，毅然推出充满阳刚之美的男性时装。卡丹的这一异想天开引来了保守派的猛烈攻击，他也因此而被赶出了服装业的“顾主联合会”。 　　这个时代的巴黎青年，追求独特的个性，喜欢张扬。卡丹大胆突破，设计了时代感非常强烈的“P”字牌服装——图文对比和谐，宽窄长短相宜，生气勃勃、豪放洒脱，体现舒适、飘逸、挺拔和争娇斗艳、古朴典雅的风格。“P”字牌服装赢得了挑剔的巴黎顾客。演艺界名流、社会上层人士、达官显贵等争相慕名前来订制服装。 　　三年后，卡丹被重邀“顾主联合会”，并被推举为主席，成为60年代以来法国时装界的“先锋”被代表人物。 　　让高雅大众化 　　法国是世界的时装中心。法国高级时装行业本是一个限制极严、市场狭窄的特殊行业，顾客极其有限，法国的时装设计特点是豪华气派，用料昂贵，在全世界仅有3000多位上流社会的顾客。卡丹第一个看到，高级时装必须在大众中开辟市场，才能找到出路，因此，他奉行“让高雅大众化”的竞争要诀，以此指导服装设计兼营成品服装，面向更多的消费者，并一举获得了成功。 　　“让高雅大众化”，就能面向并掌握更多的消费者。卡丹说：“我虽然是高级时装设计师，但我有一股无法抑制的热情，我要使自己设计的高雅服装大众化，让更多的妇女和男士买得起，穿得上，使风格高雅的成衣面向人数众多的消费者。”在冲破男式时装设计的禁区后，针对童装的传统单调、平淡的形式，皮尔·卡丹一反传统，设计出怪诞离奇、极富幻想力的系列童装，使得法国童装和高级时装一起走向世界。1961年卡丹首次设计并批量生产流行服装，一举获得成功。此后，他连连推出各式各样的、不同规格的流行成衣产品。70年代末，卡丹设计的一种宽条法兰绒上衣，风靡法国、美国，使巴黎、纽约的绅士们为之倾倒。卡丹设计的时装，敢于突破传统，式样新颖，富有青春感，色彩鲜明，线条清楚，可塑感强。他的许多时装被推举为最创新、最美丽和最优雅的代表作，并多次获得法国时装的最高荣誉奖“金顶针奖”。 　　无尽的延伸 　　为了进一步推进“让高雅大众化”，让法国时装文化传遍全世界，他一方面不断扩大公司规模，以顺应大众化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卡丹还通过转让技术，把设计方案卖给了生产厂家，把商标使用权转让给经营者，他可以从营业款中提取7%-10%的技术转让费。尽管转让费高了一些，可厂商还是纷至沓来。美国有一位叫图林的商人用了“皮尔·卡丹”的商标，一年可以多赚2000多万美元，如果不用“皮尔·卡丹”商标，产品几乎卖不出去。‘ 　　皮尔·卡丹还把这种大众化的经营方针推广到其他领域，也取得了成功。 　　1981年，皮尔·卡丹以150万美元买下巴黎即将要破产的玛克西姆餐厅。消息传出，巴黎震动，不少人纷纷断言：皮尔·卡丹肯定要破产。 　　皮尔·卡丹请来专家将餐厅装修一新，在墙上画了希腊神话中的美丽女神，而背景则是一片田园牧歌式的优雅、安静和舒适的情调；餐厅里摆设了线条流畅的精雕木饰，洋溢着一派古色古香而又充满现代艺术风格的气息。皮尔·卡丹又聘请名厨，精心制作食品。他做的最重大决策是：菜肴、价格等全部为普通百姓度身定做，餐厅全天对外开放。 　　消息传出引起了轰动。玛克西姆餐厅原来是俱乐部式的，仅对少数会员开放。玛克西姆历来是上流社会来往的场所，因此除了晚上有些客人外，白天几乎都空着。现在，皮尔·卡丹居然将这一对于大众来说非常神秘的餐厅面向全社会开放，自然引来顾客如潮。现在花少量的钱就能进去做一回高级“上帝”，老百姓当然要去看看了。随着玛克西姆餐厅营业额逐月上升，皮尔·卡丹将分店开到了世界各地。 　　1974年12月，皮尔·卡丹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该杂志他的评论是：“本世纪欧洲最成功的设计师。”现在，在世界五大洲的80多个国家里，有600多家工厂在按照卡丹的设计，制造“卡丹”牌和“马克西姆”牌的各种产品。有5000多家“卡丹”与“马克西姆”专卖店，其年营业额已超过100亿法郎。其总资产估计已达到10亿美元。人物启示　　皮尔·卡丹女装皮尔·卡丹1979年就进入中国，在当时不可能获得广阔的市场，因为它太昂贵了，不可能成为普众的消费品。在舞台上表演服饰，完全是传播一种“美学概念”，是唤起人们对美的爱好与向往。皮尔·卡丹成功了，因为它知悉人性，并懂得人性中美的法则。　　一切美学的来源与归宿，一切美的元素都关联着人类的生活生命。我们现在讲文化软国力或软实力，其实文化的真正力量，就是美的力量，也是创新的力量，它带来的价值可能远胜于有形的物质财富。　　一个输出商品的国家，实质是输出劳动力的国家，而一个输出美的国家，则是输出创造力的国家。创造力是一种自由表达的能力，是一种基于审美欣赏美而走向创新的能力。它从生活出发，又回到生活本身，它不做与生活无关的终极追求，它以人的生活为中心画圆。它不可能使所有的“人民”得到物质的满足，但它通过高于一般人的生活购买力，而引导人们的生活观念，引导人们的审美追求。这里体现着生活美学的真谛：通过提升生活品的品质，来提升人生活的品质，使生活变成欣赏美、使用美的过程。最新状况　　至2009年6月，皮尔·卡丹在140个国家有800多种产品授权。

柳青

　　原名刘蕴华，陕西省吴堡县人。柳青9岁起于寺沟村上学3年，1927年考入葭县螅镇高小，1928年随长兄柳春园到米脂县东街小学读书1年，5月刘义维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因大哥离开米脂，返回葭县媳镇小学读书1年半。1930年夏，考入省立绥德师范学校。在此，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少年漂泊者》、《反正前后》、《西线无战事》等不少进步书籍，启发很大，勇敢地参与学校的学潮斗争。经常上街讲演、张贴标语、游行，与国民党顽固派、土豪劣绅斗争，绥师进步师生的革命行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愤恨，“白色恐怖”很快袭来，组织被打散，学校被封闭，柳青被迫返家种地半年。　　1931年，其兄春园在东北教书赚钱，资助柳青考入榆林省立第六中学学习，他苦心研读，开始钻研文学作品，经常阅读鲁迅、郭沫若、茅盾、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在思想深处，奠定了走文学创作的道路。从初中二年级起，开始学英文，一年后即能阅读一般的英文原著。1934午夏，柳青考入西安高中，开阔厂视野，丰富了阅读内容，增加了不少知识，提高了热爱文学的兴趣，特别向往进步文学，开始自学俄文，介绍苏联文学，走上业余创作道路。在学校经常写散文、诗歌，翻译外国短篇小说，不断在报刊上发表。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燃及西安，他积极参与游行示威，宣传抗日，呼吁“停止内战”。当时，柳青是西安高中学生会负责人，担负学校高中学生刊物《救亡线》的编辑，不断鼓舞西安学生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　　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学生运动再度高涨，柳青积极参加。12月底，经董学源介绍，与延安来的李一氓、冯文斌相识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李一氓领导的陕西省委临时宣传委员会工作，任学校党支部宣传委员，西安学生联合会刊物《学生呼声》主编，在《学生呼声》刊物上，发表了《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短篇小说《待车》。　　1937年，柳青高中毕业，担负《西北文化日报》副刊编辑，负责西安青年文协党团工作。当时，“九·一八”事变已发生6年，东北沦陷，华北告急，祖国处于危急存亡之际。柳青利用报刊鼓动人民奋起抗日。是年，平津失守，北京师大、北大和天津北洋工学院部分师生流亡到西安，办起西北临时大学，两月后，柳青考入该校俄文选修班，一边学习俄文，一边从事苏联文学翻译。因日本飞机频繁轰炸，学校于1938年4月迁陕南城固，柳青未去，跟随八路军到前方打仗，开始了他的创作活动。　　1938年5月至1939年7月，柳青在陕甘宁边区文协任“海燕”诗歌社秘书，民众娱乐改进会秘书，做机关党的工作。翻译西班牙小说《此路不通》后，与刘祖春等人赴晋西北前线采访，先后发表了不少通讯报道。1939年春，回延安随民众剧团去陕甘宁边区9个县体验生活。6月回到延安，写了两篇小说。8月再度上前线，到晋西南115师独立支队2团1营、129师386旅771团任文化教员。1940年10月回延安，在抗联全工作，先后写出《误会》、《牺牲者》、《地雷》、《一天的伙伴》、《废物》、《被侮辱的女人》、《在故乡》、《喜事》、《土地的儿子》、《三垧地的买主》等10多篇小说，生动地描绘了抗日军民的英雄形象。后来，他将这些作品收集在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地雷》中。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柳青暂时放弃写作，参加了整风运动。1943年2月，组织派他到米脂县民丰区吕家检乡任文书，他经常深入农村，发展共产党员，领导群众开始减租减息，组织大生产运动。繁重的工作，艰苦的农村生活，使他病了一场。在紧张的春夏秋冬里，他读完5本《斯大林选集》。工作实践，学习中的启发，使他原来不愿到农村工作的思想感情，起了根本性的转变。柳青在这个乡一直工作3年，收集了不少资料。1945年3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他的《米脂民丰区三乡领导变工队的经验——三乡班干部一揽子会上的总结》。他的长篇小说《种谷记》手稿，也是在这里完成的。1945年10月，柳青带着《种谷记》手稿，随军奔赴东北，开辟解放区。　　1946年2月，柳青到达大连，负责接收整顿大众书店和印刷厂，开始修改《种谷记》。1947年7月，东北光华书店印行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这部作品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率先问世的一部成功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1年10月正式出版，先后印刷7次，发行70万册。1946年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西北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于1947年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柳青想回陕北，体验战争生活，后因战事、交通阻塞被留在冀东参加土地改革半年。1948年10月回到陕北，解放战争已进入大反攻阶段，他深入到米脂县，以著名的“沙家店战役”中一个粮店支前为题材，用8个多月的时间，广泛征集了《铜墙铁壁》长篇小说的素材。1949年于秦皇岛写完这部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于1951年、1958年、1976年13次印刷，发行百万余册。之后，柳青参加《中国青年报》的创办工作，任编委和文艺副刊主编，培养了一批青年作者。后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苏联访问。　　1952年8月，柳青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主管农业互助合作工作，他深入调查研究，给区乡干部、农民讲社会发展史，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亲自指导王莽村“七一联合农业社”，皇甫村“胜利农业社”。使长安农业社运动健康发展，成为陕西和西北的先进典型。1953年3月，辞去长安县委副书记，保留常委职务，开始定居皇甫村，住在一个破庙里，专门从事长篇小说《创业史》等文学作品的创作。1960年4月，柳青将《创业史》第一部10万册的稿酬16065元，捐给王曲公社做工业基建费用；1961年开始写《创业史》第二部时，他向中国青年出版社预借5500元稿费，为皇甫村支付高压电线、电杆费用。1963年到1964年，柳青两次参加长安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冒着风险，和打击一大片的极左思潮进行斗争，保护了一批农村干部，深得人心。在长安县，他还写出《我们这里已是早晨》、《灯塔，照耀着我们吧！》、《1955年秋天在皇甫村》、《王家父子》、《邻居琐事》等散文。还写了《关于王曲人民公社的田间生产点》、《怎样沤青肥》、《耕畜饲养三字经》、《美学笔记》、《狠透铁》等作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柳青被打成“反动权威”、“黑作家”、“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失去自由，身心受到摧残。之后，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单位，派人在长安调查一个月之久，写出《柳青在长安的十五年》的长篇报告，肯定他历史清白、工作正派，作品经得起历史考验。1967年9月，“四人帮”的黑爪牙，到处宣传抗战时期柳青在四川搞过特务活动，说他是“特嫌”、文化大革命的幕后“黑手”，再次把他关进“牛棚”，折磨4年之久。在此期间，他的家被捣毁，伴侣马崴被迫害致死，但他始终立场坚定，不动摇，不妥协，坚持真理，坚决抵制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但他的病势日重，身体渐衰。　　1972年，周恩来总理得知柳青病危，批示中央卫生部予以妥善安排，并嘱咐陕西省主要负责人对柳青予以照顾。同年国庆节，周总理又让《人民日报》记者捎话给柳青，希望他搞好身体，写完四部《创业史》。柳青受到巨大鼓舞，再次精心修改了《铜墙铁壁》和《创业史》。1978年，于陕西省出版局、省委召开的文艺创作会和《延河》编辑部小说创作座谈会上，发表了《生活是创作的基础》，进一步阐述了美学思想。1978年5月，柳青到北京治病，他想利用医院的现代化条件，支撑身体，争取时间，改完《创业史》第二部。但因体质太差，病情严重，于6月13日下午5时，不幸逝世，终年62岁。柳青的骨灰分放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和长安皇甫村神禾原墓地。北京和西安分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李先念、陕西省委、省革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追悼大会。　　柳青是当代著名小说家。他一贯深入生活，几十年如一日生活在农民中间，有着丰厚的生活积累。他的小说大都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生活气息浓厚，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近几十年历次重大历史时期农民的现实生活和精神面貌。其代表作品是《创业史》第一部。由于“四人帮”剥夺了他10多年最宝贵的创作时间，《创业史》的全部创作计划未能如愿完成，这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大憾事。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地雷》（光华书店1947年2月初版），中篇小说《咬透铁锹》（载《延河》1958年4月号），长篇小说《种谷记》（山东新华书店1950年3月初版）、《铜墙铁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9月初版）、《创业史·第一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第：版，该小说最早在《延河》1959年第4—11期上连载）、《创业史·第二部上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6月）、《创业史·第二部下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6月）。　　重要足迹：　　柳青的成长道路，是在米脂启程的。少年刘蕴华是被他的大哥——北大辍学返回陕北教书的刘韶华带到米脂东街小学就学的。已经在1926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大哥，对12岁少年的影响非同小可。认字不全的小小少年，手捧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刻苦研读，这是柳青人生道路上一次关键选择。　　吕家硷是现在米脂县桥河岔乡一个普通的村庄。1943年，柳青在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后，响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发出的“到群众中去”的号召，背着背包来到了深藏在米脂县山峁之中的吕家硷乡。这时候，人们依稀从这个青年人瘦小的身材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认出他就是15年前唱着《赤色少年歌》，参加过米脂反帝抗议集会和游行的小小少年刘蕴华。柳青再次来到米脂，担任乡政府文书。　　当年下乡吕家硷的柳青曾经经历着一场艰苦环境的考验：没有星点的油水、天天白水煮洋芋、大半年不带重样的腌白菜、粗糙高粱米。昏暗狭小的土窑洞，与世隔绝的山窝窝，找不到人可以交流思想。这让最初胸怀高远、要做一番大事业的柳青，内心充满孤独、寂寞和迷惘，时常有一种被“放逐”的感觉。两三个月之后，大病卧床的柳青，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在放弃还是坚持之间，犹豫、彷徨的柳青认真地为自己做出了抉择，“在革命队伍里知难而退是莫大的耻辱。坚强的柳青站立起来时，将自己真正融入到农民之中：白天一道下地耕锄，吃在一锅里；晚上叼着农民的旱烟锅，与农民一起开会聊天，困了和农民就睡在一条炕上。以米脂婆姨、劳动模范郭凤英为素材写下的散文《一个女英雄》，发表于1944年的《解放日报》；长篇小说《种谷记》也在这个时期酝酿创作之中。1945年10月，柳青奉命东进，随军赴东北开辟新区。他的背包里装着厚厚的一摞《种谷记》的手稿。　　1948年10月是柳青第三次来到米脂。8个月的深入采访，得到了最生动的素材，为他创作长篇小说《铜墙铁壁》打下最扎实的生活基础。1952年，柳青深入到陕西省长安县，并在长安县皇甫村落户达14年之久。长篇小说《创业史》是柳青继米脂之后深入生活的精彩续篇。　　柳青为了创作长篇小说《创业史》，1952年，他把全家从北京迁到陕西省长安县的皇甫村，时任长安县委副书记。也就是在那里，他经历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各个阶段。并且在他以后创作的长篇小说《创史业》见证了那时代。柳青把家安在了终南山下的一个偏僻的村庄——皇甫村。把一座破庙只稍作修整，成为了住所。到1966年文革开始止，柳青在这个山村里一住14年。只到他被迫离开皇甫村时，皇甫村的很多村民不知道柳青是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有笔墨记载的大作家。这因为他的形象太过一般，与当地农民相比也是别无二致。柳青和当地的农民一样剃着光头，穿着对襟黑袄（当地叫做黑背搭子），他也常戴一顶当地农民喜欢的帽子。为了熟悉集市上农民的粮食交易情况，他也和关中农民一样把手缩在了袖筒里，不动声色地和人家捏指头摸价。他的装束，他的模样，竟然骗过了牙行和卖主的眼睛。　　评价：　　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杨凡这样评价柳青：“著名作家柳青，是我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成为反映那个年代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更引人注目的是，柳青在陕西长安落户14年，扎根农村进行文学创作，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忠实实践者，至今仍是我们陕西许多作家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的典范。”　　作家陈忠实认为：“《创业史》是陕西作家柳青在长安的秦岭山下完成的，它的艺术成就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意义，而是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高度的标志。所以，研究这个作家，不仅仅是对柳青研究有意义，也不仅仅是对陕西今天和未来的文学发展有意义，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有很重大的意义。我们起码可以看到，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受极左思潮影响那种艰难的环境里，柳青如何以超凡出众之思想深度和艺术功力，完成了一次艺术高峰的创造。这是同代人努力在做而没有做到的，柳青做到了。我们研究他，就是研究十七年文学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伟大的作家，处在不像今天改革开放时期的文艺政策和创作环境下，进行了怎样艰难而勇敢的艺术突围，完成一个文学高峰的创造，我们从中学习和汲取对今天和未来有益的东西。”　　柳青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西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刘炜评说，柳青是以作品魅力和人格魅力共同作用，在陕西人心中建起一座雕像，陕西省现代多位作家都受他作品影响，陈忠实、贾平凹、邹志安、京夫等作家曾经都将柳青作为文学膜拜的对象，很多人的创作都是从模仿柳青开始，从对柳青的亦步亦趋寻找自己的定位，然后在“柳青体”的基础上慢慢找到自己的创作之路，可以说，柳青为现在的陕西文学打下了基础。

王彬生

　　　王彬生，棉花专家和农业教育家。他在陕西育成棉花新品种“５１７”，在新疆推行棉花高产栽培措施，为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他扎根边陲３０多年，为生产建设兵团培养造就一大批农业科技和生产管理人才，对垦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　　王彬生，１９１４年７月２日生于安徽省凤阳县临淮关镇。小时候便对种庄稼产生了兴趣，希望长大之后也能去探索绿色世界的奥秘。１９２７年，王彬生进入南京金陵中学读书。中学毕业后，他不顾家庭的反对，报考了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１９３７年２月，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王彬生被推荐到上海棉花掺水掺杂取缔所任技术员，从事外文翻译工作。半年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沿海地区机关单位陆续西迁，他来到陕西省华县农业职业学校教书。立志农业，育成棉花良种　　王彬生在陕西华县农业职业学校任教三年期间，虽然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农业生产问题，但仍感到不能专心从事农业科学实验，实现“科技救国”的抱负。１９４０年，他转到设在陕西省泾阳县梁宋村的金陵大学西北农事试验场工作，先任技术员，后晋升为讲师兼试验场技术主任。　　泾阳及其附近地区，是陕西省的重要产棉区。当时生产上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棉花品种是从美国引进的“斯字棉４号”。由于缺乏健全的良种繁育机构和严格的工作制度，在种植过程中又不注意品种的防杂、提纯，结果“斯字棉４号”原有的一些优良性状明显退化，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景，亩产皮棉也不过三四十公斤。面对外引品种产量日趋下降，品质严重退化，难以适应抗战时期增产棉粮的急需和棉纺工业对棉花纤维品质的要求，王彬生决定针对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与耕作栽培水平，开展棉花品种改良工作。在１９４１—１９４７年的六年期间，他几乎跑遍了泾阳地区的所有棉田，选择了上万个优良单株做为育种的原始材料，采用单株系统选择方法，通过连续几年的田间种植观察比较和室内考种分析，终于选育出符合育种目标要求、适应当地栽培的优良棉花品种“５１７”。该品种株型紧凑，节间短，结铃多，纤维较长，衣分较高，耐旱性好，比“斯字棉４号”增产１５％左右。１９４８年开始在陕西、山西省旱地棉区种植，深受当地农民欢迎。１９５８年该品种种植面积达４２２万亩，成为当时北方棉区主要推广品种之一。　　王彬生在选育棉花新品种的同时，还参与了小麦新品种“泾阳６０”、“１２９”与“３０２”的选育工作。这几个品种曾一度在陕西泾阳、三原、武功、大荔、高陵等县大面积推广种植。支援边疆，开发新棉区　　１９５３年，主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工作的王震同志，通过高等教育部在内地部分省区的高等农业院校，遴选各门优秀专业人才支援新疆生产建设。原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院系调整后成为南京农学院副教授的王彬生被选中，他无条件地服从了工作调动。　　当时的新疆，无论是经济和文化，还是科技与教育都很落后，交通也十分不便。浩瀚无际的沙漠，荒无人烟的戈壁，人地生疏，工作与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王彬生身为长子，弟妹们又全都参军，家中上有年老的双亲要侍奉，下有不满６岁的幼子要抚育。同事的挽留，亲友的劝阻，都没有能够动摇他支援边疆建设的勇气与决心。他深感：新疆地域辽阔，仅土地面积就占全国的１／６，又具有发展现代农业的各种资源与条件，可谓地大物博。在这块广阔的天地里，肯定可以大有作为。于是，他衷心感谢同事与亲友们的关怀，耐心说服并安置好年老的双亲，带着妻子和幼儿，踏上了支援新疆建设的征途。　　来到新疆后，王彬生被安排在八一农学院任教，担任农学系副主任，兼专家办公室主任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农艺师。他除了为在校学生讲授土壤耕作学、作物栽培学、棉作学等课程外，还利用寒暑假，为兵团与自治区举办了数十期农业技术培训班。在高达４０℃的炎热盛夏和零下３０℃左右的严寒冬季，每次上课都是乘着敞棚汽车，在道路坎坷、尘土飞扬的戈壁滩上奔驰五六个小时，才能到达授课地点。在给学员讲课的同时，他经常深入农场各连队了解农业生产情况，指导棉花科学试验与大田丰产栽培。　　１９５３年，兵团在玛纳斯河流域的石河子垦区与奎屯垦区部分团场试种棉花２万亩。由于采用从苏联中亚地区引进的“ＫＫ１５４３”、“Ｃ３１７３”等早熟优良品种，并实行精耕细作，合理密植，加强肥水管理，适时打杈整枝与病虫害防治等措施，当年平均亩产籽棉达到２０１公斤，其中高额丰产试验田３．１２亩，平均亩产籽棉５９２．３公斤。在认真总结１９５３年大面积丰产经验的基础上，１９５５年又在８万亩棉田上获得平均亩产籽棉１５８．５公斤的好收成，其中有１．５亩丰产试验田，平均亩产籽棉６９６．０公斤。地处北纬４４℃的玛纳斯河流域各垦区历史上不曾种过棉花，如今在大面积土地上连续试种棉花成功，并在小面积上获得这么高额的产量，这在新疆农业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在当时也是全国十分突出的范例。这不仅为兵团在北疆各垦区进一步扩大棉花种植提供了科学依据，积累了经验，也为自治区在北疆地区发展以棉花为原料的工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以后的几年内，北疆垦区的棉花产量由于气候变化和栽培管理等原因，表现得不够稳定。为此，王彬生又和棉花丰产栽培组的科技人员，走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道路，将成功的试验结果、先进的植棉技术和群众的实践经验，先在样板田上验证，然后在大田示范推广。这样不但在短期内提高了霜前花的比率，实现大面积棉田稳定增产的目的，还总结制定出一套适合机械化栽培管理的植棉技术。一方面通过举办学习班，培训大批植棉技术骨干，把这套先进措施层层落实到棉田，同时继续以样板田引路，带动大田生产，扩大辐射面。１９６５年在３９万亩棉田上获得了平均亩产皮棉５８．５公斤的好收成，其中小拐农场所种的棉花，平均亩产皮棉达到８１公斤，使新开垦的北疆特早熟棉区，成为我国北方一个高产稳产的棉花产区。　　如今的北疆特早熟棉区，每年种植棉花２００万亩左右，成为新疆重要的商品棉花生产基地。种植范围也由原来的玛河流域扩大到伊犁、博乐、乌苏、沙湾、玛纳斯、昌吉等地区，每年为国家生产和上缴数以百万担计的皮棉。由于所产棉花纤维洁白，品质优良，不仅能满足本区纺织工业需要，还有大宗皮棉远销国内外，为新疆经济建设换取了大量外汇。现在，棉花生产已成为新疆农业生产的一大优势，也是发展新疆农业经济的主要支柱。　　由于王彬生在发展新疆棉花生产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他被兵团广大军垦战士与新疆各族人民公认为优秀的棉花专家。１９５７年，他曾随同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率领的中国棉花代表团，出席了在苏联塔什干召开的国际棉花会议，并考察了苏联中亚地区的植棉技术。１９５９年７月，苏联参观中国农业成就展览会的代表团，将５枚纪念米丘林诞辰１００周年的纪念章赠送给我国有重大建树的农业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将其中的一枚转赠给了王彬生。１９６１年，王彬生以棉花专家的身份出访埃及，不仅增进了中国各族人民与埃及人民之间的友谊，还促进了两国棉花生产技术的交流。　　１９６５年，王彬生为了向生产单位系统传播科学植棉技术，编著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陆地棉栽培技术》一书，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对指导新疆各产棉区开展丰产栽培起到良好作用。他还根据兵团十多年来的棉花科研成果与群众植棉经验，发表了《兵团陆地棉栽培技术总结》与《玛河流域棉花大面积丰产技术总结》两篇文章。文中引用的资料翔实可靠，技术先进实用，已成为研究新疆植棉技术发展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王彬生所总结出的新疆棉花丰产栽培技术，不但在本地区得到推广应用，还引起了国内主要产棉区如河北、河南、山西、江苏、甘肃等省（自治区）的重视。他本人与兵团从事棉花栽培研究的科技人员、植棉能手，曾多次被邀请到这些省区讲学，并实地蹲点传播植棉技术，使新疆高产稳产的一些植棉经验在与内地有关省区进行技术交流中得到了弘扬，自己在专业上也受到了启示。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培养造就农业人才　　１９５９年，兵团为了支援地方发展高等农业教育，将创办多年并已初具规模的八一农学院移交给自治区，又在石河子筹建新的兵团农学院。这时王彬生已被调任兵团农林牧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为了继续发展兵团高等农业教育，他又服从工作需要，兼任兵团农学院农学系主任。　　１９５３—１９６５年，王彬生在八一农学院与兵团农学院任职期间，始终坚持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要求任课教师努力做到教学、科研与生产相结合，要求学生必须理论联系实际，牢固树立劳动观点与生产观点。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总是认真仔细地写好教案，上好每节课。他认为，一个真正合格的农学家必须掌握大田生产的基本技能，了解主要作物的生产发育规律，学会实验室有关仪器设备与田间试验的操作技术，做到手脑并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因此，他非常重视现场教学，经常在作物生长发育的不同季节带领学生到田间一边观察、一边讲授，使学生理解得深刻，记得牢靠。他还结合农事活动，经常安排农学系学生到农场进行生产实习、毕业实习与劳动锻炼，使学生既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知识，又能掌握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　　王彬生在新疆两所农业院校前后执教的３０多年中，为地方和建设兵团培养造就了成百上千的农业科技人才。他们毕业后，除少数分调至新疆各农业院校与科研单位外，大多数被分配到天山南北、自治区各地（州）县的农业生产单位、兵团所属各国营农牧团场，从事实际生产指导工作。其中不少已成为自治区和兵团所属生产、科研与教学单位的骨干。尽管在校教学相处的时间不算太长，有的已走上工作岗位二三十年，但他们一直对王彬生怀有深厚的情谊，念念不忘他的教诲。不论是到石河子开会，还是出差途经石河子，他们总要登门拜访探望王彬生，或向他汇报工作情况，或请教生产技术问题，或叙说家常往事。王彬生看到自己所培养的学生，大多都成长为建设新疆的栋梁之才，继续完成他为之奋斗终身的伟大事业，总是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极大的欣慰。花甲之年肩重任，科研生产两丰收　　文化大革命期间，王彬生曾被罗织各种罪名遭到批斗。他所领导的兵团农林牧科学研究所后来也被解散，所内的科技人员和他本人均被下放到农场接受“改造”。他虽身处逆境，仍坚信一个拥有八亿人口的国家，要解决穿衣吃饭问题，绝不能不发展农业；而要发展农业，就不能离开科学技术和从事农业科学技术的各类人才。１９７６年，科学的春天又来到了神州大地。这位德高望重的专家又被起用，重新筹建兵团农科所。这时他虽已年过花甲，但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和重托又使他焕发了青春。他精心筹划，四处奔忙，争取经费，购置图书资料与仪器设备；调回被下放的科研骨干，从基层农业单位物色、选拔德才兼备、具有良好科研素质的人员充实科技队伍；确定近期有条件开展的项目，尽快配备人员立即进行研究。总之，在他的积极组织领导下，兵团的农业科学研究又出现蓬勃生机，逐步走上正轨，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批有推广应用价值的成果。　　１９７９年，兵团为了进一步发展农垦科技事业，决定成立新疆农垦科学研究院。王彬生被任命为首任院长，除了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外，他将主要精力放在抓科研工作与人才培养上。他先后支持、指导了“麦茬夏播大豆”、“冬小麦高产栽培技术模式”等研究课题，并亲自主持“小麦田管机械化”与“玉米、苜蓿带状轮作”等具有开创性的研究。他还亲自出面为承担课题的科技人员争取经费，解决仪器设备，审查开题报告与田间试验方案。每次外出开会回来，他总要先到试验地查看、询问工作进展情况，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总是想方设法给予解决。当上述由他主持研究的课题完成后准备进行成果鉴定时，他的助手要将他的名字排在申报人员的最前面，他却毫不犹豫地予以谢绝，让别人多分享一份成果。他这种在成就与荣誉面前不争、不要，甘心做人梯与铺路基石的高尚情操与科研道德，深受助手和同事们的敬仰和称颂。　　王彬生在担任院长期间，时刻关心兵团所属每个农场生产的发展。他经常教导并要求科技人员深入农牧团场寻找研究课题，要把农场作为进行农业科学试验研究的主战场。兵团农八师一四七团地处“下雨成泥浆，天晴白茫茫”的盐碱滩上，生产长期上不去。１９８１年，他应该团领导的要求，带领科技人员对该团农场的农业生产现状作了全面调查。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为该团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改土培肥措施，举办了几种主要农作物栽培技术培训班，就地培养了一批懂得科学种田的骨干，从而促进了该团农业生产的发展。　　王彬生是一位有影响的农业专家。他在１９５９—１９８８年期间，曾被选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第五届、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三、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也曾被选为第一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学会副理事长兼作物学会理事长；第二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常务理事、农垦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棉花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王彬生没有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兵团，而是放眼全新疆。１９８０年，自治区召开了新疆农业现代化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他根据自己在新疆３０多年的科研与教学实践，向自治区主管农业生产的领导和决策部门，提出了对实现新疆农业现代化具有战略意义的几项建议。首先，他针对新疆土壤有机质缺乏和缺磷少氮的现状，提出增加土壤有机质和提高土壤肥力是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迫切任务，只有积极扩大绿肥种植面积，实行牧草轮作，推广秸秆还田和增施厩肥、堆肥，才能从根本上培肥地力。其次，他认为新疆具有利于发展大豆生产的光、热、水、土资源条件，应该积极扩大种植大豆，以改善人民膳食结构，解决植物蛋白饲料的不足以促进畜牧业发展。利用大豆根瘤菌固氮，可以培肥土壤，大豆做为传统商品，有利于发展对外贸易。他还指出，优良品种和先进栽培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同等重要，而且两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忽略任何一方都会影响产量和质量，必须克服重育种、轻栽培；重良种、轻繁育的错误倾向。王彬生特别强调，对领导和管理农业生产的基层干部，实行技术培训是实现新疆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必须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既懂政策，又懂管理与技术的农业生产领导干部和农业技术干部。他建议自治区应效法生产建设兵团过去培训干部的办法，即充分利用农业院校师资力量，举办各种不同性质的短期专业技术培训班，以适应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上述意见和建议受到了自治区领导部门的重视和采纳。　　王彬生常说：“新疆地域辽阔，农业资源丰富，具有发展现代农业的有利条件。有志于献身边疆建设事业的各类专家技术人员，在那里一定会大有作为。”他以自己的实践实现了这一预言。　　王彬生从１９５３年进疆到１９８８年退休，在这块他称之为第二故乡的土地上，勤勤垦垦、兢兢业业地耕耘了３６个年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十多年来，国内在经济建设和其他各个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党对王彬生的信赖和重用，使他亲切地感受到党的英明和伟大。１９８５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以来要求入党的夙愿。他把对国家的希望，事业的追求，人民的热爱和自己家乡的眷恋之情，全部倾注到这块广袤国土的开发上。他为新疆的农业教育、科研与生产的发展，献出了卓越的智慧、旺盛的精力和宝贵的年华，作出了令人瞩目的功绩。由于他的无私奉献和卓有实效的服务，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间，他先后获得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部门颁发的“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工作者”荣誉证书；由新疆农学会颁发的“为新疆农业科学事业发展和新疆农学会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荣誉证书；由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和新疆人民政府颁发的“在新疆工作三十年”的荣誉证书。对于这样一位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在新疆享有盛誉的优秀农业科学家，新疆各族人民不会忘记；与他并肩战斗过的兵团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和军垦战士更不会忘记他所做出的业绩。王彬生先生简历　　１９１４年７月２日　生于安徽省凤阳县临淮关。　　１９３７年２月 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艺系。　　１９３７年　任上海棉花掺水掺杂取缔所技术员。　　１９３７—１９４０年　任陕西华县农业职业学校教员。　　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　任金陵大学西北农事试验场技术员。　　１９４１—１９４８年　任金陵大学农学院农艺系讲师，兼西北农事试验场技术主任。　　１９４８—１９５０年　任金陵大学农学院农艺系讲师。　　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　任金陵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副教授，南京农学院农学系副教授。　　１９５３—１９５８年　任新疆八一农学院农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１９５８—１５９９年　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农艺师。　　１９５９—１９６９年　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林牧科研所副所长，兼兵团农学院农学系主任、副教授。　　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　　１９７５—１９７８年　任新疆农垦总局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１９７９—１９８３年　任新疆农垦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　任新疆农垦科学研究院院长、顾问、研究员。　　１９８８年　退休。王彬生先生主要论著　　１　王彬生．棉花（作物栽培学，李竞雄主编）．北京：高教出版社，１９５８．　　２　王彬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陆地棉栽培技术．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　　３　王彬生．玛河流域棉花大面积丰产技术总结．作物学报，１９６６，５（２）：２２７—２３７．　　４　王彬生．推广麦田留行机械管理新技术促小麦单产提高．新疆农垦科技，１９８３（２）：２４—２６．

前英国首相杜嘉菱出生。

中国现代小麦科学主要奠基人 金善宝

　　金善宝，著名的农业教育家、农学家和小麦专家，中国现代小麦科学主要奠基人。他为我国培养了几代农业教育、科研和生产管理人才。早期育成的“南大2419”、“矮立多”等小麦优良品种，最大年种植面积达7000多万亩，为我国小麦增产做出了重大贡献；后又发现并定名了我国独有的普通小麦亚种——云南小麦。他主编的《中国小麦栽培学》、《中国小麦品种志》、《中国小麦品种及其系谱》和《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等专著，集中反映了建国以来作物科学，特别是小麦科学的发展与成就。 金善宝（1895—1997），浙江省诸暨县枫桥镇石硖口人。1965年7月—1982年6月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农业专修科。1927年在东南大学农艺系毕业。1930年赴美国留学，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和明尼苏达大学农学院进修，研究植物生理学和遗传学。1932年回国，先后在浙江大学、中央大学、江南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农艺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南京市副市长、南京农学院院长等职。1957—1965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1965—1982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1982—1997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名誉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当选为第一届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选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获得“美国农业服务基金会永久荣誉会员”奖牌。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金善宝是我国著名的农学家、教育家。长期从事小麦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小麦的分类和育种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早在20世纪30年代，从全国790个县搜集到的小麦品种里，鉴定出“江东门”等一批优良品种，在生产上得到推广应用。1937年从世界各地3000多份材料中选出了适合我国生长的“矮粒多”和“南大2419”优良品种，在长江流域13个省市大面积推广种植。1949年以后，从全国征集到5544个小麦品种，进行了重要经济性状的观察、鉴定、形态分类和生态分类研究。把这些品种分属于普通小麦、密穗41麦、圆锥小麦、硬粒小麦和云南小麦5个种，126个变种。普通小麦经他鉴定有93个变种，其中19个和云南小麦6个变种是他定名的。云南小麦新种的发现，对中国小麦起源和对世界小麦研究是一个贡献。20世纪60年代初，进行春小麦新品种选育和加代研究，采取“北方春播一高山夏播一南方秋播”，实现一年繁殖两代或三代小麦，大大缩短了小麦新品种选育的时间，先后培育出“京红”和“京春”春小麦新品种。这些品种，在早熟、抗病、丰产、子粒品质等方面赶上和超过墨西哥小麦，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金善宝一生著述很多，主要著作有《中国小麦分类的初步》、《中国小麦区域》、《中国小麦栽培学》、《中国小麦品种志》、《中国小麦生态学》等，其论文已汇编成《金善宝文选》出版。　　1997年6月26日，我国著名农业科学家、教育家、九三学社名誉主席、原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农业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善宝同志逝世，享年102岁。立志学农重实践，追求真理志不移　　金善宝1895年7月2日生于浙江省诸暨县石峡口村。从6岁开始在父亲的私塾里读书。他13岁时，父亲病故，家境日趋困难。他母亲是一位勤劳、善良、朴实的山村妇女，十里八村有名的养蚕能手。为了减轻母亲的劳累，他经常帮助母亲采桑叶、养蚕、进山砍柴、挖竹笋……这样的家庭境遇使他较早地懂得了生活，从童年就逐渐掌握了农业劳动的基本操作。农村的实际生活更使他深深地体会到旧社会农民的疾苦和农业生产的落后。劳动实践培养了他务农的志趣和为改变落后农业而奋斗的决心。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正在枫桥镇读高小的金善宝，也被这场革命风暴所激动，毅然到绍兴考入由革命同盟会开办的陆军中学。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到民主革命思想。仅仅半年的时间，开办陆军中学的革命党人王金发等相继被北洋军阀残酷杀害，陆军中学便被解散。1913年，他又考入了具有革命传统的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母亲为了不挫伤儿子勤学苦读之心，节衣缩食，终日辛勤养蚕，勉强维持他读到中学毕业，希望他能继承父业在学堂里当个教书先生，过个养家糊口的日子。然而，金善宝并不甘心在长知识的青年时代就此止步。他四处奔波，得知南京高等师范农学专修科不收学费，还给学生饭费时，求知的欲望，农民的饥苦，激励他赴考学农。　　1917年，他以优秀的考试成绩被南京高等师范农学专修科录取了。当时执教于南京高师的农科主任邹秉文先生，一向提倡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除课堂的理论教学外，很注重实验和田间实习，有时还利用暑假组织学生到农村进行考察，这些活动都是金善宝极乐于参加的。1920年他农科毕业，经邹先生推荐到南京市皇城小麦试验场当技术员。这个正在筹建的试验场，是“面粉大王”荣宗敬（荣毅仁先生的父亲）每年资助5000元，由南京高师农科负责筹办的。试验场只有106亩地和一台美国制造的5行播种机，一切农活都要靠畜力和人力。虽然面积不大，经费不多，设备简陋，工作繁重，然而在30年代初的中华民国时期，也是比较难得的场所，那里就是金善宝科研生涯的起跑点。　　1921年，东南大学成立后，南京高师并入东南大学，农学专修科也改为大学本科。学校在南京市江东门外大胜关租地1300亩，建立了农事试验总场，金善宝又到总场当技术员，一直工作到1927年6月。在此期间，他又于1926年回到学校补读一年学分，完成了大学农学专业本科的全部学业。　　1927年秋，金善宝因不满校方对试验场农工在工资方面的刁难而愤然离去，到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教农业课。1928年春到杭州劳农学院（后改为浙江大学农学院、浙江农业大学等）任教。　　1930年夏，浙江省教育厅公开招考出国留学生，金善宝应考录取。遂于7月间从上海乘船去美国深造，先在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植物生理、遗传学等课程。后来，感到读学位的办法，对他这个年已35岁的留学生来说并不适宜，他不能让一篇论文、一个学位占去自己在美国旅居的有限时间，于是转到明尼苏达大学农学院，边学习边参加作物育种工作。自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他离开祖国时，就对“民以食为天”、“农业是立国之本”十分赞赏。他决心为这个“天”和“本”出力、效劳，造福于人数最多、生活最苦的祖国农民。他到美国留学的目的，是要亲自了解国外的农作物育种方法、理论，掌握实际操作技术。他最大的愿望是能以自己的学识，为发展祖国农业做贡献，为提高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生活水平而献身。　　1937年10月，梁希(左)与金善宝在重庆　1932年2月，金善宝学成回国。他先后在杭州浙江大学农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任副教授、教授。1937年7月以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步步向我国内陆腹地逼近，当时在中央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任教授的金善宝，随校西迁到重庆沙坪坝。他和我国杰出的林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林业部部长梁希教授，一起住在临时建筑的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平房里，室内两张单人床，一张两屉木桌，每人用一个抽屉。他俩年龄相差一轮，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经常一起去听《新华日报》社组织的时事报告，有时直接聆听中共中央周恩来副主席的演讲或参加座谈。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举世瞩目的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金善宝和在渝的几位进步教授一起，被邀请到嘉陵江边的张治中公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切地会见了他们。这次难忘的会见，使他从黎明前的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更加坚信一个崭新的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　　1946年3月，他随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没落，更加激发了他积极投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和营救进步学生的活动。1948年，正当国共两党全面展开激烈战斗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江南北人心惶惶，台中农学院突然发来了正式聘书，聘请金善宝去任教，他断然拒绝，却应荣毅仁先生之聘，去无锡江南大学农学院任农艺系教授兼主任。此时，他心中何去何从，已十分坚定。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了！在旧社会度过半个世纪的金善宝，从此获得了新生。7月他应邀出席了周恩来在北平主持召开的40多位著名科学家、教授参加的科学技术座谈会。会后又参加了以竺可祯教授为团长的科学考察团，到东北解放区进行参观和农业考察。当报纸上发表原中央大学改组为南京大学，金善宝被任命为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的新闻时，他正在哈尔滨的考察途中。1950年11月，他又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颁发了任命他为南京市副市长的任命状。在身兼多项重要的行政职务和从事繁忙的社会活动中，作为一名农学家、教授，他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钻研小麦与粮食增产和教书育人方面。　　1956年2月12日，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入党较早的老科学家之一，为后来的高级知识分子追求进步，争取入党做出了表率。　　1957年3月，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金善宝兼任副院长，次年9月从南京来北京任职。1964年末，他继丁颖教授之后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第二任院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勒令”交权，“靠边站”了。粉碎“四人帮”后，他继续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1982年末退居二线，国务院任命他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名誉院长。　　他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一级教授，第一、二、三、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副主席、九三学社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农学会副会长、中国作物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和研究生院院长等职。勤奋耕耘育良种，老骥伏枥写专著　　金善宝正在进行学术研究　金善宝从南京高师农科毕业之后，就开始注重小麦研究。1928年和1929年先后发表了《中国小麦分类之初步》和《小麦开花之时期研究》。从美国留学回来后，为了发掘祖国小麦种质资源，选优利用，他从广泛搜集的790多份小麦品种中，经过试种观察、整理和筛选，鉴评出“江东门”、“武进无芒”、“南京赤壳”和“姜堰黄皮”等一批优良地方品种，在生产上推广利用，发挥了增产效益。1934—1935年，发表了3篇与深化当时国内主要大田作物育种工作密切有关的文章，即《近代玉米育种法》、《用统计方法比较籼粳糯米之胀性》和《大豆几种性状与油分、蛋白质之关系》。　　金善宝结合自己在国内外的科研实践和多方搜集到的文献资料，撰写了10多万字的专著——《实用小麦论》，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作为大学丛书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既有理论又联系小麦生产实际的农业书籍。30年代、40年代乃至50年代，它不仅是国内许多大专院校农学专业学生的重要参考书，也是许多有成就的小麦专家、教授启蒙必读的教科书。　　抗日战争初期，在重庆沙坪坝境遇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由于贫病交加，不足50岁的金善宝已经鬓发皆白，有一次带病授课竟昏倒在讲台上。尽管当时体力如此虚弱，他始终没有间断过选育小麦良种的工作。1939年，他和助手们从国内外引进的3000多份小麦材料中，通过系统选择方法，选出了适于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的优良品种——“中大2509”（又名“矮立多”）和“中大2419”（后改名为“南大2419”）。这两个品种从1942年在四川省开始推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近7年的时间，只种植百万亩左右。1950年以来，由于政府的重视和翻身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空前高涨，这两个品种很快在我国南方冬麦区扩大应用于生产。“南大2419”推广面积最大的年份曾达到7000多万亩，主要分布在湖北、江苏、安徽、四川和河南南部小麦产区；云南、贵州和陕西南部有较大面积的种植；江西、湖南、广西、青海和甘肃也占有一定的比重。这个小麦良种在我国50年代、60年代的小麦增产上立了大功，到1983年不完全统计，它在长江流域的种植面积还有百万亩左右，品种寿命长达40多年，实属难能可贵。　　金善宝选育的“南大2419”小麦良种，具有早熟、抗条锈病、抗吸浆虫、秆强抗倒、穗大粒饱、适应性广和一般配合力好等优点，因此，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长江中下游冬麦区第一次品种更换时，种植面积最大的良种，而且是30多年来我国小麦杂交育种中最主要的亲本之一。根据《中国小麦品种及其系谱》一书的记载，它的直接和间接衍生品种有98个，分布在我国7个大的麦区，其代表性品种中，冬麦有“石家庄34”、“徐州14”、“郑州3号”、“内乡5号”、“大丰1087”，“万年2号”、“安徽9号”、“蜀万8号”、“绵阳4号”、“鄂麦6号”、“凤麦13”，春麦有“京红4号”、“科春5号”、“甘麦7号”、“藏春6号”等。　　金善宝潜心于小麦科学研究，在丰富和发展我国小麦科学上做出了重要建树，特别是在我国的小麦种类及其地理分布方面钻研很深，有不少新的发现；对我国小麦区划和生态型的研究，也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提出一些精辟见解，有些是前人所未探讨过的新问题、新内容。关于我国小麦的种类，国内外学者曾做过一些调查研究，而所得结果都不够全面。从1911年法克斯贝格（Faksberger）的报告、1923年瓦维洛夫的著作、1942年蔡旭的研究，到1954年木原均的论述，综合国内外报道，我国小麦分属4个种和52个变种。但早在1937年，金善宝从云南省征集的小麦品种中，就发现一种无芒、白壳、穗轴坚硬而易折断，小穗紧靠穗轴，所成角度甚小，小穗从穗节茎部折断，颖壳紧包籽粒难于分离，种子夹面呈三角形的新类型。它既与一般普通小麦有较多差异，也不同于斯卑尔脱小麦。后来经进一步观察确认其染色体数目为2n＝42，与普通小麦杂交没有问题；与硬粒小麦杂交也能获得成功。这在世界已有的小麦分类学文献中还未见报道过，很难找到与它相匹配的植物学分类地位。金善宝和他的助手们经多方研究，把这个“云南小麦”定为普通小麦的一个亚种（Triticum aestivum Subsp. yunnanense King）。　　　1956年开始由金善宝主持的全国小麦的种类及分布研究，从广泛搜集到的5562份材料中，取出有代表性的品种材料近2000个，通过他和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有关科研人员进行二三年的观察分析后，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品种460个，分别在北京、徐州、武功、西宁、乌鲁木齐、成都、昆明、武昌、广州及福州等12个地点种植，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鉴定。结果明确了我国小麦分属普通小麦、密穗小麦、圆锥小麦、硬粒小麦和波兰小麦5个种，及普通小麦亚种“云南小麦”一个变种；属于各个种和亚种的变种共计101个，其中93个变种是经他亲自检定的，有19个变种和6个“云南小麦”的变种是由他定名的；他对这些亚种和变种制定了分类检索表。供从事小麦研究和生产的广大科技人员查考。　　为了深入研究“云南小麦”生态特点和分布情况，亲自掌握第一手资料，金善宝3次去云南实地考察。他发现澜沧江流域是“云南小麦”新亚种分布的中心。这个地区从海拔几百米到2500米都有小麦种植，高原地形复杂和“立体农业”的生态特点是形成变异的重要因素，从而确定了云南是我国小麦种质最丰富的地区，也是我国小麦的变异中心。　　早在1943年，金善宝和吴董成一起就对中国小麦区域进行了研究和划分，直到80年代初台湾省的农业教课书还在引用这份资料。50年代中期以后，他结合小麦的种类和分布研究，根据品种的生育期、阶段发育特性、幼苗、植株、穗部和籽粒性状，参照原产地的自然环境、耕作栽培制度和生长期间的气候条件，进行综合分析总结，又将中国小麦确定为14个生态类型：　　1．华南生态类型，包括南岭以南地区及台湾、海南诸岛。　　2．江南山地生态类型，主要是浙闽山地及南岭山地。　　3．云贵高原生态类型，指云贵高原地区及附近山地。　　4．四川盆地生态类型，即四川盆地范围内。　　5．长江中下游平原生态类型，指沿江沿湖平原和丘陵地带。　　6．秦巴山地生态类型，包括秦岭、大巴山、伏牛山、武当山一带山地。　　7．华北平原生态类型，包括淮河以北、太行山及伏牛山以东的大平原，渭河、汾河中下游沿岸。　　8．黄土高原生态类型，以黄土高原为主，包括河北北部和辽东半岛。　　9．东北平原生态类型，即辽东半岛以外的东北平原。　　10．内蒙古高原生态类型，包括大兴安岭以西，祁连山以东，长城以北的地区。　　11．甘青高原生态类型，主要是祁连山南北地带。　　12．准噶尔盆地生态类型，指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　　13．塔里木盆地生态类型，指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　　14．青藏高原生态类型，包括昆仑山以南的西藏、青海高原地区。　　金善宝及其同事们的上述研究和所获结果，都是国内外研究中国小麦的基础性文献，对于进一步了解和充分利用我国小麦种质资源，以及在指导小麦育种和改进栽培技术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其中的《中国小麦种类及其分布》于1982年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金善宝和他的助手们不仅要克服科研条件上的种种困难，而且要顶着“只拉车不看路”、“清除反动学术权威的流毒”等一连串政治帽子的压力，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春小麦育种工作。为了争取时间，利用我国幅员广阔的优越自然条件，他亲自登上黄山、井冈山、庐山等高海拔山地适宜春麦夏播的地点，搭乘海船去海南岛，越过五指山到通什自治州和千里迢迢去云南省元谋县，实地考察春小麦材料冬季加代的生长情况，从而提出春小麦在北京春种夏收、庐山夏播秋收、海南岛或云南元谋秋播冬收，一年三代（至少两代）的世代进程，以缩短新品种育成的年限。这种异地种植的做法能使被选育的材料，经受由地理差异所提供的由低温到高温，再由高温到低温，日照由短到长，再由长到短的不同生态环境变化，以及接受不同地区的病害和不同病害生理小种致病的考验，因而有利于筛选出具有广泛适应性和广谱抗病性的优良新品种。　　金善宝和他的助手们从1967—1973年，相继育成“京红2号”至“京红9号”系列春小麦新品种。其中“京红9号”1976年在26个地点的产量试验结果，都比当时引入我国的由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育成的被誉为“绿色革命”的几个墨西哥小麦品种显著增产。“京红8号”品质优良，1976—1979年，4年种植收获的籽粒，测定分析结果，平均蛋白质含量为16．3％，赖氨酸为0．39％。这些“京红号”品种1978年在长城内外的冬春麦混种区已推广到60多万亩，并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1961年，金善宝主编了《中国小麦栽培学》，这是50年代末我国首次以作物栽培为主题，组织知名专家学者集体撰写的旨在反映当时国内栽培科学水平的系列专著中的第一册，它起到了开篇启后的作用。1964年，他和刘定安主编了《中国小麦品种志》，这也是我国第一次为本国的现代小麦栽培品种“树碑立传”的历史性文献（1985年又出版了1962—1982年续编）。1983年，他为主编，庄巧生等为副主编，总结了我国近30多年来小麦品种演变历史，种质资源利用情况、亲本选配经验及育种成果，出版了《中国小麦品种及其系谱》的专谱。这不仅填补了我国在作物育种方面进行全面系谱分析的空白，而且对于进一步提高小麦育种水平也有重要意义。这本58万字的专著，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水平与特色，与国外为数极少的类似著作相比也是高水平的，因而受到了国际同行专家的好评。1984年，该书获得全国科技图书一等奖和1985年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受《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委会的委托，金善宝邀集全国知名的农作物专家、学者，组成了以他为主任委员，庄巧生为第一副主任委员和李竞雄、黄佩民、卢良恕、杨守仁为副主任委员的农作物卷编委会，撰写出225万字涉及多种农作物、多个学科领域、具辞书性质的第一部《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该书于1991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树立了我国农作物科技发展史的一块里程碑。　　金善宝作为我国知名的农业科学家、教育家，出访过匈牙利、苏联和朝鲜。在访问原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时，曾与国际闻名的小麦分类学家M.M.雅库卜茨涅尔（M.M.Якубyинеp）讨论过中国小麦的种类及其变异的问题。由于金善宝精深的造诣，深受赞许。于1957年被授予全苏列宁农科院通讯院士。1986年10月14日，农业部部长何康受美国农业服务基金会主席M.E.恩斯明格（Ensminger）博士的委托，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举行仪式，将刻有“美国农业服务基金会永久荣誉会员”的金奖牌授予金善宝，以表彰他对农业科学事业做出的贡献。言传身教堪师表，桃李天下仍近人　　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末，金善宝都在全国著名的高等农业院校执教。他辛勤地口授笔耕，谆谆教诲，为我国农业战线培育出几代优秀人才。抗日战争时期及以前受业于他的一大批学生，大都在我国50年代和60年代农业科技、教育和生产的各个领域中成为领导干部和中坚骨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所培养的学生，也正在肩负着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任，为发展我国农业科技、教育和促进农业生产而奋力拼搏。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金善宝执教于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农艺系时，他教书不忘育人。他循循善诱的教诲给学生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他启发学生在勤奋治学中要广开思路，钻研问题，打好理论基础，同时要重视实验技术与田间操作，贯彻手脑并用，学做结合的原则，讲求实效，还经常用：“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来激励学生。1942年夏，中大农艺系毕业生即将离校，卧病多日的金善宝，拖着虚弱的身体，在两位学生搀扶下，冒着酷暑来到同学中间，即席做了充满激情的赠言。他从祖国古代的灿烂文化和农业，讲到当时的破碎河山与凋蔽的农村，也讲到没有灿烂的古代文化和农业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繁衍。他希望同学们大学毕业后，更珍惜自己的青春，热爱所学的专业，不管生活道路如何崎岖坎坷，都不要见异思迁，放弃和荒疏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一定要为振兴祖国的农业效劳、出力。　　金善宝不仅十分关心爱护青年学生的成长，而且积极支持进步学生的革命活动。他在政治上的鲜明态度也是当时人所共知并为一些进步学生所敬仰的。如1946年中央大学联合重庆大学发起的“一·二五”反内战学生运动，1947年在南京进行的“五·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示威，他和许多进步教授都积极参加。平时拄着手杖，细声慢语，对同学谆谆善导的金善宝教授，在学生的游行队伍里却精神抖擞，铿锵有力地呼喊着口号，给学生们以极大的鼓励。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和梁希、潘菽、涂长望等进步教授，先后组织过“自然科学座谈会”和“民主与科学座谈会”等进步活动。因为他们讲民主和爱国，态度鲜明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所以都上了特务的“黑名单”，处境十分危险。但由于他们在知识界和学生当中拥有的崇高威望，也没有给敌人可乘的口实，才未遭毒手。　　在旧社会，金善宝是一位追求真理，刚直不阿，扎根在群众生活的泥土里的进步教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绝不哗众取宠或随声附和。1967年国庆节，他被邀请登上天安门观礼。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走过来同他握手，关切地询问：“金老，你们农业科学院怎么样？”他对总理坦率地回答：“很乱！”周总理凝视着他，语气沉重地说：“全靠你了，金老！”他感到不安，急促地对总理说：“不！不！全靠毛主席、周总理……”。周总理的话使他多日不能平静，想到当年在重庆乱云飞渡的日日夜夜，正是毛主席、周总理给他和千百个在苦闷中探索光明的教授指明了方向；现在又是周总理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他免遭批斗。1970年，一位当时的“大人物”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说什么“中国的农业是靠七亿五，还是靠七千五（前者指当时全国农民人数，后者指当时中国农业科学院职工总数）？这是举什么旗、抓什么纲、执行什么路线的大问题！”于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技人员几乎全部层层下放，人散楼空，只剩下一块空招牌。此事波及全国农业科研机构。当时金善宝对这种把农业专业科技队伍同农民群众对立起来，借以否定专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机构作用的作法，就很有意见。粉碎“四人帮”后，他以国家事业为重，和农业部领导一起向中央领导力陈收回下放的研究所的必要性，终于使被拆散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得到恢复并有了进一步的建设和发展。　　金善宝是一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农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自然科学家。他从事农业教育30余年，桃李满天下，堪称几代人的师表；他献身作物科研70余年，硕果累累，是现代中国小麦科学研究主要奠基人。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待人处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功过不论权势，受到同行和晚辈的尊敬和爱戴。他年近98周岁时，仍然耳聪目明、思维敏捷、步履稳健，有时还迈步田间细心赏阅他心爱的小麦试验材料，也不时出席上级邀请的重要会议，对国家大事，农业大事抒发自己的见地。金善宝先生简历　　　1895年7月2日　生于浙江省诸暨县石峡口村。　　1917—1920年　南京高等师范农学专修科毕业。　　1920—1921年　任南京高等师范小麦试验场技术员。　　1921—1926年　任东南大学试验总场技术员。　　1926—1927年　在东南大学农学专业补读学分，本科毕业。　　1927—1928年　任宁波市省立第四中学教师。　　1928—1930年　在浙江劳农学院任教。　　1930—1932年　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学习和工作。　　1932年3—8月　任浙江大学农学院副教授。　　1932—1948年　任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教授。　　1948—1949年　任无锡江南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主任、教授。　　1949—1958年　任南京农学院院长。　　1950—1952年　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　　1952—1955年　兼任南京市副市长。　　1958—1964年　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1961—1983年　任中国作物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　　1965—1982年　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　　1979—1986年　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农学会副会长。　　1983年　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名誉院长。　　1987年　任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　　1997年6月26日　逝世于北京。金善宝先生主要论著　　1　金善宝．中国小麦分类之初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农学院作物研究报告（第二册），1928．　　2　金善宝．小麦开花时期之研究．国立浙江大学作物研究报告（第一册），1929．　　3　金善宝．实用小麦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4　金善宝．大豆天然杂交．中华农学会报，1934，69．　　5　金善宝．近代玉米育种法．中华农学会报，1934，125．　　6　金善宝．用统计方法比较籼粳糯米之胀性．国立中央大学农业丛刊，1935，2．　　7　金善宝．大豆几种性状与油分、蛋白质之关系．中华农学会报，1935，142—143．　　8　金善宝．四川大麻、烟草考察报告．农林（第二篇），1941．　　9　金善宝，吴董成．中国小麦区域．中华农学会报，1943，170．　　10　金善宝，吴兆苏等．中国小麦的种类及其分布．南京农学院科学研究专刊，1959，2．　　11　金善宝主编．中国小麦栽培学．北京：农业出版社，1961．　　12　金善宝，刘定安主编．中国小麦品种志（1949—1961）．北京：农业出版社，1964．　　13　金善宝主编．庄巧生，吴兆苏，黄佩民，薄元嘉副主编．中国小麦品种及其系谱．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14　金善宝主编．庄巧生，沙征贵，吴兆苏，陈鸿佑，陆懋曾，赵德芳，董玉琛，蔡旭副主编．中国小麦品种志（1962—1982）．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15　金善宝主编．吴景锋副主编．中国现代农学家传（第一卷）．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16　金善宝主编．吴景锋副主编．中国现代农学家传（第二卷）．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17　金善宝主编．王德槟，吴德让，祝旅副主编．现代农艺师手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　　18　金善宝主持翻译．食物与营养百科全书，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19　金善宝主编．庄巧生第一副主编，李竞雄，黄佩民，卢良恕，杨守仁副主编．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北京：农业出版社，1991．育种为民食，科研百岁春　　辛勤育种为民天，刻苦钻研历百年。　　小麦丰收仓储满，风云变幻总心安。　　　金善宝（1895—1997），字笑衍，生于浙江诸暨。著名育种学家，农业教育家、农学家和小麦专家，中国现代小麦科学主要奠基人。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参与创建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二届中央理事会理事，第三、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八、九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第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科协第三届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农业部科技委主任委员，中国农学会副会长，中国作物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　　金善宝幼年丧父，家境贫困，常帮母亲养蚕、栽树、采笋、砍柴，养成了务农的志趣。金善宝自幼热爱劳动，通过劳动，不仅锻炼和培养了他热爱劳动、吃苦耐劳的精神，学习农业生产本领，同时使他体会到旧社会农民的疾苦和农业生产的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暴，给金善宝带来了新的启迪：国家要富强，就得发展文化教育，发展科学事业。几次考入公费学校，皆因时局变故辍学，后考入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毕业后考入费用负担较轻的南京高等师范农业专修科。　　1920年，金善宝以优异成绩从南京高等师范农业专修科毕业。不久，荣毅仁先生的父亲、“面粉大王”荣宗敬先生每年出资5000元资助南京高等师范农业专修科在南京市皇城筹建小麦试验场。金善宝被推荐去试验场当技术员。当时，试验场的建立是我国小麦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金善宝欣然接受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开始了科研生涯。从此，半个多世纪来，金善宝呕心沥血，把全部精力都扑在我国的农业科学事业上。　　1921年东南大学设立了农事试验总场，金善宝改任总场技术员，一直工作到1927年。1928年，金善宝到杭州劳农学院任教。1930年7月金善宝赴美留学，先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植物生理学、遗传学课程，一年后转入明尼苏达大学农学院学习细胞学、土壤微生物学等课程，同时参加作物育种工作。中国的贫穷落后使金善宝等海外游子处处受人歧视。金善宝不愿在受歧视的海外生活下去，1932年初，他毅然离开美国，登上了返回祖国的航船。回国后，金善宝任浙江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一面从事教学，一面从事小麦育种研究工作。金善宝克服种种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困难，从790多个县中搜集了大量品种，并选出了一批优良的地方小麦品种推广生产，发挥了增产作用。同时，金善宝根据中国小麦生产的现状，总结生产实践的经验，吸收古今中外小麦栽培的知识，于1934年撰写我国第一部小麦专论《实用小麦论》，连同早在1928年发表的《中国小麦分类之初步》和1943年又发表的《中国小麦区域》等，成为我国小麦研究、教学和生产的重要文献，至今仍有很大参考价值。1939年系统选育出适合长江中、下游栽培的“南大2419”和“矮粒多”两个优良品种，为我国小麦生产做出了杰出贡献。　　1937年日寇入侵，身为中央大学农艺系教授的金善宝随校迁往重庆，在渝期间，金善宝经常参加由周恩来同志领导的“自然科学座谈会”。卢沟桥事变后，金善宝随梁希一道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金善宝教授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顽强的坚持教学和科研工作，深受同事和学生的爱戴。同时，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仰慕共产党、八路军奋勇抗日，多次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捐款捐物。他对办事处的同志说：“我的心在延安，在八路军将士身上。”没有到延安是他一直感到这是终生的遗憾。林伯渠同志知道这件事后，安慰和鼓励金善宝说：“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工作、斗争啊！”后来，得知延安正开展大生产运动，他认为这正是他从事的农业科学研究为延安做贡献的时候。他立即将多年搜集的小麦品种，又经过整理、鉴定选出最好的品种，包装好送到《新华日报》社，请转交延安。半个月后，邓颖超同志告诉金善宝：“延安收到了你送去的种子，同志们感谢您。”　　在茫茫黑夜中，《新华日报》像一盏闪亮的明灯，点燃了金善宝心底的希望之火。通过《新华日报》，金善宝听到了抗日前线勇士们的喊杀声，看到了延安革命的曙光。中国要强盛，只有靠中国共产党。1956年2月12日，金善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天，周恩来同志来到中央大学整整演讲了3个多小时，会场情绪热烈，掌声雷鸣。金善宝在拥挤的人群中，认真地倾听着，时而频频点头，时而报以热烈的鼓掌。周恩来同志精辟的演讲，给金善宝增添了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最使金善宝难忘的是，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来到重庆。在紧张的谈判期间，毛泽东主席在张治中的公馆接见了他和几位知名教授，询问大家有什么意见。金善宝心中充满着对领袖的热爱，恳切地对毛主席说：“毛先生来了，我们都很高兴，从历史上看，人民是要革命的，革命总是要流血的，不流血的革命不是长久的。现在形势不好，您是吃惯了小米的人，到这里来吃大米吃不惯，毛先生还是早点回延安好。”他在提醒毛主席，重庆是虎狼之地，千万不能久留。他衷心地希望人民的领袖健康、长寿。　　1948年解放战争期间，大江南北形势动乱，台湾台中农学院聘他去任教，他断然拒绝，而应荣毅仁先生之聘赴无锡江南大学农学院任农艺系教授兼主任。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7月，金善宝应邀来北京出席周总理主持召开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会后参加科学考察团考察东北解放区农业等。1950年11月，国务院又任命他兼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1952年，国务院又任命他兼南京市副市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次年荣获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称号。　　1957年3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在京成立，金善宝任副院长，1958年9月赴京任职。1964年任院长职务至1982年末退居二线，后被国务院任命为名誉院长。在农科院期间，金善宝踏遍了全国主要农业区进行考察，并在澜沧江流域发现了“云南小麦”新种。他从全国各地征集了5544个小麦品种，经深入研究、鉴定，确定分属普通小麦、密穗小麦、圆锥小麦、硬粒小麦、“云南小麦”5个种和126个变种，并亲自定名19个普通小麦变种和6个“云南小麦”变种的名称。在对我国2个小麦品种的地理分布情况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指出云南是我国小麦种类最丰富的变异中心。　　1957年，他的《中国小麦之种类及分布》一文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还组织和主编了我国研究小麦栽培的重要巨著《中国小麦栽培学》。　　“文革”期间，金善宝也被“勒令”靠边站。1967年国庆，金善宝参加天安门观礼时，周恩来总理向他提出农科院“全靠你了”的恳切希望，促使他排除干扰和阻力，按计划继续科研。他指导助手们进行南繁北育科学研究、跋山涉水选择夏繁地点、考察春麦冬繁生长情况，用在京春种夏收、再在海南或云南元谋秋种冬收异地加代的办法，缩短春麦育种年限，硬是在那“横扫一切”的年代里，筛选出经过地理差异、自然变化、病害考验的具有广泛适应性的“京红号”春小麦良种，在10个省、市、自治区的29处评比试验中，24处平均亩产第一，1976年推广种植60万亩。80年代又育出中7606和中7902春性小麦新品种，在黄淮麦区增产显著，深受欢迎。　　金善宝一生潜心于小麦科学研究，为我国的农业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国种植的小麦品种，主要属于普通小麦种，其下已定名的变种有100个，其中有22个变种是金善宝定名。金善宝自撰或组织编撰了大量论著，主编了《中国小麦栽培学》、《中国小麦品种志》、《中国小麦品种及其谱系》、《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等重要著作。　　　金善宝（1895年7月2日—1997年6月26日），生于浙江诸暨。农学家、教育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参与创建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二届中央理事会理事，第三、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八、九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农学家、教育家金善宝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石峡口村。石峡口村四面环山，南山脚下有一条清水溪，溪水清澈见底，终年流水不断，穿过三四里长的山间峡谷，经诸暨盆地，汇入大海。全村300多户人家，几乎都姓金，村民栽桑养蚕、种植茶树，或以山上毛竹为原料土法生产纸张，远销绍兴、宁波一带。金善宝的父亲是一位村秀才，在本村教授私塾。　　金善宝从6岁开始在父亲的私塾里读书，先后读完了《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等书。金善宝13岁那年父亲病逝，私塾停办，他入枫桥镇小学读书。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在革命风暴的激励下，金善宝毅然考入由同盟会开办的绍兴陆军中学，开始接触民主革命思想。由于开办陆军中学的王金发等人被北洋军阀杀害，陆军中学被解散，1913年他又考入具有革命传统的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　　金善宝自幼热爱劳动，读书之余总是帮助母亲上山采桑养蚕。直到上中学，每年的寒暑假几乎整天帮助母亲在桑园竹园里劳动。通过劳动，不仅锻炼和培养了他热爱劳动、吃苦耐劳的精神，学习农业生产本领，同时使他体会到旧社会农民的疾苦和农业生产的落后。由于强烈的求知欲望和改善农村、农民生产生活状况的愿望，以及家庭经济状况，191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不收学费又提供饭费的南京高等师范农学专修科。　　1920年，金善宝以优异成绩从南京高等师范农业专修科毕业。农学部主任邹秉文先生亲自为这个平时不爱多讲话，但很有心计、勤奋好学的山村学生联系了工作，介绍他到本校所属小学任农业教员。因已深深爱上了农业科学，他婉言谢绝了自己非常尊敬的老师的苦心，得到了老师的理解。不久，荣毅仁先生的父亲、“面粉大王”荣宗敬先生每年出资5000元资助南京高等师范农业专修科在南京市皇城筹建小麦试验场。邹先生闻讯立即又推荐金善宝去试验场当技术员。皇城小麦试验场虽然只有106亩地，一台美制五行播种机，设备简陋，一切农活都要靠人力和畜力，工作繁重，经费不多。但是，试验场的建立是我国小麦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金善宝欣然接受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开始了科研生涯。　　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改名为东南大学，农业专修科改为农学本科。东南大学在南京市江东门外大胜关设立了东南大学农事试验总场，皇城小麦试验场随后也入大胜关，金善宝改任总场技术员，一直工作到1927年。1926年金善宝回校补读一年学分，完成了大学农学本科学业。　　6年间，金善宝在农事试验总场从事小麦、玉米和大豆科学研究，选育了“姜堰黄皮”、“武进无芒”等优良小麦品种，深受农民欢迎。1928年，金善宝到杭州劳农学院任教。1930年应考录取，出国留学，先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植物生理学、遗传学课程，一年后转入明尼苏达大学农学院学习细胞学、土壤微生物学等课程，同时参加作物育种工作。　　中国的贫穷落后使金善宝等海外游子处处受人歧视。在一次学校举行的聚餐会上，一位美国学生公然蔑视地对金善宝说：“密斯特金，把这些剩饭拿去给中国人吃吧！中国人正饿着肚皮呢！”金善宝听后，感觉这是对中国人的污辱，民族的尊严、祖国的尊严使他对这位挑衅者无比愤怒，当即回敬道：“先生，遗憾得很，中国离这儿太远了，还是请先生拿到芝加哥公园里去吧！那里失业的人有的是，他们正需要这些。”金善宝不愿在受歧视的海外生活下去了，1932年初，他毅然离开美国，登上了返回祖国的航船。　　回国后，金善宝先回到杭州劳农学院任副教授。半年后又应聘任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一面从事教学，一面从事小麦育种研究工作。作物育种要掌握大量的品种资源和品种类型，这是创新品种的基础。为了广泛搜集我国各地的小麦品种材料，金善宝和他的助手们克服种种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困难，从790多个县中搜集了大量品种，并选出了一批优良的地方小麦品种，推广生产发挥了增产作用。同时，为了改变我国小麦研究、教学和生产上文献资料缺乏的状况，金善宝根据中国小麦生产的现状，总结生产实践的经验，吸收古今中外小麦栽培的知识，于1934年撰写我国第一部小麦专论《实用小麦论》，连同早在1928年发表的《中国小麦分类之初步》和1943年又发表的《中国小麦区域》等，成为我国小麦研究、教学和生产的重要文献，至今仍有很大参考价值。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金善宝随中央大学西迁到重庆沙坪坝。他与杰出的林业化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林业部部长梁希教授同住一间不到九平方米的竹制简易平房，二人共同生活好几年，互相关心，互相支持，共同支持大中学生的进步活动，一道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新校址，各种条件都很困难，但是金善宝教授没有停止小麦研究工作，与助教蔡旭和学生对四川地方小麦品种搜集了大量资料。1939年还从3000多份国外引进的品种中，系统选育出适合长江中、下游栽培的“南大2419”和“矮粒多”两个优良品种。解放以后，这两个优良品种很快推广为我国南方冬麦区的主要品种，“南大2419”推广面积最大年份曾达7000多万亩，20世纪80年代种植面积仍达百万亩以上，为我国小麦生产做出了杰出贡献。　　金善宝教授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顽强的坚持教学和科研工作，深受同事和学生的爱戴。同时，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仰慕共产党、八路军奋勇抗日，多次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捐款捐物。他对办事处的同志说：“我的心在延安，在八路军将士身上。”1940年前后，他曾两次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找林柏渠同志要求去延安，林伯渠同志为他做好了一切安排，由于突发意外事件未能成行。后来，得知延安正开展大生产运动，他认为这正是他从事的农业科学研究为延安做贡献的时候。他立即将多年搜集的小麦品种，又经过整理、鉴定选出最好的品种，包装好送到《新华日报》社，请转交延安。半个月后，邓颖超同志告诉金善宝：“延安收到了你送去的种子，同志们感谢您。”　　1946年3月，金善宝随中央大学迁回南京，继任教授。1948年解放战争期间，大江南北形势动乱，台湾台中农学院聘他去任教，他断然拒绝，而应荣毅仁先生之聘赴无锡江南大学农学院任农艺系教授兼主任。　　1949年4月南京解放，7月他应邀来北京出席周总理主持召开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会后，国务院组织与会的40多位代表前往东北三省参观。正当在哈尔滨参观时，《人民日报》发表公报，国务院任命金善宝教授为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1950年11月，国务院又任命他兼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1952年，国务院又任命他兼南京市副市长。　　金善宝受到党和政府的信赖，社会工作重任在身，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坚持小麦科研工作，从未放松。我国是世界小麦起源的中心之一，种植小麦的历史已有四五千年，而且种植面积之广，可以说无处不有，小麦生产在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他认为要改变我国小麦科研和生产的落后面貌，首先要摸清种植在千差万别的生态小环境中的地方小麦品种，然后根据其优劣点和实地小麦生产特点，有目的的改良品种，推广应用到生产中去。金善宝和同事们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从全国各地搜集到小麦地方品种5544份。经过经济性状观察、鉴定、形态分类和生态分类研究，他们把这些品种分为普通小麦、密穗小麦、圆锥小麦、硬粒小麦和云南小麦五个种，其中云南小麦被定为一个新种。这对进一步研究中国小麦的起源、进化与分布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对世界小麦研究的一个贡献。云南小麦目前已定名的变种有16个，最先定名的6个变种皆是由金善宝所鉴定和定名。我国种植的小麦品种，主要属于普通小麦种，其下已定名的变种有100个，其中有22个变种是金善宝定名。　　1952年，中央大学农学院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合并成立南京农学院，金善宝任院长。1955年他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6年2月12日，金善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3月1日，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丁颖任院长，金善宝任副院长。1964年10月丁颖院长逝世，金善宝接任院长职务至1982年末退居二线，后被国务院任命为名誉院长。金善宝一生潜心于小麦科学研究，为我国的农业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根据我国幅员辽阔，地跨热带、温带和寒带的优越自然条件，提出小麦异地加代繁育的设想。他和助手们经过五年努力实验，取得了成功。一年可繁育三代，把春小麦新品种选育的时间从十年左右缩短到三四年，成为我国小麦育种工作的一个里程碑。“南繁北育”成为农业科技界广泛应用的术语和育种方法。　　金善宝和他的学生、助手们先后培育出京红1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8号、9号及京春6082等优良品种，推广面积最高年份达百万亩以上，其中京红7号、8号、9号平均单产超过当时风靡世界的墨西哥小麦品种的一、二成。该项成果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从1973年起，金善宝和助手们针对黄淮海地区小麦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开始了培育耐迟播、抗病性强、稳产、高产、适应性广的小麦新品种的工作。黄淮海流域是我国冬小麦的主要产区，历年小麦的播种面积约占全国总播种面积的40%以上。20世纪60年代后期，黄淮海地区耕种方式和作物品种发生较大变化，致使冬小麦晚播面积比例逐渐增大，平均单产大幅度下降，影响全国的粮食总产量，这个问题的解决成为黄淮海地区农业生产的当务之急。为此，金善宝带领一批科学家，做了大量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培育出中7606、中7902号小麦新品种，增产效果非常显著。经过四年试种，一般可比当地推广品种增产20%左右，最高单产达800多斤。晚播时间约在15—45天之间，深受广大农民欢迎。这两个品种适应在山区、丘陵地、平原区广泛种植。小麦质量也有很大提高，蛋白质含量比一般小麦品种高20%左右，赖氨酸含量为10%以上。晚播小麦品种培育的成功，打破了冬小麦的常规栽培规律，是小麦育种的一个大突破。　　金善宝自撰或组织编撰了大量论著。1961年他主编了《中国小麦栽培学》，起到开篇启后的作用。1964年，他与刘定安主编了第一部为我国现代小麦栽培品种立传的历史性文献《中国小麦品种志》。1983年，金善宝任主编、庄巧生任副主编，出版了《中国小麦品种及其谱系》，1984年获全国科技图书一等奖、1985年获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金善宝任主任委员、庄巧生、李竟雄、卢良恕任副主任委员，组织编写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该书225万字涉及多种作物、多个学科，具备辞书性质，是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　　金善宝自1928年至1958年，先后在浙江劳农学院、浙江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无锡江南大学、南京农学院任教，1958年至1982年任中国农科院副院长、院长。金善宝忠于职守，严于治学，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他们或在我国农业科学和教学中承担着重要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或在农业管理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其中获得研究员、教授者多名。还有的也已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金善宝曾任第一、二、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科协第三届副主席、荣誉委员、九三学社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农业部科技委主任委员、中国农学会副会长、中国作物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金善宝是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1986年成为“美国农业服务基金会永久荣誉会员”。　　1997年6月26日，金善宝院士逝世，享年102岁。

罗伯特·皮尔

　　罗伯特·皮尔（1788年2月5日出生于布莱克本附近，1850年7月2日逝世于伦敦）是英国政治家，他被看作是英国保守党的创建人。生平　　罗伯特·皮尔的父亲老罗伯特·皮尔爵士（1750年—1830年）是一个富有的棉花加工厂主和塔姆沃思的议员。罗伯特是他的长子，从小就被预备作为政治家而接受教育。每个周六他必须重复他当天听到的两次布道。　　罗伯特·皮尔在牛津上中学，拜伦是他的同学。在经典和数学中他是第一名。1800年他进入牛津大学。为了奖赏他的成绩他父亲1809年为他买下了爱尔兰蒂珀雷里郡一座城市里的议员席位。当地只有24名合格的选民，他没有对手。除了他父亲外他的另一个支持者是阿瑟·韦尔斯利。此后25年里两人的政治生涯息息相关。　　1809年4月21岁的皮尔进入英国下议院。他支持首相威廉·卡文狄希-本廷克的政府。而且立刻引人注目。下议院的发言人查尔斯·阿伯特称皮尔的首次演说是“威廉·皮特以来最好的一次首次演说”。部长　　皮尔在下议院仅待了一年皮特就向他提供了战争和殖民地副部长的职务。皮尔在罗伯特·班克斯·詹金逊手下帮助进行对法国的军事行动。　　1812年5月詹金逊任首相，他任命皮尔为爱尔兰部长。皮尔开始中止爱尔兰政府内的腐败。他试图中止出卖公共职务和因为政见解雇部门职员的做法。皮尔也是第一个试图打散优惠新教徒、歧视天主教徒的做法。但是他的政策并不成功。最后他甚至被看作是早期“天主教解放”运动的主要反对者。　　1814年皮尔决定解散丹尼尔·釉康乃尔建立的天主教委员会。两人之间开始了长年的斗争。1815年釉康乃尔要和皮尔决斗。皮尔去爱尔兰，但是釉康乃尔却在去决斗场的路上被捕。　　1817年皮尔决定辞去爱尔兰部长的职务，这使得下议院里的爱尔兰新教议员非常不安。57名议员签署了一份请求要求他不要辞职，因为他们认为皮尔“完美地管理”了爱尔兰的事物。牛津大学为了赞扬皮尔“为新教做出的贡献”请他代表该大学为下议院议员。皮尔接受了这个邀请。　　作为贵金属委员会（Bullion Commission）的成员他为法国大革命战争后英国财政的稳定做出了贡献。1819年他坚持使得皮尔法令获得议院同意，英国重新使用金属货币。内务部长　　1822年皮儿回到詹金逊的政府任内务部长。在此后五年里他负责对法律系统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其中包括废除250多本老法律。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显示出自己是严格保守派观点的拥护者，不过他并不反对管理和司法系统中有益的改革。他与天主教解放作斗争、提高普及教育、大幅度地改善了法庭程序，整顿了刑法法律。　　1823年引入的银行法重新引入了1797年被取消的英格兰银行有将现金兑换为金的义务。　　他领导改革的刑法减少了要判处死刑的罪的数目。通过给监狱看管发薪水和对犯人提供教育服务他也改革了英国的监狱。　　1827年詹金逊瘫痪，乔治·坎宁继任首相。坎宁赞成天主教解放，而皮尔则是其积极反对者。皮尔认为他无法与新首相合作，因此辞职。　　坎宁于四个月后逝世，弗雷德里克·约翰·罗宾逊仅短期任首相职，此后皮尔的老朋友威廉·卡文狄希-本廷克出任首相，皮尔再任内务部长。在这段时间里他被看作是继威廉·卡文狄希-本廷克之后保守党的二把手。　　但是这时天主教解放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对内务部的压力都非常大。1828年7月26日亨利·佩吉特写信给皮尔说爱尔兰位于暴乱的边缘，他请求皮尔利用他的影响来为天主教徒说话。20年来皮尔始终反对天主教解放，但是这封信促使他再思他的立场。　　皮尔给威廉·卡文狄希-本廷克写信说：“虽然（天主教）解放是一个大危险，但是内战是一个更大的危险”。他还写道，如同威廉·皮特曾正确地说过，“在情况变化后依然维持自己的成见是自己的虚荣心的奴隶”。虽然皮尔能够说服威廉·卡文狄希-本廷克，但是乔治四世坚决反对天主教解放。1829年2月皮尔成功地使得一个新法律被议会通过。按照这个新法律天主教徒可以使用改变的宣誓进入议会，以及获得公共服务的职务。由于威廉·卡文狄希-本廷克的政府威胁要辞职，因此最后乔治四世勉强同意了这部法律。1829年3月5日皮尔在下议院介绍《天主教解放法》时说，其功劳在于他长年的政敌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和乔治·坎宁。　　选他为代表的牛津大学因此撤回了对他的信任，就连他的兄弟和父亲也表示反对他。皮尔因此被迫辞去他为牛津大学议员的职务，因为他在这里最主要的受到支持的原因是他对天主教解放问题上的反对。他改变了他的选区，由此保持了他的议员地位。　　长时间来政治家对伦敦的治安问题感到不安。1829年皮尔引入了一个新的伦敦治安警察系统。直到今天伦敦的治安警依然被称为Peelers（老用法）或者Bobbies（皮尔的名）。虽然这个措施一开始不得人心，但是它非常有效地打击了犯罪行为，因此从1835年开始这个措施在整个英国普及。　　这个时候尤其在英国的下层有改革的愿望。给予天主教徒平等权利是这个愿望之一。威廉四世继位和法国爆发七月革命后自由党要求进行议会改革的呼吁越来越强烈。1830年11月16日威廉·卡文狄希-本廷克的政府集体辞职。由于保守党拒绝顾及其他人的利益，他们被辉格党取代。1830年11月22日查尔斯·格雷出任首相。　　皮尔进入议会20多年后首次站在反对党的阵营中。他完全反对格雷的议会改革提案。从1831年7月12日至27日他在下议院演讲48次反对这个提案。他的主要论据是通过购买选区的系统使得许多非常有能力的人得以进入议会。皮尔此时是下议院中反对派的首领，他18个月中徒劳地对格雷政府的改革法案进行斗争。　　1832年改革法律通过后在此后的普选中保守派大受打击。尽管皮尔本人获胜，但是他的保守党仅有100多名议员了。　　1833年2月皮尔进入改革后的议院后发现他的党派的成员几乎丧失了2/3的人。他将这些人团结在一起，很快也赢得了许多辉格党人的支持，这些辉格党人对改革的结果以及政府与极端主义者之间的联系而感到不安。这样一来皮尔组织了一个新的党派，这个新的党派在老保守党的固执不动与年轻的辉格党的灵活性之间寻找了一条折中的道路。　　这几年英国非常动荡不安，但是可能的确是太多改革在太短的时期里进行了。总之威廉四世决定减缓改革的速度，在格雷和威廉·拉姆的政府之后他重新让保守党组阁。第一次首相任期　　1834年11月威廉四世解雇辉格党政府，任命皮尔为首相。但此时皮尔正在意大利，因此在11月和12月威廉·卡文狄希-本廷克代任了三个星期的首相职。　　皮尔立刻决定进行新选举。1835年1月他在他的选区对选民进行的演讲成为保守党的竞选政策。他表示接受1832年的改革法律，但是表示需要执行一个缓和的改革政策来保存英国最重要的传统。这个演讲标志着从老的、压制性的保守党演化为新的、比较开明的保守党。从老保守党的残迹中皮尔建立了英国保守党的基础。　　虽然皮尔的党赢得了一些选民，但是辉格党在下议院依然占多数。虽然如此威廉四世委任他组织政府。辉格党与丹尼尔·釉康乃尔领导的爱尔兰极端主义者联合，多次在下议院成功地反对了政府的决策。因此皮尔于1835年4月8日辞职。　　皮尔辞职的另一个原因是议会通过了一个允许将部分爱尔兰教会财产为非教会使用的法律。威廉·拉姆再任首相，皮尔又成为下议院的反对党领袖。虽然如此他守言支持政府进行的、缓和的改革政策。1836年格拉斯哥大学选他为校长。　　1839年5月维多利亚女王问皮尔是否愿意出任首相，由于这又是一个少数政府，因此他要求女王对他表示更大的信任。女王拒绝解雇手下的辉格党人或其支持者。因此皮尔拒绝上任，辉格党继续执政。第二任首相任期　　议院再次选举后皮尔终于获得了组织一个多数政府的机会。1841年8月皮尔被委任组阁。他又一次宣布进行缓和的改革。　　1841年9月皮尔再次上任，这个政府中结合了老保守党的党魁和温和的辉格党人，它是英国历史上很有趣的一个时期。皮尔小心翼翼地开始降低那时很高的保护税。　　在此前英国政府入不敷出。皮尔因此决定提高税收。1842年3月11日他宣布引入7%的所得税。他还说他希望这个税收可以使得政府降低入口关税。　　1843年皮尔又与丹尼尔·釉康乃尔发生冲突。釉康乃尔发动了一个反对联盟法的运动，并打算举行一次大集会。英国政府宣布这个集会非法。由于釉康乃尔依然准备这个机会，因此他被以阴谋为由逮捕。　　皮尔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法律对爱尔兰事务的影响，以此来解决爱尔兰宗教冲突的问题。他将爱尔兰牧师学校的支出从每年9000英镑提高到26000英镑。　　1844年的第二部银行法是对大卫·李嘉图和罗伯特·托伦斯的“货币理论”对托马斯·图克与约翰·福拉顿的“银行理论”的胜利的反映。这个法律规定英格兰银行只能发行相应于其金储量的货币，而且只有英格兰银行可以在威尔士和英格兰发行货币。这是今天英国两级银行系统的起源。　　1844年发行的工厂法限制妇女和儿童在工厂工作的时间长度，以及设立了初始的机器的安全标准。有意思的是由此皮尔继续了他父亲的议员工作。对于19世纪前半页来说皮尔进行的工作条件改革是相当瞩目的。　　皮尔政府最重要的成就同时也是其下台的原因。他降低了保护本国农民受到外国竞争的粮食进口税。这一打破保守派的保护主义的行为的原因是爱尔兰马铃薯危机。　　1845年在爱尔兰爆发的晚疫病使得皮尔为缓和爱尔兰问题作的努力落空。爱尔兰的马铃薯收获落空，使得居民缺乏主食。约300万本来依靠马铃薯为生的穷人需要便宜的粮食进口。皮尔以粮食进口税无益地提高粮食进口为由要求废除这个税，来解决爱尔兰的危机。　　理查德·科布登也要求废除粮食进口税。　　1846年皮尔向议会提交了三个法案。第一个法案计划在三年后完全废除粮食进口税。第二个法案是降低所有关税。第三个法案是保护爱尔兰的财产和生命的强迫性措施。前两个法案被通过，第三个法案被一个保护税用户者、极端主义者、辉格党和爱尔兰人的联盟反对。　　皮尔自己的党不支持这些法案，但是大多数辉格党人和极端主义者于1846年6月29日通过了前两个法案。这个决定使得保守派分裂。皮尔于次日辞职。实际上这些法案并未能够减轻爱尔兰的灾情。晚年　　罗伯特·皮尔继续参加下议院会议，从1846年至1847年为约翰·罗素的政府提供了许多支持。　　此后皮尔是一个更接近温和的辉格党的中间党派的领导人。从1847年至1848年他是一个支持自由贸易的政府的主要支持者。　　1850年6月28日他就希腊问题和亨利·约翰·坦普尔的外交政策作了一次重要的演讲。次日他在骑马时坠落受重伤，因此于7月2日逝世。　　伦敦议会广场上的皮尔像重要性　　罗伯特·皮尔是英国19世纪的一位卓越人物，他的政治策略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变迁。他务实、经验丰富，是一位出色的和理智的演讲家。他的政治策略的变化反映出他同时是一位爱国者和务实的政治家。就连他最强烈的敌人也承认他的说服力和正直。因此，他常被称为英国历史上最杰出的首相，在英国许多地方都有他的纪念碑。

　　1840年7月2日，英舰进犯福建厦门，被闽浙总督邓廷桢督师击退。　　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在广州地区遭到英勇抗击，无隙可乘，便转攻厦门。由于邓廷桢在事前添修炮台，购铸新炮，增强了备战御海力量，故英军未能得逞，遂沿海北上。不久，因道光帝抗战立场动摇和投降的诬陷，邓廷桢与林则徐同被革职，并于1841年7月遣戍伊犁。邓廷桢，江苏江宁（今南京）人。嘉庆进士，任地方官多年，1826年擢安徽巡抚，1835年升两广总督，1840年初调任闽浙总督。1844年初复被启用为甘肃布政使，1845年升陕西巡抚，次年殁于住所，年72岁。　　邓廷桢一生主要作为：一、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和反抗英国侵略的斗争。邓廷桢曾一度赞成弛禁鸦片的主张，但在广东人民禁烟斗争情绪的鼓舞和禁烟派的影响下，转而主张严厉禁烟。在广州，他积极协助林则徐取得虎门销烟的辉煌胜利。在撤职议处期间，对琦善的卖国活动，进行了斗争，反对割让香港，坚持反侵略立场。二、在两广总督和闽浙总督任上，他都及时而切实加强防务；1839年，在他先后六次在广州海面打退英军武装进犯。三、早年在地方官任上，以善断案知名，能兴利除弊，平反冤狱，政绩卓著；晚年在甘肃，大力组织垦荒，勘查出甘、宁地区土地2万余顷，使“熟地升料，荒者招垦”。邓廷桢善诗词，通音韵，有《双砚斋诗钞》、《徐氏说文双声叠韵谱》传世。

卢梭

一、法国著名思想家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让·雅各·卢梭)（1712.6.28——1778.7.2）是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百科全书》的撰稿人之一，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新爱洛伊丝》、《忏悔录》等。　　他认为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政府和官吏是人民委任的，人民有权委任他们，也有权撤换他们，直至消灭奴役压迫人民的统治者。这就是人民主权思想。在哲学上，卢梭主张感觉是认识的来源，坚持“自然神论”的观点；强调人性本善，信仰高于理性。在社会观上，卢梭坚持社会契约论，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主张自由平等，反对大私有制及其压迫；提出“天赋人权说”，反对专制、暴政。在教育上，他主张教育目的在培养自然人；反对封建教育戕害、轻视儿童，要求提高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主张改革教育内容和方法，顺应儿童的本性，让他们的身心自由发展，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从封建专制主义下解放出来的要求。但是卢梭抛弃了他自己的孩子，因为他觉得凭自己的经济情况无法抚养自己的孩子，把他们送到育婴堂让国家培养是对孩子的最好安排。这一点在《悲惨世界》中也被雨果反复嘲笑挖苦。而他自己的《忏悔录》也极内疚地提到了这一点。　　【注】：自然神论认为虽然上帝创造了宇宙和它存在的规则，但是在此之后上帝并不再对这个世界的发展产生影响。　　卢梭1712年6月28日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卢梭的祖父原是法国新教徒，因躲避宗教迫害于16世纪中期来到瑞士。父亲是钟表匠伊萨克·卢梭，技术精湛；母亲是牧师的女儿苏萨娜·贝纳尔，颇为聪明，端庄贤淑。母亲因生他难产去世。他一出生就失去了母爱，他是由父亲和姑妈抚养大的。比他大7岁的哥哥离家出走，一去不返，始终没有音讯。这样，家里只剩下他一个孩子。　　卢梭懂事时，知道自己是用母亲的生命换来的，他幼小的心灵十分悲伤，更加感到父亲的疼爱。他的父亲嗜好读书，这种嗜好无疑也遗传给了他。卢梭的母亲遗留下不少小说，父亲常常和他在晚饭后互相朗读。每读一卷，不一气读完是不肯罢休的，有时通宵达旦地读，父亲听到早晨的燕雀叫了，才很难为情地说：“我们去睡吧，我简直比你还孩子气呢。”在这种情况下，卢梭日复一日地读书，无形之中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渐渐充实并滋养了他年幼的心灵。在父亲的鼓励下读了许多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中的名人传记。7岁的卢梭就将家里的书籍遍览无余。他还外出借书阅读，如勒苏厄尔著的《教会与帝国历史》、包许埃的《世界通史讲话》、普鲁塔的《名人传》、那尼的《威尼斯历史》、莫里的几部剧本等等，他都阅读过。　　由于这些历史人物的典范影响和他父亲的谆谆教诲，卢梭深深体会到了自由思想和民主精神的可贵。他既有父亲的爱国血统，又以这些伟人为榜样，甚至言行之间常把自己比作那些历史中的人物。有一天，他在桌旁叙说斯契瓦拉的事迹，在座的人全都很惊讶地看到卢梭走上前去，把手放在熊熊燃烧的炉火之上，来表演斯契瓦拉的英雄壮举。这种早熟早慧的表现，正是卢梭特有天资的最初显露。1、独立谋生　　卢梭快活的童年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在他13岁时，舅舅决定将他送往马斯隆先生那里，在他手下学当律师书记，希望他能赚点生活费用。但卢梭非常讨厌这种只为了赚钱而缺乏趣味的职业，每天琐碎的杂务使他头晕目眩，难以忍受。马斯隆先生似乎也不怎么喜欢卢梭，常常骂他懒惰愚蠢。卢梭无法忍受这种侮辱，便辞掉了工作。　　不久，卢梭又换了一个职业，在一位雕刻匠手下当学徒。鉴于以前做书记时得到的不少教训，所以他对这个新工作依命而行，毫无怨言。卢梭本来很喜欢这种工作，因为他爱好绘画，挥动刻刀也觉得很有趣，而且镂刻零件，用不着多么高超的技术，所以他很希望在这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有一天，卢梭在空余时间为几位朋友刻骑士勋章，他的师傅发现后，以为他在制造假银币，便痛打了他一顿。其实，当时卢梭年纪很小，对于银币根本没有什么概念，他只是以古罗马时期的钱币形状，做为模型罢了。由于师傅的暴虐专横，使卢梭对本来喜爱的工作感到苦不堪言。卢梭在师傅家的生活非常不愉快，但这却使他恢复了时隔已久的读书习惯。这种兴趣受到当时环境的限制，不能顺利发展，但愈受限制，学习的兴趣反而愈浓。附近有一个女租书商，经营一家租书店，卢梭经常去那里，手不释卷地看书，有时甚至误了工作时间，受到师傅的责骂和体罚。不到一年功夫，卢梭把这家小店的书全读光了。在这些书的熏陶下，他纠正了许多幼稚的脾气和不良习惯。同时无形之中也在他内心里唤起了更高尚的感情。他觉得雕刻师傅这里的环境很不理想，一切都缺乏情趣，令人难以忍受。　　16岁时，他离城出走，他相信自己可以独立生活，自由地支配一切。崇尚自然卢梭离城出走后，经由一位朋支的介绍，结识了华伦夫人。他原以为华伦夫人是个老态龙钟的老人，不料她却是一位满脸和气、风韵十足的年轻女子。这使他大感惊讶和激动，正是这位夫人影响了他日后的生活。最后，她做了他的情妇和养母。卢梭听从华伦夫人的劝告，开始他的远途旅行。这也正适合他那早已形成的漫游癖好，他觉得这样的年纪就有机会爬山越岭，登临阿尔卑斯山的高峰，真是件美事。一路上，卢梭心情十分愉快，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这次旅程虽短，但卢梭喜爱自然风光，沿途的美景尽收眼底，他将感情寄托于大自然，虽然身处漂泊之中，却没有精神空虚之感。凡是映入卢梭眼帘的东西，都令他内心感到一种醉人的享受。大自然的奇伟、多彩和实际的美，深深地影响了卢梭的人生观。以后他又经历了多次旅行，不论是旅途中的美景，还是乡村的田园生活，仍使他陶醉着迷。他热爱自然，崇尚自然。“他最伟大的教师，并不是任何一种书籍，他的教师是"自然"”。　　从少年期起，卢梭便酷爱自然。这种热忱，他曾不厌其烦的摹写、表现于他的著作中。自然，渗透了他整个生命。他用华伦夫人的某些清醒而夺人心目的特质，表现了自身，并使他陷入剧烈的情绪，这在他较晚的生活中，显得特别明晰，且使他和东方的大神秘主义者，呈现出相似之点。涉足音乐卢梭在华伦夫人家居住的这段时期里，他感到非常满足和快活。华伦夫人的嗓子轻柔动人，还会弹琴，她常教卢梭唱歌，熏陶激发卢梭对音乐的兴趣。后来卢梭去神学院学习，华伦夫人送他音乐方面的书。卢梭在神学院除学习外，经常带着歌谱，练习歌唱。　　华伦夫人认为卢梭对音乐感兴趣且有天赋，有意让他朝音乐方面发展。她经常在家里举办一些小型音乐会，并介绍卢梭与一些作曲家认识，使他的音乐水平不断提高，后来他不断地自学和研究，想出一种用数字代替音符的简易记谱法，即以数字1234567来代替Do、Re、Mi、Fa、So、La、Si音阶，并写出了具有独创性见解的著作《音乐记谱法》，希望借此革新音乐世界。同时还撰写了《现代音乐论文》一并带到巴黎，呈交给巴黎科学艺术院，想借此机会出名，这时的卢梭，灵感有如泉涌，他写了一部名为《新世界的发现》的歌剧，充分表现了他的创作才华。　　后来卢梭带着修改好的稿子去科学院，当众宣读了他的论文，它那简洁的内容有力地吸引了委员们的注意力，博得了赞扬。他认为自己的记谱法是音乐史上的创新和改革，但委员们不赞成这种意见，经过几次讨论，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卢梭的记谱法可用于演唱，但不适合于演奏。为了安慰卢梭，艺术院给他颁发了一张奖状，措词中夸奖了他一番。　　卢梭虽遭受了失败，但心里很不服气，他将自己的手稿重新整理之后，找到一个愿意接受这部手稿的出版商，以《现代音乐论》为书名出版。卢梭满怀希望，盼望这本音乐著作能引起较大的反响，然而销路很差，这使卢梭又一次遭受沉重的打击。　　虽然他一心想在音乐方面有所创新，希望对音乐爱好者能有所启发，但效果却不佳，除了少数几个学者对他倍加赞誉外，并未产生什么大的反响。2、征文获奖　　卢梭自从离开华伦夫人以后，开始自谋生活，先后当过家庭教师、书记员、秘书等。同时也广交了各方面的人士，尤其是他结识了大哲学家狄德罗。由于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和志向，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彼此都热心于学术工作，狄德罗和卢梭等人便着手合编：一部《百科全书》，卢梭负责音乐部分，这项工作由于狄德罗被捕而中断了。卢梭四处向朋友求援，希望把狄德罗放出来，但收效甚微。卢梭经常前往狄德罗被关押的监狱探望他。　　1749年夏天，天气非常炎热。从巴黎到监狱之间有较长的路程，卢梭步行去看狄德罗，常带着一本书，走累了休息时可以看看书。有一天，他带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忽然看到第戎科学院的征文启事：《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对改良风尚是否有益》。卢梭看到这个题目时，好像被千道光芒刺射了一样，许多富有生气的思想不知不觉地从他心中涌现出来。他顿时感到窒息，仿佛看到另一个宇宙，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脑子里不仅涌现出与第戎科学院的论文有关的思想，而且一连串的想法相继而起，就象大浪一样冲击着他。这次心灵的震荡，显示了他思想上真知灼见的潜力。　　卢梭把这件事告诉了狄德罗。狄德罗鼓励卢梭继续发挥自己的思想，写出文章去应征。卢梭积极撰写了这篇论文，写成后又送狄德罗审阅，自己又反复修改了多次，以《论艺术和科学》为题寄出应征。1750年，他这篇论文获得了头等奖。他在这篇文章中否定艺术和科学的价值，从反面进行了论证，表露了他对巴黎社会的不信任和憎恶，并反对这种社会中所隐藏着的欺诈。他斥责科学、文学和艺术，认为这些东西被权力主宰了。3、隐居著述　　1756年，44岁的卢梭接受朋友的馈赠——一座环境优美的乡村小房子，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卢梭的个性适合于在乡下居住，他在巴黎住了15年，早已厌倦了城市生活。隐居之后，他便决定不再回巴黎。这时的卢梭已有点名气，不用为生活费用发愁，他继续抄乐谱，虽然不能赚大钱，但是靠得住，自给有余。他的歌剧《乡村卜者》和其他作品的收入还剩下两千法朗，其他的著作也正在整理之中，这样，生活就不至于受穷了。他的文笔和天赋已使他成为知名的文人，只要他稍微愿意把作家的手腕和出好书的努力结合起来，他的作品就可以使他生活得很富裕。但是，卢梭觉得为面包而写作，不久就会窒息他的天才，毁灭他的才华。他的才华不是在笔上，而是在心里，完全是由一种超逸而豪迈的思维方式而产生出来的。他始终认为作家的地位只有在它不是一个行业的时候才能保持；当一个人只为维持生计而思维的时候，他的思想就难以高尚；为了能够和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绝不能屈从于对成功的追求。　　卢梭隐居6年之中，写了许多著名的著作，有政治学名著《社会契约论》（又译《民约论》），这是世界政治学史上著名的经典著作之一；他的政治观点，对后来的法国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教育学论著《爱弥儿》，简述了他那独特而自由的教育思想，这是一部儿童教育的经典著作，虽然卢梭在世时，曾因此书而遭受攻击，但其独到的教育思想，不但对后来的教育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其民主自由的思想也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动力。自传体小说《新爱洛绮丝》出版后，成为人人争看的畅销书，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风靡全欧。4、横遭迫害　　按照法国当时的习俗，一本书出版之前必须经过某些知名人士的传阅。《爱弥儿》经过外界传阅后，顿时成为大家争论的中心。令人奇怪的是，卢梭这本天真无邪、充满灵感和独具创见的教育学著作，反而被外界视为异端邪说，还被法国法庭列为禁书。起初，卢梭对外界的传闻并不在意，他想这本教育学著作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写的，怎么会遭受知识分子、教会和国家的反对呢?怎么会将他看成邪恶之徒呢?在外界的压力下，出版社也劝卢梭不要用真实姓名发表这本书，但卢梭坚持要面对那些无谓的攻击。他想他一直服从国家的法律制度，努力做一个忠顺的公民，象其他法国人一样遵守国家法律，总不至于因热爱人类，追求人类幸福而遭受迫害吧。但是恶运偏偏降临到了他的头上，舆论界把卢梭看成了罪犯。一天晚上，卢梭正在床上阅读圣经，有人送信来，说法院明天就要派人逮捕他，最高法院判决将《爱弥儿》焚毁，并立即发出逮捕令，要将卢梭打入监牢。不得已卢梭只好告别朋友，离开法国去了瑞士。不久这个国家也命令他在一天之内离开瑞士领土，尔后卢梭又搬到普鲁士国管辖的地区。　　与此同时，欧洲读者不断来信，女士、年轻人和年轻的哲学家纷纷来函，请求卢梭给予指导，这使他在精神上受到很大鼓舞。以后，卢梭又应英国哲学家休谟的邀请，去了英国，终因与休谟之间的分歧愈来愈大而离开英国。他不得已改名回到法国，重新过隐居的生活。流亡生涯、不安宁的岁月并未影响到卢梭的著述。他先后著有《忏悔录》、《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山中书信》、《公民的情感》等著作。　　归于自然　　卢梭的《爱弥儿》为什么会遭到法国反动当局如此仇视呢?原因在于，卢梭以他的《爱弥儿》在教育上掀起的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教育从来是以成人的能力和需要为标准的，卢梭却大声疾呼，要打破这个传统。“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则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他不愿意事物天然的那个样子，甚至对人也是如此，必须把人象练马场的马那样加以训练；必须把人象花园中的树木那样，照他喜爱的样子弄得歪歪扭扭。”（《爱弥儿》上卷第5页）这是《爱弥儿》里开宗明义的一段话，表达了卢梭自然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那就是人之生性善良，教育应“归于自然”。　　卢梭的“性善论”虽然并不科学，但它在历史上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的。因为若把人象基督教那样视为先天罪犯，则必然诉之严酷惩戒，迫使人们盲目顺从而摧毁人权；不如强调人们向善发展的可能性，更有助于提高人的政治地位和保障人的社会权力。变抑制天性的教育为尊重天性的教育，是教育上的巨大变革。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卢梭是关键性的人物。由“归于自然”的理论出发，卢梭主张教育要根据受教育者的年龄特征而实施。他说：“处理儿童应因其年龄之不同而不同。”又说：“在万物中，人类有人类的地位，在人生中，儿童期有儿童期的地位；所以必须把人当人看待，把儿童当儿童看待。”他批评封建教育不顾儿童的天性发展，抹杀了儿童与成人的区别，以致不根据儿童的特点施教，硬把对成人适用的教育强加于儿童。这种教育，在他看来，无异于使儿童成为教育的牺牲品。因此，他竭力主张根据受教育者不同阶段的身心特征来规定教育任务。卢梭“归于自然”的理论体现在教育目标上，要求培养自然人；而身心调和发达的自然人，既不同于贵族豪绅和王孙公子，也不同于空疏无用的书生士子。这比以往的和当时的教育理想跨越了一大步。而卢梭塑造的爱弥尔，既有哲学家的头脑，又有劳动者的身手，而且有改革家的品德。无疑，卢梭所憧憬的自然人，是资产阶级新人的形象。这正是他的思想比封建主义教育进步的地方，也是他横遭迫害的主要原因。知识教育在知识教育方面，卢梭主张学以致用，行以求知。在教学内容上，卢梭坚决反对书本诵习和空洞的文字说教，要求追求真正的有用的知识。他说：陷入于咬文嚼字的书本教育，是摧残心智的。儿童所需获得的是对于事物的真正理解，而书籍“只教我们谈论我们不懂得的事情。”　　不过，卢梭对于12岁以后的理性开始发达的青年，则设想了许多门类的学科，要他们进行学习，粗略地划分起来，以知识教育为主的青年期应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以道德教育为主的青春期应学习社会科学知识。过去说寓言、历史、古典语文是不必学的，如今应该学了。因为学寓言，可以使人们从中获取教益；学历史可洞古知今，学古典语可理解语言艺术的规律。这就说明，卢梭虽然反对腐朽的古典主义的教学内容，却不反对学习古典的知识，两者并非等同。前者把青年引向故纸堆，使他们泥古而忽今，食古而不化；后者要求知晓古代文化，吸取其精华，借鉴其得失，从而博古通今和古为今用。在教学方法上，卢梭反对教条主义而着重行以求知。他劝说教师放弃冗长的讲述，使更多的教学渗透在师生的共同活动之中。他认为教学中最重要的是启发儿童、青年的自觉性，为此特别重视动机、兴趣和需要在学习中的作用。卢梭十分重视直观教学法，他认为唯有对事物有了直接的接触和观察，才能确实了解事物的主义和观念。他甚至认为，仪器、模型等设备扰乱儿童的学习，都该弃而不用，对实际事物直接观察才是最有效的方法。卢梭还十分强调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对填鸭式、命令式的教学方法则极为厌恶。另外，卢梭还告诫教师要根据儿童的理解水平来选择学习内容。“永远不要把儿童不能理解的东西向儿童讲述。”为了保持知识的正确性和巩固性，他主张要恰当安排儿童的学习速度，不急于求成，不贪多图快，不好高骛远，他这些改革知识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的新见解，对于我们今天的教学改革也富有启示。　　性的教育由于性欲发动是青春期的特征，卢梭比教育史上的其他任何教育家都注重对青少年进行性的教育。他主张对青少年性成熟时期以适当的性道德和性知识的教育，使青少年对“性”的自然发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能够“行为端正”。卢梭既反对禁欲主义，又反对纵欲主义，主张顺应自然发展，既不盲目抑制，也不妄加激动。为了防止性欲早熟，卢梭认为，应使青少年远离不正当的诱惑。教师要用适宜的工作和活动来吸引青少年的注意，使他们的精力有发舒的出路。谈到儿童对性的好奇心，卢梭强调应不给它以唤起的机会，更不可刺激他的好奇心，要尽可能避免涉及性生活的问题。但如果这类问题提出来了，教师“宁可对儿童闭口不言，而不要告他以谎言。”这样不会使儿童感到奇怪，因为教师从来就不答复他认为不适合儿童理解的问题。如果认为有必要回答，那么“你的答复永远必须是严正、简当而确定的；不要露出迟疑的神情。回答的内容应当真实，那更不必说了。”（《爱弥尔》英文版第177页）卢梭由此批评过去的教育在性的问题上一味欺瞒儿童的作法，认为这样反而会促使儿童去学习不正当的性知识。对于男女间的爱情，卢梭认为不应使之成为理性教育的障碍，而应成为理性教育的手段。他认为人类始终要从天性本身去寻找控制天性的适当工具，只能利用欲念的威力去抵抗欲念的暴虐。他说：“我不怕促使爱弥儿心中产生他所渴望的爱情，我要把爱情描写成生活中的最大快乐，并使他对荒淫的行为感到可鄙，我要使他成为情人的同时，成为一个好人。”这些观点，对后世各国实施正确的性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5、 卢梭的女子教育　　卢梭关于女子教育的观点也是从他的“遵循自然”“归于自然”的基本思想中引申出来的。他说：所有一切男女两性的特征，都应当看做是由于自然的安排而得到尊重。卢梭对男女差别的基本看法是：一个是积极主动和身强力壮的，而另一个则是消极被动和身体柔弱的。他认为女子虽显得弱，但也可支配强者；她们是孩子们和父亲之间的纽带；生儿育女、帮助和体贴丈夫是她们应尽的自然义务。她们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但是她们只能学习适合于她们学习的东西。　　卢梭认为，像男孩的教育一样，对女孩也是首先培养健康的身体，但更倾向于灵巧的目的。为此，她不可整天坐着不动、娇生惯养，而应当尽情游戏，免除过分的束缚。这对于以后生育健壮的孩子和获得良好的身段是有益的。卢梭还安排女子学习唱歌、跳舞、绘画等，使之声音动人、身材灵巧、风度优雅并具有思考的习惯，以便更好地愉悦家人、教育子女，而不是为了参加社交活动。女子的治家能力是她尽相夫育子的天职所不可缺少的。卢梭理想中的女子不仅是女工的能手，而且是管理、调度、安排全家生活、使全家人亲密相处的能人。不过，她最好不进菜园和厨房。卢梭还不赞成女孩学习更深的知识，因为她们没有相当精细的头脑和集中的注意力去研究严密的科学。　　综上所述，卢梭在女子教育问题上的总倾向是保守的。小家碧玉、贤妻良母是其教育的目标。尽管如此，这对于当时贵族妇女不事家务、奢侈放荡的风气来说，也不啻是一种反叛了。6、名人名言　　· 向他的头脑中灌输真理，只是为了保证他不在心中装填谬误。　　· 我们要避免我们的义务与我们的利益发生冲突，避免从别人的灾难中企望自己的幸福。 　　· 人生的价值是由自己决定的。 　　·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 我既找不到一个完全献身于我的朋友，我就必须有些能以其推动力克服我的惰性的朋友。 　　· 人们说生命是很短促的，我认为是他们自己使生命那样短促的。由于他们不善于利用生命，所以他们反过来抱怨说时间过得太快；可是我认为，就他们那种生活来说，时间倒是过得太慢了。 　　· 浪费时间是一桩大罪过。 　　· 你知道用什么方法一定可以使你的孩子成为不幸的人吗？这个方法就是对他百依百顺。 　　· 一切学科本质上应该从心智启迪时开始。 　　· 问题不在于告诉他一个真理，而在于教他怎样去发现真理。 　　· 做老师的只要有一次向学生撒谎撒漏了底，就可能使他的全部教育成果从此为之毁灭。 　　· 问题不在于教他各种学问，而在于培养他爱好学问的兴趣，而且在这种兴趣充分增长起来的时候，教他以研究学问的方法。 　　· 节约与勤勉是人类两个名医。 　　· 在人的生活中最主要的是劳动训练。没有劳动就不可能有正常人的生活。 　　· 装饰的华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富有，优雅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趣味，但一个人的健康与茁壮则须由另外的标志来识别，只有在一个劳动者的粗布衣服下面，而不是在嬖幸者的穿戴之下，我们才能发现强有力的身躯。 　　· 成功的秘诀，在永不改变既定的目的。 　　· 当一个人一心一意做好事情的时候，他最终是必然会成功的。 　　· 德行啊！你是纯朴的灵魂的崇高科学。 　　· 散步促进我的思想。我的身体必须不断运动，脑筋才会开动起来。 　　· 在寂寞无聊中，一个人才能感到跟关于思想的人在一起生活的好处。 　　· 奢侈的必然后果——风化的解体，反过来又引起了趣味的腐化。 　　· 要尊重儿童，不要急于对他作出或好或坏的评判。 　　· 思考与实用的结合，就能产生明确的概念，就能找到一些简便方法，这些方法的发现激励着自尊心，而方法的准确性又能使智力得到满足，原来枯燥无味的工作，有了简便方法，就令人感到兴趣了。 　　· 在儿童时期没有养成思想的习惯。将使他从此以后一生都没有思想的能力。 　　· 伟大的人是绝不会滥用他们的优点的，他们看出他们超过别人的地方，并且意识到这一点，然而绝不会因此就不谦虚，他们的过人之处愈多，他们愈认识到他们的不足。 　　· 怀着善意的人，是不难于表达他对人的礼貌的。 　　· 无知的人总以为他所知道的事情很重要，应该见人就讲。但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是不轻易炫耀他肚子里的学问的，他可以讲很多东西，但他认为还有许多东西是他讲不好的。 　　· 凡是教师缺乏爱的地方，无论品格还是智慧都不能充分地或自由地发展。 　　· 青年是学习智慧的时期，中年是付诸实践的时期。 　　· 社会就是书，事实就是教材。 　　·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 滥用书籍，则学问死矣。 　　· 读书不要贪多，而是要多加思索，这样的读书使我获益不少。 　　· 最盲目的服从乃是奴隶们所仅存的唯一美德。 　　· 伟大的人是决不会滥用他们的优点的，他们看出他们超过别人的地方，并且意识到这一点，然而绝不会因此就不谦虚。他们的过人之处越多，他们越认识到他们的不足。 　　· 劳动是社会中每个人不可避免的义务。 　　· 在人的生活中最主要的是劳动训练。没有劳动就不可能有正常的人的生活。 　　· 我深信只有有道德的公民才能向自己的祖国致以可被接受的敬礼。 　　· 装饰对于德行也同样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德行是灵魂的力量和生气。 　　· 我们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 　　· 在我们中间,谁最能容忍生活中的幸福和忧患,我认为就是受了最好教育的人。

　　洪升(1645～1704) 清代戏曲作家、诗人。字昉思，号稗畦，又号稗村、南屏樵者。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生于清顺治二年七月初一(1645.8.21),时全家正在逃难之中，满月后才回到城里。洪姓是钱塘的望族，世代书香。其父之名不可考，好读书，喜谈论，出仕清朝。外祖父黄机，康熙朝官至刑部尚书和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生平事略 洪升少年时期，曾受业于陆繁□、毛先舒、朱之京等人，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也受到他们遗民思想的熏染。他学习勤奋，很早就显露才华，15岁时已闻名于作者之林,20岁时已创作了许多诗文词曲,受到人们称赞。康熙三年（1664）七月，他与舅父之女黄兰次结婚。4年后,赴北京国子监肄业。因未得官职，失望而归。为了衣食而到处奔波。27岁前后，遭"天伦之变"的"家难"，为父母所不容，被迫离家别居，贫至断炊。康熙十二年(1673)冬，他再度前往北京谋生。两年以后，他的诗集《啸月楼集》编成，受到李天馥和王士□诸名流的赏识和培养，诗名大起。卖文为活，而傲岸如故,"交游宴集,每白眼踞坐,指古摘今"(徐麟《长生殿序》)，对现实颇为不满。康熙十八年冬,其父以事被诬遣戍，他奔走呼号，向王公大人求情，并且昼夜兼行，赶回杭州。奉侍父母北行，后来遇赦得免。为此他已形容枯槁，心力交瘁。他开始注意到了民间疾苦，写了《京东杂感》及《衢州杂感十首》等诗，对人民历遭兵灾及水灾，倍加同情。他还写了《长安》诗，其中有"棋局长安事,傍观迥不迷。党人投远戍,故相换新□"之句，深恶统治集团内部倾轧与朝政翻覆，对社会现实有了较深的认识。　　康熙二十七年(1688)他把旧作《舞霓裳》传奇戏曲改写为《长生殿》，传唱甚盛。次年八月间，招伶人演《长生殿》，一时名流多醵金往观。时值孝懿皇后佟氏于前一月病逝，犹未除服，给事中黄六鸿以国恤张乐为 大不敬之罪名，上章弹劾。洪升下刑部狱，被国子监除名。与会者如侍读学士朱典、赞善赵执信、台湾知府翁世庸等人,都被革职。时人有"可怜一夜《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之句。此案的政治背景为当时朝廷内南北两党之争。南党以刑部尚书徐乾学为首，多为汉族官僚；北党以相国明珠为首,多为满族官僚,互相抨击。洪升与南党中人较为接近，且素性兀傲，其《长生殿》中有触犯当时忌讳之处。北党借此发难，欲兴大狱。康熙帝故示宽柔，除对与会者作了处理外，并未深究《长生殿》剧本。洪升突遭此难，在京中备受白眼揶揄，不得已于康熙三十年返回故乡杭州。他疏狂如故，放浪西湖之上，写诗填词作曲。康熙三十四年，《长生殿》付刻，洪升的老友毛奇龄作序,序中说："予敢序哉？虽然,在圣明固宥之矣。"明确指出康熙帝已不再追究这部剧本。康熙三十六年，江苏巡抚宋荦命人安排演出《长生殿》，观者如蚁，极一时之盛。洪升在宴席上"狂态复发，解衣箕踞，纵饮如故"（尤侗《长生殿序》）。自此之后，吴山、松江等地相继演出。康熙四十三年江宁织造曹寅集南北名流为盛会，独让洪升居上座，演出全部《长生殿》，历三昼夜始毕。自江宁返，行经乌镇，酒后登舟，堕水而死，时为六月初一(1704.7.2)。　　戏曲与诗文创作 洪升的著作现存 6种：《诗骚韵注》（残缺），诗集《稗畦集》、《稗畦续集》、《啸月楼集》,杂剧《四婵娟》,传奇《长生殿》。词曲散见他书。其他戏剧作品,如《沉香亭》、《舞霓裳》、《回文锦》、《回龙记》、《闹高唐》、《锦绣图》、《长虹桥》、《天涯泪》、《节孝坊》等均已失传。　　洪升的诗在当时有一定名气。集中多是纪游、赠人和感怀之作，内容大都感慨自己的坎坷身世和抒发个人的穷愁，调子比较凄凉。间或也有感慨兴亡及同情人民的诗篇。他的诗虽然思想不甚深，却具有真情实感。诗风接近唐人，于平淡处见工力，无雕琢矫饰之弊。他的散曲现存者有 5个套数，虽是应酬之作，却也透露出他潇洒恬淡的情怀，造辞遣句，清新秀逸，可以看出作者的工力。　　洪升致力于戏剧创作，在《长生殿》之前写过不少剧本，现仅存杂剧《四婵娟》。此剧仿明代徐渭《四声猿》，四折各写一个故事，有谢道韫咏雪、卫茂漪簪花、李易安斗茗及管仲姬画竹。剧中表彰了她们的才学，并且赞美具有文学艺术气氛的家庭生活。洪升根据自己的爱情理想，把古往今来的夫妻分为四种类型，即"美满夫妻"、"恩爱夫妻"、"生死夫妻"和"离合夫妻"，赞美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妇是千古第一等的"美满夫妻"，堪作后人的榜样。　　《长生殿》的主题思想与艺术成就 《长生殿》的创作过程长达十多年之久,前后易稿三次。据洪升在《长生殿例言》中所述，第一稿写于杭州，剧名《沉香亭》，中心是写李白的遭遇，大概在康熙十二年(1673)前完成。第二稿写于移家北京之后，因友人说《沉香亭》的"排场近熟"，于是删去李白的情节，改写为李泌辅佐肃宗中兴，更名《舞霓裳》，写成于康熙十八年(1679)。最后一稿，去掉李泌的情节，"专写钗合情缘，以《长生殿》题名"，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完成。　　洪升在《长生殿自序》中说："余览白乐天《长恨歌》及元人《秋雨梧桐》剧，辄作数日恶"。由此可见，他深为这些作品所感动，有意在他的剧本中采用这个传统题材,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使之有所发展。《长生殿》全剧共50出,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它以李隆基和杨玉环的故事作为情节线索，广泛地展开了对当时社会、政治的描绘。作者有意识地把李、杨爱情与唐代安史之乱联系起来，写出了封建帝王和妃子的"逞侈心而穷人欲"，以致朝政败坏,藩镇叛乱,造成他们自身的爱情悲剧；同时也真实地描绘了唐代天宝年间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表现了一代王朝由盛而衰走向没落的命运。　　作者成功地写出了李隆基倦于政事,耽于安乐,"弛了朝纲，占了情场"，把国家陷于苦难的深渊。他因宠爱杨玉环，而使杨家一门贵显，杨国忠专断朝政，炙手可热。为了博得妃子的欢心，不顾万里之遥，命令臣下进贡新鲜荔枝。贡使的马匹沿途毁坏了庄稼，伤害了人命，全不在意。作者把《进果》一出安排在《偷曲》和《舞盘》之间,以宫廷的享乐和人民的痛苦形成对比,大有深意。作者写出了帝王的爱情并不专一，因此李、杨 之间尽管缠绵缱绻，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波折和污点。七夕密誓之后，两人的爱情有所发展和巩固，然而渔阳颦鼓已动地而来，他们终于自食苦果。为了平息御林军的愤怒，皇帝不得不在马嵬坡下牺牲妃子，以挽救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从此他感到内疚不已，晚年沉浸于痛苦之中。　　作者处理杨玉环这个人物也有特色。他并不像明人传奇《惊鸿记》那样写"太真秽事"，而是写出了一个帝王宠妃的既骄纵、悍妒又温柔、软弱的典型性格。在争夺君王的爱情时，她对敌手是毫不留情的，正如她在《夜怨》一出所说:"江采□、江采□,非是我容你不得，只怕我容了你，你就容不得我也。"而当她得宠时，又时时不免"日久恩疏"的惊恐。作者对她既有批判，又有所同情。尽管她在马嵬坡下自尽,承担了一切罪恶,但作者并没有把安史之乱的全部罪责归之于她。《弹词》一出中,以铁笛擅名的李□说："休只埋怨贵妃娘娘,当日只为误任边将,委政权□,以致庙谟颠倒，四海动摇"，也代表了作者的观点。　　作者通过《贿权》、 《禊游》、 《疑谶》、《权哄》、《进果》等出,写出了皇帝和贵戚的穷奢极侈,宰相的弄权误国，权臣间倾轧不已，官僚们趋炎附势，志士仁人痛心疾首，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郭子仪发出感叹："可知他朱甍碧瓦，总是血膏涂"(《疑谶》)，农夫高呼"一年靠这几茎苗，收来半要偿官赋，可怜能得几粒到肚！"（《进果》）都是代表封建社会人民的不平之鸣。　　与□相杨国忠及逆藩安禄山相对照，作者精心塑造了郭子仪和雷海青这两个出身低微的英雄人物，他们忠心报国，大义凛然。郭子仪武举出身，到京谒选，未得一官半职，然而他深怀忧国忧世之心，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以天下为己任,终于在安史之乱中力挽狂澜，灭贼复国。《疑谶》一场写郭子仪酒楼买醉，作者借此倾注了自己沦落不遇、愤世疾俗的情感。雷海青是一个乐工,当面痛斥安禄山:"恨子恨泼腥□莽将龙座□。癞蛤蟆妄想天鹅啖。生克擦直逼的个官家下殿走天南。"并责骂那班降臣："平日价张着口将忠孝谈，到临危翻着脸把富贵贪。早一齐儿摇尾受新衔，把一个君亲仇敌当作恩人感。"（《骂贼》）以琵琶愤击安禄山，终于慷慨捐躯，作者写来栩栩如生。可能正是因为这些唱词涉及了满族统治者，再加上《弹词》一出表现了浓厚的兴亡之感，触犯了当时的忌讳，为康熙帝和明珠等满族官僚所不喜。　　《长生殿》前半部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描写，后半部则显然加强了浪漫主义的描写。作者虽然谴责了李隆基因宠爱杨玉环而致国事败坏,无法收拾,然而对他们两人的爱情悲剧却很同情。他写李隆基退位后对过去之事有所悔悟，在深宫中为思念杨玉环而无限痛苦。他让杨玉环的幽魂也知道忏悔，一直怀念上皇。由于这种"真情"，两人终于在月宫重新团圆。作者不但对李、杨两人加以美化和净化，而且特别宣扬一种"一悔能教万孽清"的思想。作者意图总结历史的教训以"垂戒来世"，指出"古今来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　　《长生殿》是一部写得很出色的传奇戏曲。作者在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中来表现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悲剧，对历史素材加以精心选择和剪裁，进行了艺术的概括、集中和虚构，使事件和人物的描写基本符合历史真实，而且全剧写得有声有色，许多场面强烈感人，把历史剧的创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作者将李、杨爱情和安史之乱两条情节线索互相纠结、发展，组织得有条不紊，在布局和结构上也作了巧妙的安排，随处可见匠心。他更发展了著名的《琵琶记》中运用的对比的手法，使宫廷内外、朝野上下、天上人间交相辉映，一齐展现在观众和读者的眼前。而皇室的享乐和人民的受难，权□的争权夺利和有识之士的忧国忧世，上层官僚的卑劣灵魂和下层人民的崇高品质，形成强烈的对照，发人深思，是作者的用心所在。对人物的描写作到了充分的性格化,各种类型的人物都较生动,特别是对李隆基和杨玉环两人在一些场合作了细致的心理描写。曲辞优美，恪守韵调，也是本剧的显著特色。总之，它是一部"台上之曲"和"案头之曲"相结合的优秀作品。当时民间流传的口谚说："家家"收拾起"（"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是明末清初作家李玉《千钟禄》中《惨睹》一出〔倾杯玉芙蓉〕的唱词），户户"不提防"（"不提防余年值乱离"是洪升《长生殿》中《弹词》一出〔一枝花〕的唱词）。"它与当时孔尚任写的另一部历史剧《桃花扇》堪称双璧。洪升与孔尚任被誉为"南洪北孔"。他们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　　《长生殿》中一些写得精彩的篇章，如《定情》（今名《赐盒》）、《惊变》（今名《小宴》）、《疑谶》（今名《酒楼》）、 《偷曲》、《絮阁》、 《骂贼》、《闻铃》、 《哭像》、 《弹词》等出，至今仍在上演，为昆曲中的优秀传统剧目。　　参考书目　　章培恒：《洪升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79。　　徐朔方校注:《长生殿》,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0。　　王永健：《洪升和长生殿》，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2。 　　清代著名戏剧家洪升　　以《长生殿》蜚声文坛的洪升是清代一位伟大的剧作家。他的一生坎坷多故，经历了不少事变。但由于历史记载的缺乏，很多事我们今天已难以弄清，只能凭着仅有的一点文字记录，去做一些探讨。　　洪升出生在杭州一个富裕的士大夫家庭，家里藏书很多，有“学海”之称。他的父亲很爱读书，也很健谈，母亲是大学者黄机的女儿。洪升小的时候常和自己的表妹、黄机的孙女黄蕙一同游戏，两人青梅竹马，彼此非常融洽。洪升二十岁时，两个人亲上做亲，结成夫妻。　　洪升交往的师友，对于孝节等道德观念非常尊崇。他的老师陆繁弨即“以孝义为乡里表率”（《清史列传》卷７０）；好友陆寅也以“性孝友”（《钱塘县志》）为人称道。影响所及，洪升亦努力做一个孝子。二十四岁时，洪升曾到北京的国子监学习，想以此求取功名。可呆了一年，却并没有得到任何进身的机会。感慨之余，洪升常常怀念家乡的朋友，想念自己的母亲。但是当洪升回到杭州以后，或许由于别人的挑拨离间，他和父母的关系竟日益恶化，最后不得不带着妻子与父母分开另过。事情却并没有到此结束，家长的愤怒有增无减，没有办法，洪升只好躲出杭州，又一次来到北京，怀着痛苦的心情，一住就是十七年。　　在客居京城的日子里，洪升生活艰难，甚至不得不靠卖文为生。虽然是无辜而被父母斥逐，但洪升仍竭心尽力地做着孝子。三十五岁那年，洪升的父亲罹事远适，母亲也被责令同行。听到这个消息，洪升“徒跣号泣，白于王公大人。昼夜并行，钱塘去京师三千余里，间从泰岱江河，旬日余即抵家侍其亲北，会逢恩赦免。昉思洪升驰走焦苦，面目黎黑，骨柴嗌嗄”（朱溶《稗畦集叙》）。经过这一场变故，洪升父母的生活也没有了保障，本已拮据的洪升又负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多年遥负米，辛苦踏京尘”（陈訏《寄洪防思都门四首》之一）。他多次返乡探望父母，屡屡奔波于北京、杭州之间。飘零奔波的生活，使洪升身心疲惫，感受到难言的痛苦。在诗里，他反复写到自己的这一份悲哀：“妻子长安亲旧国，年年北往复南征”（《感怀》），“北往南归两行泪，谁能分寄大江流”（《扬州客舍夜雨》）。他深深地感叹：　　败芦寒雨断矶边，梦醒孤舟泪泫然。堂上二人年六十，旅中八口路三千。谋艰桂玉羞逢世，心怯风波且任天。扰扰半生南又北，未知归计定何年。（《夜泊》）　　洪升是矛盾的。他赞赏自然、山水、隐遁，却又无法放弃对功名的渴望和追求。“如何市朝子，扰扰争利名”（《晓起看山作》）；“人生行乐无百岁，区区禄利何为乎。游宦略成须止足，故乡归隐携妻孥”（《为毛侯会明府题戴笠持竿图》）。他希望在仕途上得到别人的援引，遇到像信陵君那样的人，“信陵如可作，刎颈亦酬恩”（《夷门》）。但他的性格，他的狂傲却难为世俗所接受，“依人偏傲骨，入世遂多愆”（《喜汪雯远授太史，兼述近状，却寄，三十二韵》）。在一次次的失望中，洪升咀嚼着人生的感唱：“漂零自分儒生贱，干谒方知长吏尊。那得为农成独往，瓦盆盛酒对儿孙”（《衢州杂感》其九），“莫问侯门朱履事，残杯冷炙是怜才”（《与盛靖侯、朱近庵登君山》），“荣枯寂物理，寒懊验人情。真悔谋身误，尘劳汩此生”（《初秋旅感》）。　　一方面是对出与处的犹豫不决，一方面是对功名的心存希冀。在屡屡的失意中，洪升艰难地走着自己的人生之路。　　洪升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交游的师友都是一些博学而有高格的人。在他的老师中，有善写骈体文的陆繁弨，有精通音律的毛先舒，后来他还向当时的文坛领袖王士祯学习，又向大诗人施闰章学习诗法。著名的戏曲作家袁于令、浙西派著名词人朱彝尊，以及经学家兼文学家毛奇龄等人都曾和他交友来往。洪升本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在与这些文学界优秀人物的交游中，洪升的天赋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精通词曲音律的师友如沈谦、毛先舒、袁于令等人，更使他在词曲音乐方面大受裨益，为他在戏曲创作上大显身手创造了条件。他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了当时妇孺皆知的戏剧家，“以诗有名京师，尤工院本，宫商五音不差唇吻。旗亭壁间，时闻双鬟讴诵之，以故儿童、妇女莫不知有洪先生者”（《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他在曲的创作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以诗词、院本鸣于时”（《民国杭州府志》）。洪升对中国文学的最大贡献在于曲，他的《长生殿》代表着昆曲艺术的最高峰。　　二十九岁那年，洪升和朋友偶然谈起唐代开元、天宝间的事情，李白的被唐明皇赏识，唐明皇的爱才，使洪升大为感慨。于是他以李白为主角，创作了传奇《沉香亭》，大概是表现李白应诏在沉香亭填写清平调词的故事。到北京以后，一位朋友说《沉香亭》这个剧本写得并不好，“排场近熟”，没有能超出其他表现同一题材的作品。洪升觉得有道理，于是他删去原剧中李白的情节，加入李泌辅佐肃宗中兴唐朝的故事，把剧本改名为《舞霓裳》。这一年，洪升已是三十五岁，距离完成《沉香亭》传奇已有七个年头了。１６８８年，四十四岁的洪升想到历代的帝王，妃嫔成群，很少有用情专一的，而像唐明皇那样爱恋妃子杨玉环的帝王实在罕见。马嵬坡赐死杨贵妃，违背了他们当初的盟誓，在唐代便已经有了许多关于唐明皇、杨贵妃的传说，像唐明皇游月宫等等，于是洪升决定专写李杨爱情，把《舞霓裳》改为《长生殿》。　　《长生殿》传奇的上卷从唐明皇与杨贵妃的“定情”写到七夕之夜两个人在长生殿上的盟誓：“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可是，安禄山的叛军杀来了。在出逃的路上，在马嵬驿，面对群情激愤的将士，唐明皇被迫赐杨贵妃自尽。在传奇的下半部，唐明皇深深思忆杨贵妃，时时处处睹物伤情。终于，他们在天宫里团圆了。　　剧本脱稿后，立即受到朋友们的称赞。在演员们的要求下，这个本子被搬上了舞台，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剧目。康熙二十八年八月上旬，洪升招来戏班在家中演出《长生殿》，城里很多名人都赶来观看。当时正是孝懿皇后的丧期。由于洪升平时狂放不羁，颇为时俗所妒，加之朝廷中南北党争正烈，洪升与南党中重要人物高士奇关系密切，而《长生殿》所写兴亡之恨，在明清易代之际，实在是个敏感的题目；安禄山又是胡人，很易引发人的联想。于是北党便抓住这个机会，借洪升在国丧期间演剧，来打击自己的政敌。一个叫黄六鸿的人向皇帝告状，说在皇后丧期演唱《长生殿》是一种“大不敬”的行为。结果洪升被抓进监狱；放出来后，被革去了国学生籍。连那些看戏的人也都受到了处分。　　遇到这样一场大的变故后，洪升很是悲愤，他甚至想到佛教中去寻求解脱。他不得不归去了；京城中的白眼使他难以安身，可是归去亦让他犹豫。在《长生殿》之祸发生前不久，陈訏在给洪升的诗中曾这样写道：　　佣笔为生拙，天涯口漫糊。有家归不敢，负罪子如无。行役何妨远，伤心独向隅。亲恩终浩荡，但返莫蜘蹰。（《寄洪昉思都门四首》之三）　　可见家难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洪升。　　四十七岁那年，洪升回到杭州。那时，他还没有得到家长的谅解。直到他五十一岁时，这场家庭的纠纷才算平息。　　１７０４年，六十岁的洪升应江南提督张云翼的邀请来到松江。张云翼把洪升奉为上宾，特意召集宾客，选了几十名好演员，上演《长生殿》。曹寅听说后，又把洪升请到南京，遍请江南江北的名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演出《长生殿》。　　曹公素有诗才，明声律，乃集江南江北名士为高会，独让昉思居上座，置《长生殿》本于其席。又自置一本于席。每优人演出一折，公与昉思雠对其本，以合节奏。凡三昼夜始阕。两公并极尽其兴赏之豪华，以互相引重，且出上币兼金赆行。长安传为盛事，士林荣之。（金埴《巾箱说》）　　然而，就在洪升从南京乘船回家，经过乌镇时却不幸因酒醉失足落水，一代杰出的剧作家竟这样离去了。在他的身后，只有传唱不衰的《长生殿》，时时使人们忆起这位才子的悲哀与喜悦。

斯特凡大公

　　斯特凡是中世纪罗马尼亚的民族英雄。罗马尼亚的编年史家格里戈雷·乌雷凯在描述他时说：他“品性完美，勤劳能干，善于克己，神出鬼没；他擅长战事，亲临前线鼓舞士气，常打胜仗；受挫折时，毫不丧失信心，善于再度克敌制胜。”斯特凡在半个世纪的执政期间(1457—1504年)，使摩尔多瓦(中世纪罗马尼亚境内的一个国家)从政治上得到了巩固，保卫了它的独立，成为东欧主要的政治力量之一。　　斯特凡在对内消除封建割据，实行中央集权，对外保卫国家独立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运用了英明的决策，掌握了熟练的军事艺术，并表现了坚强的意志，因而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　　在斯特凡当政以前，摩尔多瓦经历了25年的内讧。他即位后，采取一系列政策，使国家逐步趋向安定和统一。　　在此基础上，他又与威尼斯、匈牙利和土库曼等国结成了奥斯曼帝国扩张的危险，他打破了波兰等国征服摩尔多瓦的梦想。他为保卫祖国身经36战，于1504年7月2日与世长辞。后代人都把他看作正义和独立的象征。

托马斯·克兰麦

　　托马斯·克兰麦(1489—1556年)，英国著名教士，英国改革教会的首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对英国教会的教义、教规和仪式等方面的改革，为英国国教奠定了基础。　　克兰麦于1489年7月2日出生在英国诺丁汉郡的艾斯莱克顿。他的父亲略有资产，属于乡绅的下层。他先在乡间读书，1503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1510年被选进耶稣院从事神学研究，1523年受任圣职，不久获得神学博士学位。经过20多年的剑桥大学刻苦研究，不仅学业上成绩显著，而且在思想上也发生了变化。那时新思潮广泛传播。1511年，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莫曾访问过剑桥大学，克兰麦的思想受了他的影响。德国宗教改革开始后，大约从1520年开始，克兰麦就和一些倾向教会改革的人经常在白马酒肆聚会，讨论因路德发动宗教改革而引起的神学和教会学问题。由于他们的思想倾向新教，酒肆也被人们称为“小德意志”。克兰麦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对神学和教会学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于是他逐渐抛弃了对经院哲学和天主教的信仰，并孕育了反对教皇干预英国宗教事务的思想。克兰麦反对设立祭坛，崇拜偶像和巡礼圣地。他认为除上帝外，圣母、圣徒都不在崇拜之列。他主张教士结婚，更主张用英语做礼拜。他在20年中，奋力著述，发表自己的宗教主张，为英国宗教改革作出了贡献。　　由于克兰麦主张和宣传新教，也由于他曾经宣布都铎玛丽女王的母亲凯瑟琳与亨利八世的婚姻无效，所以在1556年3月21日，被处以火刑，离开了人间

丹麦、挪威和瑞典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出生。（1559年逝世）

　　唐朝建立不久，李世民和皇太子李建成之间，就为争夺皇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本来，唐朝的建立，李世民出力最多，功劳最大，他又网罗了尉迟敬德、秦叔宝、李靖等这些著名将领，广泛结交知名人士。所以，他的势力无人能比。李建成在太原起兵之后，也统领一支军队，打过一些胜仗，虽然没有李世民那样雄厚的实力，但是，他有太子这个合法的身份，使得一大批皇亲国戚聚集在他的周围；他长期留守在关中，在京城长安一带有坚固的基础，甚至宫廷的守军(玄武门的卫队)，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他还把齐王李元吉拉拢过去。总的来说，李建成和李世民是旗鼓相当。　　唐高祖武德九年的一天，李世民上朝去控告李建成和李元吉，揭发他们在后宫胡作非为。高祖大吃一惊，说：“竟有这样的事”？李世民说：“不但如此，他们还几次想谋害我。如果他们得逞，儿就永远见不到父皇了！”高祖说：“你讲的事情，关系重大，明天我要亲自审问！”当天夜里，李世民调兵遣将。　　公元626年7月2日，李世民亲自率领长孙无忌等人，埋伏在玄武门附近。守卫玄武门的将领叫常何，原来是李建成的心腹，但已经被李世民收买过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走到临湖殿,发现情况异常，立即掉转马头往东宫跑，只听有人喊：“太子、齐王，为什么不去上朝？”李元吉回头一看，正是对头李世民，他急忙取弓搭箭，一连向李世民发了三箭，都没射中。李世民对准李建成回射一箭，李建成从马上摔下来，断了气，李元吉急忙向西逃去，被尉迟敬德一箭射死了。　　三弟兄火并的时候，唐高祖正带着大臣、妃子在海池中乘船游玩。忽然看见尉迟敬德匆匆赶来，高祖就问：“你来这里干什么？”尉迟敬德说：“太子、齐王叛乱，秦王恐怕惊动陛下，特派臣来护驾”。高祖大吃一惊，忙问：“太子、齐王现在何处？”尉迟敬德说：“已经被秦王杀死了”。高祖十分难过，吩咐游船靠岸，回头对裴寂等人说：“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事发生，你们看怎么办？”萧和陈说：“建成、元吉本来就没有大功，秦王功德盖世，深得人心，理该立为太子”。高祖说：“我本来也是这样想的”。尉迟敬德忙说：“外面还没有完全平静，请陛下降旨，要各路军队都接受秦王指挥。”高祖立即派人传旨结束了这场政变。　　三天之后，唐高祖宣布立秦王为太子，国家大事，一律由太子处理。这年八月，唐高祖被迫让位，自称太上皇。李世民当了皇帝，就是唐太宗。第二年，改年号为贞观。历史上把这次政变，叫做“玄武门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