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墨西哥全国选举委员会2000年7月3日晨7时宣布的初步计票结果，在2日晚6时结束的全国大选投票中，由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和绿党组成的“变革联盟”获得大胜，其总统候选人比森特·福克斯当选总统。连续执政71年的革命制度党第一次在全国大选中败北。这是墨西哥当代史上破天荒的大事，它将对墨西哥今后政局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截至3日晨7时，全国选举委员会已统计了全国84％的投票站的选票。在总统选举中，变革联盟总统候选人福克斯得票率为43．71％；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拉瓦斯蒂达的得票率只有34．91％。按照墨西哥选举法，获得简单多数的总统候选人即可当选。福克斯于当年12月1日就职，任期至2006年11月30日。
1988年7月3日凌晨，美国军舰在海湾南部击落一架伊朗民航客机“空中客车”，机上２９０名乘客全部遇难。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方面宣布美国舰队同伊朗在海湾南部交火，击沉击伤伊朗炮舰３艘，击落伊朗战斗机一架。 伊朗的这架客机是从伊朗的阿巴斯港飞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途中出事的。这架“空中客车”Ａ３００型飞机上有２９０名乘客。
古巴官方1997年7月3日宣布，由古巴和玻利维亚专家组成的一个小组最近在玻利维亚找到了切-格瓦拉的遗骨。据《格拉玛报》报道，古巴专家和玻利维亚工人6月28日至7月1日在玻利维亚格兰德河谷机场旧跑道一带的一座公墓附近进行寻找挖掘工作时，先后发现了格瓦拉和他的战友们的遗骨。格瓦拉和他的6名战友是1967年10月7日在玻利维亚被杀害的，但他们的遗体一直下落不明。从1995年11月底开始，玻利维亚政府在古巴和阿根廷专家的协助下，使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寻找格瓦拉的遗体。切-格瓦拉出生在阿根廷罗萨里奥省，是卡斯特罗在古巴革命时期的战友，1966年前往玻利维亚丛林领导游击战争。今年是格瓦拉牺牲30周年，古巴正在举行全国性的纪念活动。
2000年悉尼奥运会奥运村附近早已受到有毒化学滤渣的污染，而清除这一危害需要数千万美元。悉尼奥运村位于悉尼市西郊的霍姆布什湾，过去曾是海军的仓库，也是工业区。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今天公布了一份正式文件，文中说这一污染问题在两年前悉尼
赢得奥运会主办权时被隐瞒了。这份于去年就完成的文件说：“霍姆布什湾的污染问题看来会对健康和环境带来
更大的威胁，但这一问题一直没有被公开。”污染问题是1992年5月一个工作组经调查后得出的结论，但此结论并未送到州政府。显然此举是有关人士担心任何对这一污染问题的外传都会对悉尼申办2000年奥运会不利，因为悉尼奥委会赢得主办权的主要思路和决定就是办一个“绿色奥运会”。 据悉，悉尼方面将把这些有毒的化学滤渣污染物移走。但据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估计，移走这些污染物的费用高达4000万美元。在2000年奥运会期间，位于霍姆布什湾的奥运村将接待世界各地的15000名运动员和官员。在奥运会结束后，奥运村将变为可容纳5000人的居民区。
1993年7月3日，在河南省南阳地区的西峡盆地，发现了世界罕见的恐龙蛋化石群。有关专家最近在现场考察后己确认7个恐龙蛋化石埋藏地点，其中以西峡县丹水镇上田村西坡最为集中。另在该县阳城乡赵营村西南白垩纪地层中，除有大量恐龙蛋化石外，还发现了恐龙骨骼化石。专家透露，该盆地发现的恐龙蛋化石群的特点，一是分布面积大，在西峡县的丹水镇、阳城乡、内乡县赤眉乡筹近40平方公里范围内均能找到恐龙活动踪述。二是埋藏集中，从剖面上可观察到3个化石层，蛋化石呈窝状分布，排列有序，每窝十几到三十几枚不等。三是数量丰富，目前已发现的即达数千枚，估计全部埋藏量不下数万枚，其丰富程度举世罕见。四是原始状态保存完好，化石基本上未遭后期扰乱和破，除少量蛋壳受岩层挤压表面略有凹陷外，大部分完整如初，这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塞巴斯蒂安·维特尔
邓华 （1910～1980年）
原名多华，字实秋。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高级将领。1910年04月28日生，湖南郴州人。南华法政学校毕业。早年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军教导队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到陕北后，任红1军团第2师政治部主任，红1、红2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685团政治处主任，参加平型关战斗。后任115师独立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1分区政治委员、平西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与领导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1938年5月任八路军第4纵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宋时轮率部到冀东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起，任晋察冀军区第5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4分区司令员，参加了百团大战。1944年到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政治委员，后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兼沈阳市卫戍司令、辽西(后改辽吉)军区司令员，率部参加秀水河子战斗和四平保卫战。1947年起，任东北民主联军辽吉纵队、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第44军军长，第四野战军15兵团司令员，兼广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率部参加辽沈、平津、湘赣、广东等战役，组织指挥了海南岛战役。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协助彭德怀指挥第一至第五次战役。1952年起任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3年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历次革命战争中，邓华南征北战，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了卓著功勋。 1954年回国后，历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东北军区党委书记，1955年3月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不久兼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9年因受彭德怀错案株连，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60年转业到地方，任四川省副省长，主管农业机械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8月5日，中共中央调邓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8月25日，第十二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邓华任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0年7月3日在上海病逝。 是第八届中共中央委员。
1978年7月3日，南美洲八国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签署了《亚马逊合作条约》，以共同加速开发亚马逊地区。巴西、秘鲁、波利维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圭亚那、苏里南和委内瑞拉八国外长在条约上签了字，《亚马逊合作条约》于1980年8月3日生效。 亚马逊河流域幅员辽阔，面积达700万平方公里，约占南美洲大陆面积的三分之一。这里资源丰富，特别是森林，占世界森林总面积的五分之一。为了开发亚马逊地区，并在开发中进行互助合作，1976年11月，巴西总统埃内斯托·盖泽尔和秘鲁总统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塞鲁蒂会晤时，提出了成立一个亚马逊地区组织，共同开发亚马逊地区的设想。1977年3月，巴西将合作范围扩大，向亚马逊地区有关国家正式提出建立地区一体化组织的倡议。在1977年11月至1978年5月的半年时间里，南美八国代表举行了三次筹备会议，最终于1978年7月3日正式签署了《亚马逊合作条约》。 《亚马逊合作条约》声明，缔约国独自使用和利用各自领土内的自然资源是其固有权利，并规定该条约不吸收其它国家参加。根据条约，该组织的目的是，各成员国共同努力并采取联合行动，促进亚马逊地区各自领土的协调发展，对各成员国产生公平、互利的结果；促进环境保护和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各成员国保证：该地区商业通航自由；合理利用水力资源；在保持生态平衡、保护动植物资源以及在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进行科技合作；促进卫生保健事业；协调修建交通、通讯设施；发展边境贸易、旅游。《亚马逊合作条约》的签订是对拉美一体化的新贡献。 1980年10月23日，条约成员国在巴西的贝伦召开第一次外长会议，并发表了《贝伦声明》。会议重申各成员国对该地区各自领土的自然资源拥有主权，反对外来机构对这一地区的干涉和使该地区国际化的任何企图。 《亚马逊合作条约》组织规定，每年召开一次由各成员国高级外交代表参加的合作理事会，“检查条约的宗旨和目的之实施情况”，制定和落实各项合作计划。
美国人退出印支半岛留出了真空，越南人恩将仇报，频频在中越边界闹出动静，驱赶华侨华人。在北方，前苏军也耀武扬威，给越南人撑腰打气。1978年7月3日，中国停止对越援助。从1950年到1978年，中国援越总值超过200亿美元。4天后，中国亦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吴倩莲
1962年7月3日，阿尔及利亚正式获得独立。当天宣布的阿尔及利亚自决公民投票的结果表明，有效选票中的９９．７３％赞成独立。 投票结果揭晓后，在罗歇努瓦的阿尔及利亚临时行政机构所在地举行了仪式，法国驻阿尔及利亚高级专员伏歇正式把权力移交给临时行政机构主席法雷斯。接着，在临时行政机构总部升起了绿白两色、中央有红星和红新月的阿尔及利亚国旗，象征着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一百三十二年殖民统治的结束。 当天上午，法国总统戴高乐正式宣布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
汤姆·克鲁斯
最近，在赫鲁晓夫缺席的情况下，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以8：4票的表决结果，将赫鲁晓夫罢免。赫鲁晓夫得到消息时抗议说，只有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表决将他罢免，才算合法。在格奥尔基-K-朱可夫元帅--国防部长，手中掌握着庞大的空军部队--的帮助下，赫鲁晓夫将中央委员会集合了起来，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会的监时会议从6月22日开始至7月3日结束。中央委员会决定解除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和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在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职务。这些人都是斯大林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同时决定惩戒他们的同党：德米特里-P-谢皮洛夫。基本上这些人都被指控为妄图复辟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在去年一次讲话中就已谴责了斯大林主义理论。
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部分机要人员
1942年7月3日晚，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遵照中共中央电示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会谈约两小时。11日，国民党方面复以张治中与周恩来及董必武会谈。中共代表主要表示了以下几点：(1)抗战胜利中共有坚定信心。(2)在取得胜利前必遭空前困难。(3)克服困难办法主要是国共合作，障碍两党团结的军事政治问题总可谈得解决办法。这是因为，A.中共军队在委员长领导下抗日，其历史不同，有其自身特点。想把它一下子变成另一种特殊，绝难做到，在真正民主共和制下，中共并无永远保持特殊军队之意；B.政权问题，中共虽有局部的和临时的政权，但为抗日需要，中共至今尚无与中央政权对立的全国性政权系统，这与内战时期另有中央政权是不同的。(4)请联络参谋速归延安。(5)请中央指派人员和中共代表经常接洽。(6)请中央了解中共“七·七”宣言所表明之政治态度。
同时，周、董都先后提出请国民党释放叶挺及廖承志的问题，并要求见蒋。对于派回联络参谋事，王、张都满口应承，亦同意转达共方见蒋要求，但惟一强调军政统一问题，称此为解决两党关系之症结。故而王、张一面要周、董考虑具体办法，一面则明确提出进一步商谈是否仍应以何、白皓电即《中央提示案》为基础。而在商得结果之前，王、张一致表示不好转达释放叶挺等事。
1942年7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彭德怀，提出拟将八路军总部转移到晋西北问题。书记处指出：今明两年敌后斗争将异常残酷，我们要善于熬过困难，避免极大的损失与牺牲。敌人“扫荡”多注意摧毁主要首脑机关，此次敌人袭击太行，左权阵亡就是极大教训，且在一个狭小区域内，首脑机关摆得过多是很危险的。
因此，我们认为总部有转移到晋西北之必要，不仅安全，而且还可来往延安便于研究商讨工作。总部移驻晋西北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取消，以北方局现在机构成立太行分局，以邓小平为书记。在冀鲁豫边区成立分局，以罗瑞卿为书记，华北各分局直属中央。
日军七三一部队队长石井四郎研制使用的可以传播鼠疫的炸弹
1940年7月，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队长石井四郎，亲率一支远征队，携带70公斤伤寒菌、50公斤霍乱菌和5公斤染有鼠疫菌的跳蚤，开赴华中战区宁波一带进行细菌战。日军将所携细菌投入蓄水他和居民区，造成宁波一带鼠疫等传染病流行。与此同时，日军“七三一部队”另一支远征队在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配合下，携带130公斤的炭疽菌、副伤寒菌和鼠疫菌，到重庆以及浙赣铁路干线的金华、龙游、衢县、玉山、浦江进行细菌战，造成被污染地区传染病流行，大批居民死亡，许多户全家死绝。更惨无人道的是，日军还将注射有伤寒菌和副伤寒菌的大饼分发给南京战俘营的3000名战俘食用，然后将战俘释放出狱，借以传播疾病。
《八百壮士》1938中制编剧：阳翰笙主演：袁牧之陈波儿 1938年7月，阳翰签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影片《八百壮士》完成。剧本是根据发生在“八·一三”上海抗战中的一个真实事迹编写的。1937年11月下旬，上海沦陷后，中国军队的将近八百名爱国士兵在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率领下，坚守四行仓库阵地，誓不投降，抵抗到底。爱国女童子军杨惠敏代表人民群众冒险前往送旗。这八百名爱国士兵后来虽然由于弹尽粮绝，撤退到上海< 租界地区，被租界当局无理扣留，但他们所表现的英勇不屈的爱国行动，却激励了广大人民，也博得了国际正直人士的尊敬，成力一个极为轰动的事件。《八百壮士》在大后方上映后，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影片在香港以及在菲律宾、缅甸等地上映时也极为轰动，在法国和瑞士举行的反侵略大会上映出时，博得了好评。
《八百壮士》工作照袁牧之扮演的谢晋元陈波儿扮演的童子军杨惠敏
1934年7月上旬，国民党军占领广昌、建宁、永安、连城后，调整部署，以31个师的兵力，从6个方向向中央红色根据地中心区发动全面进攻。 博古、李德指挥红军实行“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抗击：(1)以红三军团第六师和红二十一师在兴国西北沙村地区抗击国民党军6个师的进攻；(2)以第八军团的第二十三师和江西军区独立团，在兴国东北古龙冈地区抗击4个师的进攻；(3)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在广昌头陂抗击4个师的进攻；(4)以红三军团第四师、第五师及红五军团的第三十四师在贯桥、高虎垴地区抗击5个师的进攻；(5)以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第二十四师在连城、朋口地区抗击6个师的进攻；(6)以第二十二师在会昌筠门岭抗击3个师的进攻。企图在各条战线上同时阻敌。但任何一路都未能阻敌前进，却给国民党军造成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中国报刊登载的抨击日本人挑拨中朝民族关系的漫画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日本大造舆论，致电朝鲜各报诬称中国当局驱逐朝鲜侨民，在万宝山的侨农被中国农民屠杀等等，终于在朝鲜煽动起大规模排华事件。这一事件首先从仁川开始，迅速遍及朝鲜各地，给华侨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7月3日，万宝山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早晨，朝鲜仁川外里有数十名朝鲜人向华侨开办的商店、理发馆投掷石块。中国驻仁川华侨事务所蒋主任到当地日本警察署交涉，要求严加制止。事态的发展却恰恰相反，“不意报纸仍出号外，激烈宣传，鲜人亦到处撒传单，开会聚众，至晚8时，鲜人聚集二三千人，遂大举暴动”。暴动的朝鲜人见华侨就打，除一条中国街外所有华侨商店、菜园等均被捣毁。7月4日，排华暴行更加猖獗，当晚9时左右，“鲜人复于外里地方呜锣聚众，集成5000人左右大举暴动，手持木棒、铁棍、刀斧等到处搜索、击毁”。到7月5日为止，仁川一处华侨“被击毙者有三人，有数人性命不保，其伤不至死者二三十人”，财产损失则达日金9万多元。
继仁川排华暴动之后，朝鲜各地出现了排华暴行。7月5日晚7时，平壤暴民“手持棍、棒、刀、斧、石块等凶器，并携带手电筒对于华侨家房，不问农工商贾，分队轮流袭击，遇我华人，不论男女老幼，恃民殴打至死，毁掠财物，焚烧账据，且带有引火燃料，随处设法放火”。据7月9日统计，平壤华侨死109人，伤163人，下落不明者63人，损失财物达日金254.5万元。平壤之外，在汉城、釜山、元山、新义州等地也出现类似殴打华侨、焚烧华侨商店的严重暴行。许多华侨走投无路，只好越境回国，到7月10日为止达4500人，至7月底回国华侨人数已超过“全鲜侨胞人数的三分之一”。回国华侨“皆头破血出，身无长物，狼狈之状，不堪言述”。
卡洛斯·克莱伯
卡洛斯·克莱伯于1930年7月3日出生在柏林，其父便是大名鼎鼎的指挥家埃里希·克莱伯。先到瑞士学化学，后由于全家受纳粹迫害而移居南美洲，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学音乐。 二战后，克莱伯举家迁回欧洲，他先在苏黎世学习化学专业，不久便改而专攻音乐。 1953年，克莱伯在慕尼黑的一家剧院做见习指挥，1954年在波茨坦、1956年在杜塞尔多夫和杜伊斯堡的莱茵德意志歌剧院当指挥。1968年，克莱伯选择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受任常任客席指挥，这职位为他投入地发展事业提供了条件。随之而来的是名声日隆的生涯。 1973年，克莱伯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任指挥；1974年—1976年，他在拜鲁伊特音乐节上指挥了《特里斯坦》；1974年，在科文特花园剧院登台，指挥《玫瑰骑士》；1977年，在旧金山歌剧院指挥《奥赛罗》；此外，还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巡回演出，与柏林爱乐乐团合作演出，等等。 但总的来说，克莱伯的音乐活动主要集中于慕尼黑，并且无意于接受长期任命。他不担任任何一个歌剧院和乐团的常任指挥，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按每分钟来收费的客席指挥家。而且，他的录音和演出活动很少，除了1989年、1992年两次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之后，人们已少见其人、难闻其声。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1989年的新年音乐会中，当《蓝色多瑙河》乐曲开头响起时，听众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克莱伯中断指挥转身向现场听众说：“维也纳爱乐乐团和我祝大家新年快乐”，自此指挥家在新年音乐会中的致辞被保留了下来。 2004年7月13日，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指挥大师病逝于斯洛文尼亚的康涅斯卡村。 克莱伯的指挥，比托斯卡尼尼要富有灵气，比富特文格勒要严整，比卡拉扬要丰厚。克莱伯的指挥有力、新鲜、深刻、流畅、富于激情、具有生动的现代感。克莱伯成就的奥秘，一是过人的音乐表现力，二是对音乐的深深投入。多明哥在科文特花园剧院演出《奥赛罗》时对克莱伯有一段评论：“克莱伯吃透了这部戏，以致可以读穿谱子揭开作曲家内心深处的一切，把作品中包含的全部感情与冲突表现出来。然而，听起来却是如此自然、简单，经过悉心准备，得来却显得毫不费力。演出时，我们绝无重复之感，每晚的演出都有新的感受喷发出来。”克莱伯的指挥从结果上讲有力而和谐、深刻而自然、丰满而又纯净、流畅而又严谨，这一切是他通过事先和现场的深深的、专注的投入而实现的，当然，他的艺术理解力和音乐表现力的天赋则是其成功的保证。 从风格上讲，克莱伯可以说是将托斯卡尼尼的严谨、精确与富特文格勒的深刻、灵感融于一体的好典范。他的风格是种完美的风格，激情而不伤形式，深刻而不陷晦涩，流畅而不落浮华。克莱伯对艺术非常投入、一丝不苟。排练中不惜时间与精力。录音本来就不多，即使录了音，如果不满意也不让出版，哪怕报酬再高。他之所以不轻易录音，原因在于他认为无论作品、指挥，在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表现，难有一个固定的形式。他的演出曲目也不很多，歌剧主要只有：《自由射手》、《茶花女》、《奥赛罗》、《艺术家的生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蝙蝠》、《玫瑰骑士》、《沃采克》。克莱伯是指挥歌剧的大师，他以忠实于原作而又常有神来之笔而为人们津津乐道。他强调音乐的线条与和声的变化，对作品的诠释总能有独到的见解，音乐评论家们认为是在其中运用了几何学的原理。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又被称为是“给古老的交响乐焕发出新生命的人物”。美国音乐评论家迈克尔·沃尔什评论他指挥的音乐“既给人以欧几里德命题一样的清晰感，又给人以雷霆万钧般的紧张感，与其说是一个启示者，不如说是对作曲家写在纸上的作品不加夸张的再创造，这恰似复活的荷马来背诵《伊利亚特》一样。”克莱伯录制的唱片数量不多，但几乎张张都精致、出色。可能正因为曲目、演出、录音较少，加上其极高的指挥水平和极为感人的演出效果，他成为欧洲最为抢手的指挥。 克莱伯会说流利的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斯洛文尼亚语；其身形高大、瘦削、健壮；指挥形象生动，情感丰富，细节清晰，是少数“又好听又好看”的指挥之一。卡洛斯·克莱伯的指挥艺术 许多人都认为，卡·克莱伯在指挥方面的出色才华大概是从他父亲埃·克莱伯的身上受到全面的熏陶和影响的，而实际上卡·克莱伯成为指挥大师主要还是靠他自己的刻苦努力得来的，因为他的父亲始终是不赞成他从事这项事业的，然而埃·克莱伯对于儿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仍然是不容置否的，其中最主要的影响还要数他给儿子遗传下来的巨大音乐天赋和灵感，这种巨大的音乐天赋和灵感，则成了卡·克莱伯登上著名指挥家殿堂的基本保障。埃·克莱伯早年也曾是一位知名的歌剧指挥大师，贝尔格的《沃切克》在英国的首演就是有他来指挥的，而理查·斯特劳斯的《玫瑰骑士》也是埃·克莱伯最为拿手的作品，有意思的是，数年之后他的儿子卡·克莱伯也成了著名的歌剧指挥家，而以上提到的这两部歌剧，也十分巧合的成为卡·克莱伯指挥的拿手好戏了。 卡·克莱伯在指挥歌剧方面确实具有非凡的功力，但如果人们就此认为他仅仅是一位专门指挥歌剧的指挥家那就错了。实际上，卡·克莱伯在指挥交响乐和室内乐等其它体裁形式的音乐作品时，也同样具备着非凡的能力，对此，有的评论家认为卡·克莱伯是“给古老的交响乐焕发出新的生命的人物”。这种评论看起来是非常有根据的，卡·克莱伯在对莫扎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这些古典作曲家的交响曲的演释有着许多新颖、独特而又富有成效的见解。有的评论家认为他在其中运用了几何学的原理，使这些古老的作品显现出清晰、整洁和明朗的效果。这种独具匠心的鲜明风格，在他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所录制的贝多芬《C小调第五交响曲》的唱片中表显得极为充分，这张唱片曾是第一张给他带来巨大赞誉和使他从此名扬天下的唱片。 卡·克莱伯的个人性格和艺术风格都是相当与众不同的，首先，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完美主义者，他很少考虑个人威望的高低，而只管考虑艺术上是否满足，是否合乎他的想象，无论是指挥歌剧还是交响乐的演出，他都要力争做到尽善尽美，否则宁肯取消演出也决不凑合，例如他又一次在慕尼黑指挥排演贝尔格的歌剧《沃切克》时，为了达到他内心所要求的目的，竟然连演员带乐队一齐整整排练了34次，这种追求完善境界的举动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除此之外，卡·克莱伯还是一位对艺术极其认真和精力高度集中的艺术家，有几个小例子非常能够说明这个问题，有一次卡·克莱伯在意大利的斯卡拉歌剧院指挥理查·斯特劳斯的歌剧《玫瑰骑士》，由于精力高度集中，完全投入到了音乐的意境中，竟连当时发生了地震都丝毫没有感觉到。还有一次他在斯图加特指挥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时，由于精神过渡的集中和紧张而对着总谱呕吐了起来。他那种对待艺术一丝不苟的精神，实在是常人所很难具备的。 卡·克莱伯的指挥风格和特点确实是值得大书一番的，总的来说，他是一位非常富有修养的指挥家，他在指挥时，思路清晰敏捷，动作潇洒自如， 不但有着极高的准确性和深刻性，而且还带有着一些轻松幽默的气质和自然的意境，而且还带有着一些轻松幽默的气质和自然的意境，他在指挥时能够很好地把握住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关系，使之能够得到十分恰到好处的结合。他指挥的音乐，人们能够从中感觉到如同大海一般的宽大和宏大的气势以及强烈而辉煌的色彩。他特别注意音乐的线条进行和色彩变化，对于莫扎特以来的古典主义作曲家的作品，他非常强调抒情性的体现与处理，使之被表现的极为清晰、温和、自然和流畅。而对于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等人的作品，他则不放过每一细小的环节，使之得到极其精确和细腻的处理。有人曾经说过：“卡·克莱伯指挥的音乐每一个音符都充满着活力，使听众能够从音乐中感到一种坚实的力量。” 卡·克莱伯作为一名德奥指挥家，他对于德国古典及浪漫主义的歌剧及交响乐作品有着十分深刻的演释能力，纵观他的全部指挥曲目，总的来说，他对于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瓦格纳、理查·斯特劳斯及贝尔格的作品，有着十分精确和突出的理解与解释，除此之外，他对于威尔弟等意大利作曲家所创作的意大利歌剧及德沃夏克等斯拉夫民族作曲家的作品，也有着非常出色和令人信服的演释。 卡·克莱伯是一位及富创新精神的指挥大师，然而他的这种创新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将古典音乐升华到一个新境界的创新，关于他的指挥，美国音乐评论家迈克尔·沃尔什的话说得很好，他说：“卡·克莱伯指挥的音乐既给人以欧几里德命题一样的清晰感，又给人以雷霆万钧般的紧张感，与其说被人盛赞为一个启示录，不如说是对作曲家写在纸上的作品的不加夸张地再创造，这恰似复活德荷马来背诵《伊利亚特》一样”。卡·克莱伯正是这样一个为古典音乐注入新鲜血液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位毕生刻意追求的伟大艺术家，人们通过他指挥演奏出的音乐，不但体会出了一个杰出指挥家的深刻修养，同时也从他的身上感到了一种无穷无尽的音乐活力，就是卡·克莱伯所毕生追求的尽善尽美的艺术境界吧。卡洛斯·克莱伯录音录像完全目录 编号 作品 乐团 录音时间 Artists FED017 约翰．施特劳斯：《蝙蝠》序曲的排练、贝多芬：第7交响曲 斯图加特广播交响乐团、科隆广播交响乐团 (1970) (1972) Artists FED018 克莱伯在庞贝 莫扎特：第36交响曲、勃拉姆斯：第2交响曲 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乐团 (1987) Artists FED020/21(2CDs) 威尔弟：奥塞罗 米兰斯卡拉剧院 (1981) Artists FED045/46(2CDs) 威尔弟：茶花女（全剧） 伯格：沃采克（片段）、Butter worth：英国牧歌第一号 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芝加哥交响乐团 (1978)、(1983) Artists FED015/16/20/21(4CDs) 东京音乐会实况 普契尼：波西米亚人（全剧） 威尔弟：奥赛罗（全剧） 米兰斯卡拉剧院 (1981) Bel Canto BCS-0676 (VHS:NTSC) 威尔弟：奥赛罗（全剧） 米兰斯卡拉剧院 (1976) Bel Canto BCS-0696 (VHS:NTSC) 比才：卡门（全剧） 维也纳爱乐乐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 (1978) Bel Canto BCS-0699 (VHS:NTSC) 普契尼：波西米亚人（全剧） 米兰斯卡拉剧院 (1979) BMG Ariola 82876 52636 9 (DVD:PAL) 普契尼：波西米亚人（第3幕） 维也纳爱乐乐团 (1985) Celestial Audio CA329(2CDs) 约翰．施特劳斯：《蝙蝠》（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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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38(2CDs) 普契尼：波西米亚人（全剧） 米兰斯卡拉剧院 (1979) Golden Melodram GM 4.004 威伯：自由射手序曲、勃拉姆斯：第2交响曲 维也纳爱乐乐团 (1979) Golden Melodram GM 6.0002(2CDs) 威尔弟：茶花女（全剧） 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 (1977) Golden Melodram GM 6.0009(2CDs) 威尔弟：茶花女（全剧） 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 (1978) Golden Melodram GM 5.0028(2CDs) 威尔弟：奥赛罗（全剧） 英国皇家科文特花园歌剧院 (1980) Golden Melodram GM 4.0051(2CDs) Offenbach : Die Verlobung bei der Laterne （全剧）、 约翰．施特劳斯：吉普赛男爵序曲 德意志莱因歌剧院 （1962）、（1966） Golden Melodram GM 6.0011(2CDs) 理查．施特劳斯：Elektra 斯图加特国家歌剧院 (1971) Link 600-1 勃拉姆斯：第4交响曲 斯洛文尼亚爱乐乐团 (1997) Link 601-3(3CDs) 理查．施特劳斯：玫瑰骑士（全剧） 维也纳爱乐乐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 (1994) Link 605-4(4CDs) 瓦格纳：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全剧） 拜洛伊特音乐节管弦乐团 (1975) Living Stage LS1040(3CDs) 理查．施特劳斯：玫瑰骑士（全剧） 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 (1977) Lyrica LR-59(2CDs) 普契尼：波西米亚人（全剧） 米兰斯卡拉剧院 (1988) Meteor MCD-001 海顿：第94交响曲、瓦格纳：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前奏曲和爱之死 科隆广播交响乐团、斯图加特广播交响乐团 (1972) 60年代 Meteor MCD-018 贝多芬：第7交响曲 科隆广播交响乐团 (1972) Music & Arts CD-1043(2CDs) 威尔弟：奥赛罗（全剧） 米兰斯卡拉剧院 (1976) MYTO 3MCD 993.206(3CDs) 瓦格纳：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 米兰斯卡拉剧院 (1978) MYTO 3MCD 002.218(3CDs) 理查．施特劳斯：玫瑰骑士（全剧） 米兰斯卡拉剧院 (1976) Nuova Era 2296 莫扎特：第33交响曲 维也纳交响乐团 (1967) Orfeo C 100 841 A 贝多芬：第4交响曲 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乐团 (1982) Orfeo C 600 031 B 贝多芬：第6交响曲 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乐团 (1983) Orfeo C 600 031 B 理查．施特劳斯：玫瑰骑士第二幕、第三幕 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乐团 (1972) Original SH813 海顿：第94交响曲、贝多芬：第7交响曲 科隆广播交响乐团 (1972) Passion & Concentration PACO 1021 莫扎特：第33交响曲、勃拉姆斯：第2交响曲 芝加哥交响乐团 (1983) Philips 070 300-1 (LD) 贝多芬：第4、7交响曲 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 (1983) Philips UCBP-1014(DVD) Japan 新年音乐会 维也纳爱乐乐团 (1992) Philips PHBP-1005(DVD) Japan 莫扎特：第36交响曲、勃拉姆斯：第2交响曲 维也纳爱乐乐团 (1991) RE!DISCOVER RED 32 莫扎特：第33、36交响曲 维也纳爱乐乐团 (1993) (1988) RE!DISCOVER RED 33 勃拉姆斯：第2交响曲 维也纳爱乐乐团 (1988) RE!DISCOVER RED 81 贝多芬：科里奥兰序曲、莫扎特：第33、36交响曲、勃拉姆斯：第4交响曲 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 (1996) RE!DISCOVER RED 115(3CDs) 瓦格纳：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 拜洛伊特音乐节管弦乐团 (1974) RE!DISCOVER RED 132 贝多芬：第4、7交响曲、施特劳斯：蝙蝠序曲 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乐团 (1986) Sony Classical MK2 45564(2CDs) 新年音乐会 维也纳爱乐乐团 1989 Sony Classical SK 48 376 新年音乐会 维也纳爱乐乐团 (1992) Sony Classical SK 45938 克莱伯指挥约翰．施特劳斯作品 维也纳爱乐乐团 (1989) TDK DV-DOCCK(DVD) 伟大指挥家卡洛斯．克莱伯 威伯：自由射手序曲排练、约翰．施特劳斯：蝙蝠序曲排练 斯图加特广播交响乐团 (1970) WLC 1-701 贝多芬：第4、7交响曲、约翰．施特劳斯：蝙蝠序曲 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 (1999) WLC 1-704 贝多芬：科里奥兰序曲、莫扎特：第33交响曲、勃拉姆斯：第4交响曲 柏林爱乐乐团 (1994) WLC 2-706(2CDs) 威尔弟：奥赛罗（全剧） 米兰斯卡拉剧院 (1987) WLC 1-707 贝多芬：科里奥兰序曲、莫扎特：第33交响曲、勃拉姆斯：第4交响曲 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乐团 (1996) WLC 1-709 泰列曼：Tafelmusik组曲、莫扎特：第36交响曲 北德广播交响乐团、柏林爱乐乐团 (1960) (1989) WLC 1-710 勃拉姆斯：第4交响曲 、约翰．施特劳斯：雷鸣电闪 波尔卡 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乐团 (1997) (1981) WLC 2-703 (2CDs) 普契尼：波西米亚人（全剧） 英国科文特花园歌剧院 (1979) WLC 2-700 (2CDs) 施特劳斯：Elektra 英国科文特花园歌剧院 (1977) WLC 1-712 海顿：第94交响曲、贝多芬：第6交响曲 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乐团 (1983) WLC 1-713 舒伯特：第3交响曲、勃拉姆斯：第4交响曲 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乐团 (1986)
幻想联阎反蒋的冯玉祥 1929年7月3日，阎锡山受蒋介石指使，囚禁冯玉祥。蒋冯第一次军事冲突之后，冯曾派人去太原，同阎锡山商谈联合反蒋事宜，但阎没有明确表态，只表示反对内战，力主和平，并设法诱冯入晋。6月24日，冯偕妻女由华阴入晋。阎被蒋收买拉拢后于7月初以冯住晋祠不便为由，诱骗冯移住五台县建安村加以软禁，并派卫队切断冯与外界的接触，冯联阎抗蒋的计划因此落空。
１９２９年７月３－１９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陆定一、王若飞等出席会议。全会通过了《国际状况与共产国际的目前任务》和政治决议案，认为“目前是大战后的第二时期，是资本主义一般危机增长起来而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加剧烈的时期”，认为中国“革命浪潮的条件无疑正在成熟，必将导致创立苏维埃，成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机关”。认为“右倾的危险现在是共产党内的主要危险”。并指出：“加紧反右倾的斗争，在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也是必要的；在那些党内，机会主义分子是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传播者”。瞿秋白在会作了《共产国际在目前殖民地革命中的策略》的讲话，认为共产国际中右倾的危险不仅从宗主国的问题中表现出来，而且也从殖民地问题中表现出来，而且“有机会主义者的殖民地弟弟，比其宗主国的哥哥走得更远”。全会将一大批因反对共产国际“六大”新策略，从而被认定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或对右倾持调和态度的领袖人物清除出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主席团，增补了拥护新策略的执委会委员。
1928年7月3日，美国人只需花75美元就可买一台电视机。
电视杂志宣布新泽西州纽瓦克市达文公司已向市场投放美国制造的第一种电视接收机。这种电视机价格非常便宜，只有75美元。据这家杂志报道，更先进的电视机将在7月31日柏林展览会中展出
纳丹
纳丹 (S.R. Nathan) 1924年7月3日生于新加坡一个印度人家庭，1954年毕业于新加坡马来亚大学，获社会学文凭。他1955年加入民事服务部门，1966年起先后担任外交部助理秘书、首席助理秘书和副常任秘书。纳丹1971年出任内政部代理常任秘书，当年转任国防部常任秘书，1979年任外交部第一常任秘书。他1982年任《海峡时报》集团执行主席和数家公司董事，1988年出任新加坡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1990年出任驻美国大使，1996年被任命为外交部巡回大使，兼任南洋理工大学国防与战略研究院院长。 纳丹于1999年8月18日当选为新加坡共和国总统，9月1日正式宣誓就职，2005年9月连任。 纳丹总统的夫人名叫乌尔米拉。 ２００１年９月，纳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２００８年８月，纳丹来北京参加第２９届奥运会相关活动。
1923年7月3日，英国政府向各国提议国际共管中国，引起举国震惊。 由于北京政府统治下法律废弛、财政紊乱、地方势力割据、盗匪焚掠横行无忌，致使中国国际地位每况愈下。各国驻北京外交团遂商议国际共管中国。 7月3日，英国政府正式提出所谓“补救中国乱局办法”，内容主要有：1．出动国际军队占据京津铁路；2．任用外籍人员编练中国警队，归中国政府管辖，但若中国政府不负责任，则归列强管辖；3．在中国口岸举行国际海军示威行动；4．征收赋税以支付国际共管下的军民行政经费等。美国政府对此提议表示反对。
于蓝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原名于佩文。出生于辽宁岫岩。九一八事变后，她随父亲逃亡关内，于 蓝同志1938年抵延安抗大女大学习，先后为延安鲁艺实验剧团演员；东北文工一团演员；东北电影制片厂演员；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中央戏剧学院学员、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1981年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艺术指导。先后演出话剧《佃户》、《粮食》、《周子山》、《带枪的人》等。1946年，赴东北参加东北电影制片厂故事片摄制的筹备工作。抗战胜利后参加东北工作团文艺工作一团、东北电影制片厂，1949年主演了第一部影片《白衣战士》。1950年转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其间曾到朝鲜抗美援朝前线体验生活，先后在《翠岗红旗》和《龙须沟》中扮演主要角色，获得好评。1954年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专修班进修。60年代，她主演了《革命家庭》和《烈火中永生》。其中《革命家庭》中的周莲一角使她获得第二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1961年）最佳女演员奖。1981年，她积极参与筹建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并担任了第一任厂长。荣获过由邓颖超同志颁发的全国妇联“救死扶伤”奖旗；由莫斯科第二届国际电影节颁发的“最佳女演员"奖；六十年代22大影星称号之一；建国40周年最佳影星之一；1995年电影表演特别奖；中国电影世纪奖。并荣获了“全国先进工作者”、“中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广电部劳动模范”、“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奖”、“中国内藤国际育儿奖”、“第九届童牛奖孺子牛奖”等大奖。被推举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长、中国儿童少年影视中心主席、全国政协二、三、五、六、七、八届委员等。
1914年7月3日，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伦兴夏托拉擅自签订《西姆拉条约》。清朝末年，英国加强侵略西藏。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国策动西藏部分反动分子叛乱，企图搞所谓西藏“独立”。在英国要挟下，1913年10月，袁世凯政府派代表到印度西姆拉参加“中英藏会议”。英国代表麦克马洪提出一个所谓解决方案，规定中国不得驻兵西藏，“西藏内政暂由印度政府监督”。对此，袁世凯政府拒绝接受。后来，英国和西藏地方代表私自签订《西姆拉条约》。中国政府代表拒绝签字，会议破裂。以后的中国历届政府，也从未承认过这个条约。因此，这个所谓《西姆拉条约》，是完全非法的。至于在会议期间，英国和西藏地方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在秘密换文中，擅自划定所谓“麦克马洪线”，即中印东段边界，更是悍然违背国际法基本准则，毫无法律效力。中国政府代表在7月3日即已声明，断然否认所谓“麦克马洪线”。实际上，在西姆拉会议上，从未正式讨论过中印边界问题
徐四民
香港著名爱国人士、《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镜报》月刊创办人. 徐四民公元1914年7月3日出生，是缅甸华侨，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是第一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回归前任港事顾问、香港特区预委会及筹委会委员及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1997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颁发大紫荆勋章。 在仰光出生的徐四民自小看着父亲为国奔波，也深切体会到侨居缅甸的华侨华人热爱祖国和家乡的真挚情怀。1933年父亲去世后，他继承父志，支持爱国活动。1936年，徐四民回到家乡福建厦门，在厦门大学选读文科。鲁迅先生曾任教厦大，徐四民深受鲁迅的影响，写文章喜欢引用鲁迅名言。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返回仰光发动抗日活动，担任抵制日本货总会总干事，广受南洋侨领赞赏。在这段艰苦的日子中，徐四民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坚信：“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将黑暗的中国引向光明。” 经历过抗日战争及文化大革命，又赶上参与香港回归工作的徐四民，大家尊称其为徐老，而又因为他“敢言人之所欲言，敢言人之所不敢言”，被传媒称为“徐大炮”，不但“炮打”香港电台，甚至曾在全国政协一次大会上发了一通“火力很猛”的讲话，引起广泛反响。 《镜报》董事长许智明表示对徐老离世感到相当悲痛。他指出，徐老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与国家的发展和成长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为国终生投入，是所有中国人与后辈的学习榜样。他的离世，对《镜报》而言是一项重大及无法弥补的损失。 2002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为表彰徐四民对国家的长期贡献，专门题词高度肯定他的爱国情怀：“以弘扬正气之笔，写爱国爱港之情。”2006年，北京举行“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军委特意向徐老颁发一枚纪念金章，全香港只有三人获此荣耀。 2007年9月9日晚在香港辞世，享年93岁。徐四民家属透露，徐老卧病期间，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部长刘延东等中央领导都曾亲自致电慰问。中联办主任高祀仁、副主任黎桂康等人也前往医院探望。 老报人徐四民的爱国深情 八月底﹐香港维多利亚港﹐海风徐徐﹐波澜不惊。记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前往拜访香港《镜报》社社长徐四民老先生。 这位当年缅甸华人华侨少壮派抗日领袖﹐已经92岁高龄了。老人虽不良于行﹐然忆起抗战的峥嵘岁月﹐目光立刻闪烁光芒﹐依稀透着年轻时代叱咤风云的神气。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的魔爪从东北伸向华北﹐缅甸的华侨华人义愤填膺,纷纷组织抗日救援。“抗日救援也需要斗智”﹐徐老回忆说﹐“当年缅甸可以支持国内的物资中﹐橡胶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为了避免无谓的损失﹐徐老在缅甸同地下党商量﹐将所经营的一间橡胶公司股份分拆﹐由缅甸工商界老前辈、缅甸执政党社会党、缅甸华人华侨各持三分之一股份。如此一来﹐当橡胶从缅甸伊洛瓦底江经过水路进入中国澜沧江﹐就连当时的美国领事馆也无法查封了。“当时缅甸华侨还成立了多个抗日救亡团体”﹐徐老回忆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个团体﹐一个是缅甸华侨救灾总会﹐那是华人华侨组织起来募款募物﹐向国内运送救灾物资的爱国侨团（简称救总）﹔另一个就是我主持的缅甸华侨抵制日货总会（简称抵总）”。 “那是一个气势很大的团体”﹐徐老骄傲地说﹐“我们从总部派人到各地大小商店﹐将所存日货登记造册﹐限期售完﹐保证不再进销日货。凡是违约再进的日货﹐一律没收运到仰光福建观音亭存放﹐每星期焚烧一次﹐大快人心。” “抵总”内部还成立了一个“锄奸团”﹐它的特殊任务就是打击汉奸﹐一向身强力壮的徐四民担任召集人。 “我一定是个洪福齐天的人”﹐92的徐老﹐谈吐幽默﹐“这辈子经历了多少生命攸关的时刻﹐我都有幸化险为夷﹐哈哈。”抗战胜利﹐徐四民即刻回到仰光﹐开始筹办一份爱国侨报《新仰光报》﹐与陈嘉庚在新加坡创办的《南侨日报》呼应。 1949年10月2日﹐在新中国宣布成立次日﹐徐四民率领缅甸爱国华侨云集仰光﹐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这是全世界非社会主义国家里﹐升起的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949年﹐35岁的徐四民被邀请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他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先后五次以人民代表的公开身份﹐从仰光回国﹐出席全国代表大会﹐从未缺席。“既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又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现在香港祗有我一人﹗”徐老自豪地说。2002年﹐国家主席江泽民专门题词高度肯定徐四民的爱国情怀﹐并由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亲自送到这位老人府上。题词曰﹕以弘扬正气之笔﹐写爱国爱港之情。92岁的徐老﹐如今依然笔耕不辍﹐在凝结了他的心血的《镜报》杂志上﹐人们依然常常可以读到他洋洋洒洒的时事评论。 “我每天早上九点就来到办公室处理事务﹐会见客人”﹐徐老告诉记者﹐“中午回家午饭休息一小时后﹐就在家中看书报、写文章。”“现在有五个名医两个护士照顾我的生活﹐我祗有鞠躬尽瘁完成我的任务﹐继续尽力爱国工作﹗”
萧军
萧军，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1907年7月3日）生于锦州府义州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原名刘鸿霖。曾用名刘吟飞、刘羽捷、刘蔚天、刘毓竹等。笔名除萧军外，还有酡颜三郎、田军等。 1925年考入张学良在沈阳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七期，学习法律和军事。1929年，萧军写出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懦……》，以“酡颜三郎”为笔名，发表在当年5月10日沈阳《盛京时报》上。小说愤怒地揭发了军阀残害士兵的暴行。接着萧军又在《盛京时报》上发表了《端阳节》《鞭痕》《汽笛声中》《孤坟的畔》等小说。 1932年初，萧军到了哈尔滨。正式开始文学生涯，也正式成为党的地下组织所领导的革命文艺队伍中的一员。 1933年秋天，他和萧红合印了一部短篇小说集《跋涉》。其中收有萧军的《孤雏》《烛心》《桃色的线》《这是常有的事》《疯人》《下等人》等6篇小说。于1934年6月中旬离开了东北故乡，来到关内。在青岛，萧军、萧红一边编辑《青岛晨报》副刊，一边写作。萧军在里写完了他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 1935年7月，萧军自费“非法”出版了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立即轰动了文坛，奠定了萧军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在艺术上，《八月的乡村》有着鲜明的特色。首先，它以浓郁的乡土色彩强烈地吸引着读者。其次，在人物塑造上，萧军既能准确地把握人物性格牲，作速写的勾勒，又善于精雕细绘，并且常常把二者结合起来加以描写。此外，《八月的乡村》的风格也质朴刚健，充溢着一种不可抑止的力量，可以说是“力”的艺术。这种艺术风格特别体现在对社会生活的概括和开掘方面。这时期，萧军的创作力极为旺盛。继《八月的乡村》之后，他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羊》《江上》，散文集《十月十五日》《绿叶的故事》，中篇小说《涓涓》等。正是在这样基础上，萧军开始撰写他的长篇巨著《第三代》。 从1936年春起，他断断续续写了近二十年，才全部写完。这部巨著以宏大的气魄，全面真实地再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的东北社会现实。 1940年6月第二次去延安。从这时起，一直到1945年冬末，萧军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延安。他担任了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文协”分会的理事，《文艺月报》的编辑，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教员等职务。 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9月23日重返阔别了十二年的哈尔滨。萧军先后担任了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鲁迅文化出版社社长、《文化报》主编等职务。就在这时，发生了《文化报》与《生活报》论争事件。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的“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确认了对萧军的政治迫害。从此萧军便被排斥出文艺界，被湮没了整整三十年。萧军在极端困难的逆境中写出《五月的矿山》、《吴越春秋史话》以及《第三代》最后部分等大量作品。即使在十年动乱的年月里，他身陷囹圄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写出了大量的诗词。近年来，又有《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萧军近作》等重要著作问世。萧军解放后所写的这些作品，思想更见深沉，艺术上更加精益求精；不但保存了宝贵的文学史料，而且是非常优美的散文艺术珍品。特别是后两部作品，名为“注释”，其实是别具一格的艺术品。2006年6月，回忆录全集《人与人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粉碎“四人帮”后，党为萧军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重新作了符合历史事实的公正的结论，充分肯定了他“早年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并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政策和独裁统治”的历史功绩，撤消了1948年东北局“萧军关于问题的决定”，推倒了“四人帮”给萧军强加的各种诬陷之词，称赞“萧军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 1988年6月22日因病逝世于北京。根据萧军生前遗愿，他的骨灰分别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和辽宁省锦县（今凌海市）“凌河公园”（2007年7月3日更名为“萧军公园”）。他在给家人的遗嘱中说：“自己是一个穷文人，没有留下什么财产。有一点菲薄的积蓄捐给家乡，自己的文物、书籍要捐献给辽宁锦县萧军资料馆和有关文化部门。”2007年7月3日，“萧军故居”和“萧军文化广场”在凌海市沈家台镇落成。2008年6月，萧耘、王建中主编的《萧军全集》（20卷），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同年7月2日，“萧军纪念馆”新馆在辽宁省凌海市落成。 附录 萧军作品集 《跋涉》（短篇小说合集，与萧红合著），1933年10月，自费于哈尔滨“五日画报社”出版； 《八月的乡村》（长篇小说），1935年7月，自费印于上海容光书局； 《羊》（短篇小说选），1936年1月，上海文化生或出版社；1981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江上》（短篇小说选），1936年8月，上海文化生或出版社； 《绿叶底故事》（诗、散文合集），1936年12月，上海文化生或出版社； 《第三代》（1～2部，长篇小说），1937年12月，上海文化生或出版社；1947～1948，哈尔滨鲁迅文化出版社； 《十月十五日》（小说、散文集），1937年，上海文化生或出版社； 《涓涓》（中篇小说），1937年9月，上海燎原出版社； 《侧面》（报告文学），1938年11月，成都跋涉书店；续集《从临汾到延安》，1941，香港海燕书店； 《幸福之家》（四幕话剧），1940年5月，重庆上海杂志公司； 《萧军杰作选》（综合集），1947年，上海新象书店； 《五月的矿山》（长篇小说），1954年11月，北京作家出版社； 《过去的年代》（上、下册，长篇小说），1957年6月，北京作家出版社； 《吴越春秋史话》（上、下册，长篇小说），1980年7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萧军近作》（诗文选辑），1981年1月，四川人民出版社； 《萧军五十年文集》（综合集），198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我的童年》（自传），1982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从临汾到延安》（散文集），1983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萧军戏剧集》（戏剧），198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人与人间》（回忆录），2006年6月，中国文联出版社； 《萧军全集》（20卷），2008年6月，华夏出版社。
1905年7月3日。今天法国下院以341票同意，233票反对，上院以179票同意，103票反对的结果，通过教会和政府分离的提案，从而废止了1801年由教皇庇护八世和拿破仑签署的《教务专约》。这一议案的原则如下：“共和国保障信仰自由，也保障在遵守公共秩序前提下进行宗教活动的自由，共和国对任何教派既不承认，不发俸金，也不资助，但向大学、医院和收容所的牧师提供资金。另外，取消公共礼拜预算，禁止建立与宗教有关的公共机构。”
１９０４年７月３日，刘静庵、宋教仁、吕大森、张难先、胡瑛、曹亚伯等人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先设在武昌多宝寺街，后迁至魏家巷１号。吕大森被推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曹亚伯任宣传，时功璧任财政，宋教仁任文书。以补习文化、研究科学为名义，实行光复汉族、“革命排满”的宗旨。成员主要是青年学生和新军士兵，着重在新军士兵和低级军官中进行革命宣传和发动工作。 后因准备策应华兴会长沙起义，被当地官吏发觉，张之洞下令搜捕补习所成员，补习所被迫停止活动。
赫茨尔
1904年7月3日,44岁的西奥多-赫茨尔去世。他创立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致力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赫茨尔生于布达佩斯，并在维也纳入学校学习。从 1891年开始他成为维也纳《新自由报》的记者。《新自由报》是欧洲最主要报纸之一。在法国，赫茨尔作为记者，详细报道了德雷福斯事件。1896年，赫茨尔发表了小册子《犹太人国家》。书中设想出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以解决欧洲的排犹问题。赫茨尔还组织了一年一度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代表大会。他几次前往君士坦丁堡同奥斯曼苏丹会谈，以争取在巴勒斯坦成立独立国家的特许。但都没有成功。
1902年7月3日。俄国南部激烈的暴乱四处蔓延。这几天来，骚乱者与军队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发生冲突，造成无数抗议者死亡或受伤。狂热的工人运动组织者穿着古怪制服，破坏工厂和机器，呼吁沙皇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还发动了遭受失业和饥饿煎熬的农民，使他们遭受不幸的原因是财政大臣维特伯爵所推行的工业化运动。
为了防止事变，沙皇今天决定与人民代表谈判。他们将私下召见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伯国人以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些人当中有教授、报社编辑以及政治犯。可能是由于担心他的安全，他的大臣们建议沙皇不要会见这些人。但是观察家们一致认为，必须采取措施遏止流血的叛乱浪潮。1901年春天，俄国中部曾出现过类似的事件，损害了政府的利益。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它开办于1898年7月3日，属于戊戌变法的“新政”之一。辛亥革命后，改称北京大学。 1862年，清政府在总理衙门设立了京师同文馆。此后，清政府又决定设立算学馆，学习天文算学。同文馆的设立是我国创办新式学校的开端。同文馆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公立专科学校，后来它并入了京师大学堂，是京师大学堂最早的组成部分。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了一次割地高潮，中国又一次面临被瓜分亡国的危机。为了救亡图存，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发起了一场变法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他们认为，要救亡，只有学习外国，实现变法维新，而维新，必须从废科举、立学校开始。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组织“强学会”，购置图书，收藏报刊，供群众阅览，并经常开会讲演，讨论学术，批评时政，宣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近代科学知识，鼓励人们学习西方，以学以致用的原则来培养人才，最终达到民族自强的目的。 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芬在给清廷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1898年初，随着变法维新运动日益发展，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再次提出：“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各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 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推动下，1898年6月，清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于是由梁启超起草了一份《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的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道。”课程分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两类。这样，京师大学堂不仅成为全国最高学府，而且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这个章程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个章程，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最早的学制纲要。 1898年7月3日，清光绪帝正式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1898年至1900年的京师大学堂(后来被称为“戊戌大学”)，一切因陋就简，因此，它在实质上仍然是一所封建书院。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京师大学堂校舍被占，图书设备被毁，一度停办，直至1902年得以恢复,增设预备科（新政科、艺科）及速成科（仕学馆、师范馆）。1903年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毕业生分别授给贡生、举人、进士头衔。1910年改设为经、法、文、格致、农、工、商7科。辛亥革命后改称北京大学。是我国近代最早的一所大学。
黄鸣龙（1898-1979），有机化学家。江苏扬州人。1918年毕业于浙江医院专科学校。1952年回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化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数学物理化学部委员、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38年开始从事甾体化学的研究。首次发现甾体中的双烯酮反应，用于生产女性激素。发现变质山道年的四个异构体在酸碱中可以成圈转变，由此推断出山道年及四个变质山道年的相对构型。毕生致力于有机化学的研究，特别是甾体化合物的合成研究，为中国有机化学的发展和甾体药物工业的建立以及科技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黄鸣龙-个人简历 898年8月6日 生于江苏省扬州市。 1916—1920年 在浙江医药专科学校(现名浙江医科大学)学习。 1920—1922年 在瑞士苏黎世(Zunich)大学学习。 1922—1924年 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 1924—1928年 任浙江省卫生试验所化验室主任、卫生署技正与化学科主任、浙江省医药专科学校药科教授等职。 1928—1934年 在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药科教授、主任。 1935—1938年 在德国维次堡大学化学研究所进修，任访问教授。 1938—1940年 在德国先灵药厂研究院研究甾体化学合成，任访问教授；在英国密得塞斯医院的医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女性激素，任访问教授。 1940—1945年 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昆明)研究员兼西南联合大学 教授。 1945—1949年 在美国哈佛大学化学系进行合成化学研究，任访问教授。 1949—1952年 在美国默克药厂任研究员。 1952—1956年 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化学系主任、研究员。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 1956—1979年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名誉主任。 1979年7月1日 逝世于上海。黄鸣龙-生平介绍 黄鸣龙，1898年8月6日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1920年，浙江医药专科学校毕业，即赴瑞士，在苏黎世大学学习。1922年去德国在柏林大学深造，192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后，历任浙江省卫生试验所化验室主任、卫生署技正与化学科主任、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药科教授等职。1934年，再度赴德国，先在柏林用了一年时间补做有机合成和分析方面的实验，并学习有关的新技术，后于1935年入德国维次堡大学化学研究所进修，在著名生物碱化学专家Bruchausen教授指导下，研究中药延胡索、细辛的有效化学成分。1938—1940年，黄鸣龙先在德国先灵药厂研究甾体化学合成，后又在英国密得塞斯医院的医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女性激素。在改造胆甾醇结构合成女性激素时，他们首先发现了甾体化合物中双烯酮-酚的移位反应。 苏黎世大学1940年，黄鸣龙取道英国返回祖国，在昆明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在西南联合大学兼任教授。在当时科研条件极差、实验设备与化学试剂奇缺的情况下，他仍能想方设法就地取材。他从药房买回驱蛔虫药山道年，用仅有的盐酸、氢氧化钠、酒精等试剂，在频繁的空袭警报的干扰下，进行了山道年及其一类物的立体化学的研究，发现了变质山道年的四个立体异构体可在酸碱作用下成圈地转变，并由此推断出山道年和四个变质山道年的相对构型。这一发现，为以后中国外解决山道年及其一类物的绝对构型和全合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1945年，黄鸣龙应美国著名的甾体化学家L.F.Fieser教授的邀请去哈佛大学化学系做研究工作。一次在做Kishner-Wokff还原反应时，出现了意外情况，但黄鸣龙并未弃之不顾，而是继续做下去，结果得到出乎意外的好产率。于是，他仔细分析原因，又通过一系列反应条件中的实验，终于对羰基还原为次甲基的方法进行了创造性的改进。现此法简称黄鸣龙还原法，在国际上已广泛采用，并被写入各国有机化学教科书中。此方法的发现虽有其偶然性，但与黄鸣龙一贯严格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是分不开的。1949—1952年黄鸣龙在美国默克药厂从事副肾皮激素人工合成的研究。1952年10月，他携妻女及一些仪器，经过许多周折和风险，终于离美绕道欧洲回到了祖国。 黄鸣龙回国后在军事医学科学院任化学系主任，继续从事甾体激素的合成研究和甾体植物资源的调查。1956年，他领导的研究室转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在研究工作中，黄鸣龙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他说：“一方面，科学院应该做基础性的科研工作，不应目光短浅，忽视暂时应用价值不显著的学术性研究。但另一方面，对于国家急需的建设项目，应根据自己所长协助有关部门共同解决，不可偏废，更不应将此两者相互对立起来。”他还以甾体化学研究为例，说明联系实际还可以发现许多新的研究课题，从而促进理论的进展和科学水平的提高。1958年，在他领导下研究以国产薯蓣皂甙元为原料合成可的松的先进方法获得成功，并协助工业部门很快投入了生产，使这项国家原来安排在第三个五年计划进行的项目提前数年实现了。中国的甾体激素药物也从进口一跃而为出口。1959年10月，醋酸可的松获国家创造发明奖。与此同时，他还亲自开课，系统地讲授甾体化学，培养出一批熟悉甾体化学的专门人才。 1964年，黄鸣龙出席第三届人大会议，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展示的“四化”宏图，使他受到很大鼓舞，当听到有关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时，就联想到不久前国外文献上有关甾体激素可作为口服避孕药的研究报道，决心在计划生育科研方面做出新的贡献。考虑到这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课题，需要组织全国范围内的大协作，黄鸣龙向国家科委提出了组织全国范围大协作的建议。这一建议受到国家科委领导的重视，于1965年成立了国家科委计划生育专业组，黄鸣龙任副组长。该项工作进展非常迅速，不到一年时间，几种主要的甾体避孕药很快投入了生产，并陆续在全国推广使用[1]。黄鸣龙-科学研究 1952年，分子结构黄鸣龙回国后主要是把发展有疗效的甾体化合物的工业生产作为甾体激素药物的工作目标。他与有关研究生产单位协作，首先在植物性甾体化合物方面，调研甾体皂素，以期获得较好的甾体药物的半合成原料。在化学方面则偏重于甾体激素的合成，目的是为寻找更经济的合成方法及疗效更高的化合物。他于1958年利用薯蓣皂甙元为原料，用微生物氧化加入11α-羟基和用氧化钙-碘-醋酸钾加入C21-OAc的方法，七步合成了可的松。这不仅填补了中国甾体工业的空白，而且使中国可的松的合成方法，跨进了世界先进行列。有了合成可的松的工业基础，许多重要的甾体激素，如黄体酮、睾丸素、可的唑、强的松、强的唑龙和地塞米松等，都在60年代初期先后生产出来。不久他又合成了若干种疗效更好的甾体激素，如6α-甲基可的唑、6α-甲基-17α-乙酰氧基黄体酮、Δ6-6-甲基副肾皮酮、Δ6-6-甲基-17α羟基黄体酮和Δ1-16-次甲基副肾皮酮等。 黄鸣龙在甾体激素的合成中，比较重视合成方法的研究。他在引进16α-甲基合成地塞米松中，发现化合物用酸处理得和的混合物，此混合物氢化后，均得16α-甲基化合物。这是一个十分简便的方法，即将易于得到的16β甲基变为16α-甲基，同时生成17α-羟基，从化合物经若干步，即得地塞米松。中国曾用这个方法进行地塞米松的生产。 黄鸣龙在进行甾体合成方法的研究中，极为重视一些基本反应的研究。例如在副肾皮质激素的合成中，发现了一个1，6-消除反应。在研究胆甾醇化合物a～d1，6消除反应的速率时，发现消除反应在稀碱溶液中，比在酸液中的速率为快，竖键基团较横键基团易于消除。 黄鸣龙在改用高锰酸钾代替昂贵和稀少的四氧化饿合成双氢可的松的研究中，发现20腈-17-孕甾烯-3α，21-双羟基-11酮，用碱在甲醇或乙醇中处理发生立体异构化，并同时发生取代反应，生成C21醚化合物，两者的比例，视其反应时间而有所不同，在碱性甲醇中放置24小时或较久，的产量有80%以上，可使其变为21-甲氧基可的松。 在口服避孕药的研究方面，黄鸣龙参考Pincus的工作，结合中国情况认真制订科研计划，并与有关的生产单位一起选择合成了炔诺酮、甲地孕酮和氯地孕酮等药物。与此同时，他又积极开展甾体口服避孕药结构改变的研究，以期获得具有更高疗效的药物。副肾皮质激素，如可的松及可的唑，在C6α-位置引入一甲基，疗效大为加强，如在C6.7位加入双键，则效力也可加大，因此他设计合成Δ6-6-甲基-17α-羟基黄体酮，它的17-乙酸酯(简称甲地孕酮，14)，口服效力比6α-甲基-17α-乙酰氧基黄体酮(大5—6倍。甲地孕酮用作口服避孕药是中国的首创，它在英国也被用作口服避孕药。此药虽然避孕功能甚佳，但合成方法，无论是中国还是英国，当时都不够经济。因此，1956年，黄鸣龙又和工业部门一起对其合成方法进行了改进。老方法合成甲地孕酮是6步，总收率18%，国外比较新的方法是5步，总收率27%，而他改进的方法只要3步，总收率达40%。这一改进不但有一定经济价值，并且也有一定理论意义，因为和含溴不饱和基团，一步即去溴成甲基，并同时使双键移位，似尚无先例。在避孕药合成的方法方面，黄鸣龙还采用他的还原法所得的16α-羟基化合物，经四步反应获得了化合物。的苯甲缩酮，是一种长效的避孕药。 黄鸣龙鉴于甾体化合物中加入16β-甲基也同样地增强生理作用，故将化合物制成在C16位既含甲基又含羟基(顺，反异构体)，从而可以合成具有这两个活性基团的甾体化合物，这两种立体异构体遇酸各按酸的种类及浓度直接形成(或先形成及，再变为，化合物可用常法加入C20-酮基和C17α-羟基。黄鸣龙-主要论著 1(a)黄鸣龙，甾体构像与其化学反应关系(I—Ⅳ)化学通报1955：449—452，532一535，660—663，724—727。 (b) 黄鸣龙，红外线光谱与有机化合物分子结构的关系.科学出版社，1958。 (c) 黄维恒，黄鸣龙，核磁共振在有机化学中的应用.科学通报，1960，341—345。 (d) 黄鸣龙，旋光谱在，有机化学中的应用.科学出版社，1963. 2 (a)黄鸣龙，陶正娥，不饱和胆酸—类物中的消除反应，化学学报，1956，22：581584。 (b) 黄文洪，黄鸣龙，1，6-消除反应的初步研究，化学学报，1958，24：431—435。 3 (a)黄鸣龙，周维善.山道年及其一类物的立体化学.药学学报，1956，4：73—95。 (b) 黄鸣龙，周维善.山道年一类物之研究Ⅵ，变质山道年的相对构型，化学学报，1956，22：493—506。 (c) 黄鸣龙，周维善.山道年一类物之研究Ⅶ，变质山道年的相对构型，化学学报，1956，22：578—580。 (d) 黄鸣龙，周维善.山道年一类物的研究Ⅷ，变质山道年的相对构型，化学学报，1958，24：210—216。 (e) 周维善，黄鸣龙.山道年一类物的研究Ⅸ，双烯胺—苯的移位反应，化学学报，1959，25：327—329. 4 黄鸣龙.如何向科学进军，上海科联，1956，16：1—3。 5 黄鸣龙，蔡祖恽，王志勤等，副肾皮酮乙酸酯的合成，化学学报，1959，25：295—301。 6 黄鸣龙，吴照华，金善炜等，副肾皮醇乙酸酯的合成。化学学报，1959，25：301—307。 7 黄鸣龙，蔡祖恽，王志勤，bα-甲基-副肾皮醇乙酸酯的合成，化学学报，1959，25：308—311。 8 (a)陈毓群，黄鸣龙.bα-甲基-17α-乙酰氧基黄体酮的合成，化学学报，1959，25：424—426。 (b) 陈毓群，黄鸣龙，△′-16-次甲基-11-酮基-17α-羟基副肾皮酮的合成，药学学报，1964，11：587。 9 徐锦文，王志勤，黄鸣龙.△6-6-甲基副肾皮酮乙酸酯的合成[2]。黄鸣龙-主要成就 1945年在美国从事凯西纳-华尔夫还原法的研究中取得突破性成果。国际上称之为黄鸣龙还原法。领导了用七步法合成可的松的研究，并协助工业部门投入了生产。领导研制了甲地孕酮等计划生育药物，为建立甾体药物工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关于甾体合成和甾体反应的研究，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发表论文百余篇。黄鸣龙-人物评价 黄鸣龙数十年如一日忘战斗在科研第一线，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培养了大批科研骨干。他发表研究论文近百篇，综述和专论近40篇。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并曾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先进代表称号。黄鸣龙是中国药学会第十四、第十六届副理事长，中国药学会上海分会第四届名誉理事长，中国化学会理事，曾任国际四面体杂志顾问编辑。
陈寅恪
陈寅恪（“恪”字念“kè”，虽有“què”音传世，但其来源纷杂不清，处于对陈先生的尊重仍当以普通话标准读音为准。）[1]（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之孙。夫人唐篔，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１９２８年在上海结婚，时年37岁。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生平简介 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１９０５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１９１０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１９１４年回国。１９１８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１９２１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１９２５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１９３０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先生手札陈寅恪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１９３８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１９４２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１９４９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１９５６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１９５７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１９６２年，他的右腿跌骨折，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１９６２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７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１９７９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治学理念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陈寅恪的“四不讲” 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岭南大学等数所大学。陈寅恪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此外，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名字读音 按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恪”应读作“克”(拼音：Kè)。 但有资料表明，由于陈寅恪是客家人，而“恪”在客家话中有“quó”的，因普通话（时称“国语”）中无此音，于是到中国北方后，便被当然地称为“yínquè”了。因袭相承，并成为习惯。所以，有学者认为，“陈寅恪”应读作Chén Yínquè。 不过，在使用汉语的人中间，知道这一点的人显然为少数，包括陈寅恪本人也并不追究。因而，在使用普通话时，仍不妨将陈寅恪的“恪”读作“克”(Kè)。况且，陈寅恪本人在1940年5月致英国牛津大学的英文亲笔信的署名是“Tschen Yin Koh”。著作书目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非亲笔所著，是学生后来根据笔记整理的）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元白诗笺证稿》 《柳如是别传》 《金明馆丛稿初编》 《金明馆丛稿二编》 《寒柳堂集》 《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 《陈寅恪文集》相关传记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 张杰、杨燕丽，《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张杰、杨燕丽，《解析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联经出版，1997年。 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大学出版 李敖，《谁要来台湾？》，收在《笑傲五十年》 俞大维等，《谈陈寅恪》，传记文学 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湾东大图书出版，1998年。 高阳，《清末四公子》，皇冠出版社，1983年11月01日。 张求会，《陈寅恪的家族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陈小从，《图说义宁陈氏》，山东画报出版社 刘克敌，《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时英出版社，2007年，ISBN 9789867762832。 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 项念东：《钱穆论陈寅恪：一场并未公开的学术论争》，《博览群书》2008年第3期 陈寅恪：《与妹书》，1923年8月《学衡》第20期，收入《陈寅恪书信集》他人评价 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不像梁、胡、冯等成为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论语大半能背诵，且每字必求正解，却不作经学与三代两汉之学问。 《吴宓文集》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傅斯年对陈哲三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编年事辑》（略） 《石泉访谈录》：他的家世是晚清变法思潮中的中坚产物，他本人却被胡适称为“遗少”。在时代思想中他是一个“落伍者”，用他的话来说，西学学历极深，学养极厚，却极热爱中国文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 《编年事辑》 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以发挥其我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为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于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 寅老敢说“文化本原”，极自信。“贩卖”云云，似指胡适之等留学学人。 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 《哀金源》、《青鸟》等诗可见其对蒋政权的失望与愤恨。 青鸟传书海外来，玉笺千版费编裁。可怜汉主求仙意，只博胡僧话劫灰。 无酱台城应有愧，未秋团扇已先哀。兴亡自古寻常事，如此兴亡得几回？ 《寄杨树达》诗，又可见出其对共产党的不合作态度。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他即感觉到空气十分的压抑与不自由： 昔年跋春在翁有感诗云：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 留命任教加白眼。 剩有文章供笑骂。 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双目失明之后，仍能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这样的巨著。其毅力与精神，极富传奇色彩。而《别传》的写作缘起，又起因于抗战时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钱宅红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又极富浪漫色彩。 《突厥通考序》： 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尺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论唐代之衰亡，归结到唐末东南诸道财富之区的破坏与汴路运输之中断。其结论是：“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权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 其书四次遭劫：清华园的窃贼；抗战的流离颠沛途中；内战时卖书以购煤取暖；文革时的红卫兵抄家。 （二）绝世孤衷的畸人 《编年事辑》157： 桑下三宿，佛徒所戒，此固人人知之，而宓读襄楷传乃知楷之言天象实指人事，盖当时滥刑多杀，士气郁湮，故致天变，襄楷等非方士，乃直谏之忠臣耳。要须久久诵读方可尽寅恪诗中之意。 《别传》：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馀，往往窥见其阪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编年事辑》引《吴宓日记》： 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与友人论陈寅恪 胡晓明来函言及近年有多篇文章论及陈寅恪先生的生平志业与思想学术，一时颇成风气，青年学子遂以不知陈寅恪为耻。这当中涵有复杂的时代思想发展线索，后来治思想史的人，不可不细加疏理。我以为此一现象的背后，可以反映出当代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甚而中国知识人走向成熟的某种征兆。或是学统的索求与重理，或是价值的细审与重估，或是人格的提澌与感召，凡此种种，与前期相较，自有其意义。有人认为谈陈氏，只有讲其学术，才算是真知解，我以为不然。陈先生的学术文章，或有时而可商（前面有的且不论，近著如田余庆《东晋门阀制度》，就有批评陈先生论曹、马之争的观点“牵强”与“不尽符合历史事实”；如周勋初《当代学术思辨》亦记有当代学者对陈氏学术的批评，可参），然陈先生之精神世界，则旷世罕有其俦。我以为陈氏门墙广大，意涵极丰，只言其学术，或只言其思想，皆仅得其一端而已。 《陈寅恪传》已经出版，作者搜访材料，用力颇勤，但读后感觉甚平浅，未能表出此老人格生命的复杂深邃与学术文章之精深广大。陈氏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学人，他的人格因素，竟是由一系列悖论构成，仅此而言，亦大有深意。请列举如下数端： “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他的家世是晚清变法思潮中的中坚人物（他的学生中竟有人说他是所谓“晚清封疆大吏等高官家庭的子弟”，这是很可怪的），他本人却被胡适称为“遗少”。在时代思想中他是一个“落伍者”，用他的话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个“寂寞销魂人”。 西学学历极深，学养极厚，却极热爱中国文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 蒋天枢教授《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p83引寅恪语云： 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以发挥其我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为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于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 寅老敢说“文化本原”，极自信。“贩卖”云云，似指胡适之等留学学人。 王国维与陈端生，一为殉中国文化“三纲六纪”背后最高之理境而死；一为欲摧破近代中国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然在陈先生看来，同为表现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与人格。此中深微处，惜乎汪《传》未能窥其蕴奥。 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 “党家专政二十年，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早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灾”，寅恪对蒋家王朝已经完全看透，完全失望。然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他即感觉到空气十分的压抑与不自由。昔年跋春在翁有感诗云：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诗中常常流露出此川真实心情，如：“留命任教加白眼”；“剩有文章供笑骂”；“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以及“领略新凉惊骨透，流传故事总销魂”，等等。他的诗，是一部现代知识人的可信可传的“心史”。 失明、膑足之际，仍能坚苦卓绝，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如此巨著。其毅力与精神，极富传奇色彩。助手黄萱曾感慨：“寅师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而《别传》的写作缘起，又起因于抗战时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钱宅红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既“珍重君家兰桂室”，“裁红晕碧泪漫漫”（柳如是诗句），且讳深心苦，诚韩退之所谓“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者也。 其历史观既注重经济动机，又注重精神动源。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论唐代之衰亡，归结到唐末东南诸道财富之区的破坏与汴路运输之中断。其结论云：“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权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 《突厥通考序》：“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 后者不易学，唯其如此，陈先生由学者进而哲人的境界。 其藏书有四次劫运：清华园的窃贼；抗战的流离颠沛途中；内战时卖书以购煤取暖；文革时的红卫兵抄家。陈先生的书劫，即陈先生的痛史。 陈先生真可谓“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先生如入《儒林传》，古今大儒失色；先生如入《文苑传》，天下文人黯然；先生如入《道学传》，大师让出一头；先生如入《隐逸传》，隐者奔走骇汗。先生究竟应归入哪一类人物，且置不论。以上种种，又当以“少喜临川”而“老同迂叟”、少游欧美而老著痛史、学贯中外而属命河汾（参拙文《寒柳诗之境界》），为此老一生大事因缘，方可得其荦荦大端。陈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这是了解陈氏内心世界的关键性的话。我辈阅人多矣。古今学人，牢骚、偃蹇、困苦、数奇，似未有如先生者。因而，作此传记之人，应依寅老《柳如是别传》文体，作知识人痛史写，不然，徒有其资料之排比，行状之考证，著述之提要，而精神与精神不能相贯通，意念与意念不能相融洽，复何言哉？复何言哉？汪《传》似不如蒋天枢《编年事略》，此意当细参。 来函论及寅老兼史家与诗人于一身。此正是他不可及处。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曾谓，史“叙述已然之事”，诗“则叙述或然之事”；“诗言普遍而历史则记特殊”。我国史学精神，则直追“天人之际”，力通“古今之变”，已由“特殊”而进于“普遍”。史亦可言“或然之事”，其大义即涵具于太史公所谓“述往事、思来者”六字之中。钱锺书先生讲“史蕴诗心”，畅论史家可以“悬拟设想”、可以“想当然耳”，使后人如闻其声、如得其情，生动细贴，“堪入小说、院本”（《谈艺录》，诚哉斯言，然惜乎钱氏只从文学之想象与虚构着眼，所见者小，似与太史公之“思来者”中所含蕴的“诗心”，尚隔一间。陈氏之史学，则于此大有会心与妙解。试举《柳如是别传》文例三证：： 明南都倾覆，延平一系能继续朱氏之残馀，几达四十年之久，绝非偶然。自飞黄大木父子之后，闽海东南之地，至今三百馀年，虽累经人事之迁易，然实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治史之君子，溯源追始，究世变之所由，不可不于此点注意及之也。 案：明言“至今”，即“述往思来”义。余英时说“由于这一隅之地已成为国际经济系统中的一环”，故不可谓不系“全国之轻重”于一隅。陈先生写出来的只有十之二、三，余下的须我们细加省思。这里且以当今文化经济战略格局更广而论之，正如法国著名汉学家、远东研究院院长汪德迈先生（Leon Vandermeersch）新著《新汉文化圈》所指出：“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同胞结合起来，海外华人就组成为一个5000万高质量的人类群体。这一群体不仅是连接中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纽带，而且是恢复汉文化圈凝聚力的中介。他们属于这一文化圈，并将影响本区域的现代化进程。”此番话正可作一注脚，由此我们不得不叹服寅老神会智度之妙。 《别传》又云： 噫！三百五十年间，明清国祚俱斩，辽海之事变愈奇，长安之棋局未终，樵者之斧柯早烂矣。 案：“辽海”云云指韩战后的新局面。长安之棋未终，大有深意存焉。1945年诗云：“花门久已留胡马”，“收枰一着奈君何”；1948年诗云：“消得收枰败局棋”，寄寓有关苏俄觊觎东北的隐忧。但是，自韩战后，冷战局面终于形成（韩战的背景是美苏争夺亚洲霸权；朝鲜半岛的政治分裂局面是汉文化圈整体最严重的创伤），中国之命运，与世界之局势相绾合（即寅老之著名文化史观点“外族盛衰连环”说），成为一“未终”之棋局。“烂柯”即表明世事变化极大极快。此四句话，正是诗心史笔浑然一体。寅老的感慨极深，他对于中国未来的关切心事与卓越见识，真是并世无二。 《别传》又云：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馀，往往窥见其阪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此一段文字，极具唱叹生情之妙，亦为研究陈先生的学者们常常引用，以说明《别传》的宗旨所在，但大都语焉未详，或不得要领。《别传》宗旨，可分说可合说。合说即陈先生“明清痛史新兼旧”一句便了。分说即“史”与“诗”两个层面。“史”的兴趣即寅恪一贯的知识兴趣，即求真，即为柳如是洗冤。作者往往在《传》中解决一段悬案，洗出一段清白之后，每每流露出莫大愉快：“数百年之后，大九州之间，真能通解其旨意者，更复几人哉？更复几人哉？”“……真理实事，终不能靡灭，岂不幸哉？”等等。进而言之，陈先生下如许大功夫于辨诬、求真、沅冤，其深层心理，殊可深玩。倘若我们把陈先生心目中“阿云格调更无俦”的河东君视作中国文化命运的象征，倘若我们联想到古代文化、古典文学在当代中国遭“深诋”、受“厚诬”的命运，则我们亦可问道：“大九州之间”，真能通解陈先生的“绝世孤衷”者，“更复有几人哉？”自“诗”的层面说，即于求真，更进而求善求美。因而陈先生此段中“引申”一词，大可深扣。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改男造女态全新”、“欲改衰翁成姹女”的时代，陈先生偏偏在他的文化世界中“著书唯剩颂红妆”。其述往思来的苦心即贬斥势利、尊崇气节。明清易代之际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二十万人皆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花蕊夫人）；“座中若个是男儿”、“今日衣冠愧女儿”。在中国文化的语义系统中，“女儿”之贞节乃士人之气节之一种象征，因而此气节问题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的支柱，一旦抽掉此一支柱，士将不士。在1950年刊行，1955、1959年修订重印的《元白诗笺证稿》中，陈先生说，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士大夫阶层之人，有贤不肖巧拙之分，其贤者拙者，常感痛苦，因其不善适应标准与习俗之变易之故也。这正是他一贯的思想。陈先生易此稿初名《钱柳因缘诗释证》为《柳如是别传》，又在第一章“缘起”中说：“今撰此书，专考河东君之本末，而取牧斋事迹之有关者附之，以免喧宾夺主之嫌”，正是著书大义。而陈先生的预感不能不说是深刻的。后来文革中知识分子的某些表现，正是知识人被摘除了灵魂之后的恶果。 陈寅恪天性涵具诗人气质。有两条材料，可以说明。一是汪《传》引李潢语：“其对国家民族爱护之深与本于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恶之切，酒酣耳热，顿露激昂，我亲见之，不似象牙塔中人”（p33）。二是钱穆《师友杂忆》记，钱氏于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幽居作《国史大纲》时，一日寅恪偕锡予（汤用彤）来此地一宿，曾在寺院中石桥上临池而坐，寅恪对钱穆言：“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是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这条材料极可宝贵。陈先生的气质，由此可以想象。他常云：“读史旧知今日事”，“世变早知原尔尔”。仔细想来他不仅天性涵具诗人的一份敏感，而且此一份敏感似超乎常人。譬如说他在童年时即预感到清廷的覆灭与天下的大乱。“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当读是集也，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环宇纷扰”（《赠蒋秉南序》）。查《编年事辑》：1901年陈家定居南京，1902年寅恪即赴日留学，他有此一预感时，年仅十一、二岁。如此颖悟善感，不可不谓出于天性。因有此一种天性，陈先生认为人事可以“前知”。三十年代初，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颇传于世。因呓语与当时世局若为符契，世人颇惊以为奇。陈先生不以为奇，撰《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一文，借摩尼教之语，说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其演嬗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故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而曲园先生“为一代儒林宗硕，湛思而通识之人，值其气机触会，探演微隐以示来者，宜所言多中，复何奇之有焉？”陈先生亦属“湛思而通识之人”，故能说出巳身之所遭遇，“在此诗（《呓语》）第二第六首之间”，至于第七首，则“但知来日尚有此一境”，此亦可视为陈先生的一大预言。（参看钱仲联《清诗纪事》第十五册道光朝俞曲园诗有关注释）又，1966年《丙午元旦作》有句云：“一自黄州争说鬼，更宜赤县遍崇神”，五个月之后，预言竟成现实！再往前讲，《赠蒋秉南序》作于“文革”前夕的1965年，今日回思其“气机触会”之际，此文句句可堪深玩。 近参加编选《中国文化百家文萃》，选近现代论文，一家一篇；于陈寅恪文，选其《论韩愈》。兹简述其理由如下： １，文化史眼光 《论韩愈》云： 今所欲论者，即唐代古文运动一事，实由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所引起。（明案：这是大判断，下得深切、准确。）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也。 案：一般论者只能着眼于以古文反对骈文的文体之争，仅仅着眼于文学史、批评史上的范围来讲古文运动的发生，更可笑者以骈文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而以古文代表新兴中小地主阶级利益，非常别扭做作。 一般论者只从非常有限的意义上去肯定“文以载道”说，只有寅老才看出了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即所载之“道”，乃是政治上的“尊王攘夷”，以及文化上的“尊儒排佛”。政治与文化之所以有现实的关联，是因为自安史乱后，唐代之藩镇多胡族或胡化之汉人。这样，“文以载道”之作为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其文化大义遂得以真实呈露。 我读了《论韩愈》之后，有一种想法，搞批评史、文学史的人，眼光不能太短浅了。 此文的文化史眼光又体现在作者将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准确定位，即中国文化前后两期转旧为新的关捩点之人物：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此一论断，下得大气磅礴。 ２，辨证思想 我曾经见过不少选本，都选了韩愈的代表作《原道》。新选家们似乎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一方面肯定其“排佛”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则无一例外地指责韩愈宣扬“唯心”，宣扬封建统治者正统的伦理思想，强调君主对人民统治的合理性。我们见惯了这种政治分析，就更觉得陈先生的史识的深刻。更糟糕的是，这种政治分析法还往往冠以“辩证”思维的名称。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自诩、传授这种虚假的“辩证法”而不觉其非。而《论韩愈》则让我们见识了什么才算是真正的辩证思维。陈先生在此文中显示的一种辩证思维的精义，即看透事物之间“相反而适相成”的关系的一种智慧。 汪荣祖说：“从来儒者以韩愈排佛而钻研佛理，或讥之，或讳之，俱未悉伐异必须细究敌说之理。韩实以敌说为己用，以助阐道统，何妨其仍以儒学归心立命。”（汪《传》，此说语焉不详。实际上，在陈先生看来，不仅助阐道统，而且奖掖后学、匡救政俗、宣传学说、改进文体，皆与佛学有关，皆“以敌说助成己说”。这篇论文以韩愈排佛立论，彰显文化大义，然又以韩愈思想从佛学转出，发千年未发之覆。其妙处正在于相反相成，以圆而神之枢，运转、吐纳方以智之义，极富于真正的辨证思维意味。有此一法，学问全般皆活。这不是斤斤于材料之排比、真伪之考订的的学者所能措意的。 ３，现实关切与终极关怀 案：彼说可以助成己用，寅老自有其深切的现实关切存焉。参见同年（1951）写作诗句：“同酌曹溪我独羞，江东旧义雪盈头。”坚持“江东旧义”即“不负如来西来义”，即坚持中国文化本位。“桃观已非前度树，藁街犹是最高楼。名园北监空多士，老父东城剩独忧。”即表明对于异质文化主宰中国思想界的深忧。“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以及“刀风解体旧参禅，一榻昏昏任化迁。病起更惊春意尽，缘阴成幕听鸣蝉。”“蝉鸣”即极单调的声音，即对于学术文化定于一尊的讥剌。可见他的关心，乃是文化精神的方向。这不仅是写作《论韩愈》一文的心境，而且是陈先生一贯的文化观，即“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即道家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陈先生的终极关怀与他的现实关切，始终是不可分割的。 《别传》结束语： 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广州赠蒋秉南》诗云： 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 《别传》的动机： 余英时说：“借钱柳关系说去留问题”。其根据是：１，《霜红 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诗云：“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上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王”、“兴亡”兼古典与今典；“同入”，即感同身受，不是一般的读后感。２，《别传》第116883页，引张煌言《上延平王书》，明确说出“海外扶馀“不足以“王”，其古典即台湾的郑延平不足以王，其今典即今日流亡之政权不足以王。３，《别传》中寅老对于郑延平的一段分析，余英时认为是讲他自己的事： 寅恪案：郑氏之取台湾，乃失当日复明运动诸遗明之心，而壮清迁及汉奸之气者，不独苍水如此，……牧斋以为延平既以台湾为根据地则更无恢复中原之希望，所以辛丑逼除，遂自白茆港移居城内旧宅也。然河东君留居芙蓉庄，直至牧斋将死前始入城者，殆以明室复兴尚有希望，海上交通犹有可能，较之牧斋之心灰意冷，大有区别。钱柳二人之性格不同，此即一端，足以窥见矣。 其实，陈氏并无更多的寓意，只是讲明“钱柳二人性格之不同”。再联系到钱穆《师友杂忆》中记陈夫人赴港事失实，更可见余氏过于神经敏感。 （三）中国文化的托命人 1951年听说北京“琉璃厂书肆之业旧书者悉改新书”，有诗云： 迂叟当年感慨深，贞元醉汉托微吟。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 迂叟（张之洞）《咏海王村》尝有“曾闻醉汉称禅瑞，何况千秋翰墨林”之句，海王村琉璃厂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陈先生可以说是由一叶落而知秋。 《赠蒋秉南序》： 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从道德观点对宋学作了最高的礼赞。 《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中国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国将来之发展，必定是“宋学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 从文化理想对宋学作了最深刻的预言。 托命河汾。“疏属汾南何等事，衰残无命敢追攀” 《赠蒋秉南序》（1964) 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暇想而已。 陈寅恪的传记，比较有名的有汪荣祖著的《史家陈寅恪传》和陆键东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凄惨离世 身居北方的弟子汪篯自杀，好友向达死了，“论交三世”的俞大襟魂归西天，世侄傅乐焕钻入了湖底。躺在南国病床上，在“文化革命”狂潮的洗礼与巨大冲击中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自是在劫难逃。 1966年7月，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霎时，整个校园内鸡飞狗跳，人喊马嘶，大字报铺天盖地。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而随着原中南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等“文革”新贵打倒在地，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唐筼曾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 造反派们见陈家虽已“开吊”，但人还继续活着，为做到名符其实，索性进行抄家与劫掠财物的大规模行动。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经过几次“战斗洗礼”，陈家财物尽失。为达到终极目的，致陈氏于死地，“革命者”心生奇计，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 “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 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关于陈寅恪在生命旅程中最后一段时光的生活以及因何致命创伤而死去，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 此前的1964年，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云:“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又说:“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此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而不悔的学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隐语。
胡政之（1889～1949年4月14日）名霖，字政之，以字行。四川成都人。新记《大公报》创办人之一，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生平 1889年出生官宦家庭，1906年，胡政之父亲因病死于五河县知县任上时，17岁的胡政之不得中途辍学，离开安庆省立高等学堂而扶柩回四川。1907年自费赴日留学，1911年归国。 1912年应聘出任上海《大共和报》日文翻译，后继任编辑、主笔，编发专电，兼写社论。 1915年被派驻北京，以消息快捷受到业内注意。1916年安福系王郅隆接办大公报后聘为经理兼总编，开始对《大公报》进行改革，将原有记者开除，同时聘请林白水、梁鸿志、王峨孙等为特约访员，每天以电话向天津发消息，或以快邮寄稿，新闻因此大有改观。同时对版面进行了改革，抛弃旧式书册，改用西式通栏，版面设计都不断提高。在此后一系列事件，如张勋复辟、新文化运动中都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报道和文章。同时也密切注意国际动向，1918年作为大公报记者前住欧洲采访巴黎和会，也是与会的唯一中国记者。1920年7月回国后不久辞职，后在上海组织国闻通讯社。 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 1945年4月，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他以中国新闻界代表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会，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1948年胡政之亲自主持《大公报》香港版复刊。4月，胡政之突然病发，离开香港飞回上海就医。辗转病榻一年后，1949年4月14日在上海去世。家庭 胡政之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三弟胡选之。 妻子：顾俊琦(胡的续弦，抗战初期成婚，顾维钧的内侄女。1951年春只身出走香港，后前往美国。) 胡政之共有五女三子，除德生在美国，其他子女都留在国内：长子胡济生、次子胡冬生、胡燕(前妻之女)、胡德生(顾氏所生) 青年查良镛站在报馆宿舍门口，看着胡政之一步一步走下斜坡。他问：“胡先生，你就会回来吗？”胡回答：“就会回来。 ” 说完淡淡一笑。在这笑容中，查良镛看到了一种凄然的神色，于是立在门口呆了许久。 《大公报》总经理没有再回来，连他的名字都渐被湮没。年轻的《大公报》职员后来成了名满江湖的大侠，是为金庸。金庸回忆，1948年胡政之亲自主持《大公报》香港版复刊，年届六十的“老总”夜以继日，和同人们同吃同住，不辞劳苦，“其人格深深感动着年轻后辈，虽然相处只有一个多月，却永生难忘”。 1948年4月的一夜，胡政之突然病发，离开香港飞回上海就医。辗转病榻一年后，他在上海黯然谢世。学者傅国涌称之为“一个时代终结的象征”。学者谢泳指出，在《大公报》同人心中，胡先生的离去是一种不祥之兆，在风雨飘摇之际，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关系或许有一些暗示。 谢泳认为，半个世纪以后，可以这样解读当年胡政之的死：在一定的意义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胡政之的离去，意味着这份“中国最好的报纸”开始谢幕，在随后的岁月里，《大公报》这个名字仍在，但我们还是要说，《大公报》已经死了。 说《大公报》已死，是怀念一种消亡的传统。在这个短暂的传统中，自由知识分子得以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方针，通过报纸“文人议政”。如谢泳所言，中国近世本有两个新闻传统，一个是《大公报》的传统，一个是《新华日报》的传统，“两个传统，我们留了一个”。 胡政之身上的那种报人风采，也已不可追。 他24岁就当上了章太炎主办的上海《大共和日报》的总编辑，31岁任名报人林白水主办的北京《新社会报》的主编，此后又成功创办了著名的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1926年，他和吴鼎昌、张季鸾共同以新记公司接掌《大公报》。 名报人徐铸成曾说：“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后起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大公报》旧人陈纪滢也说：“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但是，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营业到销路，往往就会断送报纸的前途。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他的同事这样描述他在报社内的工作：胡政之每日上午处理发行、广告等经理事务；下午参加编辑会议，评比各报内容，寻找新闻线索，指令记者采访；晚上和吴鼎昌（社长）、张季鸾（总编辑）商讨社务，研究时事，选择社评题材，每星期还撰写几篇社评。他掌握报社经营的全局，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习以为常。 后世叹服，如此既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又能披坚执锐，奋战采编一线的报人，今何在焉？ 胡政之为一代社会贤达，国民党政府多次邀他做官，他都拒绝了，一生以报人自任。抗战胜利后他到南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试探他是否愿意出任行政院院长，拿洋房汽车招待他，他却谢绝了，自己跑回《大公报》南京办事处去睡帆布床。他曾言：“我与社会上层人物和达官权贵虽多交往，但只有公谊而无私交，所谈皆国内外时势大事，从不涉私，这样对于事业是有利的。” 作为报人，他有着被新闻史家方汉奇称为“在旧中国新闻界并世无两”的经历。1919年，他曾以记者身份，前住欧洲采访巴黎和会，不仅是到会的惟一中国记者，也标志着中国记者采访重大国际事件之始。1945年4月，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他以中国新闻界代表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会，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评价及影响 通常认为，开创新记《大公报》三巨头中只有张季鸾以文章名世，但如果没有胡政之的经营管理、吴鼎昌的资本，《大公报》的成功也是无法想象的。三个人中，胡政之主持《大公报》的时间最长，从1926年到1949年，如果再加上1916到1919年，先后达27年之久。对胡的贡献常用管理来加以概括。但近些年学界也开始对其早期独自经营大公报时期的作用开始重新审视。 胡政之一生，有两件事最为后人争议，一是他为了《大公报》的发展，曾经向国民政府申请过20万美元的公价外汇，这被许多人指为是受国民党的津贴；二是在国共和谈将破裂的时候，蒋介石要开"国大"，要制定"宪法"，胡政之作为社会贤达，参加了会议
弗兰兹·卡夫卡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20世纪德语小说家。文笔明净而想像奇诡，常采用寓言体，背后的寓意言人人殊，暂无（或永无）定论。别开生面的手法，令二十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其为先驱。 卡夫卡生于捷克（当时属奥匈帝国）首府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是家中长子，有三个妹妹（另有两个早夭的弟弟）。自幼爱好文学、戏剧，18岁进入布拉格大学，初习化学、文学，后习法律，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保险公司任职。多次与人订婚，却终生未娶，41岁时死于肺痨。 1904年，卡夫卡开始发表小说，早期的作品颇受表现主义的影响。1912年的一个晚上，通宵写出短篇《判决》，从此建立自己独特的风格。生前共出版七本小说的单行本和集子，死后好友布劳德（Max Brod）违背他的遗言，替他整理遗稿，出版三部长篇小说（均未定稿），以及书信、日记，并替他立传。 卡夫卡他是一位用德语写作的业余作家，他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孤独地奋斗，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价值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作品引起了世界的震动，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卡夫卡”热，经久不衰。 后世的批评家，往往过分强调卡夫卡作品阴暗的一面，忽视其明朗、风趣的地方，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Les testaments trahis）中试图纠正这一点。其实据布劳德的回忆，卡夫卡喜欢在朋友面前朗读自己的作品，读到得意的段落时会忍俊不禁，自己大笑起来。 卡夫卡一生的作品并不多，但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美国诗人奥登认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运用的是象征式的手法。三四十年代的超现实主义余党视之为同仁，四五十年代的荒诞派以之为先驱，六十年代的美国”黑色幽默“奉之为典范。 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粗暴、专制，对儿子的学习、生活不闻不问，只是偶尔指手画脚地训斥一通——他想把儿子培养成为性格坚强而又干的年轻人，但结果是适得其反，卡夫卡内心中一直对父亲存有无法消除的畏惧心理。由此而培养的敏感、怯懦的性格和孤僻、忧郁的气质使卡夫卡其人其书成为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写照：异化现象，难以排遣的孤独和危机感，无法克服的荒诞和恐惧。 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另一部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描述了经理把绝食表演者关在铁笼内进行表演，时间长达四十天。表演结束时，绝食者已经骨瘦如柴，不能支持。后来他被一个马戏团聘去，把关他的笼子放在离兽场很近的道口，为的是游客去看野兽时能顺便看到他。可是人们忘了更换记日牌，绝食者无限期地绝食下去，终于饿死。这里的饥饿艺术家实际上已经异化为动物了。 另外一些小说是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诞与非理性的，如《判决》和名篇《乡村医生》，这里，现实和非现实的因素交织，透过这些荒诞的细节和神秘的迷雾，这里寓意着：人类患了十分严重的病，已经使肌体无可救药。人类社会的一些病症是医生医治不了的，这里的医生最后也变成了流浪者。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美国》和《地洞》等揭示的是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困惑感；而《审判》、《在流放地》以及《万里长城建造时》则揭示了现代国家机器的残酷和其中的腐朽。短篇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中写到：中国老百姓被驱赶去建造并无多大实用价值的长城，他们连哪个皇帝当朝都不知道，许多年前的战役他们刚刚得知，仿佛是新闻一般奔走相告。“皇帝身边云集着一批能干而来历不明的廷臣，他们以侍从和友人的身份掩盖着艰险的用心。” “那些皇妃们靡费无度，与＊刁的廷臣们勾勾搭搭，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纵欲恣肆，恶德暴行就像家常便饭。”他还写出了表现民主主义思想的一句话：“在我看来，恰恰是有关帝国的问题应该去问一问老百姓，因为他们才是帝国的最后支柱呢。” 在世界文学史上，弗兰兹·卡夫卡绝对是一个异数。作为一个文学大师，他极为罕见地不是本国或本民族的代言人，更别提什么"时代的良心"之类的了。他在身份认定上的矛盾性与特殊性，使得他注定没有归依之所：他是奥匈帝国的臣民，生长在捷克的布拉格，在一家意大利保险公司做小职员，母语是德语，血统是犹太人，而他本人又终生与犹太人的生活、宗教和习俗保持着非常大的距离--"我跟犹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他说。 于是，他血液中对永恒的强烈渴望驱策着他孤身独对一个异质的世界，并且与之作无望的缠斗，就像他作品里的那个土地测量员K.，在一个夜晚踏雪来到神秘、强大的城堡面前，对自己的宿命已洞若观火：为进入它倾尽毕生心力，直至生命消殒。也可以说，孤独就是卡夫卡的宿命，他之渴望孤独恰如猛兽嗜血。 他说："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 卡夫卡所构筑的城堡同时也是一个有关写作的巨大隐喻，藉着孤独，他能够不断地以各种方式接近它，因为它完全来自他个人，也仅属于他个人；他的主人公都不过是他的一个化身，他们或者叫K. ，或者叫卡尔，或者名字的构词方式与卡夫卡相同，都生活在一个粗暴的父亲或类似父亲形象的阴影之下，都"害羞、胆怯、懦弱而善良"—这是卡夫卡相知最深的女友密伦娜对他的描述。 关于卡夫卡，一个需要纠正的误解是，他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身材瘦小，落落寡合。事实上，他身高一米八二，相貌英俊，一双清澈的大眼睛颇能虏获女性的芳心，这一点，他短暂一生中堪称频繁的艳遇可资佐证。他几乎每次去疗养院病休，都会同某位红颜知己发生始而急促热烈、终又不了了之的恋情。卡夫卡与未婚妻菲莉斯第一次婚约的解除就是因为他同菲莉斯的女友、负责调解二人关系的格莱特发生了超乎友情的关系。为此，菲莉斯、菲莉斯的妹妹、格莱特等人专门组成了一个"法庭"，对卡夫卡进行审判--恰恰是这场审判给卡夫卡带来的罪孽感、恐怖感和无力感，导致他日后写出了不朽名作《审判》。 卡夫卡一生三次订婚，三次解除婚约，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卡夫卡对家庭生活将毁掉他的写作所赖以存在的孤独的恐惧。在他所钟情的写作面前，常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婚姻其实毫无位置可言，而他个人，也不过是这古老的伟大事业心甘情愿的祭品。从这一点上考量，他焚膏继晷地写作、又不断地毁弃自己的作品的举动，就超越了自厌和自虐，而达至大诚大勇的境界；他那卑微、晦暗、支离破碎的一生也因而获得了一贯性和力量。 卡夫卡1924年6月3日因肺病辞世，他曾在遗嘱中要求挚友马克斯·布罗德将他的全部手稿统统付诸一炬。所幸，布罗德没有这样做。轶闻 “卡夫卡”在捷克语中是“寒鸦”的意思，卡夫卡父亲的铺子即以寒鸦来作店徽。而"卡夫卡"在希伯来语中是"穴鸟"的意思（希伯来语和意地续语都是犹太人的语言)。 为纪念这位独一无二的大师，1983年发现的小行星3412以“卡夫卡”来命名。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爱读卡夫卡，他的一本小说就叫《海边的卡夫卡》。此外，受到卡夫卡影响的中国作家甚多，有残雪、格非、余华等。卡夫卡与中国 阿根廷作家波尔赫士（Jorge Luis Borges）是首个将卡夫卡小说译为西班牙文的人，他在一篇文章《Kafka y sus precursores》中替卡夫卡追宗认祖，其中一人是韩退之，全因他写过《获麟解》这篇寓言。 卡夫卡读过一些中国文学的德译本，他在1912年写信给当时的未婚妻，引用了袁枚一首不太高明的诗： 《寒夜》 寒夜读书忘却眠 锦衾香尽炉无烟 美人含怒夺灯去 问郎知是几更天 卡夫卡读过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文学著作，有《南华经》《论语》《道德经》等。卡夫卡偏爱研究道家，他说：“在孔子的《论语》里，起初人们还站在坚实的大地上，但到后来书里的内容越来越虚无缥缈，让读者不可捉摸。老子的格言是坚硬的核桃，我被它们陶醉了，但是它们的核心对我依然紧锁着。我反复读了好多遍，然后我却发现，就像小孩玩彩色玻璃球游戏那样，我让这些格言从一个思想角落滑到另一个思想角落，而丝毫没有前进。通过这些格言玻璃球，我其实只发现了我的思想槽非常浅，无法包容老子的玻璃球。这是令人沮丧的发现，于是我停止了玻璃球游戏。”作品 生前出版的单行本 《判决》(Das Urteil) 《火夫》（或译《司炉》）(Der Heizer) 《变形记》(Die Verwandlung) 《在流刑地》(In der Strafkolonie) 生前出版的集子 《观察》(Betrachtung) 《乡村医生》(Ein Landarzt) 《饥饿艺术家》(Ein Hungerkünstler) 生前出版的小说（未结集） 《与祈祷者的对话》(Gespräch mit dem Beter) 《与醉汉的对话》(Gespräch mit dem Betrunkenen) 《巨响》(Großer Lärm) 《桶骑士》(Der Kübelreiter) 遗作（长篇小说） 《失踪者》(Der Verschollene);一名《美国》(Amerika) 《审判》（或译《诉讼》）(Der Prozeß) 《城堡》(Das Schloß) 版本 从1978年起，在德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下，一批来自各国的德语文学专家，开始按照当代学术标准来编辑卡夫卡的小说、日记、书信、遗稿，并由菲施尔出版社（S. Fischer Verlag）陆续出版。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20世纪德语小说家。文笔明净而想像奇诡，常采用寓言体,背后的寓意言人人殊，暂无（或永无）定论。别开生面的手法，令二十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其为先驱。 卡夫卡生于捷克（当时属奥匈帝国）首府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是家中长子，有三个妹妹（另有两个早夭的弟弟）。自幼爱好文学、戏剧，18岁进入布拉格大学，初习化学、文学，后习法律，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保险公司任职。多次与人订婚，却终生未娶，41岁时死于肺痨。 1904年，卡夫卡开始发表小说，早期的作品颇受表现主义的影响。1912年的一个晚上，通宵写出短篇《判决》，从此建立自己独特的风格。生前共出版七本小说的单行本和集子，死后好友布劳德（Max Brod）违背他的遗言，替他整理遗稿，出版三部长篇小说（均未定稿），以及书信、日记，并替他立传。 后世的批评家，往往过分强调卡夫卡作品阴暗的一面，忽视其明朗、风趣的地方，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Les testaments trahis）中试图纠正这一点。其实据布劳德的回忆，卡夫卡喜欢在朋友面前朗读自己的作品，读到得意的段落时会忍俊不禁，自己大笑起来。卡夫卡他是一位用德语写作的业余作家，国籍属奥匈帝国。他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孤独地奋斗，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价值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作品引起了世界的震动，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卡夫卡”热，经久不衰。 卡夫卡一生的作品并不多，但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美国诗人奥登认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运用的是象征式的手法。后世的许多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如“荒诞派戏剧”、法国的“新小说”等都把卡夫卡奉为自己的鼻祖。 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粗暴、专制，对儿子的学习、生活不闻不问，只是偶尔指手画脚地训斥一通——他想把儿子培养成为性格坚强而又干的年轻人，但结果是适得其反，卡夫卡内心中一直对父亲存有无法消除的畏惧心理。由此而培养的敏感、怯懦的性格和孤僻、忧郁的气质使卡夫卡其人其书成为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写照：异化现象，难以排遣的孤独和危机感，无法克服的荒诞和恐惧。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另一部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描述了经理把绝食表演者关在铁笼内进行表演，时间长达四十天。表演结束时，绝食者已经骨瘦如柴，不能支持。后来他被一个马戏团聘去，把关他的笼子放在离兽场很近的道口，为的是游客去看野兽时能顺便看到他。可是人们忘了更换记日牌，绝食者无限期地绝食下去，终于饿死。这里的饥饿艺术家实际上已经异化为动物了。另外一些小说是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诞与非理性的，如《判决》和名篇《乡村医生》，这里，现实和非现实的因素交织，透过这些荒诞的细节和神秘的迷雾，这里寓意着：人类患了十分严重的病，已经使肌体无可救药。人类社会的一些病症是医生医治不了的，这里的医生最后也变成了流浪者。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美国》和《地洞》等揭示的是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困惑感；而《审判》、《在流放地》以及《万里长城建造时》则揭示了现代国家机器的残酷和其中的腐朽。短篇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中写到：中国老百姓被驱赶去建造并无多大实用价值的长城，他们连哪个皇帝当朝都不知道，许多年前的战役他们刚刚得知，仿佛是新闻一般奔走相告。“皇帝身边云集着一批能干而来历不明的廷臣，他们以侍从和友人的身份掩盖着艰险的用心。” “那些皇妃们靡费无度，与＊刁的廷臣们勾勾搭搭，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纵欲恣肆，恶德暴行就像家常便饭。”他还写出了表现民主主义思想的一句话：“在我看来，恰恰是有关帝国的问题应该去问一问老百姓，因为他们才是帝国的最后支柱呢。”弗兰兹·卡夫卡（<onlyinclude>Franz Kafka</onlyinclude>，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20世纪德语小说家。文笔明净而想像奇诡，常采用寓言体,背后的寓意言人人殊，暂无（或永无）定论。别开生面的手法，令二十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其为先驱。 卡夫卡生于捷克（当时属奥匈帝国）首府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是家中长子，有三个妹妹（另有两个早夭的弟弟）。自幼爱好文学、戏剧，18岁进入布拉格大学，初习化学、文学，后习法律，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保险公司任职。多次与人订婚，却终生未娶，41岁时死于肺痨。 1904年，卡夫卡开始发表小说，早期的作品颇受表现主义的影响。1912年的一个晚上，通宵写出短篇《判决》，从此建立自己独特的风格。生前共出版七本小说的单行本和集子，死后好友布劳德（<onlyinclude>Max Brod</onlyinclude>）违背他的遗言，替他整理遗稿，出版三部长篇小说（均未定稿），以及书信、日记，并替他立传。 后世的批评家，往往过分强调卡夫卡作品阴暗的一面，忽视其明朗、风趣的地方，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Les testaments trahis）中试图纠正这一点。其实据布劳德的回忆，卡夫卡喜欢在朋友面前朗读自己的作品，读到得意的段落时会忍俊不禁，自己大笑起来。 在世界文学史上，弗兰兹·卡夫卡绝对是一个异数。作为一个文学大师，他极为罕见地不是本国或本民族的代言人，更别提什么"时代的良心"之类的了。他在身份认定上的矛盾性与特殊性，使得他注定没有归依之所：他是奥匈帝国的臣民，生长在捷克的布拉格，在一家意大利保险公司做小职员，母语是德语，血统是犹太人，而他本人又终生与犹太人的生活、宗教和习俗保持着非常大的距离--"我跟犹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他说。 于是，他血液中对永恒的强烈渴望驱策着他孤身独对一个异质的世界，并且与之作无望的缠斗，就像他作品里的那个土地测量员K，在一个夜晚踏雪来到神秘、强大的城堡面前，对自己的宿命已洞若观火：为进入它倾尽毕生心力，直至生命消殒。也可以说，孤独就是卡夫卡的宿命，他之渴望孤独恰如猛兽嗜血。 他说："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 卡夫卡所构筑的城堡同时也是一个有关写作的巨大隐喻，藉着孤独，他能够不断地以各种方式接近它，因为它完全来自他个人，也仅属于他个人；他的主人公都不过是他的一个化身，他们或者叫K ，或者叫卡尔，或者名字的构词方式与卡夫卡相同，都生活在一个粗暴的父亲或类似父亲形象的阴影之下，都"害羞、胆怯、懦弱而善良"--这是卡夫卡相知最深的女友密伦娜对他的描述。 关于卡夫卡，一个需要纠正的误解是，他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身材瘦小，落落寡合。事实上，他身高一米八二，相貌英俊，一双清澈的大眼睛颇能虏获女性的芳心，这一点，他短暂一生中堪称频繁的艳遇可资佐证。他几乎每次去疗养院病休，都会同某位红颜知己发生始而急促热烈、终又不了了之的恋情。卡夫卡与未婚妻菲莉斯第一次婚约的解除就是因为他同菲莉斯的女友、负责调解二人关系的格莱特发生了超乎友情的关系。为此，菲莉斯、菲莉斯的妹妹、格莱特等人专门组成了一个"法庭"，对卡夫卡进行审判--恰恰是这场审判给卡夫卡带来的罪孽感、恐怖感和无力感，导致他日后写出了不朽名作《审判》。 卡夫卡一生三次订婚，三次解除婚约，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卡夫卡对家庭生活将毁掉他的写作赖以存在的孤独的恐惧。在他所钟情的写作面前，常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婚姻其实毫无位置可言，而他个人，也不过是这古老的伟大事业心甘情愿的祭品。从这一点上考量，他焚膏继晷地写作、又不断地毁弃自己的作品的举动，就超越了自厌和自虐，而达至大诚大勇的境界；他那卑微、晦暗、支离破碎的一生也因而获得了一贯性和力量。 卡夫卡1924年6月3日因肺病辞世，他曾在遗嘱中要求挚友马克斯·布罗德将他的全部手稿统统付诸一炬。所幸，布罗德没有这样做。 轶闻 “卡夫卡”在捷克语中是“寒鸦”的意思，卡夫卡父亲的铺子即以寒鸦来作店徽。 为纪念这位独一无二的作家，1983年发现的小行星3412以“卡夫卡”来命名。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爱读卡夫卡，他的一本小说就叫《海边的卡夫卡》。 卡夫卡与中国： 阿根廷作家波尔赫士（Jorge Luis Borges）是首个将卡夫卡小说译为西班牙文的人，他在一篇文章《Kafka y sus precursores》中替卡夫卡追宗认祖，其中一人是韩退之，全因他写过《获麟解》这篇寓言。 卡夫卡读过一些中国文学的德译本，他在1912年写信给当时的未婚妻，引用了袁枚一首不太高明的诗: 《寒夜》 寒夜读书忘却眠 锦衾香尽炉无烟 美人含怒夺灯去 问郎知是几更天 作品 Image:Kafka-Denkmal-00.jpg 生前出版的单行本 《判决》(Das Urteil) 《火夫》（或译《司炉》）(Der Heizer) 《变形记》(Die Verwandlung) 《在流刑地》(In der Strafkolonie) 生前出版的集子 《观察》(Betrachtung) 《乡村医生》(Ein Landarzt) 《饥饿艺术家》(Ein Hungerkünstler) 生前出版的小说（未结集） 《与祈祷者的对话》(Gespr?ch mit dem Beter) 《与醉汉的对话》(Gespr?ch mit dem Betrunkenen) 《巨响》(Gro?er L?rm) 《桶骑士》(Der Kübelreiter) 遗作（长篇小说） 《失踪者》(Der Verschollene);一名《美国》(Amerika) 《审判》（或译《诉讼》）(Der Proze?) 《城堡》(Das Schlo?) 版本 从1978年起，在德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下，一批来自各国的德语文学专家，开始按照当代学术标准来编辑卡夫卡的小说、日记、书信、遗稿，并由菲施尔出版社（S. Fischer Verlag）陆续出版。
1844年7月3日，美国专使顾盛与两广总督耆英在澳门附近望厦村签订《中美望厦条约》。这是美国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接踵而至，派顾盛率军舰3艘于1844年2月抵澳门，用战争恫吓和外交讹诈手段胁迫耆英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望厦条约》，共34款。附有《海关税则》。通过此约，美国不仅获得了英国在《南京条约》及其附约中所攫取的一切特权，而且：一、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二、进一步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由英国的所谓“秉公议定”到须经美国领事官“议允”；三、规定美国兵船可以自由闯入中国领海，任意到中国各港口“巡查贸易”；四、允许美国在五口建立教堂、医院等。条约最后一款还规定12年后修约，为日后向中国勒索新的侵略特权预埋了伏笔。《望厦条约》的内容，是对《南京条约》的扩展，因而也就更加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独立。
施世纶
施世纶 (1658年一1722年)，字文贤，清靖海侯施琅之子，是清代著名的清官。他秉公执法，清正廉洁，不畏权贵，勤于民事，在民间素有“施青天”之誉，被康熙称为江南第一清官。民间有一部流传很广的侠义公案小说《施公案》，就是关于他的传说。 【施世纶】（1659~1722年），字文贤，号浔江，晋江衙口人，施琅仲子。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以荫生初授泰州知州，后历官扬州、江宁、苏州三府知府、江南淮徐道副使、安徽布政使、太仆寺正卿、顺天府尹、都察院落左副都御史、户部左侍郎、遭运总督、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落右副都御史等。他居官时，政绩显著，清名远播，《清史稿》赞之：“聪强果决，准抑豪猾，禁胥吏，所至有惠政。”《泉州府志》颂之：“性警敏，勤于莅事，听断讼狱，摘发如神。他郡有疑案不决者，辄移鞠之。自州牧荐历大吏，清白自持，始终如一。”曾被康熙皇帝表彰为“天下第一清官”，后成为清代公案小说《施公案》的主人公，卒后，钦赐祭葬。 清光绪年间，有一位文人叫陈康祺的来到北京。在戏院里，他惊奇地听到在唱“施公”；走在街头，盲眼的民间艺人也在唱着“施不全”，这唱的都是一部流传很广的小说《施公案》里的故事。在艺人的口中，施不全被比作宋朝的包拯、明代的海瑞。这“施公”就是施世纶，“施不全”是皇上御赐的名讳。他想起小时候在乡里就听父老说施世纶的事，如今京城里唱他还是这般红火。后来，他在笔记《郎潜记闻》中感叹道：“盖二百年第檐妇孺之口，不尽无凭也。” 《施公案》主要描写清康熙年间清官施世纶巧断奇案的故事，里面还有黄天霸等一批侠士辅佐施公折狱缉盗、惩恶扬善的故事，是一部在民间流传很广的侠义公案小说。“施公”、“黄天霸”等姓名在百姓口中铮铮传诵数百年，真是“百姓口中有丰碑”啊 ! 施世纶是清朝著名的靖海侯施琅的次子。施琅作为靖海总督为大清朝收复了台湾，立下丰功伟绩，爵列公侯。作为生下来就受“荫庇”的公子，施世纶没有一丝一毫的公子哥儿的恶习。他做官后，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政绩，也没有什么奇特之举。但他最突出的风格就是事事为民着想，是一位“以民为本”的清官的典范。有一次湖南缺一位按察使，三公九卿们都推荐施世纶。大学士伊桑阿人宫奏请康熙。不料康熙说道：“朕深知世纶廉，但遇事偏执，民与诸生讼，彼必袒民；诸生与缙绅讼，彼必袒诸生。处事惟求得中，岂可偏执 ? 如世纶者，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施世纶为民做主竟到了被康熙爷说成“偏执”地步。这一“偏执”，恰恰刻画出了他以民为本的可敬可爱。如果当官的都能如此“偏执”，那么“民主”也就不远了。 不知是不是因了康熙“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这句“圣谕”，施世纶当官多是与钱粮打交道。他曾到江苏督办漕运。当时的漕运可是一个肥缺，连负责押运的低级武官们都能扣克漕米、藏货纳赃。施世纶作为漕运总督，根本没想到去利用职权大捞一把，而是亲临基层，身体力行，踏实干练地解决漕运内部管理混乱的痼疾。当时漕运船只往往不能按期，路上天寒地冻，驾船的兵丁们非常辛苦。当官的又经常克扣漕米、敲诈船丁。世纶就坐在淮河边，等漕米过来时，亲自上船开舱检视米色好坏份量多少。在船上他只和船丁悄悄说话，不许当官的在旁边窥探偷听。他让船快快开走，船丁们便免除了被敲诈之苦。世纶每天还带两三个文书坐上船，沿河驶去。在船上他用一本小册子详细记下晴雨风候以及水流缓急深浅情况，预测某船某日应到某处，十分准确。他的船先行，碰到有水浅滩急，就预先想到某船货重人少，先在这里准备好驳船。如有押运的官员因私滞留而借口遇上逆风什么的，他就拿出小册子给他看。他们把他视为神明，以为他能未卜先知。对于那些敲诈克扣、中饱私囊的官员，“立杖辕门，耳箭示众”。不过三四年，原先一团糟的漕运政务便被肃清，船丁不再受苦，百姓不再被欺，漕船按期往返，官员安分守己。世纶修整的漕运善政，多年后仍为百姓们焚香祷祝。 他出任湖南布政使，主管湖南财政钱粮。当时湖南的田赋在人头税中还要外加徭役费，运往京师的漕米要加收运京费，百姓苦不堪言。他到任后，将徭役费全部革除，又减去四分之一的运京费。湖南百姓万民欢腾，为他刻碑立传，四处传颂。 康熙五十九年，西北边境局势紧张，从河南到陕西，大军粮草调动运输频繁。他奉命去陕西协助总督鄂海督办军饷。他又发扬身体力行、踏实干练的工作作风，亲自坐船溯黄河西上，把运粮路线水流滩石勘测得一清二楚，并绘制了详尽的路线图。当时正逢陕西大旱，饥灾严重。他又奉命负责赈灾。他派出属员分十二路去调查灾民，按人口分给粮食，不论远近全部分到。旱灾时陕西的粮食储备空虚，他要上疏弹劾总督鄂海。鄂海知道他儿子在会宁当知府，便故意提到此事，想威胁他。他说：“我从当官后，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对儿子我还怕什么 ? ”坚持上疏。鄂海最终以失职被罢官。 陈康祺在《郎潜记闻》中写道：“公平生得力在‘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二语。”总督乃封疆大吏，权势不可谓不大，但只要你伤害了百姓，我就不放过你。这可不是一般的“偏执”，而是押上了身家性命的“为民做主”。在没有民主的封建专制时代，这已经是当官的最高境界了。中国的历史之所以能延续至今，中国的文化之所以能保存至今，像施世纶这样的官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畏豪强，果敢决断，严厉约束部属，处处施惠于民，这是施世纶为官时的一贯作风。早年任江苏泰州知州时，淮安发大水，皇上派了两位大臣到泰州监督河堤工程：、两位大臣带来数 { 人的随员。这些人经常骚扰村庄百姓，他就逮住他们加以严惩。当时湖北发生夏逢龙兵变，救援平乱的官兵路过泰州，沿途骚扰抢掠百姓。他将粮草供应准备充足．放在路旁，而命令手下每人手握一根大棒列队站在路边，他也亲自到场，士兵中有犯禁扰民的，立即逮捕法办。这是有很大风险的。中国常言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这样做，很不给带兵的将军面子，将军很可能恼羞成怒。但他正气凛然、五所畏惧。从此两排大棒之下，过境官兵再也不敢肆意妄为。后来他到江宁任知府，所到之处总是想着百姓。父亲施琅病故，他要“丁忧” ( 按例辞官回家守丧 ) 。当地百姓有卜万人前来恳求他留下来。恳求不成，于是当地百姓就一人出一文钱，在府衙前造了两座亭子，名为“一文亭”。 世纶最早任江都县令时，有什么亲戚朋友来找他托路子走后门，他一概严辞拒绝。当时江都流传一句话：“关节不到，有阎罗施老。”所以常有人把他比作正直刚毅的包拯。但是又有人比较他和包公，说包公一味耿直刚毅，而他则能行权应变。就是说，他处事办案常能灵活运用，以智取胜。在江都时，一次有一人犯了重罪，他送钱向一吏求救。吏说：“你临刑时只管大声哀求，我自有办法。”到了刑场，犯人果然大声哀呼。吏却在旁边说：“你快快认罪吧 ! ”转身走了。施公在旁边察言观色，马上就省悟：这人被奸吏卖了。他就重重处罚厂这奸吏。他在当顺天府尹也就是首都市长时，大力整治京师面貌。步兵统领托合齐当时正受到康熙帝的宠幸，每次出门都由骑卫前呼后拥。一次在路上施世纶与他相遇，世纶拱手站在路边。托合齐大惊，忙下车询问，世纶大声说： “国家制度是王爷出行才有随马侍从。我以为是王爷来了，所以才在路边拱手等候，没想到是你 ! ”还说要上疏参他一本。托合齐吓得连连谢罪才算了事。他“不侮鳏寡，不臣强御”，以智取胜，富有戏剧色彩，也许正是因此，所以他走进厂民间的传奇小说。 世纶小时多病，长大后其貌不扬，甚至可以说是很丑。清人邓之诚说他“眼歪，于卷，足跛，门偏”，所谓“五行不全”。所以有幽默感的康熙赐他“施不全”。就是这么一位“不可貌相”的人，将中国历史中的为官之道推上一个极致，我总以为，当官不贪污受贿，不敲诈勒索，这其实只是最摹本的道德和规范。清廉，是当官的—‘种行为，不是目的。行为是为目的服务的。那么什么足当官的目的呢 ? 当官的最终目的，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并且是非常称职地为人民服务。清官廉吏，自己不贪不占固然好，但如果最终只是如此，那还不是最好的。他却不能推动社会的加速进步。甚至历史上有非常清廉的官吏却是不体恤人情的酷吏恶官，也有不少清廉但无能的官吏，虽沽身自好，却办不成一件像样的事。而像施世纶这样，自己廉洁清正却又极有能力，更加之一心想着百姓，这才是最好的官，，他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与平民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如同春雨一样，细密地泽润着万物，所以才深受百姓的爱戴，在民间被广为传颂。
阿列克谢耶夫娜
索菲亚·阿列克谢耶夫娜（俄语：Софья Алексеевна，1657年9月17日－1704年7月3日）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位女摄政，彼得大帝的异母姊。彼得大帝亲政后，她试图夺权不成，被彼得放逐为尼直至死。 索菲亚是沙皇阿列克谢一世与第一个妻子玛利亚·米洛斯拉夫斯卡娅的三女。1682年其弟新沙皇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夭折，索菲亚为了维持母亲的家族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的地位，借射击军的力量发动火枪手政变，立伊凡五世和彼得一世同为沙皇，自己任摄政。她当上摄政后将当时年仅10岁的异母弟彼得及其母一族放逐到皇村；又由于伊凡五世低能体弱，与瓦西里·戈里津共掌大权。 不久后就在同年，反对派发动叛乱，索菲亚和政府被迫从克里姆林宫逃到圣三一圣谢尔盖修道院。为此她名义上被迫让出摄政位子给伊万·霍文斯基，但在射击军的支持下，她仍保有实权。 索菲亚主政时对逃亡农奴的一些让步曾引起地主不满。此外在她当政期间俄国主要发生的大事有：1686年与波兰签订互不侵犯条约；1689年与清朝签订尼布楚条约；征讨当时还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克里米亚半岛等。 1689年彼得一世完婚并准备亲政，但索菲亚并不打算还政。射击军首领沙克洛维蒂更是建议她直接称女沙皇。但是由于射击军大多在彼得居住的莫斯科郊外，密谋为彼得知晓。索菲亚自知不保，派使者向彼得求情，要求彼得照顾皇族情分。彼得不为所动，处决了沙克洛维蒂并流放戈里津。索菲亚本人受元老院说服，在不进行正式仪式的情况下进入新圣女修道院。 十年后，射击军密谋乘彼得在国外之机迎索菲亚复权。但彼得很快赶回平乱。索菲亚因涉嫌其中，被令正式为尼，且除复活节之外连其他修女都不得见，六年后去世。
路易十一(1423～1483) Louis XI
法国瓦卢瓦王朝国王（1461～1483），法兰西国土统一的奠基人。1423年7月3日出生，1483年8月30日病逝。1440年参加反对他父亲查理七世的布拉格叛乱运动，后来他父亲宽恕了他。任命他为多菲内总督。1461年查理七世去世，路易十一继位。1464年，以大胆者查理(勃艮第公爵)为首的封建贵族组织公益同盟，与王权相对抗。1465年，路易十一在斗争中失败，被迫与公益同盟缔结屈辱条约，把索姆河流域的城市还给勃艮第，把诺曼底让给其弟查理。不久，路易十一撕毁条约，重占诺曼底。他挑拨勃艮第与瑞士、洛林之间的矛盾，用金钱资助后者。1477年，勃艮第公爵大胆者查理在南锡战败身死，公爵辖区大部分被路易十一占领。路易十一统治末年，法国基本统一，只有布列塔尼公国尚未并入法国版图，加来港及其附近地区仍在英国人手中。 路易十一统治期间，王权加强，得到市民的支持。他任用新兴资产阶级担任政府官职，保护手工工场，招用意大利工人在里昂兴办第一个丝织业工场。奖励本国货物向外输出，限制输入，吸引金银入口，修建公路，创办邮政，开设印刷所。 路易十一在当王储时曾经参与反对自己父亲查理七世的叛乱。他在即位後以高压手段对付不顺从的封建诸侯，竭力执行巩固王权，集中封建领地的政策。诸侯们对他的野心做出激烈反应，他们成立了一个以大胆的查理(勃艮第公爵)为首的所谓“公益同盟”，以联合抵制国王的兼并行动。路易十一与这个组织的斗争并非一帆风顺。他于1462年兼并鲁西永和塞尔丹；在1465年与公益同盟缔约。1468年，他由于战争失败被大胆的查理逮捕。路易十一转而与民风强悍的瑞士结盟（1470年），并为法国获得了在瑞士征兵的权利。1474年，大胆的查理在南锡战役中死于受路易十一支持的瑞士人之手。至此，路易十一终于兼并了给多代法王带来危险的勃艮第公国。1475年路易十一利用贿赂手段使大胆的查理(勃艮第公爵)的同盟者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退兵。但由于他在1479年被大胆的查理的女婿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连（後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击败，结果勃艮第公国的领地尼德兰落入哈布斯堡王朝之手。1481年，路易十一把安茹、曼恩、普罗旺斯并入王室领地。 经过多年努力，路易十一大体上完成了法兰西的统一（同时大大削弱了贵族）。路易十一在建立他的中央集权统治过程中，喜爱玩弄阴谋手段胜于直接的军事行动。因此同时代人管他叫“蜘蛛国王”。 路易十一保护手工业，促进对外贸易。他利用御前会议治理国家（实际上是独裁）。路易十一的统治为法国建立起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有利条件。为了与罗马梵蒂冈和解，路易十一废除其父查理七世颁布的布鲁日国事诏书。 在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描写了路易十一的生动形象。
包拯
姓名：包拯 字：希仁 外号：包青天；包家；黄河清；包公；包龙图；包黑炭。 籍贯：安徽合肥 特征：额头上有个月形记号，而且脸比较黑。 生年：宋真宗咸平二年（999） 属相：猪 生日：夏历三月二十三日（公元4月11日） 星座：白羊座 卒年：嘉佑七年（1062） 享年：64岁 谥号：孝肃包青天 父亲：包令仪，追赠刑部尚书 母亲：张氏 配偶：张氏（原配，早亡）；董氏（续娶）；孙氏（媵） 子孙： ·包繶（长子）、崔氏（长儿媳） ·包绶（少子）、文氏（少儿媳） ·包文辅（长孙，夭折）、包永年 中举：天圣五年（1027）29岁 出仕：景佑四年（1037），39岁 初仕：天长县知县 官至：三司使；枢密副使； 名言：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家训：後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吾孙也。【人物简介】 包拯（公元999－公元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汉族。出身于官僚家庭。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天圣朝进士。累迁监察御史，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奉使契丹还，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祐六年（1061年），任枢密副使。后卒于位，谥号“孝肃”。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知庐州时，执法不避亲党。在开封时，开官府正门，使讼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诉曲直，杜绝奸吏。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则把他当作清官的化身——包青天。【生平事迹】 包拯包拯，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在《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 戏曲里，说包拯从小受父母遗弃，由包拯大嫂带养成人，这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宠爱和教养。 官场生涯 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 劾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应该给他以 更合适、恰当的官职。 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刻苦读书，所以在他二十九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永修)任职。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近年，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篆书“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力尽孝道的见证。 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才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灵地，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这时，包拯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广东肇庆)。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或许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出色的工作，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嘉祜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 他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戒廉家训》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非吾子若孙也。"他的事迹长期流传民间，过去小说、戏曲多取为题材。元杂剧已有《陈州粜米》等作品。以后流传日广，形成丰富的传说。遗著有《包孝肃奏议》。 主张改革 包拯所处的仁宗时代，已经不象宋初那样生气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费成为当时的三大灾害，老百姓的负担加重，各地出现了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面对这样的形势，包拯从忧国忧民出发，主张对时政进行整顿和改革。应当说，包拯的改革主张，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有利于当时的下层人民．包拯之所以为天下百姓所爱戴，原因就在这里。 北宋庞大的官僚机构，冗官成灾，包拯认为必须加以整顿和革新。他不但主张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议提拔“奋不顾身，孜孜于国”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弹劾“苛政暴敛”的转运使王逵，而且不畏风险，力主将皇帝的亲戚，“凡庸之人”张尧佐免去要职。在包拯看来，“在政府无所建明”的平庸之辈，不论其官职有多大，都必须下台。他曾建议改革选人、用人制度。他主张官员年到七十岁必须离职。他揭露不愿离职的官僚，是不知廉驻，“贪冒相尚，但顾子孙之计”。他主张不能任意封官许愿，即使是恩赐即由父亲的功劳而录用的子孙，也要通过考试。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冗官问题。包拯其实并不反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许多官员受到处分，包拯全力为这些敢作敢为的官员鸣不平，主张起用他们。 在经济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苛剥平民。当时有一种政策，由政府向城镇百姓强行购买国家需要的物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就成了剥削民众的一种手段。包拯坚决反对这种害民政策。他列举陕西强购军用物资的危害，“前后人户破蔼家产不少”，因而要求废除这种办法。包拯建议，国家急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的价格，自由收购。这一建议，无论对减轻百姓负担，还是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运城解盐问题，也是由于包拯极力支持改革，使解盐的生产与销售，由原来官方垄断，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这一改革，不仅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而且同样有利于食盐的流通．沈括称赞这种“通商法”，“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此外，包拯还曾主张方田均税，即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漏税逃役。他还曾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可见，包拯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目的在于“宽国利民”。 在宋朝的国防和对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样主张民富国强，改善边防措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他在出使辽国时，辽国刁难他，他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回国后，他立即将在辽国的所见所闻，报告朝廷。他说，辽国在山西北部集结兵马，聚集粮草，其意图不可不防。他建议，一定要加强山西宋辽边境的 代州(代县)、应州(应县)、雁门关一带的战备，以前，辽国蚕食 边境领土，是由于边防之臣胆小怕事，不敢对抗，如今应该下令边臣，让其严加防守，不能丢失一寸土地．另外，原来这里的守将，在军事上是外行，现在必须派懂得军事的人去领导指挥。朝廷采纳了包拯的意见，加强河北，山西的防卫．更重要的是，包拯对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减“老病冗弱”的主张，以利于训练及加强战斗力。同时，他还提出加强边境民间义勇的训练。宋朝将士经常调动，以防武将专权，但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弊病。包拯认为要改变这种政策，使将官有职有权，不要轻易调动。可贵的是，包拯建议加强国防与军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 负担为前提。当时中原地区，尤其是河北、山西的农民，苦于运送军粮，包拯曾提出，在丰收之年，可以购买当地农民粮食，储备起来，作今后军粮，减少运输困难。 包拯之主张改革朝政以利国利民，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始终认为，普通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不受 贪官酷吏欺压了，国家才能富强和太平无事。如果过分榨取，使天下苍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不但国家不能富强，而且会造成官逼民反，动摇封建统治．他之所以主张改革，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其思想渊源就在于此．尽管包拯的出发点和动机，是为了宋朝天下的长治久安，而不是全然为了天下百姓，但比起对被剥削者尽情欺压的“贪官”来，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人民，总要好得多．那种认为清官比贪官更狡猾，对老百姓更有害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刚正不阿 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这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青天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这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 首先，他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面前， 他也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 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也不要紧，反正不是为了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倒也过得去，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包拯总算碰上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 否则，早巳人头落地了。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使当时的 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 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时甚至不顾有关规定和 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不赞成包拯这种作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循守旧、无所视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好处。至于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终究认为包拯不够理想，没有提拔他当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职。 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却能虚心接受。所以司马光称道他“刚而不愎，此人所难也”。 其次，他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习惯，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 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好，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这一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 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庐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也是执法如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震，包拯死后，其威名传播四方，有一个官员，是少数民族，归顾了宋朝。这个官员对宋神宗说，他听说包拯是忠臣，我没有别的要求，请准许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将他改姓名为包顺，传说边境士兵抢了一位妇女。那位妇女急了，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那妇女病了，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装模作样地折腾一番，便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要限十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人们认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即将那妇女放了。 维护法制 在小说、戏曲中，黑包公是法律与正义的典型形象。这是由历史上的包拯演化、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不过，历史上的包拯 确实爱民如子，开封府衙铡刀不畏权贵，执法严明，因而博得当时和后代人民 的颂扬，把他作为受苦受难的救世主。包拯严明法纪，当然是为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维持封建秩序。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群众的领袖，反抗封建统治的先锋。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中有远见的官僚士大夫，都能认识到，对于人民群众，应该爱护，不要对他们横征暴虐，更不能不依王法办事，对百姓任意欺压。否则，其结果必然反过来动摇甚至摧毁封建王朝的统治，因而从根本上来说，暴政显然不如仁政．包拯就是这样的人．他 之所以为人们千古传颂，也由于他的法律思想和执法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愿望．比起贪赃枉法来，两袖清风，依法办事 总要好一些，对广大人民有利些。 尽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个被欺压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不但手续很多，而且根本见不到官员的面．这样，官吏豪强狼狈为奸，既可以敲诈勒索，又可以将法律作儿戏。 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作出了新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无论从有助于百姓申冤上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讲，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这改革，在我国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进步意义。 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包公。 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权的绳索，把官僚、贵族、豪绅、恶霸们联系在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这里举一个突出的例子。 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住着，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时，天下大雨，河水泛滥，淹没街道，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将坝内的水面据为已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的住宅连在了一块，成了水上花园．因此，要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将这些堤坝挖掉，挖掉堤坝，冲走水上花园，贵族们能答应吗?包拯画了地图，拿 了有关证据，下令将所有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权大位显，告到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水上花园。这样，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为皇亲贵戚们说话了。 包拯不畏权势，反对以权代法，客观上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也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社会上的一批无赖，偷盗者，这些人虽无权势，却同样危害人民。包拯对他们也毫不留情。 有一次，开封的一条小街上发生火灾。有些无赖竟然戏弄起包拯来。他们追到包拯面前，问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还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现在要来破坏救火工作，下令把他们统统杀了。 早在天长县时，包拯就处理过一件偷牛案．有一个无赖，将农家的牛舌割掉了．农民告到官府，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宰杀吃了。那农民真的回家把牛杀了。宋代法律规定，擅杀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个无赖到县里，控告那农民杀牛。包拯大怒，立即审问那无赖，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无赖只得招供，并且暗自吃惊：你包拯怎么会知道是我作案的?其实，包 拯是依推理法作出的判断：既然有人要害别人，那么别人犯法，那人一定要乘机告状，所以包拯叫农人干脆把牛杀了，以引诱割牛舌者来告状。 打击权贵与罪犯，维护平民利益，直接替民做主，减轻农民负担。包拯任监察御史时，曾出现过一件怪事；转运使王逵，向皇帝告状，告的是陈州(今属河南省)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多收钱粮。在当时人心目中，任中师廉洁，王逵贪卑，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所以要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逵的权势，不愿前往。包拯为弄清真相，为民除害，毅然来到陈州，经过调查，并且掌握了证据，包拯回到首都，向皇帝报告，向农民任意搜括，引起农民不满与无法生活的，正是王逵。包拯要求将王逵撤职，将多收钱粮还给农民。戏曲《陈州放粮》，就是依据包拯这一事迹，加以渲染、虚构而成的。 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众更把包公传为救世主。他们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关节就是打通关节，如果你找不到打通关节的路，也不要着急，因为有包拯替我们做主。 不过，包拯是人而不是神。尽管他办案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但他也有失误的时候。在开封府时，有一个囚犯买通了执法吏人。吏人欺骗了包拯，让囚犯从轻发落了。这说明包拯也可能犯错误，并且勇于改正错误。 历史上的包拯，不愧为值得肯定与歌颂的政治家、改革家与律专家。他为民请命的一生，将永远使人怀念。 传说中的包拯家世清贫，命运偃蹇，生下来就是个“黑漆漆、亮油油”的小儿，被父母遗弃。幸蒙兄嫂怜爱，将其抚养成人，并聘请恩师，教悔他一举成名。这也不符合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年、少年时代，深受父母恩爱和教养。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所以史书上说他“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正因为他孝顺父母，故在他29岁中进士后，竟辞官归里，颐养双亲，以终天年。直到先后给父母送终，并且守制满期后，包拯才出去做官。先任天长县知县，后又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端州出产一种名砚——端砚，作为向朝廷进贡的贡品。由于过粗官吏大量贪污，每年进贡端砚数不断增加，人民不堪负担。包拯上任后，下令只按规定数进贡，任何官员不得加码、贪污，一扫往日贪风，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包拯自己后来在离任时，连一方端砚也没有带走。 包拯的廉洁无私、受到人们的赞赏。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包拯被调往京城任监察御史，这虽没有多大实权，但包拯能够尽职尽责，对宋朝的内政外交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三年后，包拯调任三司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掌管全国户口和税务。他曾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后来的省）的财政、监察事务，工作干得很出色，故两年后又升为户部副使。 确实见于历史记载的、有关包拯的断案只有一件，就是他在天长县任知县时遇到的一件事：有一个无赖，将一个农民告到县衙，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杀了，自己留一点吃，其余拿到市场上去卖。”按当时宋朝的法律规定，民间私杀耕牛是要犯法的，但有县老爷的许可，那位农民回到家中就真的把耕牛杀了。第二天，就有人向包拯控告那位杀牛的农民，反而将这告状的人扣押起来，怒问道：“你为什么把人家牛的舌头割了？”那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追问弄得惊慌失措，只得如实招供。这个无赖再也没有想到，这是包拯使了个“引蛇出洞”之计。包拯在接到牛舌被割的报案后，马上意识到这一定是有仇家有意陷害这个农民。 如果让那个农民把牛杀了，就触犯了法律，那仇家一定会进一步告发。所以包拯叫那农民回家把牛杀了，借以引诱割牛舌者前来告状。此计果然很灵。这件事反映了包拯的机智。 包公的办案方法确实学不得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工作报告中表示，进一步加强刑事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制定和完善刑事证据规则，严格排除非法证据，防止冤假错案件的发生。对此，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吕忠梅感喟说：“我曾发过一篇文章叫‘不要像包青天那样办案’，实际上讲的就是一个证据的问题。” 包公一向以刚正不阿楷模而著称，居然提出不要像他那样办案，是不是在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笔者认为，这些疑问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包公的那套办案方法确实不符合现代的法治理念，也不利于防止冤假错案件的发生。 包公办案喜欢先入为主，主观先行。《铡美案》中包公不调查取证，看到陈世美就断言：“我观他一眉高来一眉低，就断定你家中必定有前妻。”他长于审讯而短于取证，喜欢对被审讯者以心理攻势。他还用刑罚来弥补其心理攻势的不足，动辄就要“大刑侍候”，王朝马汉等人如狼似虎，三口御铡寒气逼人，让很多人只好乖乖地“认罪服法”。他甚至动用装神弄鬼和引诱欺骗等非常手段，为了惩处“恶人”不惜使用“恶招”。还有他不讲办案程序，不主动回避与自己有关的案件，这样瓜田李下，很难保证办案结果的公正性。 当然，包公也干过微服私访之类调取证据的工作，在办案中敢于铁面无私、不惧权贵的精神也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从包公办案的主要方法来看，与我们现行的刑事证据规则是相悖的，也不符合疑罪从无的法治精神。佘祥林等人的冤案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包公办案的遗风惹的祸。不难想象，如果让包公来审审佘祥林，恐怕佘祥林早成御铡的一个冤魂了。由此看来，吕忠梅代表的告诫我们“不要像包青天那样办案”，不仅言之有理，而且言当其时。 事实上，由于吕忠梅代表可能并不熟悉历史。她所了解到的，只是小说、戏曲中所描述的，并不是历史真实。因此，吕忠梅代表只是针对的是那种办案方法，与历史上的包公的办案方法并没有针对性。【有关传说】 明代短篇小说集。又称《龙图神断公案》，全名《京本通俗演义包龙图百家公案全传》。安遥时编，序"江左陶烺元乃斌父题于虎丘之悟石轩"。１０卷。今通行本有繁简二种，繁本１００则，简本６２则、６３则、６６则不等，均有听五斋（或题李贽）点。记述宋代包拯审案断狱的故事。题材或来自民间传说，或采自史料，或转抄《海公案》，或取自时事近作。内容大都是包公明断谋财害命、仗势凌人以及奸盗诈骗等案，塑造了一个刚直正义的清官形象，同时夹杂了大量封建伦理道德说教和因果报应思想。故事情节较为生动曲折，但语言呆滞平庸。对后世公案小说有一定的影响。 《龙图公案》是明末产生的白话短篇公案小说集。书分十卷，包含一百个断案故事。不题撰人。 传说中的包公最辉煌的功绩是审出了发生在宫中的一件大案——狸猫换太子案，替仁宗皇帝找回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三侠五义》中用了好几个回目大肆渲染了这件事。 那是宋真宗第一个皇后死后的事情。当时，刘妃和李妃都怀了孕。很显然，谁生了儿子，谁就有可能立为正宫。刘妃久怀嫉妒之心，唯恐李妃生了儿子被立为皇后，于是与宫中总管都堂郭槐定计，在接生婆尤氏的配合下，趁李妃分娩时由于血晕而不省人事之机，将一狸猫剥去皮毛，血淋淋，光油油地换走了刚出世的太子。刘妃命宫女寇珠勒死太子，寇珠于心不忍，暗中将太子交付宦官陈林。陈林将太子装在提盒中送至南清宫抚养。再说真宗看到被剥了皮的狸猫，以为李妃产下了一个妖物，乃将其贬入冷宫。不久，刘妃临产，生了个儿子，被立为太子，刘妃也被册立为皇后。谁知六年后，刘后之子病夭。当刘后行知李妃生的儿子并未死时，乃将他收来抚养，并让他补了太子之缺。一日，太子在寒宫与生母李妃见了面，母子天性，两人都面带泪痕。刘后得知后，拷问寇珠，寇珠触阶而死。因此，刘后在真宗面前进谗言，真宗下旨将李妃赐死。小太监余忠情愿替李妃殉难，放出李妃。另一太监秦凤将李妃接出，送往陈州，秦凤也自焚而死。李妃在陈州无法生活，只落得住破窑、靠乞食为生。幸亏包拯在陈州放粮，得知真情，与李妃假认作母子，将李妃带回开封。此时，真宗早已死去，李妃的儿子已经做了皇帝，史称宋仁宗。包拯又趁进宫向仁宗狄皇后贺寿之机，将李妃带进宫中，李妃才得以与自己的亲生儿子仁宗见面，并道出了真相。 后来，包公又设计让陈林供出真相。已做了太后的刘氏知道阴谋败露，惊厥而死。 由于包拯在这一案中立了大功，被仁宗任为首相。 整个故事生动曲折，有头有尾，于是有人把它编成戏剧，搬上舞台，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 之所以出现狸猫换太子这个故事，就是因为历史上仁宗确有认母一事。 有关包拯的民间传说 包拯一生为官大公无私，廉洁严明，受到百姓的爱戴。百姓都把他看作是神的化身，因此民间流传着大量关于他的传说。 民间传说包拯可审判上至天上的神，下至地狱的小鬼；日审阳，夜审阴；死后还被派往阴间做了阎罗王。可见民间对包拯评价之高。 身世之谜 传说包拯在家排行老三，故小名叫包三，在包三未出世之前，他们的家境十分贫寒，有一天包三的大嫂洗澡，在澡盆里落下一颗星星，这一颗星星吓坏了他大嫂，她就把洗澡水让给他妈妈，第二年，她妈妈生下了包三，奇丑无比。加上脸又黑且额上一道月亮的胎记，他妈妈认为生了一个怪胎，他妈要求他大嫂把他活埋了，说完就吓晕了过去，而他的大嫂就偷偷地抱走，给人家寄养。 传说落在澡盆中的星星就是文曲星，民间因此说包拯是文曲星下凡。这是关于包拯神化的最初传说。 黑脸的由来 话说北宋末年，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玉皇大帝特派赤脚大仙下凡做皇帝以救治民间疾苦，还答应派文曲星和武曲星辅佐他。 赤脚大仙下凡后投胎就是宋仁宗，但一出生就一直大哭不止，催促文曲星与武曲星赶快下凡。玉皇大帝因此急派二星赶紧下界。 而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是投胎的人，都要到南斗星君处报道，并取一个脸谱下凡。文武二星到南斗星君处报到时，恰巧又遇南斗星君正与北斗星君下棋，无视文武二星的到来。 文曲星等得不耐烦了，就直接从南斗星君身旁装脸谱的乾坤袋，拿了一个脸谱就匆匆下凡投胎。而武曲星耐心的等到南斗星君下完棋后才说明来意，因此南斗星君从乾坤袋中，打算拿个武士脸谱给武曲星，但东找西找就是找不着，只好拿了文士脸谱给他。 文曲星投胎后就是包拯，但因匆忙之间拿走了武士脸谱，因此一出生就是个黑脸，以致遭到父亲嫌母亲弃，而他的嫂子可怜他将他抚养长大，所以包拯都尊称他嫂嫂为「嫂娘」。包拯长大后考中状元，游宫时皇后因为嫌他面黑，特赐他三尺红绫遮面皮。 而武曲星投胎後就是狄青，生得眉清目秀，像一个文弱的书生。但因练就了一身好武艺，而成了宋朝的一员大将，南征北讨屡建奇功。但因长得脸白清秀，难以服众，因此做了一个凶恶的鬼脸面罩戴在脸上，增添几番煞气。 以上内容纯属民间传说并无史实根据。有关包拯的传说数不胜数，此处不一一介绍。其他传说可参考人民教育出版社历代名人传说【端州执政政绩】 据史书记载，包拯在端州掌政3年，有政绩，归纳为三方面： 治理水患，为民办实事。宋时西江水患频繁，出三榕峡后，分成三支倾泻：一支经城南出羚羊峡；一支经南岸、金渡沿宋隆出金利、高明；一支从睦岗经七星岩出水基、鼎湖。每当洪水季节，端州城郊变成泽国。包拯到任后，继前人在城西、城东扩筑西江堤围，与城墙连成一体，把西江河水堵截在城南主河道上。同时，指导民众在城郊开渠、凿池，改造沥湖(今称星湖)，排渍水、筑鱼塘、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在城内打井7口，分别在府治内、西岳庙旁、学前街内、分司巷口、丰济仓右、城北门左、主帅堂前，改变居民历年来饮用西江河水或沥湖积水的习惯，减少疾病的发生。 储粮备荒，兴文办学。在今城内中衙巷与米仓巷之间，兴建丰济仓，以储粮备荒。为了纪念包拯建粮仓，端州人民把丰济仓所在地命名为“米仓巷”，此名一直沿用至今。包拯曾写诗一首：“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往哲有遗训，毋贻来者羞。”在鹄奔亭(今阅江楼西侧)，建嵩台驿站，以利便端州与外地的文书和商业往来。在宝月台兴建星岩书院，是为端州历史上第一所公立学校。 为政清廉，品德高尚。《宋史·包拯传》载：“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方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传说包拯在端州3年期满离任时，有人暗中送端砚1件。船到羚羊峡，波涛汹涌，几乎沉没，后经包拯查出，掷砚于西江，风浪霎时平息，掷砚处后来升起一岛，即今之广利镇砚洲。附近的黄布沙，则为包裹端砚的黄布所化云。 人民为了纪念包拯，在端州城内曾建有包公祠，还有包公收妖台、锁妨井等神话色彩的遗迹。七星岩石室洞东壁现存包拯题名石刻。【包拯仕履表】 天圣五年（1027年）：大理评事，知建昌县（不赴），监和州税（不赴）。 包拯生平简介 景祐四年（1037年）：大理寺丞，知天长县。 康定元年（1040年）：殿中丞，知端州。 庆历三年（1043年）：监察御史里行，勾当东排案司。 庆历四年（1044年）：监察御史，权度支判官，三司户部判官。 庆历六年（1046年）：京东转运使。 庆历七年（1047年）：直集贤院，工部员外郎，陕西转运使。 庆历八年（1048年）：刑部员外郎，河北转运使（未及上任），三司户部副使。 皇祐二年（1050年）：天章阁待制，兵部员外郎，知谏院。 皇祐四年（1052年）：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高阳关路都部署安抚使。 皇祐五年（1053年）：知扬州（后知庐州）。 至和二年（1055年）：兵部员外郎，知池州。 嘉祐元年（1056年）：刑部郎中，右司郎中，知江宁府（后权开封府）。 嘉祐三年（1058年）：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兼理检使，领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 嘉祐四年（1059年）：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 嘉祐六年（1061年）：给事中，礼部郎中（后礼部侍郎），三司使，枢密副使。 嘉祐七年（1062年）：礼部尚书（五月卒赠）。【包公墓】 包公墓包公墓全称包孝肃公墓园，位于合肥市内包河南畔林区，与包公祠紧紧相连。整座墓园面积1200平方米。包拯病逝于北宋嘉祐七年(1062年),次年由开封 护丧归葬在今合肥市东郊大兴集。1973年建于此，1988年竣工。墓园内迁安了包拯及其夫人、子孙的遗骨。包公曾言：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故有“不肖子孙，不得入墓”的传说。墓园由主墓区、附墓区和管理区组成。主墓呈“覆斗型”，墓室内安放有包拯墓志铭和2．4米长的金丝楠木棺，棺内安放包拯遗骨。北侧是附墓区，有包拯夫人董氏及其子、媳等墓5座。整个墓园庄重肃穆，寓包拯禀性峭直、刚毅之意。主要建筑上置有全国著名书法家赵朴初、刘海粟、启功、溥杰等撰书的楹联。【相关文章】 宋史卷三一六 包拯传 【原文】：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始举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後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裴徊不忍去，裏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徙知端州，迁殿中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 寻拜监察御史裏行，改监察御史。时张尧佐除节度、宣徽两使，右司谏张择行、唐介与拯共论之，语甚切。又尝建言曰：“国家岁赂契丹，非御戎之策。宜练兵选将，务实边备。”又请重门下封驳之制，及废锢赃吏，选守宰，行考试补荫弟子之法。当时诸道转运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吏多摭细故，务苛察相高尚，吏不自安，拯于是请罢按察使。 去使契丹，契丹令典客谓拯曰：“雄州新开便门，乃欲诱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尝开门矣，刺疆事何必开便门哉？”其人遂无以对。 历三司户部判官，出为京东转运使，改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徙陕西，又徙河北，入为三司户部副使。秦陇斜谷务造船材木，率课取於民；又七州出赋河桥竹索，恒数十万，拯皆奏罢之。契丹聚兵近塞，边郡稍警，命拯往河北调发军食。拯曰：“漳河沃壤，人不得耕，刑、洺、赵三州民田万五千顷，率用牧马，请悉以赋民。”从之。解州盐法率病民，拯往经度之，请一切通商贩。除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数论斥权幸大臣，请罢一切内除曲恩。又列上唐魏郑公三疏，愿置之坐右，以为高抬贵手。又上言天子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凡七事；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除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尝建议无事时徙兵内地，不报。至是，请：“罢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兖、郓、齐、濮、曹、济诸郡，设有警，无後期之忧。借曰戍兵不可遽减，请训练义勇，少给餱粮，每岁之费，不当屯兵一月之用，一州之赋，则所给者多矣。”不报。徙知瀛州，诸州以公钱贸易，积岁所负十余万，悉奏除之。以丧子乞便郡，知扬州，徙庐州，迁刑部郎中。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员外郎、知池州。复官，徙江宁府，召权知开封府，迁右司郎中。 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适京师大水，拯乃悉毁去。或持地券自言有伪增步数者，皆审验劾奏之。 迁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奏曰：“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陛下持久不决，何也？”仁宗曰：“卿欲谁立？”拯曰：“臣不才备位，乞豫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也。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无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当议之。”请裁抑内侍，减节冗费，条责诸路监司，御史府得自举属官，减一岁休暇日，事皆施行。 张方平为三司使，坐买豪民产，拯劾奏罢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论之；祁罢，而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欧阳修言：“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罚已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拯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诸管库供上物，旧皆科率外郡，积以困民。拯特为置场和市，民得无扰。吏负钱帛多缧系，间辄逃去，并械其妻子者，类皆释之。迁给事中，为三司使。数日，拜枢密副使。顷之，迁礼部侍郎，辞不受，寻以疾卒，年六十四。赠礼部尚书，諡孝肃。 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尝曰：“後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吾孙也。”初，有子名繶，娶崔氏，通判潭州，卒。崔守死，不更嫁。拯尝出其媵，在父母家生子，崔密抚其母，使谨视之。繶死後，取媵子归，名曰綖。有奏议十五卷。 【译文】：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最初考中进士，被授为大理评事，出任建昌县的知县。因为父母亲年纪都大了，包拯辞官不去赴任。得到监和州税的官职，父母又不想让他离开，包拯就辞去官职，回家赡养老人。几年之后，他的父母亲相继去世，包拯在双亲的墓旁筑起草庐，直到守丧期满，还是徘徊犹豫、不忍离去，同乡父老多次前来劝慰勉励。 过了很时间，包拯才去接受调遣[1]，担任了天长县的知县。有盗贼将人家牛的舌头割掉了，牛的主人前来上诉。包拯说：“你只管回家，把牛杀掉卖了。”不久又有人来控告，说有人私自杀掉耕牛，包拯道：“你为什么割了人家的牛舌还要来控告别人呢？”这个盗贼听罢又是吃惊又是佩服。移任端州知州，升为殿中丞。端州这地方出产砚台，他的前任知州假借上贡的名义，随意多征几十倍的砚台来送给权贵们。包拯命令工匠只按照上贡朝廷的数目制造。一年过去，他没有拿一块砚台回家。 不久，包拯被授为监察御史里行，改任监察御史。当时张尧佐被任命为节度使兼宣徽两院使，右司谏张择行、唐介和包拯一齐对此进行辩论，话语十分恳切。又曾建议说：“国家每年用岁币贿赂契丹，这并非防御戎狄的良策，应该训练士卒、选拔将领，致力于充实和巩固边防。”又请求朝廷重视门下省封驳制度，以及废罢和禁铜贪赃枉法的官吏，选拔地方长官，实行对补荫弟子进行考试的制度。当时各路转运使都兼任按察使，往往摘取无关紧要的小节来上奏弹劾官吏，专门以苛刻的考察来相互标榜、自诩高明，使得地方官吏十分不安，包拯于是请求朝廷废罢了按察使之职。 包拯出使契丹，契丹让典礼官对包拯说：“雄州城新开了一个便门，是不是想招诱我国叛逆之人以刺探边疆情报呀？”包拯说：“涿州城也曾经开过便门，刺探边境情报何必用开便门的方式呢？”那人于是无言以对。 历任三司户部判官，出任京东转运使，改授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移任陕西，又移任河北，进京担任三司户部副使。秦陇斜谷专门置办造船用的木材，随意向老百姓摊派征取，而且这里的七个州负责提供造河桥用的竹索，常常多达几十万，包拯都上奏朝廷，停止了这些摊派。契丹在边境附近集结军队，边境的州郡逐渐紧张起来，朝廷命令包拯到河北调发军粮。包拯说：“漳河地区土地肥沃，百姓却不能耕种，邢、洺、赵三州有民田一万五千顷，都用来牧马，请求全部给老百姓耕种。”朝廷答应了他的请求。解州盐法往往给百姓造成负担，包拯前往经营治理，请求朝廷全部进行通商贸易。 包拯被任命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多次议论和斥责受宠信的权臣，请求朝廷废止所有内授官职等不正当的恩宠。又罗列上陈唐代魏征的三篇奏疏，希望皇帝把它们当作座右铭和借鉴。又上章陈述天子应当明智地听取和采纳臣下的意见，辨清结党营私的人，爱惜有才能的人，不能坚持先入为主的主观意见，一共是七件事；又请求去除刻薄的风气，抑制投机取巧的人，端正刑典，明确禁令，不要轻易大兴土木，禁止妖妄荒诞的事情，朝廷大多实施推行了这些意见。 包拯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曾建议在边境无事时将军队移到内地，但没有得到答复。现在，包拯请求：“罢除河北的屯兵，将他们分别安置在黄河以南的兖、郓、齐、濮、曹、济各州，即使边境告急，也无需担心来不及调遣。如果说边境的守兵不能一下子减少，那么就请求朝廷训练义勇，减少干粮，每年的花费，比不上屯兵一个月的费用，一州的财赋就很充足了。”没有得到答复。 移任瀛州知州，各州用公家的钱进行贸易，每年累计亏损十多万，包拯上奏全部罢除。因为儿子去世，包拯请求在方便的州郡任职，做扬州知州，又移任庐州，升为刑部郎中。因为保荐官员有失而获罪，被降为兵部员外郎、池州知州。 官复原职，移任江宁府知府，朝廷召任权知开封府，升为右司郎中。包拯在朝廷为人刚毅，贵成宦官为之收敛，听说过包拯的人都很怕他。人们把包拯笑比黄河水清了，儿童妇女也知道他的大名，喊他为“包待制”。京城称他说：“关节不到，有阎王爷包老。”以前的制度规定，凡是告状不得直接到官署庭下。包拯打开官府正门，使告状的人能够直接到他面前陈述是非曲直，使胥吏不敢欺骗长官。朝中官员和势家望族私筑园林楼榭，侵占了惠民河，因而使河道堵塞不通，正逢京城发大水，包拯于是将那些园林楼谢全部毁掉。有人拿着地券虚报自己的田地数，包拯都严格地加以检验，上奏弹劾弄虚作假的人。 升任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上奏说：“太子空缺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天下人都很担忧，陛下长时间犹豫不决，这是为什么？”仁宗说：“你想让谁立为太子呢？”包拯说：“微臣我没什么才能而担任朝廷官职，之所以请求皇上预立太子，是为国家长远着想。陛下问我想让谁做太子，这是怀疑我啊。我已年届七十，又没有儿子，并不是谋求好处的人。”皇帝高兴地说：“我会慢慢考虑这件事的。”包拯请求裁减内廷侍臣的人数，减损和节约浩大的开支，责成各路行政机构尽职尽业，御史府可以自行推荐属官，减少每年的休假日期，这些事情都得到了实行。 张方平任三司使，因购买豪民的财产而获罪、包拯上奏弹劾，罢免了张的官职；但宋祁取代张方平，包拯又加以指责；宋祁被罢免后，包拯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权兼三司使。欧阳修说道：“包拯真是《左传》中所说的‘牵牛踩了别人的地而地的主人把牛抢夺过来’，这种惩罚已经过重了，又贪恋三司使的肥缺，不也太过分了吗！”包拯因此呆在家里回避，过了很长时间才出来。他在三司任职时，凡是各库的供上物品，以前都向外地的州郡摊派，老百姓负担很重、深受困扰。包拯特地设置榷场进行公平买卖，百姓得以免遭困扰。官吏负欠公家钱帛的多被拘禁，一有机会就逃走，又把他的妻儿抓起来，包拯都给放了。升给事中，担任三司使。几天后，被任命为枢密副使。随即又升为礼部侍郎，
李显
唐中宗李显（656年－710年），汉族，谥号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初谥孝和皇帝），原名李哲，唐高宗李治第七子，武则天第三子（684年1月23日—684年2月27日、705年—710年在位）。唐中宗前后两次当政，共在位七年，公元710年猝死，终年55岁，葬于定陵（今陕西省富平县西北15里的凤凰山）。 武后生四个儿子，长子李弘，次子李贤，三子李哲，四子李旦。中宗初封周王，后改封英王。其两位兄长先后被武则天所废之后，李显被立为太子。 高宗于公元683年12月病死，他于同月甲子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嗣圣”。 中宗比高宗更为庸柔无能，即位后，尊武则天为皇太后。裴炎受遗诏辅政，政事皆取决于武则天。他重用韦皇后亲戚，试图组成自己的集团。欲以韦皇后之父韦元贞为侍中（宰相职），裴炎固急以为不可。李显大怒：“我以天下给韦元贞，也无不可，难道还吝惜一侍中吗？”裴炎听后报告了武则天，武则天对中宗的举动大为恼火，公元684年2月，继位才两个月的中宗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贬出长安。 中宗先后被软禁于均州（今湖北省均县）、房州（今湖北省房县）14年，只有妃子韦氏陪伴，两人相依为命，尝尽了人世的艰难。每当听说武则天派使臣前来，中宗就吓得想自杀。韦氏总是安慰他说：“祸福无常，也不一定就是赐死，何必如此惊恐。”韦氏的鼓励、帮助、劝慰，才使他在逆境中坚持着活了下来。因此，中宗和韦氏作为患难夫妻，感情十分深厚。他曾对韦氏发誓说：“有朝一日我能重登皇位，一定满足你的任何愿望。” 公元699年，中宗被武则天召回京城，重立被立为太子。公元705年，82岁的武则天病重。正月丙午日，宰相张柬之、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人突率羽林军五百余人，冲入玄武门，杀张易之、张昌宗。迫使则天皇帝传位于中宗。改年号为“神龙”。2月，复国号为唐。 中宗复位后，马上立韦氏为皇后，又不顾大臣的劝阻，破格追封韦皇后之父亲为王，并让韦皇后参预朝政，对张柬之等功臣却不加信用。将韦皇后的女儿安乐公主嫁给武三思之子武崇训。封上官婉儿为昭容。教她专掌制命，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令。 上官婉儿同武三思关系暧昧，韦后又十分信用儿女亲家武三思，并以此结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左右着朝政。武三思和韦后的关系十分暧昧。两人玩“双陆”游戏（有赌博性质），唐中宗还兴致勃勃的帮人家数筹码。张柬之等大臣眼见又要重演武则天的旧事，力劝中宗除掉武三思。武三思和韦后反诬告张柬之等人谋图不轨，怂勇中宗明升暗降，将张柬之等人册封为王，调出京城。武三思又派刺客在途中将他们刺杀。 安乐公主也野心勃勃，一心想做武则天第二。她要中宗废黜不是韦皇后所生的太子李重俊，由她自己当皇太女。韦皇后和武三思也怂勇中宗废掉李重俊。李重俊便和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于公元707年发动羽林军共300多人，杀死武三思父子，又攻入宫中，想攻杀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因众寡悬殊，两李被杀。韦皇后乘机诬陷宰相魏元忠与太子有勾结，将其贬出京城，独揽了大权。韦后肆无忌惮地大卖官爵，中宗也不加制止，一切按她的意愿去办。 有个时期，安乐公主自己写好了诏书，掩住正文拿去让李显盖印，中宗竟看也不看地把印盖上。有一年的元宵节，中宗在韦皇后的怂勇下，带着公主和宫女数千人，全都换上平民的服装出宫逛灯市，赶热闹。到夜深回宫，一查点，数千宫女逃走了十之五六。怕声张出去有损体面，中宗也只得不了了之。 又有一次，中宗在皇宫内召见百官，命令三品以上的官员抛球和拔河，供他和韦后欣赏。朝臣多数是文官，不好嬉戏，直弄得他们个个丑态百出，尤其是那几个上了年纪的大臣，体力不支，拔河时随着长绳扑倒在地，一时站不起来，手脚乱爬。中宗和韦后见了，还都开怀大笑。 李重俊死后，太子之位出现空缺，安乐公主就伺机而动，想像祖母武则天一样君临天下，当女皇帝。每次见到中宗都要中宗册封她为皇太女，中宗认为不妥，所以不准。于是安乐公主怀恨在心，全然不顾多年的父女之情，终日和韦后策划如何解决中宗，夺取皇位。 公元710年5月，唐中宗被韦后与安乐公主合谋毒死。年五十五。十一月葬于定陵。曾用年号 嗣圣 公元684年 神龙 公元705—707年 景龙 公元707—710年。相关史料 《旧唐书 本纪第七 中宗睿宗》 中宗大和圣昭孝皇帝讳显，高宗第七子，母曰则天顺圣皇后。显庆元年十一月乙丑，生于长安。明年封周王，授洛州牧。仪凤二年，徙封英王，改名哲，授雍州牧。永隆元年，章怀太子（李贤）废，其年立为皇太子。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崩，遗诏皇太子柩前即帝位。皇太后临朝称制，改元嗣圣。元年二月，皇太后废帝为庐陵王，幽于别所。其年五月，迁于均州，寻徙居房陵。圣历元年，召还东都，立为皇太子，依旧名显。时张易之与弟昌宗潜图逆乱。神龙元年正月，凤阁侍郎张柬之、鸾台侍郎崔玄暐、左羽林将军敬晖、右羽林将军桓彦范、司刑少卿袁恕己等定策率羽林兵诛易之、昌宗，迎皇太子监国，总司庶政。大赦天下。凤阁侍郎韦承庆、正谏大夫房融、司礼卿崔神庆等下狱。甲辰，命地官侍郎樊忱往京师告庙陵。司刑少卿兼相王府司马袁恕己为凤阁鸾台平章事。 乙巳，则天传位于皇太子。丙午，即皇帝位于通天宫，大赦天下，唯易之党与不在原限。为周兴、来俊臣所枉陷者，咸令雪免。内外文武官加两阶，三品已上加爵二等，入五品等特减四考。大酺五日。以并州牧相王旦及太平公主有诛易之兄弟功，相王加号安国相王，进拜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公主加号镇国太平公主，仍赐实封，通前满五千户。皇亲先被配没者，子孙令复属籍，仍量叙官爵。出宫女三千。丁未，天后徙居上阳宫。庚戌，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张柬之为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封汉阳郡公；鸾台侍郎兼检校太子右庶子、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崔玄暐为守内史，封博陵郡公；袁恕己同凤阁鸾台三品，封南阳郡公；敬晖为纳言、平阳郡公；桓彦范为纳言、谯郡公：并加银青光禄大夫，赐实封五百户。右羽林大将军、辽国公李多祚进封辽阳郡王，赐实封六百户；内直郎、驸马都尉王同皎为云麾将军、右千牛将军、琅邪郡公，食实封五百户。并赏诛张易之兄弟功。其余封各有差。上天后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 二月甲寅，复国号，依旧为唐。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并依永淳已前故事。神都依旧为东都，北都为并州大都督府，老君依旧为玄元皇帝。诸州百姓免今年租税，房州百姓给复三年。改左右肃政台为左右御史台。韦承庆贬高要尉，房融配流钦州。中书令杨再思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京留守；太仆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出为亳州刺史。己未，封堂兄左金吾将军、郁林郡公千里为成纪郡王、左金吾卫大将军，实封五百户。令贡举人停习《臣轨》，依旧习《老子》。甲子，立妃韦氏为皇后，大赦天下，内外官陪位者赐勋一转，大酺三日。后父故豫州刺史玄贞为上洛郡王，后母崔氏赠上洛郡王妃。初，韩王元嘉、霍王元轨等自垂拱以来皆遭非命，是日追复官爵，令备礼改葬，有胤嗣者即令承袭，无胤嗣者听取亲为后。诏九品已上及朝集使极言朝政得失，兼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丙寅，左散骑常侍、谯王重福贬濮州员外刺史，不知州事。特进、太子宾客、梁王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加实封五百户，通前一千五百户。丁卯，右散骑常侍、定安郡王、驸马都尉武攸暨封定王，为司徒，更加实封四百户，通前一千户。辛未，上往观风殿朝天后。太尉、安国相王旦固让太尉及知政事，遂从其请。甲戌，国子祭酒祝钦明同中书门下三品。黄门侍郎、知侍中事韦安石为刑部尚书，罢知政事。丙子，诸州置寺、观一所，以“中兴”为名。丁丑，武三思固让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武攸暨固让司徒、封王，许之。改封义兴郡王重俊为卫王，北海郡王重茂为温王。 三月辛巳，追复故司空、英国公李绩官爵，令所司为起坟改葬。甲申，制文明已来破家臣僚所有子孙，并还资廕。其扬州构逆徒党，唯徐敬业一房不在免限，余并原宥。丁亥，废左右司员外郎。其酷吏刘光业、王德寿、王处贞、屈贞筠、刘景阳等五人，虽已身死，官爵并宜追夺；景阳见在，贬禄州乐单尉。丘神绩、来子珣，万国俊、周兴、来俊臣、鱼承晔、王景昭、索元礼、傅游艺、王弘义、张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立、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备、陈嘉言等虽已身死，并宜除名。唐奉一配流，李秦授、曹仁哲并改与岭南远恶处。己丑，中书侍郎兼检校相王府长史、南阳郡公袁恕己为中书令，兼检校安国相王府长史。诏曰：“君臣朝序，贵贱之礼斯殊；兄弟大伦，先后之仪亦异。圣人之制，率由斯道。朕临兹宝极，位在崇高。负扆当阳，虽受宗枝之敬；退朝私谒，仍用家人之礼。近代以来，罕遵轨度，王及公主，曲致私情，姑叔之尊，拜于子侄，违法背礼，情用恻然。自今已后，宜从革弊。安国相王某及镇国太平公主更不得辄拜卫王重俊兄弟及长宁公主姊妹等。宜告宗属，知朕意焉。”先是，诸王及公主皆以亲为贵，天子之子，诸姑叔见之必先致拜，若致书则称为启事。上志欲敦睦亲族，故下制革之。庚寅，卫王重俊上洛州牧。王乘驷马车，卤簿从；诸王公已下、中书门下五品已上及诸亲并祖送，礼仪甚盛。事毕，赐物有差。辛卯，以故司仆少卿徐有功执法平恕，追赠越州都督，并授一子官。戊戌，左右千牛卫各置大将军一员。罢奉宸府官员。以安北大都护、安国相王旦为左右千牛大将军，每大朝会内供奉。丙午，改秋社依旧用仲秋。戊申，相王旦于太常?上。王公诸亲祖送，卫尉张设，光禄造食。礼毕，赐物如卫王上洛州牧之仪。 夏四月乙丑，端州尉魏元忠为卫尉卿、同中书门下三品。甲戌，左庶子韦安石为吏部尚书，太子宾客李怀远为右散骑常侍，右庶子唐休璟为辅国大将军，右庶子崔玄暐为特进、检校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判都督事，右庶子、西留守、户部尚书、弘农郡公杨再思为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判都督事，少詹事兼侍读、国子祭酒祝钦明为刑部尚书：并依前知政事，以上在春宫故僚也。乙亥，张柬之为中书令。戊寅，追赠邵王重润为懿德太子。同官县大雨雹，燕雀多死，漂溺居人四百家，遣使赈给。五月壬午，迁武氏七庙神主于西京崇尊庙。东都创置太庙社稷。戊子，制依旧以周、隋为二王后。壬辰，封成纪郡王千里为成王。癸巳，侍中敬晖封为平阳郡王；侍中桓彦范扶阳郡王，赐姓韦氏；中书令张柬之汉阳郡王；中书令袁恕己南阳郡王；特进崔玄暐海陵郡王；并加授特进，罢知政事。吏部尚书韦安石为兼中书令，兵部尚书魏元忠为兼侍中。丙申，皇后表请天下士庶为出母为三年服，年二十二成丁，五十九免役。癸卯，降梁王武三思为德静郡王，定王武攸暨为乐寿郡王，河内王武懿宗等十余人并降为国公。甲辰，特进、芮国公豆卢钦望为尚书左仆射，辅国大将军、酒泉郡公唐休璟为尚书右仆射：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丙午，制以邹鲁之邑百户为太师、隆道公宣尼采邑，用供荐享。又授裔孙褒圣侯崇基朝散大夫，仍许子孙传袭。 六月丁巳，河北十七州大水，漂没人居。癸亥，尚书左仆射豆卢钦望，军国重事中书门下可共平章；检校中书令韦安石中书令，兼检校吏部尚书；检校侍中魏元忠兼检校兵部尚书；杨再思兼户部尚书，兼检校中书令。丁卯，祔孝敬皇帝神主于太庙。庙号义宗，非礼也。戊辰，洛水暴涨，坏庐舍二千余家，溺死者甚众。秋七月辛巳，太子宾客韦巨源同中书门下三品。乙未，以特进、汉阳郡王张柬之为襄州刺史，仍不知州事。八月戊申，以水灾，令文武官九品以上直言极谏。河南洛阳百姓被水兼损者给复一年。甲子，追册故妃赵氏为恭皇后，尊孝敬妃裴氏为哀皇后。乙亥，上亲祔太祖景皇帝、献祖光皇帝、世祖元皇帝、高祖神尧皇帝、皇祖太宗文武皇帝、皇孝高宗天皇大帝、皇兄义宗孝敬皇帝神主于太庙。皇后庙见。丁丑，御洛城南门观斗象。九月壬午，亲祀明堂，大赦天下。禁《化胡经》及婚娶之家父母亲亡停丧成礼。天下大酺三日。戊戌，太子宾客韦巨源为礼部尚书，依旧知政事。冬十月癸亥，幸龙门香山寺。乙丑，幸新安。改弘文馆为修文馆。辛未，魏元忠为中书令，杨再思为侍中。 十一月戊寅，加皇帝尊号曰应天，皇后尊号曰顺天。壬午，皇帝、皇后亲谒太庙，告受徽号之意，大赦天下，赐酺三日。己丑，御洛城南门楼观泼寒胡戏。辛丑，卫王重俊为左卫大将军，遥领扬州大都督；温王重茂为右卫大将军，遥领并州大都督。十二月壬寅，则天皇太后崩。 二年春正月丙申，护则天灵驾还京。戊戌，吏部尚书李峤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于惟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闰月丙午朔，置公主府官员。乙卯，以特进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三人为滑、洺、豫刺史。二月乙未，刑部尚书韦巨源同中书门下三品。遣十使巡察风俗。丙申，僧会范、道士史崇玄等十余人授官封公，以常赏圣善寺功也。三月甲辰，中书令韦安石为户部尚书，罢知政事。户部尚书苏瑰为侍中、京留守。乙巳，黄雾四塞。唐休璟请致仕，许之。庚戌，杀光禄卿、驸马都尉王同皎。壬子，洛阳城东七里许，地色如水，侧近树木、往来车马历历影见水中，经月余乃灭。是月，大置员外官，自京诸司及诸州佐凡二千余人，超授阉官七品已上及员外者千余人。壬戌，赠后父韦玄贞太师、益州都督。 夏四月甲戌，又赠玄贞为酆王，玄贞弟四人并赠郡王。己卯，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怀远请致仕，许之。辛巳，洛水暴涨，坏天津桥。六月戊寅，特进、朗州刺史、平阳郡王敬晖贬崖州司马，特进、亳州刺史、扶阳郡王桓彦范泷州司马，特进、郢州刺史袁恕己窦州司马，特进、均州刺史、博陵郡王崔玄暐白州司马，特进、襄州刺史、汉阳郡王张柬之新州司马，并员外置，长任，旧官封爵并追夺。秋七月丙午，立卫王重俊为皇太子。丙寅，中书令兼检校兵部尚书齐国公魏元忠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令，仍知兵部事；吏部尚书李峤为中书令；刑部尚书韦巨源为吏部尚书，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庚午，礼部尚书祝钦明为中丞萧至忠所劾。前左散骑常侍李怀远为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东都留守。 九月，祝钦明贬青州刺史。壬寅，幸白马寺。戊午，左散骑常侍李怀远卒。壬寅，置户部侍郎一员。 冬十月己卯，车驾还京师。戊戌，至自东都。十一月乙巳，大赦天下，行从文武官赐勋一转。改河南为合宫，洛阳为永昌，嵩阳为登封，阳城为告成。戊午，兼秘书郑普思坐妖逆配流儋州，其党与皆伏诛。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灵州鸣沙县，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逆击之，官军败绩，死者三万。丁巳，突厥进寇原、会等州，掠陇右牧马万余而去。甲申，募能斩默啜者，封授诸大卫大将军。丙戌，以突厥犯边，京师亢旱，令减膳彻乐。河北水，大饥，命侍中苏瑰存抚赈给。丙申，特进、尚书左仆射、兼安国相王府长史、芮国公豆卢钦望为开府仪同三司，依旧平章军国重事；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令、知兵部事、齐国公魏元忠为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仍兼知兵部事。是冬，牛大疫。 三年春正月庚子朔，不受朝会，丧未再期也。庚戌，以默啜寇边，制募猛士武艺超绝者，各令自举，内外群官各进破灭突厥之策。丙辰，以旱，亲录囚徒。己巳，遣武攸暨、武三思往乾陵祈雨于则天皇后，既而雨降，上大感悦。二月辛未，制武氏崇恩庙依旧享祭，仍置五品令、七品丞，其昊陵、顺陵置令、丞如庙。壬午，赠太师、酆王庙号褒德，陵号荣先，置六品令、八品丞。庚寅，改中兴寺、观为龙兴，内外不得言“中兴”。辛卯，幸安乐公主宅。 三月丙子，吐蕃赞普遣大臣悉董热献方物。是春，自京师至山东疾疫，民死者众。河北、河南大旱。夏四月辛巳，以嗣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赞普。庚寅，幸荐福寺，曲赦雍州。五月戊戌，左屯卫大将军兼检校洛州长史张仁亶为朔方道大总管，以备突厥。丙午，突厥默啜杀我行人臧思言。六月丁卯逆，日有蚀之。戊子，姚隽道讨击使、侍御史唐九征击姚州叛蛮，破之，俘虏三千计，遂于其处勒石纪功焉。是夏，山东、河北二十余州旱，饥馑疾疫死者数千计，遣使赈恤之。秋七月庚子，皇太子重俊与羽林将军李多祚等，率羽林千骑兵三百余人，诛武三思、武崇训，遂引兵自肃章门斩关而入。帝惶遽登玄武楼，重俊引兵至下，上自临轩谕之，众遂散去，杀李多祚。重俊出奔至鄠县，为部下所杀。癸卯，大赦天下。八月丙子，改玄武门为神武门，楼为制胜楼。丙戌，左仆射兼中书令魏元忠请致仕，授特进。 九月丁酉，兵部尚书、郢国公宗楚客，左卫将军兼太府卿纪处讷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吏部侍郎兼左御史台中丞萧至忠为黄门侍郎兼左御史中丞、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东海郡公于惟谦国子祭酒，罢知政事。庚子，上皇帝尊号曰应天神龙，皇后尊号曰顺天翊圣，大赦天下，改元为景龙。两京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外官赐勋一转。景龙元年九月甲辰，特进魏元忠左授务川尉，言与重俊通谋也。庚辰，侍中兼左御史台大夫杨再思为中书令，吏部尚书韦巨源、太府卿纪处讷并为侍中，侍中苏瑰为吏部尚书。壬戌，改左右羽林卫千骑为万骑，仍分为左右。 冬十月壬午，彗见于西，月余而灭。壬午，皇后上《神武颂》，令两京及四大都督府皆刻之于石。十二月乙丑朔，日有蚀之。丁丑，京师雨土。 二年春正月丙申，沧州雨雹，大如鸡卵。二月辛未，幸左金吾大将军、陈国公陆颂宅。皇后自言衣箱中裙上有五色云起，令画工图之，以示百僚，乃大赦天下。癸未夜，天保星坠西南，有声如雷，野雉皆雊。乙酉，帝以后服有庆云之瑞，大赦天下。内外五品已上母妻各加邑号一等，无妻者听授女；天下妇人八十已上，版授乡、县、郡等君。三月丙子，朔方道大总管张仁亶筑受降城于河上。 夏四月庚午，左散骑常侍、乐寿郡王、驸马都尉武攸暨让郡王，改封楚国公。癸未，修文馆增置大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己丑，幸长乐公主庄，即日还宫。 六月丁亥，改太史局为太史监，罢隶秘书省。秋七月辛卯，台州地震。癸巳，左屯卫大将军、摄右御史台大夫、朔方道行营大总管、韩国公张仁亶同中书门下三品。有赤气竟天，其光烛地，经三日乃止。冬十一月庚申，突厥首领娑葛叛，自立为可汗，遣弟遮弩率众犯塞。己卯，以安乐公主出降，假皇后仗出于禁中，以盛其仪，帝及后御安福楼以观之。礼毕，大赦天下，赐酺三日。癸未，安西都护牛师奖与娑葛战于火烧城，师奖败绩，没于阵。是冬，西京吏部置两侍郎铨试，东都又置两铨，恣行嘱请。又有斜封授官，预用秋阙。 三年春正月丁卯，黄雾四塞。癸酉，幸荐福寺。乙亥，宴侍臣及近亲于梨园亭。二月己丑，幸玄武门，与近臣观宫女大酺，既而左右分曹，共争胜负。上又遣宫女为市肆，鬻卖众物，令宰臣及公卿为商贾，与之交易，因为忿争，言辞猥亵。上与后观之，以为笑乐。壬寅，侍中、舒国公韦巨源为尚书左仆射，并同中书门下三品。戊午，兵部尚书、郢国公宗楚客中书令，中书侍郎、酂国公萧至忠为侍中，太府卿韦嗣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检校吏部侍郎崔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兵部侍郎赵彦昭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庚申，日赤紫色，无光。戊寅，礼部尚书兼扬州大都督、曹国公韦温为太子少保兼扬州大都督、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常少卿兼检校吏部侍郎郑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夏五月丙戌，崔湜、郑愔坐赃，湜贬襄州刺史，愔贬江州司马。 六月癸丑，太白昼见于东井。庚子，以经籍多缺，使天下搜括。壬寅，以旱，避正殿，减膳，亲录囚徒。癸卯，尚书右仆射杨再思薨。秋七月乙卯朔，镇军大将军、右骁卫将军、兼知太史事迦业至忠配流柳州。丙辰，娑葛遣使来降。辛酉，幸梨园亭，宴侍臣学士。皇后表请诸妇人不因夫子而加邑号者，许同见任职事官，听子孙用廕，从之。壬戌，安福门外设无遮斋，三品已上行香。癸亥，御承庆殿，录囚徒。壬午，遣使册骁卫大将军、兼卫尉卿、金河王突骑施守忠为归化可汗。八月乙酉，特进、行中书令、赵国公李峤为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侍中、酂国公萧至忠为中书令，特进、郧国公韦安石为侍中。庚寅，诸州各置司田参军一员。吐蕃赞普遣使勃禄星奉进国信、赞普祖娑进物，及上中宫、安国相王、太平公主有差。壬辰，遣十使巡察天下。有星孛于紫宫。令特进佩鱼。散职佩鱼，自此始也。乙未，亲送朔方军总管、韩国公张仁亶于通化门外，上制序赋诗。乙巳，幸安乐公主山亭，宴侍臣、学士，赐缯帛有差。九月壬戌，幸九曲亭子，宴侍臣、学士。戊辰，吏部尚书、怀县公苏瑰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 冬十月庚寅，幸安乐公主金城新宅，宴侍臣、学士。十一月乙丑，亲祀南郊，皇后登坛亚献，左仆射舒国公韦巨源为终献。大赦天下，见系囚徒及十恶咸赦除之，杂犯流人并放还。京文武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京官及应袭岳牧入三品五品减考，高年版授。大酺三日。壬申，幸见子陵。甲戌，开府仪同三司、芮国公豆卢钦望薨。吐蕃赞普遣其大臣尚赞吐来逆女。十二月壬戌，前尚书右仆射、宋国公唐休璟为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甲子，上幸新丰之温汤。庚子，幸兵部尚书韦嗣立庄，封嗣立为逍遥公，上亲制序赋诗，便游白鹿观。甲辰，曲赐新丰县，百姓给复一年，行从官赐勋一转。是日幸骊山。乙巳，至自温汤。乙酉，令诸司长官向醴泉坊看泼胡王乞寒戏。 四年春正月乙卯，于化度寺门设无遮大斋。丙寅上元夜，帝与皇后微行观灯，因幸中书令萧至忠之第。是夜，放宫女数千人看灯，因此多有亡逸者。丁卯夜，又微行看灯。丁丑，命左骁卫大将军、河源军使杨矩为送金城公主入吐蕃使。己卯，幸始平，送金城公主归吐蕃。 二月壬午，曲赦咸阳、始平，改始平为金城县。便幸长安令王光辅马嵬北原庄。癸未，至自金城。庚戌，令中书门下供奉官五品已上、文武三品已上并诸学士等，自芳林门入，集于梨园球场，分朋拔河，帝与皇后、公主亲往观之。三月甲寅，幸临渭亭修禊饮，赐群官柳棬以辟恶。丙辰，游宴桃花园。庚申，京师雨木冰，井溢。壬戌，赐宰臣已下内样巾子。夏四月丁亥，上游樱桃园，引中书门下五品已上诸司长官学士等入芳林园尝樱桃，便令马上口摘，置酒为乐。乙未，幸隆庆池，结彩为楼，宴侍臣，泛舟戏乐，因幸礼部尚书窦希宅。五月辛酉，秘书监、赐虢王邕改封汴王。乙丑，皇后请加嗣王三品。丁卯，前许州司兵参军燕钦融上书，言皇后干预国政，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等同危宗社。帝怒，召钦融廷见，扑杀之。时安乐公主志欲皇后临朝称制，而求立为皇太女，自是与后合谋进鸩。 六月壬午，帝遇毒，崩于神龙殿，年五十五。秘不发丧，皇后亲总庶政。癸未，以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依旧东都留守。吏部尚书张喜福、中书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命左右金吾卫大将军赵承恩、右监门大将军薛简帅兵五百人往均州，备谯王重福。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甲申，发丧于太极殿，宣遗制。皇太后临朝，大赦天下，改元为唐隆。见系囚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长流任放归田里，负犯痕瘕咸从洗涤。内外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以安国相王旦为太子太师。进封雍王守礼为邠王，寿春郡王成器为宋王，宗正卿晋封新兴王。丁亥，皇太子即帝位于柩前，时年十六。皇太后韦氏临朝称制，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内外兵马诸亲掌，仍令韦温总知。时召诸府折冲兵五万人分屯京城，列为左右营，诸韦子侄分统之。壬辰，遣使诸道巡抚，纪处讷关内道，张嘉福河北道，岑羲河南道。庚子夜，临淄王讳举兵诛诸韦、武，皆枭首于安福门外，韦太后为乱兵所杀。九月丁卯，百官上谥曰孝和皇帝，庙号中宗。十一月己酉，葬于定陵。天宝十三载二月，改谥曰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 史臣曰：廉士可以律贪夫，贤臣不能辅孱主。诚以志昏近习，心无远图，不知创业之难，唯取当年之乐。孝和皇帝越自负扆，迁于房陵，崎岖瘴疠之乡，契阔幽囚之地。所以张汉阳徘徊于克复，狄梁公哽咽以奏论，遂得生还，庸非己力。洎涤除金虎，再握璇衡，不能罪己以谢万方，而更漫游以隳八政。纵艳妻之煽党，则棸、楀争衡；信妖女以挠权，则彝伦失序。桓、敬由之覆族，节愍所以兴戈，竟以元首之尊，不免齐眉之祸。比汉、晋之惠、盈辈为优，苟非继以命世之才，则土德去也。 《新唐书本纪第四 则天皇后 中宗》 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讳显，高宗第七子也。母曰则天顺圣皇后武氏。高宗崩，以皇太子即皇帝位，而皇太后临朝称制。嗣圣元年正月，废居于均州，又选于房州。圣历二年，复为皇太子。太后老且病。 神龙元年正月，张柬之等以羽林兵讨乱。甲辰，皇太子监国，大赦，改元。丙午，复于位，大赦，赐文武官阶、爵，民酺五日，免今岁租赋，给复房州三年，放宫女三千人。相王旦为安国相王、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庚戌，张柬之、袁恕己同凤阁鸾台三品，崔玄?守内史，敬晖为纳言，相彦范守纳言。二月甲寅，复国号唐。贬韦承庆为高要尉，流房融于高州。杨再思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罢。甲子，皇后韦氏复于位，大赦，赐酺三日，复宗室死于周者官爵。丙寅，太子宾客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贬谯王重福为濮州刺史。丁卯，右散骑常侍、附马都尉武攸暨为司徒。辛未，安国相王旦罢。甲戌，太子少詹事祝钦明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安石罢。进封子义兴郡王重俊为卫王，北海郡王重茂温王。丁丑，武三思、武攸暨罢。三月甲申，诏文明后破家者昭洗之，还其子孙廕。己丑，袁恕己守中书令。四月辛亥，桓彦范为侍中，袁恕己为中书令。丁卯，高要尉魏元忠为卫尉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辛未，敬晖为侍中。甲戌，魏元忠、崔玄?，刑部尚书韦安石为吏部尚书，太子右庶子李怀远为左散骑常侍，凉州都督唐休璟为辅国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乙亥，张柬之为中书令。五月壬午，迁武氏神主于崇恩庙。乙酉，立太庙、社稷于东都。戊子，复周、隋二王后。壬辰，进封兄成纪郡王千里为成王。甲午，敬晖、桓彦范、张柬之、袁恕己、崔?韦玄罢。韦安石兼检校中书令，魏元忠兼侍中。甲辰，唐休璟为尚书左仆射，特进豆卢钦望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六月壬子，左骁卫大将军裴思谅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以备突厥。癸亥，韦安石为中书令，魏元忠为侍中，杨再思检校中书令，豆卢钦望平章军国重事。七月辛巳，太子宾客韦巨源同中书门下三品。甲辰，洛水溢。八月戊申，给复河南、洛阳二县一年。壬戌，追册妃赵氏为皇后。乙亥，祔孝敬皇帝于东都太庙。皇后见于庙。丁丑，幸洛城南门，观斗象。九月壬午，祀天地于明堂。大赦，赐文武官勋、爵，民为父后者古爵一级，酺三日。癸巳，韦巨源罢。十月癸亥，幸龙门。乙丑，猎于新安。辛未，魏元忠为中书令，杨再思为侍中。十一月戊寅，上尊号曰应天皇帝，皇后曰顺天皇后。壬午，及皇后享于太庙，大赦，赐文武官阶、勋、爵，民酺三日。己丑，幸洛城南门，观泼寒胡戏。壬寅，皇太后崩，废崇恩庙。 二年正月戊戌，吏部尚书李峤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于惟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闰月丙午，公主开府置官属。二月乙未，礼部尚书韦巨源为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丙申，遣十道巡察使。三月甲辰，韦安石罢。户部尚书苏环守侍中。戊申，唐休璟罢。庚戌，杀光禄卿、附马都尉王同皎。是月，置员外官。四月己丑，李怀远罢。己亥，雨毛于鄮县。辛丑，洛水溢。五月庚申，葬则天大圣皇后。六月戊寅，贬敬晖为崖州司马，桓彦范泷州司马，袁恕己窦州司马，崔玄?韦白州司马，张柬之新州司马。七月戊申，立卫王重俊为皇太子。丙寅，魏元忠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令，李峤守中书令。辛未，左散骑常侍致仕李怀远同中书门下三品。流敬晖于嘉州，桓彦范于瀼州，袁恕己于环州，崔玄?韦于古州，张柬之于泷州。八月丙子，贬祝钦明为申州刺史。九月戊午，李怀远薨。十月癸巳，苏环为侍中。戊戌，至自东都。十一月乙巳，大赦，赐行从官勋一转。十二月己卯，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及突厥战于鸣沙，败绩。丙戌，以突厥寇边、京师旱、河北水，减膳，罢土木工。苏环存抚河北。丙申，魏元忠为尚书左仆射。 景龙元年正月丙辰，以旱虑囚。二月丙戌，复武氏庙、陵，置令、丞、守户如昭陵。甲午，褒德庙、荣先陵置令、丞。四月庚寅，赦雍州。五月戊戌，右屯卫大将军张仁亶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备突厥。丙午，假鸿胪卿臧思言使于突厥，死之。以旱避正殿，减膳。六月丁卯朔，日有食之。庚午，雨土于陕州。戊子，吐蕃及姚州蛮寇边，姚隽道讨击使唐九徵败之。七月辛丑，皇太子以羽林千骑兵诛武三思，不克，死之。癸卯，大赦。壬戌，李峤为中书令。八月丙戌，上尊号曰应天神龙皇帝，皇后曰顺天翊圣皇后。魏元忠罢。九月丁酉，吏部侍郎萧至忠为黄门侍郎，兵部尚书宗楚客，左卫将军兼太府卿纪处讷：同中书门下三品。于惟谦罢。庚子，大赦，改元。赐文武官阶、勋、爵。辛亥，杨再思为中书令，韦巨源、纪处讷为侍中。苏环罢。十月戊寅，杀习艺馆内教苏安恒。壬午，有彗星出于西方。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丁丑，雨土。 二年二月癸未，有星陨于西南。庚寅，大赦，进五品以上母、妻封号二等，无妻者授其女，妇人八十以上版授郡、县、乡君。七月癸巳，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张仁亶同中书门下三品。丁酉，有星孛于胃、昴。十一月庚申，西突厥寇边，御史中丞冯嘉宾使于突厥，死之。己卯，大赦，赐酺三日。癸未，安西都护牛师奖及西突厥战于火烧城，死之。是岁，皇后、妃、主、昭容卖官，行墨敕斜封。 三年二月己丑，及皇后幸玄武门，观宫女拔河，为宫市以嬉。壬寅，韦巨源为尚书左仆射，杨再思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壬子，及皇后幸太常寺。三月戊午，宗楚客为中书令，萧至忠守侍中，太府卿韦嗣立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兼检校吏部侍郎崔湜，守兵部侍郎赵彦昭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戊寅，礼部尚书韦温为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常少卿郑愔守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五月丙戌，贬崔湜为瀼州刺史，郑愔江州司马。六月癸巳，太白昼见。庚子，以旱避正殿，减膳，撤乐。诏括天下图籍。壬寅，虑囚。癸卯，杨再思薨。七月丙辰，西突厥娑葛降。辛酉，许妇人非缘夫、子封者廕其子孙。癸亥，虑囚。庚辰，澧水溢。八月乙酉，李峤同中书门下三品，特进韦安石为侍中。壬辰，有星孛于紫宫。九月戊辰，吏部尚书苏环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一月乙丑，有事于南郊，以皇后为亚献，大赦，赐文武官阶、爵，入品者减考，免关内今岁赋，赐酺三日。甲戌，豆卢钦望薨。十二月壬辰，前宋国公致仕唐休璟为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甲午，如新丰温汤。甲辰，赦新丰，给复一年，赐从官勋一转。乙巳，至自新丰。 四年正月丙寅，及皇后微行以观灯，遂幸萧至忠第。丁卯，微行以观灯，幸韦安石、长宁公主第。己卯，如始平。二月壬午，赦咸阳、始平，给复一年。癸未，至自始平。庚戌，及后、妃、公主观三品以上拔河。三月，以河源九曲予吐蕃。庚申，雨木冰，井溢。五月辛酉，封嗣虢王邕为汴王。丁卯，杀许州司兵参军燕钦融。丁丑，剡县地震。六月，皇后及安乐公主、散骑常侍马秦客反。壬午，皇帝崩，年五十五，谥曰孝和皇帝天宝十三年，加谥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 赞曰：昔都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于杀君篡国之主，皆不黜绝之，岂以其盗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没其实，所以著其大恶而不隐欤？自司马迁、班固皆作《高后纪》，吕氏虽非篡汉，而盗执其国政，遂不敢没其实，岂其得圣人之意欤？抑亦偶合于《春秋》之法也。唐之旧史因之，列武后于本纪，盖其所从来远矣。夫吉凶之于人，犹影响也，而为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而罹于凶者有矣；为恶者未始不及于凶，其幸而免者亦时有焉。而小人之虑，遂以为天道难知，为善未必福，而为恶未必祸也。武后之恶，不及于大戮，所谓幸免者也。至中宗韦氏，则祸不旋踵矣。然其亲遭母后之难，而躬自蹈之，所谓下愚之不移者欤！使用年号 嗣圣 684年1月23日—684年2月27日 神龙 705年—707年 景龙 707年—710年后妃子女 皇后 和思皇后 赵皇后 韦皇后 韦庶人 妃嫔 上官昭容（上官婉儿） 某氏，生节愍太子李重俊 子 长子李重润 懿德太子 次子李重福 庶人 三子李重俊 节愍太子 四子李重茂 唐殇帝 女 新都公主，下嫁武延晖。 宜城公主，始封义安郡主。下嫁裴巽。 定安公主，始封新宁郡主。下嫁王同皎。同皎得罪，神龙时，又嫁韦濯。 长宁公主，韦庶人所生，下嫁杨慎交。开元十六年，慎交死，主更嫁苏彦伯。务廉卒坐赃数十万，废终身。 永寿公主，下嫁韦鐬。蚤薨，长安初追赠。 永泰公主，李仙蕙，字秾辉，以郡主身份下嫁武延基。大足中，忤张易之，为武后所杀。帝追赠，以礼改葬，号墓为陵。 安乐公主，李裹儿，七公主。帝迁房陵而主生，解衣以褓之，名曰裹儿。姝秀辩敏，韦后、中宗尤爱之。下嫁武崇训。被起义军一刀刺死。 成安公主，字季姜。始封新平郡主。下嫁韦捷。捷以韦后从子诛，主后薨。公主逝世后，其女韦氏，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被封为东光公主。和亲外族，下嫁奚的首领李鲁苏。 金城公主，李奴奴，邠王李守礼之女，唐中宗养女。个人年表 公元656年，唐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李显出生。 公元680年，继长兄李弘被杀之后，李贤又被废为庶人，李显因而被立为太子。 公元683年，唐高宗病逝，李显即位。 公元684年，李显被母亲武则天废掉，改为庐陵王。 公元698年，李显被武则天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立为皇嗣。 公元705年，大臣们联合起来发动政变，武则天被迫让位，李显第二次即位，恢复大唐国号。 公元706年，突厥大举进攻内地，吐蕃也跟着作乱，李显不得不把养女金城公主下嫁吐蕃赞普尺带珠丹，平息了这次少数民族的作乱。 公元707年，太子李重俊发动政变，杀死武三思等人，但随后被反戈一击的士兵杀死。 公元710年，李显被皇后韦氏和女儿安乐公主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