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安然公司创始人莱亚，在等待判刑期间心脏病发死亡。

盖德·弗雷德里克松（Gert Fredriksson）

张爱萍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国务院原副总理，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军委原副秘书长，原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张爱萍同志，因病于２００３年７月５日２０时３５分在北京逝世，享年９３岁。 　　张爱萍同志１９１０年１月９日出生于四川省达县罗江口镇张家沟一个农民家庭。１９２５年春入达县中学，开始参加革命活动，任学生会副主席。１９２６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８年８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罗江口党支部书记、临时县委委员，积极组织学生、群众进行革命活动。１９２９年６月赴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任中共上海市闸北区委委员、副书记。曾两次遭外国巡警和国民党保安队逮捕，在狱中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保持了革命气节。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红１４军１师历任小队长、政治指导员、中队长、大队长。在攻打老虎庄、泰州的战斗中，作战勇敢，左臂负伤。 　　１９３０年底，张爱萍同志到中央苏区工作。历任共青团闽西特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共青团万（安）太（和）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训练部部长、参谋长、总队长，中央反帝拥苏大同盟青年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参与创建少共国际师和红军后备兵源的组织动员工作，创作了少共国际师师歌歌词，参与编辑团中央机关报《青年实话》，主编少先队中央总队机关刊物《少年先锋》，发表数十篇文章。先后参加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１９３４年春入红军大学学习，同年９月任红３军团第４师第１２团政委。长征中，历任红３军团第４师政治部主任，第１１团、第１３团政委。在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勇夺娄山关、大战老鸦山、保卫遵义城以及抢占白层渡口、金沙江堵敌、青石嘴痛歼敌骑兵等战役、战斗中，他率部英勇战斗，冲锋在前，多次担负军团前卫和后卫，为红军主力开道，掩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安全。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军委骑兵团政委兼代团长。他刻苦学习骑兵技术和战术，很快成为优秀的骑兵指挥员。为配合红军大部队东渡黄河抗日，他率部转战长城内外的榆林、靖边、定边、安边地区，纵横驰骋，屡建奇功，有效地牵制了敌军。１９３６年６月，进入红军大学学习。１９３７年上半年，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爱萍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派赴上海任中共江浙省委军委书记，组织沪杭宁地区抗日游击战争。１９３８年春，任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做统战工作。同年４月下旬，赴浙江金华进行统战工作，秘密发展党员，组织抗日队伍。８月中旬赴河南确山，发展武装力量，组建新四军挺进纵队。１９３９年１月，任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同年６月，赴津浦路东开辟敌后根据地，任八路军、新四军皖东北办事处处长，广泛团结、扩大抗日力量，仅用３个月就建立了包括５县１６区的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同年１２月，任新四军第６支队第４总队总队长兼政委，开辟苏皖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后任八路军苏皖纵队政委。１９４０年８月，任八路军第５纵队第３支队司令员，率部挺进淮海、盐阜地区，接应江南新四军渡江北上，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３师第９旅旅长，第３师副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员。１９４２年１２月，任第３师副师长兼第８旅旅长、政委，兼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及盐阜地委书记，统一指挥盐阜地区的反“扫荡”斗争。他运用灵活多样的作战样式，领导军民粉碎了２万余日、伪军的大“扫荡”。１９４４年９月，任新四军第４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率部转战在徐州以南、津浦路东西的广大战场，连续作战，收复失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初期，张爱萍同志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在指挥部队破击津浦铁路顽敌的战斗中头部负重伤，后赴苏联治疗。１９４８年底，他伤愈回国，任第三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渡江战役伊始，受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任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委。他坚持以人民军队为基础，招贤纳士，广罗人才，团结教育原国民党海军人员，加强规章制度建设，创办了我军第一所海军学校及第一个海军技术研究指导机构━━海军司令部研究委员会。从接管国民党海军机构、舰船开始，不到两年时间，就建起一支具有较强作战能力的海军部队。 　　１９５１年初，张爱萍同志任解放军第７兵团暨浙江军区司令员。后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共华东局委员。他组织指挥沿海岛屿的剿匪作战，消灭了国民党军残部及潜伏特务，深入海防前线勘察地形，部署修筑工事，有力地加强了浙东地区海防建设。１９５４年８月，任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负责组织指挥大陈列岛战役。同年９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他于１９５５年１月组织指挥了我军历史上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一举攻占一江山岛，大陈列岛不战而克，解放了浙东沿海全部敌占岛屿，给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图谋以沉重打击。他到总参谋部任职后，任总参党委副书记、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负责军事行政、装备、军务等工作。他反对一切照搬外军的做法，主张从我军实际出发进行编制体制建设，注重建章立制工作，主持制订了《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议（草案）》、《总参谋部工作制度及工作方法十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解放军的发展方向及组织编制》、《全军组织、装备八年规划》、《对改变我军陆军师编制的意见》等重要文件，为我军正规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张爱萍同志长期从事国防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战线的领导工作，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杰出领导者。１９５５年１２月，他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研究制订全国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工作，拟制了《关于十二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见》、《关于军队内部建立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自１９５９年９月，先后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中央专委委员兼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军委委员，主持国防科技、装备和国防工业工作，组织领导“两弹一星”大协作、大会战，先后４次担任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现场试验总指挥，成功地组织了我国第一代地地导弹、首次原子弹塔爆、空爆及第三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面临严重困难的关键时刻，他深入全国各地的核工业单位调查研究，向中央建议集中全国力量，加速攻关，并呈报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为中央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他长年奔波在大漠深处、深山僻壤，与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参试部队官兵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为解决核试验中的难题，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提出了许多关键的指导性意见。１９６４年２月，任地地导弹专门领导小组组长，负责建立导弹作战基地及组建导弹部队领导机构的工作。１９６５年６月，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关于组建导弹部队领导机构问题的报告》，得到军委批准。１９６６年６月６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他亲赴全国各地勘察、选址，为第二炮兵和我国战略核力量的建设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张爱萍同志惨遭迫害，被批斗、囚禁达６年之久，左腿致残。但他刚直不阿，正气凛然，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１９７５年３月，他复出后任国防科委主任，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工作，提出“要尽快拿出武器装备上的‘杀手锏’来”，领导制订并组织实施了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等尖端武器装备的研制计划，成功组织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尖兵一号”的发射。　　１９７７年３月后，张爱萍同志再次复出，历任中央军委委员、国防科委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家科委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并兼任中央专委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科技装备委员会主任。他团结带领广大干部和科技工作者，大力拨乱反正，全面整顿，很快恢复了正常工作秩序。他集中精力抓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的研制试验，创造性地建立了武器装备研制试验工作中的总设计师和行政总指挥“两条指挥线”制度。１９８０年５月，他成功地组织指挥了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的发射。同年９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委科装委合并组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１９８２年９月，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同年１１月，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他强调在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国防建设，走民富国强的路子。他建议并组织领导了我军机械化集团军试点工作；加强了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并亲临现场组织指挥潜地导弹和地球同步卫星发射。他十分重视我军信息化建设，对“银河”巨型计算机、军用汉字系列微机等信息装备的研制给予极大支持。他倡导“保军转民”工作，为秦山核电站等重大项目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出访了许多国家，积极开展军事外交和对外国防科技交流与合作，促进了我军与世界各国军队的友好交往，促进了我国国防科技的进步。他积极贯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国防建设和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张爱萍同志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退居二线后，他仍十分关心党、国家和军队的建设，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热心参与开拓老年事业和关心下一代的工作，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出版了诗词、书法、摄影选集。著有《神剑之歌》、《张爱萍军事文选》等，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张爱萍同志是著名的将军诗人、摄影家、书法家。他以诗、书、摄影为武器，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热情讴歌真善美，无情鞭挞假恶丑。他的大量诗词、书法、摄影作品，艺术地记录了党史、军史重要事件及重大活动，对弘扬革命传统、振奋军心士气、陶冶道德情操，起到了积极作用，产生了广泛影响。 　　张爱萍同志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张爱萍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在长达７８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生死关头，还是身处逆境，他对党和人民始终无限忠诚，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决拥护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敢于坚持真理，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疾恶如仇，爱憎分明。 　　张爱萍同志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具有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他勇挑重担，不畏艰险，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创新。他能文能武，军政兼优，博学多识，多才多艺。他具有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优秀品德，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公道正派，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他坚持求真务实，不务虚名，不尚空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工作严谨细致，雷厉风行。他顾全大局，严于律己，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善于识才，敢于用才，勇于护才，视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为良师益友，与科学家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热爱人民，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体察民情，关心群众疾苦。他生活简朴，清正廉洁，始终保持了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张爱萍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学习的一生，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损失。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他的崇高品德和革命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 　　张爱萍同志永垂不朽！

苏哈托的律师（左）在向雅加达地方法院递交诉状

　　１９９９年７月５日，苏哈托因为《时代》周刊披露其家族的财产，而决定起诉该刊“诽谤”。　　５月１７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封面文章，披露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及其子女拥有１５０亿美元的财产。《时代》周刊说，苏哈托当总统时的月工资是１７６４美元，他在３２年统治期间为自己和子女们积累了大量财富。《时代》周刊记者经过４个多月的调查发现，苏哈托及其子女从矿产、木材和石油等领域搜刮了７３０亿美元，现在还剩下１５０亿美元。这些财产包括９０亿美元现金，这些钱已经从瑞士银行转移到奥地利。苏哈托家族拥有面积达３６０万公顷的房地产（这个面积超过比利时的国土），他们在印尼５６４家公司以及在美国、荷兰、乌兹别克斯坦和尼日利亚等国家的几百家公司拥有股份。苏哈托家族还拥有飞机群，其中有ＤＣ－１０、波音７３７、ＢＡＣ－１１１和加拿大制造的Ｈ－６０１等机种。此外，苏哈托家族还有许多珠宝和珍贵艺术品。　　苏哈托在向新闻界发表谈话称，《时代》周刊的报道是“不正确的”，“如果《时代》周刊不能提供证据和事实，那就是诽谤”。他说，“我在国外没有银行帐户。”　　但是对于苏哈托的“说法”，印尼政府和最高检察院都没有轻易地相信，但动作缓慢。他们曾组成一个调查小组，到工业和贸易部、中央银行以及美国、瑞士和奥地利使馆寻找苏哈托家族财产的线索，至今没有结果。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日，印度尼西亚总统瓦希德指示最高检察长，继续对前总统苏哈托及前部长等涉嫌贪污和其它犯罪活动进行调查。瓦希德说：“如果发现有贪污和其它犯罪行为，苏哈托必须接受审讯，并送交法院裁定。”但他同时表示，根据印尼宪法规定的总统和副总统如犯罪可获赦免的条款，他也考虑赦免正在生病的苏哈托。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６日，印度尼西亚最高检察长马祖基·达鲁斯曼发表书面声明说，最高检察院将重新调查前总统苏哈托涉嫌贪污的问题。马祖基说，他们已经发现新的证据，足以恢复对苏哈托的调查。新的证据显示，苏哈托涉嫌利用其总统权力为自己领导的基金会筹集钱款并为其亲属和亲信牟利，这直接或间接地对国家的财政和经济造成了损害。与此同时，有关机构还发现苏哈托及其亲属和亲信涉嫌其它贪污、勾结和裙带问题的线索。　　看来，苏哈托是罪责难逃。

飞机飞过香港闹市上空的景观将从此消失，为香港服务了73年多的启德机场于1998年7月5日午夜结束其历史使命，正式关闭。历时13小时、全球罕见的“一夜机场搬迁行动”当夜在紧张而有序的状态中进行，以确保新机场7月6日晨6时正式启用。

克隆技术的成功标志——“多利”

　　１９９６年７月５日，英国苏格兰卢斯林研究所胚胎学家维勒穆特博士和他领导的基因小组在绵羊无性繁殖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一只无性繁殖的绵羊已经在他的试验基地出生。这只被命名为“羊娃娃”（英文原名为ＤＯＬＬＹ）的小羊正在卢斯林研究所的实验场上悠闲地吃着青草。维勒穆特博士介绍说，他的研究小组从一只母羊乳房上提取一个乳腺细胞，把该细胞内的基因材料与从另一母羊身上提取的卵子（把卵子去掉内核）进行电子“焊接”，形成一个胚胎，并把此胚胎移入另外一母羊子宫内培育，便顺利生下了这只羊羔。羊羔是其“基因母羊”的完全复制品，其所有“生物特性”与提供“基因材料”的羊保持一致。科学家给利用这种无性繁衍技术生产的羊起名为“克隆羊”。维勒穆特博士证实，从理论上来说，利用同样方法，人也可以复制“克隆人”。一旦成为现实，世界上将有可能生存着完全一样的众多“克隆人”。现年５２岁的维勒穆特博士，在此领域已经默默进行十年研究。不过，维勒穆特在１９９７年２月首次承认：不排除多利出自胚胎细胞的可能性。“存在一种极小的可能性，即用以产生多利的细胞来自胚胎细胞而不是一只成年母羊的体细胞。”“有些动物在怀孕时，在它们的循环系统中可以出现胚胎细胞，我们和其他人完全忽略了这一事实。”胚胎细胞的染色体应当是一半来自雌性，另一半来自雄性。最近２０年来，在实验室中用胚胎细胞克隆牛、羊和猴子已经不再是新鲜事。如果多利是由胚胎细胞所产生的，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为哺乳动物无性繁殖的重大突破。　　尽管围绕“多利”还有些争议，可它毕竟是世界生物科学的奇迹，这一点没有人怀疑。　　英国罗斯林研究所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３日宣布，克隆羊多利４月１３日顺利产下一只体重２．７公斤的母羊羔，取名为邦尼。据称，目前母羊多利和小羊邦尼的身体状态良好。有消息称，多利是与一只威尔士山羊交配后怀孕的，为避免流产，自怀孕以来便处于隔离状态。研究所一直希望多利能生育，以证明克隆羊身体健康，而且有生育能力。人们原本担心，由于多利羊是从一只６岁的成年羊克隆出来的，它也许会过早衰老，但健康的邦尼消除了人们的这种担心。研究所已证明克隆动物有生育能力，例如用不同方法克隆出来的梅甘和莫里已有自己的后代。

福田赳夫

　　福田赳夫，１９０５年生于群马县。１９２９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１９３３年起历任横滨税务署长、主计局税务署长、大藏省主计局长。１９５２年起连续10多次当选众议员。稍后加入自由党、民主党。１９５７年起任自民党副干事长、政调会长、干事长和政府农林大臣、大藏大臣、外务大臣、国务大臣（行政管理厅长官）。１９７４年１２月任副首相兼经济企画厅长官。为自民党福田派首领。１９７６年１２月当选自民党总裁和内阁总理大臣。１９７８年８月曾派园田直外相来北京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１２月去职。１９９０年２月众议院选举时退出政坛。１９９５年７月５日逝世。

　　１９９３年７月５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朱镕基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改革的会议。党中央、国务院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全国人民寄予殷切的希望。这次会议的宗旨是：肯定成绩，检讨缺点，整顿秩序，推进改革，扭转当前资金紧张的局面。　　朱镕基说，这次会议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进一步整顿金融秩序，严肃金融纪律，推进金融改革的强化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

1988年7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第1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和第8届“金鸡奖”揭晓。张艺谋由于塑造了《老井》中的孙旺泉而一人捧走了“百花奖”和“金鸡奖”两项最佳男主角的桂冠。

在由17万名《大众电影》的读者投票产生的“百花奖”中，《红高粱》、《老井》和《原野》获最佳故事片；刘晓庆则以《原野》中的金子形象摘走最佳女演员奖。百花奖的最佳男、女配角分别由陈佩斯和吕丽萍夺得。金鸡奖的最佳女配角也由吕丽萍获得。

以谢晋为首的、由23名中国电影界专家组成的评审团投票产生了本年度的“金鸡奖”。《老井》、《红高粱》并列获得最佳故事片奖。吴天明因执导《老井》而获最佳导演奖。潘虹扮演《老井》中的徐丽莎获最佳女主角奖。最佳男配角奖由李保田获得，他扮演了《人-鬼-情》中的秋芸父。

吴天明 张艺谋 顾长卫获金鸡奖最佳摄影奖《红高粱》1987西安

　　１９８８年７月５日，李鹏主持召开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研究筹建国家行政学院问题。　　会议指出，国家行政学院是适应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改革的需要，为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而建立的。它的职责任务主要是培养国家高级和中级公务员。委托中国人民大学负责筹建工作，袁宝华任组长，建成后与中国人民大学脱钩，由国务院领导。１１月１５日，国家行政学院第一期培训班在北京举行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宋平代表中共中央参加开学典礼并讲话。参加这期培训班的学习的有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政府的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共７０人。

第一届友好运动会于1986年7月5日至20日在苏联莫斯科举行，除苏联、美国各派5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外，还有近70个国家30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18个项目的比赛，打破6项世界记录，8项洲级和90余项国家级记录。苏联队夺得118枚金牌，雄居榜首，美国赢得42枚金牌，名列第二。中国也派出了28名运动员参加4个项目的比赛，夺得4枚银牌和5枚铜牌。

杨奇煜

郑洁

吉拉迪诺

小原一将

　　1979年7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党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汇报提纲》，并发出通知，指出：全党必须统一思想，正视当前已经出现的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立即扭转那种光想办好事，开口子，减收增支的主意多、增收节支的措施少的现象。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增产节约。根据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的改革设想，7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试行“收支挂钩、全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的财政管理办法的通知》，决定从1980年起，对各省、市、自治区开始试行这项办法。

艾米莉·毛瑞斯莫

科维克(Ron Kovic)美国作家，是越南老兵、和平组织和活跃分子，电影《七月四日诞生》就是根据他的故事改编而成。

容考克图Jean Cocteau 法国诗人，并身兼小说家、评论家、剧作家、画家、设计家和电影导演等多重身份，主要作品有剧《奥菲斯》和电影《美女与野兽》。

尚恩·菲南

1977年3月7日，巴基斯坦举行大选，人民党取得胜利，布托再次当选为总理；而由9个党组成的反对党联合组织--巴基斯坦全国联盟，指责布托伪造普选结果，要求重新选举，并开始组织大规模反政府行动。

从3月到7月，将近4个月中，对抗愈演愈烈，反对党组织的游行者多次同警察发生冲突，支持者也举行拥护政府的示威。由于冲突，死亡约350人，在罢工期间，国家经济遭受损失达16亿美元，布托被迫让步，同反对党就10月份重新举行大选进行谈判，然而谈判破裂。

7月3日，总参谋长齐亚-哈克将军和各军司令到总理官邸拜访布托，哈克向布托表示，军队支持布托，对布托是忠诚的。布托很高兴。大家一起共进晚餐，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电台宣布：军队接管了政府，总理等人已被拘捕

7月4日夜，拉瓦尔品第显得很平静，4个月的示威、游行、冲突已搞得人们筋疲力尽，人们在等待着谈判的结果，也在酝酿着10月份的重新选举。

夜深了，已经是7月5月凌晨1点30分，布托才上床休息。哈克将军及各军司令的来访，对布托来说，好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他一直兴奋了两天，今晚，他想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然而，布托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上床的时候，拉瓦尔品第的大街上，军车正一辆一辆地急驶而过。很快，电台、机场等重要目标被全副武装的士兵控制，通往各地的主要路口也布了岗哨，戒备森严。与此同时，军队开始包围总理官邸。

一名忠于布托的警察冒着生命危险穿越一队队士兵匍匐前进。他终于爬到了布托的家门前，急促的敲门声惊动了布托的贴身男仆乌尔斯。乌尔斯警惕地问发生了什么事。这名警察喘着气说：“快告诉布托先生，军队正前来捕杀他！他必须尽快藏起来，藏起来！”说完，这名警察就在黑暗中消失了。

乌尔斯急忙叫醒了布托，把这一凶讯告诉布托，并劝他赶快逃走或是藏起来，布托拒绝了乌尔斯的建议。他平静地说：“我的生命掌握在真主手中。如果军队要杀我，那么，让他们杀吧！躲藏与抵抗是毫无意义的。让他们来吧！”

布托这时还不相信这是真的，如果是军队造反，又是哪个军事集团在领导呢？他没有忘记的是，两天前，齐亚-哈克将军亲自向他宣誓表示军队对他的忠诚呀！

布托作出的反应是立即给齐亚-哈克将军打电话，可是，电话接不通。他又给政府各部部长打电话，仍然不通。布托没有死心，还是不停地打。

这是7月5日凌晨2时。就在这时，士兵们涌进了布托的卧室，为首的一名军官说道：“布托先生，您被捕了。”

士兵们围了上来。布托放下手中的电话，平静地望了望紧张得脸色惨白的夫人和女儿，一言不发地大步走出门去。

2点30分，巴基斯坦电台向全世界报道了一条重大新闻：巴基斯坦武装部队接管了政府，并且对巴基斯坦人民党全部政治领导人包括布托总理，以及巴基斯坦全国联盟的领导人，实行拘捕。军方发言人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的局势“正常，各地都平静”，军队在各大城市和机场布岗。国际和国内航线班机照常起降。

电台同时宣布：军队成立了由三军司令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齐亚-哈克将军为军政府的首脑。从1971年以来一直持续下来的巴基斯坦的文官政治宣告结束。

政变的领导人，正是齐亚-哈克将军。

1978年3月18日，巴基斯坦的拉合尔高等法院全体法官都出了庭，首席法官穆斯塔克-侯赛因宣布：前总理阿里-布托因为在1974年下令进行政治谋杀而判处绞刑。另外还有4个人，包括保安部队的总指挥米安-穆罕默德-阿巴斯和3个下级军官参与了共谋并且实际动手杀人而同时判处死刑。

布托被据以判处死刑的谋杀罪，是由反对党的艾哈迈德-拉扎-卡苏里提出起诉的。卡苏里过去曾是布托的支持者，两年前转入了反对党，而且对布托批评得最凶。1974年卡苏里同他的父亲坐在同一辆汽车里，遭到枪弹的射击，卡苏里幸存下来，而他的父亲艾哈迈德-汗被打死了。自那时以来调查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主要嫌疑犯是布托建立的前联邦保安部队的首脑穆罕默德-阿巴斯用埋伏的机枪打死的。起诉书说，这是布托下令进行的一次政治谋杀。

在死刑判决书刚一下来，布托就被转移到科特拉克帕特监狱“死刑罪犯”的行列中。

总理走上绞刑架

早在1978年8月，住在北爱尔兰的一位巴基斯坦商人、44岁的阿卜杜勒-米尔扎，在当地电视节目中说，1974年是他在拉合尔依靠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帮助，杀死了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汗，他所以杀死他是同早在1952年的一次行贿事件有关。然而巴基斯坦法院确定的案情是：艾哈迈德-汗是因为布托主使谋杀作为一个政敌的他的儿子艾哈迈德-拉扎-卡苏里而偶然遇害的。因而，对这位商人供认的事实无人过问。1979年2月6日，米尔扎再次供认：使布托被判死刑的那一谋杀事件是他干的。他说，他要回到巴基斯坦去证明他讲的话属实。但是巴基斯坦驻伦敦使馆没收了他的护照。

1979年4月4日凌晨，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布托双手被反缚，在保安人员的押送下，步往绞刑台。在经过其它犯人时，犯人们高声齐诵《古兰经》。

51岁的布托，在死牢里关了一年后特别苍白瘦弱。他穿着自己的服装。当他站在绞刑架上，绞索套在他的脖子上时，他讲的最后几个字是：“天哪！救救我吧，因为我是无罪的人！”

布托死后不久，贝娜齐尔被释放。出狱后她继续领导人民党与政府作斗争。1981年政府将她逮捕并单独关押，直到1984年1月10日，由于她患上严重的乳突炎才得以释放出国就医。在英国流放期间，她发起了要求巴基斯坦当局释放政治犯的运动。1985年7月贝娜齐尔的弟弟神秘地死去，死因可能是一次蓄意谋杀事件，巴基斯坦国内群情激昂，齐亚将军不得不在12月取消了军管法。旋即贝娜齐尔于1986年4月结束流放生活回国。

1988年5月，齐亚将军宣布将举行11年来第一次大选。8月，齐亚将军在一次原因不明的飞行爆炸事件中死于非命。11月16日，大选如期举行，人民党获胜。12月2日，贝娜齐尔-布托正式宣誓就任巴基斯坦总理。那时，她年仅35岁，成为巴基斯坦的第一位女总理。

齐亚-哈克将军

巴基斯坦军队领导人齐亚-哈克

新华社1976年7月5日报道，我国万吨远洋科学调查船“向阳五号”和“向阳十一号”，最近在太平洋成功地进行了我国第一次远洋科学调查，取得大量的、多学科的第一手资料，为发展我国海洋科学事业作出了贡献。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 1883年5月18日-1969年7月5日)出生于德国柏林，是德国现代建筑师和建筑教育家，现代主义建筑学派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公立包豪斯（BAUHAUS）学校的创办人。父亲也是一位建筑师。1969年7月5日卒于美国波士顿。人物生平　　1903至1907年间，他就读于慕尼黑工学院和柏林夏洛滕堡工学院，1907－1910年在柏林彼得·贝伦斯的建筑事务所工作。1910～1914年自己开业，同A.迈耶合作设计了他的两座成名作；1914年在科隆举办的现代工业设计大展上他依据预制设计原理所作的示范工厂和办公楼设计使他在建筑界名声大噪。他在此时曾致书魏玛大公，陈述他建立新型的艺术与工业相结合的教育体系的理想。但由于战争爆发，格罗皮乌斯应征入伍，直到1918年战争结束之后，魏玛共和国认识到自己在战后德国重建和稳定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对能够重振德国经济的一切建议都给予关注，格罗皮乌斯的设想便得以受到重视。1919年3月16日，魏玛政府内务大臣弗里希正式任命格罗皮乌斯为魏玛的撒克森大公艺术学院和撒克森大公艺术与工艺学校（战前凡·德·费尔德曾任该校校长）校长。3月20日，经大公同意将两所学校合并，成立国立建筑设计学院，即“包豪斯”。　　“包豪斯”这个译名，它是德语中的专有名词Bauhaus的音译，在德语中本来并没有这个词，是包豪斯的创始人瓦尔特·格罗皮乌斯( 1883―1969)自创：他把德语中已有的一个复合词Hausbau(房屋建造)颠倒了一下，把基本词变成了限定词，把限定词变成了基本词，故而Bauhaus从字面上讲它的意思无非就是“造房子”，而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它是指格罗皮乌斯1919年在魏玛创立的德国古典现代主义中最为著名的一个艺术和设计流派，该派在1919—1933年产生的创作（建筑、工艺设计）对世界的建筑艺术和工艺设计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继1996年魏玛和德绍的包豪斯建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后，2004年教科文组织又将以色列特拉维夫市中心的约有4千多座包豪斯建筑的成片建筑列入名录。一个现代建筑设计流派的建筑两次被列入名录，这种现象是极为罕见的。 　　1928年，他与勒·柯布西耶等组织国际现代建筑协会，1929至1959年间，任协会副会长。1934年，他离开德国赴英国开业。1937年，他定居美国，任哈佛大学建筑系教授和主任，1952年起任荣誉教授，参与创办该校的设计研究院。格罗皮乌斯在美国广泛传播包豪斯的教育观点、教学方法和现代主义建筑学派理论，强调在建筑中运用精确的数学计算，促进了美国现代建筑的发展。他在美国还从事设计实践，1945年同他人合作创办协和建筑师事务所，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以建筑为主的设计事务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建筑理论和实践为各国建筑界所推崇，此外他对玻璃幕墙的构造有着重要的贡献。 50～60年代，他获得英国、联邦德国、美国、巴西、澳大利亚等国建筑师组织、学术团体和大学授予的荣誉奖、荣誉会员称号和荣誉学位。包浩斯宣言　　格罗皮乌斯坚定地贯彻自己的原则，决心使艺术与技术相结合，团结艺术家和建筑师、工程师一起创造新的实用而美观的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工业制品和房屋。为培养能担负这个任务的新型设计人才，包豪斯的教学采用了“工厂学徒制”，学生入学后须先经过半年的基础教育，学习的内容包括“基本造型”、“材料研究”或“工厂原理与实习”。基础教育完成后，学生方能进入工厂和工作室，接受三年的学徒制教育。成绩合格者获“技工证书”，成绩优异者可经过考试升入“包豪斯建筑研究部”，修业期满，成绩合格者才能得到“包浩斯文凭”。　　由格罗皮乌斯起草的“包浩斯宣言”是现代设计的重要文献，也是现代设计教育的最高纲领：　　“完美的建筑乃是视觉艺术的最终目标。艺术家崇高的职责是美化建筑。……建筑家、画家和雕塑家必须重新认识：一幢建筑是各种美感共同组合的实体。只有这样，他的作品才可能注入建筑的精神，免于沦为可悲的‘沙龙艺术’”。　　“建筑家、雕塑家和画家们，我们都应当转向实用美术。”　　“艺术不再是一个专门的职业。艺术家和工艺技师之间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艺术家是一个能够随心所欲的工艺技师，上帝赐予的灵感使他的作品变成了艺术。然而，工艺技术的熟练对每一个艺术家来说均不可或缺，真正的创造力、想象力的源泉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让我们建立起一个新的设计家组织。在这个组织里绝对没有那种足以使工艺技师与艺术家之间立起屏障的阶级观念。同时，让我们共同努力，用我们的双手建造起一幢将建筑、雕塑和绘画结合成三位一体的、新的未来殿堂，并且以千百万艺术工作者的双臂，将它矗立在云霄，使它成为一种新信念的鲜明标志。”代表作　　包豪斯校舍的实验工厂：格罗皮乌斯在他设计的包豪斯校舍的实验工厂中更充分地运用玻璃幕墙。这座四层厂房，二、三、四层有三面是全玻璃幕墙，成为后来多层和高层建筑采用全玻璃幕墙的先声。把大量光线引进室内是当时现代主义建筑学派主张的现代功能观点的一个主要方面。欧洲传统建筑大多室内幽暗，阳光很少，而格罗皮乌斯设计的房屋有较大的窗户，有阳台。在总体布局上，为了保证阳光照明和通风，摒弃了传统的周边式布局，提倡行列式布局，并提出在一定的建筑密度要求下，按房屋高度来决定它们之间的合理间距，以保证有充分的日照和房屋之间的绿化空间。这些观点在格罗皮乌斯1929～1930年和H.沙龙等人共同设计的德国西门子城住宅区，40年代初和M.L.布劳耶合作设计的美国匹兹堡的铝城住宅区中都得到充分体现。　　法古斯工厂和1914年科隆展览会展出的办公楼：两幢建筑均为框架结构，外墙与支柱脱开，作成大片连续轻质幕墙。法古斯鞋楦厂的幕墙由大面积玻璃窗和下面的金属板裙墙组成，室内光线充足，缩小了同室外的差别；房屋的四角没有角柱，充分发挥了钢筋混凝土楼板的悬挑性能。展览会办公楼正面两端各有一个全玻璃幕墙的圆塔。里面的螺旋形楼梯与上下楼梯的人全部暴露出来。这些作法在后来的现代建筑中，特别是在百货商店和疗养院之类的公共建筑中广为应用。上述两座建筑不仅提出了新的功能和表现出新的美学观点，并且说明功能和美观是同现代材料和结构技术分不开的。　　他对建筑功能的重视还表现为按空间的用途、性质、相互关系来合理组织和布局，按人的生理要求、人体尺度来确定空间的最小极限等。这些观点充分体现在下述建筑中：包豪斯校舍，他在英国和E.M.弗莱合作设计的剑桥伊姆品登学院（1936），他和协和建筑师事务所同人设计的哈佛大学研究生中心（1949～1950）以及西柏林汉莎区的高层公寓（1957）。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德绍的包豪斯建筑。它建于1925—1926年，为包豪斯学校设计，是格罗皮乌斯的代表作。校舍面积约一万平方米，共分三部分：1、教学楼，2、生活用房（包括学生宿舍、饭厅、礼堂、厨房、锅炉房等，宿舍为六层，其余为两层），3、四层的附属职业学校（与教学楼由过街楼连结）。后两部分均为混合结构。从学校步行五分钟即到教员的小型住宅区。设计强调实用功能，充分利用现代建材、结构，表现简洁、通透，用不对称的造型来寻求整个构图的平衡与灵活性，用非常经济的手段表现出严肃的几何图形。包豪斯创立发展阶段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百废待兴的时期，为了有助于解决平民百姓的住房问题，包豪斯着重研究小面积住宅和建筑工业化，并注意建筑单体与群体、建筑与环境的和谐问题。包豪斯的设计从房屋到茶壶、台灯，汗牛充栋无所不包。在日常生活用品的设计中，包豪斯强调设计家要着眼于工业大生产，要为大多数人生产实用美观的物品，而不是为少数的富豪生产奢侈品。人物影响　　格罗皮乌斯积极提倡建筑设计与工艺的统一，艺术与技术的结合，讲究功能、技术和经济效益。他的建筑设计讲究充分的采光和通风，主张按空间的用途、性质、相互关系来合理组织和布局，按人的生理要求、人体尺度来确定空间的最小极限等。　　格罗皮乌斯力主用机械化大量生产建筑构件和预制装配的建筑方法。早在包豪斯学校任教时期，他便致力研究使家具器皿等日用品和建筑设计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要求，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大规模建筑并降低造价。他还提出一整套关于房屋设计标准化和预制装配的理论和办法。格罗皮乌斯参加发起组织现代建筑协会，传播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对现代建筑理论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其代表作是1965年完成的《新建筑学与包豪斯》。　　70年代以来，西方建筑界新的建筑流派和理论不断涌现，出现了批判现代主义建筑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的倾向，认为这是偏重功能、技术和经济效益，忽视人的精神要求造成的。这种批判波及格罗皮乌斯。对于格罗皮乌斯在建筑理论和实践上的作用评价不一，但对于他创立包豪斯学校等在现代建筑教育上的贡献则是一致肯定的。格罗皮乌斯参加发起组织现代建筑协会，传播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对现代建筑理论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建筑理论及实践 】　　格罗皮乌斯积极提倡建筑设计与工艺的统一，艺术与技术的结合，讲究功能、技术和经济效益。　　这些观点首先体现在法古斯工厂和1914年科隆展览会展出的办公楼中。两幢建筑均为框架结构，外墙与支柱脱开，作成大片连续轻质幕墙。法古斯鞋楦厂的幕墙由大面积玻璃窗和下面的金属板裙墙组成，室内光线充足，缩小了同室外的差别；房屋的四角没有角柱，充分发挥了钢筋混凝土楼板的悬挑性能。展览会办公楼正面两端各有一个全玻璃幕墙的圆塔。里面的螺旋形楼梯与上下楼梯的人全部暴露出来。这些作法在后来的现代建筑中，特别是在百货商店和疗养院之类的公共建筑中广为应用。上述两座建筑不仅提出了新的功能和表现出新的美学观点，并且说明功能和美观是同现代材料和结构技术分不开的 　　包豪斯校舍的实验工厂 　　格罗皮乌斯在他设计的包豪斯校舍的实验工厂中更充分地运用玻璃幕墙。这座四层厂房，二、三、四层有三面是全玻璃幕墙，成为后来多层和高层建筑采用全玻璃幕墙的先声。　　把大量光线引进室内是当时现代主义建筑学派主张的现代功能观点的一个主要方面。欧洲传统建筑大多室内幽暗，阳光很少，而格罗皮乌斯设计的房屋有较大的窗户，有阳台。在总体布局上，为了保证阳光照明和通风，摒弃了传统的周边式布局，提倡行列式布局，并提出在一定的建筑密度要求下，按房屋高度来决定它们之间的合理间距，以保证有充分的日照和房屋之间的绿化空间。这些观点在格罗皮乌斯1929～1930年和H.沙龙等人共同设计的德国西门子城住宅区，40年代初和M.L.布劳耶合作设计的美国匹兹堡的铝城住宅区中都得到充分体现。　　德国西门子城住宅区　　他对建筑功能的重视还表现为按空间的用途、性质、相互关系来合理组织和布局，按人的生理要求、人体尺度来确定空间的最小极限等。这些观点充分体现在下述建筑中：包豪斯校舍，他在英国和E.M.弗莱合作设计的剑桥伊姆品登学院（1936），他和协和建筑师事务所同人设计的哈佛大学研究生中心（1949～1950）以及西柏林汉莎区的高层公寓（1957）。 　　哈佛大学研究生中心　　格罗皮乌斯力主用机械化大量生产建筑构件和预制装配的建筑方法。早在包豪斯学校任教时期，他便致力研究使家具器皿等日用品和建筑设计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要求，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大规模建筑并降低造价。他还提出一整套关于房屋设计标准化和预制装配的理论和办法。40年代初，他和K.瓦许曼合作研制了供装配用的大型预制构件和预制墙板。　　【 评价 】　　70年代以来，西方建筑界新的建筑流派和理论不断涌现，出现了批判现代主义建筑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的倾向，认为这是偏重功能、技术和经济效益，忽视人的精神要求造成的。这种批判波及格罗皮乌斯。对于格罗皮乌斯在建筑理论和实践上的作用评价不一，但对于他创立包豪斯学校等在现代建筑教育上的贡献则是一致肯定的。格罗皮乌斯参加发起组织现代建筑协会，传播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对现代建筑理论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前来参加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会谈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1963年7月5日下午2时25分乘专机抵达莫斯科。

今天抵达莫斯科的有：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副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团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中共中央委员伍修权。代表团团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潘自力已在莫斯科。

前往机场迎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有：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格里申，苏共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苏中央委员萨丘科夫、契尔科年科和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苏达里科夫。

已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和大使馆全体外交官员以及工作人员前往机场欢迎。

前往欢迎的还有出席了世界妇女大会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杨蕴玉、副团长郭建、区棠亮、吴全衡和团员黄甘英、倪斐君、范瑾、韩幽桐，以及中国留苏学生的代表。

大使馆工作人员和留学生代表向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献了鲜花。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会议批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制定《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等文件，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并决定以后计划不再搞两本帐，只搞一本帐，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9月30日，中央批转了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中首次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马寅初于1957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他根据1953年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和以后几年人口增长的情况，认为我国人口增殖太快。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一共有601938035人，这是一个静态的纪录。同年，在29个大中城市、宁夏全省、其余各省每省选10个县进行普查，另有35个县只查一区、两镇、58个乡、9个村，共有3018万人，出生率千分之三十七、死亡率千分之十七，因此人口增殖率为千分之二十。但是，从1953年以后的社会情况考虑，人民生活改善，结婚人数增加，孕妇产妇和婴儿得到福利照顾，老年人死亡率降低，国内秩序安定，以及人们思想上希望多福多寿，什么五世其昌，儿孙满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旧残余影响等等，马寅初先生估计“近四年来人口增殖率很可能在千分之二十以上”。以6亿为基数，每年以千分之二十的速度增长，一切有识之士，不能不认为这样增长下去是太可观，太快了。因而，马寅初先生认为，为了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加速资金积累。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应该降低消费比例，这就必须把人口控制起来。同时，为了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扩大轻工业原料的来源，提高粮食的消费水平，以及为促进科学研究事业，他认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人口的增殖，就是积累的减少，也就是工业化的推迟”，“所以对于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不免给政府带来很多的困难”。为了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一面要积累资金，一面应控制人口。　　马寅初先生在做了以上各点的分析说明以后，提出了三点建议：（一）建议在1958年至迟在1963年进行普选时，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使我们可以知道这5年中或这10年中我国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接着认真举办人口动态统计，在这个基础上来确定人口政策，一面把人口增长的数字订入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之中，使以后计划的准确性可以逐步提高；（二）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使广大群众都知道节育的重要性，并能实际应用节育的方法，一面大力宣传早婚的害处，迟婚的好处。如果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三）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以上就是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的主要内容。　　尽管现在来看“新人口论”在理论的周密和深度上以及对问题的阐述上，还有某些不足、不完善、甚至某些不确切的地方，但是，它确实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今天重读“新人口论”，仍感到甚至更感到它的直接现实意义。如果从那时起，能像今天这样真正地重视这个问题，能正确地对待别人的意见，本着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精神来研究这个问题，本着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来宣传它，恐怕20多年来我国人口的增长不至有这么快，困难也不至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遗憾的是，那时没有这么做。相反地，对马寅初先生及其“新人口论”却大加指责，大加批判，加了许多诬蔑不实之词。　　当时给“新人口论”戴的第一顶帽子是：马尔萨斯主义。根据是：“新人口论”同马尔萨斯一模一样不从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出发来分析人口问题，而是抽象地谈论人的性欲、数量、质量、生殖率，以及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它否认了“人多是好事”这样一个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它谈论了人口的质量问题；谈论了人口和粮食的关系问题；等等。给“新人口论”戴的第二顶帽子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人口论”中说：“我深信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一千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50个人就可以做了（假定到处都是二十分之一），请问其余950人怎么办？因此，我就考虑到人多，就不能很快地机械化和自动化。”又说：“我国搞社会主义，就应当多搞大工业，列宁也说过，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列宁文集第7册第151页）。然而，我们过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今年增加的1300万人，能在工业中安插的不过100万人（据李富春副总理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说明），其余1200万人要在乡村中工作”。马寅初先生认为，这就难免发生副作用。因为，“今日的农民对于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总想多留一些，对于生活上的需要逐渐要向城市居民看齐。他们要吃油，所以今日油的紧张超过粮食，他们要穿新衣，所以布不够……因此把每年增殖出来的1200万人口安插在农村，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在短期内既不能提高，而在生活需要上又要向城市看齐，长此以往，如何得了。”给“新人口论”戴的第三顶帽子是：对6亿人口缺乏感情。由于理论宣传片面，实际措施不力，致使我国人口迅速增长。　　马寅初是浙江嵊县人，1882年生。早年留学美国，攻读经济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重庆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并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教务长、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著名的民主战士。1948年，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冲出国民党统治区，经香港进入解放区。　　全国解放以后，马寅初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四届常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职务，在发展我国文化教育和经济事业方面作出了贡献。　　1979年9月14日，教育部副部长周林宣布了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恢复名誉。

　　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苏德战场暂时沉寂，双方都在准备新的战斗。1943年1月，德国宣布全国实行总动员，以挖掘人力补充前线部队和军事工业，并重新分配原料、燃料和电力以加强军事生产。德国统帅部计划以库尔斯克突击部队为主，发动一次代号为“堡垒”的夏季攻势，以改善战场形势。为了这次战役，德国调集了90万军队，1万门火炮，2700辆坦克和自动火炮，2000多架飞机。苏联最高统帅部洞悉德军战略意图，准备了占优势的军队、大炮、坦克和飞机，严阵以待。　　1943年7月5日晨，大批德军在飞机和坦克的配合下，开始进攻，从一开始就遭到苏军的顽强阻击。德军奥廖尔兵团从库尔斯克北面进攻，损失了上万人和上百辆坦克，到7月10日才向前推进10—12公里，再也前进不了了，只好转入防御。在库尔斯克南部，双方多次进行激烈的坦克战，德军曾前进35公里，但在苏军顽强抗击下，又不得不在7月15日退却。　　7月12日和15日，苏军先后在库尔斯克的北部和南部转入反攻，德军节节败退。8月5日起，苏军连续收复了奥廖尔、哈尔科夫、顿巴斯、基辅等重要城市。为此，莫斯科曾首次鸣放礼炮祝捷。德军的“堡垒”计划完全破产。

为八路军机关干部作报告的王稼祥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共产党成立22周年和抗战6周年。

　　在这篇文章里，王稼祥率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王稼祥认为中国共产党22年的历史，是为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史，也是寻找、确定和充实中国民族正确道路的历史。中国民族整个过程中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在其著作中或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一个政党应有革命的理论，共产党应有马列主义与本国的革命经验、本国现实相结合的革命理论，在中国，它就是毛泽东思想，没有它的领导，革命运动无法胜利。

戴维斯

郭明霞

　　郭明霞，女，秦腔旦角。生在陕西高陵县邓家塬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刚解放时，上小学的她非常热爱文艺，在人民剧团当演员的四哥郭维民，每次回家总要教她一些唱段。明霞心灵，一学就会。经常参加学校的宣传活动，曾排演过小节目《兄妹开荒》、《穷人恨》、《打虎记》等，在其中担任了主要角色。她人虽小，但作戏认真，深受群众喜爱。1953年人民剧团去三原演出，团长马耀先听了郭明霞的几段清唱后，非常欣赏，答应让她参加人民剧团。从此明霞如愿一偿，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　　十四岁从艺，练功已有一定困难，但她不怕吃苦。由于嗓门好能以声夺人，启蒙戏《四贤册》便一炮打响。为缩短与老演员的差距，她加倍努力，勤学苦练，在杨安民、田寿易老师的苦心教导下，很快排出了《铡美案》、《五典坡》、《法门寺》等剧，一下子出了名。人们戏称她为“一毛八”（当时戏票两角，单郭明霞一声唱就值一毛八）。她在《屈原》中演蝉娟，牢记屈原对蝉娟说的“若要自己比人强，就要本领强。”，在导演的指导下，起早睡晚，冬不畏严寒，夏不惧酷暑，硬是练出了一身过硬的本领。终以那浑厚宽阔的嗓音，唱红咸阳，唱红陕西，唱红西北五省。　　入团几年间，许多戏中都由郭明霞担任主要角色，《铡美案》中的秦香莲，《五典坡》中的王宝钏，《游西湖》中的李慧娘等，她都演得形象鲜明，真如其人。这是由于她能体验角色，在演技上精益求精，才获得了观众的好评和专家的肯定。1956年她主演的《丰乐园》等剧参加陕西省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获演员二等奖。 1957年她饰演《四贤册》中的赵月娥。1958年演了《党的女儿》、《社长的女儿》等几部现代剧。《党》剧参加了西北五省汇演。这些戏都由省电台录音、中国唱片社制作唱片。1959年她参加了陕西省赴京演出团为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在《三滴血》、《后三对面》中，由她扮演了李三娘和秦香莲。演出时受到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的接见，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次后，又随团到南京、上海、广州、福建、广西、昆明等十三个省、市巡回演出，处处走红，“郭明霞”三字也传到了大江南北。　　郭明霞擅演青衣，又以苦戏悲戏见长。她苦心孤诣的钻研与大胆的实践探索，形成了自己的演唱风格。其特点可以归纳为一下几点：一是以声传情，以情带声。郭明霞嗓子音域宽，音质厚实，音色甜美，加上她的演唱艺术，能紧紧地把握住人物性格，所以能达到以声传情，以情带声的艺术效果。二是抑扬有致，曾次情楚。明霞说：“唱腔要讲究完整性，不能唱得零零碎碎，平平淡淡。在骨节眼上加把劲，把唱腔推向高潮。三是淳朴含蓄，刚柔相济。在演唱中她很少使用华丽的装饰音，不主张多拐几个“环环”，不图花梢，但求行腔扑实深沉，自然大方，唱出韵味，真切动人。特别是在《铡美案》最后一场戏中，当唱到“事到如今，我也不要你的银两，我也不要你与我伸冤，但求相爷将我一刀两断，也免得相爷作难了”时，似在呻吟哭泣，似在嘶叫苍天，柔中有刚，刚中有柔。最后“作难了”三字，如同霹雳炸响，长空撕裂！这种能刚能柔、刚柔相济的演唱特色，创造出了耐人寻味的艺术意境。四是吐字清晰，字正腔圆。低音时清晰可闻，高音时有张有弛，不声嘶力竭。她对唱腔咬字的着力点：唇、齿、牙、喉、舌五音及齐、开、撮、合四呼，均严格要求，从不马虎。五是在声音训练方面勇于探索。她的方法独成一格，善于学习借鉴京剧、豫剧、民歌，在发音上敢于创新，气足韵长，共鸣音好。行腔时不墨守传统唱腔，从表现人物内心感情出发，在传统唱腔的基础上不断革新，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新唱腔。省剧协主席杨兴说她“结合人物的性格和思想感情，充分发挥了音域宽阔、嗓音高亮、圆润的特点，恰如其分地运用颤音，精心掌握唱腔中的疾徐、轻重、长短、转折、断续、离合，从而形成了她自己那高昂深厚、刚柔相济、富有韵味、行腔抑扬顿挫、字正腔圆、发音收韵、朴实深沉的唱腔风格”。　　郭明霞第一次演秦香莲时才十六岁，有次演完戏卸装时一个妇女抱着孩子闯到她跟前，哭诉被丈夫遗弃的苦情。这件事深深打动了她，对她以后演戏很有启发。她先后成功地塑造了王宝钏、赵月蛾、武则天、李玉梅、赵梦桃等光彩照人的妇女形象。《赶坡》一唱就是几十年，至今仍不时在荧屏上与观众见面。老陕人看她的戏成了一种享受，她的名子妇孺皆知。城乡戏迷们编了个顺口溜：“听了郭明霞的唱，三年五年不能忘；看了郭明霞的戏，十年八年不看戏。”她的演唱技巧在秦腔界独具特色，形成了郭腔、郭派。她的徒弟张虹、张丽娜等人，开口郭腔郭韵，郭派早已为广大秦腔爱好者所认可。　　明霞于1953年入梨园从艺就立志要唱一辈子戏。四十年来，她以饱满的热情与非凡的毅力，全身心的投入到秦腔艺术中去，可谓“痴心不改，始终如一”，署往寒来，耕耘不辍。她进团的次年二月就接了《屈原》这出戏。正当排练紧张之际，父亲突然病故，她忍着悲痛，顶着世俗的指责坚持排练。当年四月，《屈原》首次上省汇报演出，获得成功，这给了她信心和力量。在剧团她冬冒大雪穿单裤练台步，夏顶骄阳吊嗓子。斗转星移，暑往寒来，终于有了可喜的成果。　　四十多年来，她先后在五十五个传统剧目与三十三个现代剧目中扮演过角色。她演的《四贤册》、《党的女儿》等十多个剧目分别由陕西电视台、中国和上海唱片社制成电视和唱片播放发行。报纸、刊物、电台多次介绍郭明霞艺术成就、表演特点、名段欣赏、参加社会活动等情况的文章、消息，多达百余篇。　　1956年她获得省演员二等奖；1987年获省演员一等奖；1989年被定为国家一级演员。她先后成为市级、省级、国家戏剧家协会会员，曾担任陕西省剧协常务理事，咸阳市剧协副主席。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先后任剧团团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等职。多次被评为省、市“三八”红旗手，省级劳模，担任省、市妇联委员，省、市政协委员，出席过省党代会。由于她的特殊贡献，1992年国务院颁发给她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1年被中共咸阳市委推选为有特殊贡献的专业技术拔尖人才。那数不清的烫金字红本本是对她艺术成就的充分肯定。　　名噪西北五省的郭明霞，舞台上曾令多少戏迷倾倒，而台下的她却是个实实在在的普通老百姓，她不缺钱，但却从不乱花钱。去世前还住着普通的两居室，水泥地面。屋内摆设简朴，除几盆花草和所获奖杯，别无陈设。屋里一摞摞纸箱中，全装着各种证书、剧照等资料。　　她对自己从来想得很少。在同一个季节里若见她十次，至少有八次穿着同样的衣服。下乡演出，一件旧棉袄与普通乡下人没有区别。从艺这么多年，那朴实忠厚的农民本色始终没有变，她永远记着自己是农民的女儿。　　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王宇雄是位医生，不仅是她人生道路上的好伴侣，又是一个好秘书、好助手。她的成功有他的辛劳。郭明霞几十年的艺术资料和档案材料，全凭丈夫几十年如一日细心的收集、整理。明霞常常外出开会、演出，家里事全凭丈夫照料。每每看见他们相敬如宾，互相体贴关照的情景，人们从心里为明霞庆幸，对王大夫敬佩。他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为了他的妻子，他的家，也是为了秦腔艺术事业。他替明霞收集、整理、保存的大量艺术档案资料，也将成为研究秦腔艺术的宝贵资料。　　诞辰：1938年7月5日，农历戊寅年六月初八日　　逝世：1999年10月2日，农历己卯年八月廿三日

赵一曼

　　姓 名： 赵一曼　　学 籍： 黄埔军校六期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籍 贯： 四川省宜宾 　　生 卒： 1905—1936 　　军 职：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 　　“红枪白马女政委”赵一曼（1905-1936），原名李坤泰，学名，又名李一超，四川省宜宾县白花镇人，1926年进入宜宾市女子中学（现宜宾市二中）读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著名的女民族抗日英雄。五四运动期间，赵一曼受到革命思想影响。1924年大姐夫郑佑之（中国共产党首届四川省委委员，革命先烈，人称川南农王）用通讯的方式介绍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她加入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宜宾地委妇女委员和县国民党党部代理妇女部长。1927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7月，武汉政府反共，她转移到上海，随即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翌年与同学陈大榜（陈达邦）结婚。1928年冬，她因疾病和身孕，奉调回国，先后到宜昌、上海、南昌等处做地下工作。 1932年春，她被派到东北地区工作，更名为赵一曼，先后在奉天（沈阳）、哈尔滨领导工人斗争。翌年，为掩护身份，她曾同满洲总工会负责人老曹（黄维新）假称夫妻。1934年7月，她赴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后任珠河区委书记，一度被抗联战士误认为是赵尚志总司令的妹妹。1935年秋，她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群众亲切称她“瘦李”、“李姐”，被当地战士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女政委”。 日伪报纸也为之惊叹的这位“红枪白马”的妇女。抗日事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中国共产党派到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1934年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兼铁道北区委书记，组织抗日自卫队，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争。1935年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11月，与日伪军作战时不幸因腿部受伤被捕。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找了一名军医对其腿伤进行了简单治疗后，连夜对其进行了严酷的审讯。　　面对凶恶的日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的罪行。凶残的日军见赵一曼不肯屈服，使用马鞭狠戳其腿部伤口。身负重伤的赵一曼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意志和誓死抗日的决心，痛的几次昏了过去，仍坚定地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没说出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　　1935年12月13日，因赵一曼腿部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赵一曼在住院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与女护士韩勇义进行反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两人深受感动，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日军魔掌。1936年6月28日，董宪勋与韩勇义将赵一曼背出医院送上了事先雇来的小汽车，经过辗转后，赵一曼到了阿城县境内的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家中。6月30日，赵一曼在准备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追捕的日军赶上，再次落入日军的魔掌。　　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凶残的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老虎凳、辣椒水等更加严酷的刑讯。据敌伪档案记载，日本宪兵为了逼迫她供出抗联的机密和党的地下组织，对她进行了残酷的拷问。刑讯前后采用的酷刑多达几十种，其中就包括电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实情。　　日军知道从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珠河县处死“示众”。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县（现尚志市）的火车，她知道日军要将她枪毙了，此时，她想起了远在四川的儿子，她向押送的警察要了纸笔，给儿子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遗书：“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中国人民会永远牢记女民族英雄赵一曼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为赵一曼题写了“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的题词，哈尔滨市将她战斗过的一条主街命名为一曼大街。郭沫若送诗　　1962年4月9日，郭沫若为赵一曼题写了一首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篇：　　蜀中巾帼富英雄，石柱犹存良玉踪。（指明末著名女将军秦良玉）　　四海今歌赵一曼，万民永忆女先锋。　　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　　东北西南齐仰手，珠河亿载漾东风。　　赵一曼烈士的晚辈校友之子杨将军曾题诗纪念：　　家母有师姐，宜宾曾入学。　　尚志无此妹，神州有斯杰。　　黄埔精神振，黑土碧血喋。　　临刑告独子，芳华意何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宜宾建立了赵一曼纪念馆。红枪白马　　日伪报纸也为之惊叹的这位“红枪白马”的妇女，其实并非超人，而是当时革命洪流中推出的弄潮儿。　　赵一曼在珠河游击区时，伪满的哈尔滨报纸刊登了题为《共匪女头领赵一曼，红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报道，尽管有很多污蔑不实之辞，却也把她说得神乎其神。其实，赵一曼从外貌看是个消瘦且病弱的女子，只是革命时代赋予她无比坚强的意志。留给儿子的遗书　　对日寇横眉冷对，留给儿子的遗书充满感情、催人泪下　　赵一曼负伤被捕解到哈尔滨后，日寇和伪满的警察头目立即对她进行审讯。此时，她伤口不断流出的鲜血湿透了棉衣，依然滔滔不绝地痛斥日寇侵占中国东北的暴行。负责审讯的日本特务恼羞成怒，竟用竹签从她的指甲缝中钉进去，用鞭子狠戳赵一曼的伤口，使她几次昏死过去。日寇将她送到医院，伤势刚好一点，日寇又在病床前审问，赵一曼依然坚不吐实，日寇拳打脚踢，她的伤口再度破裂，又昏迷过去。医护人员甚至包括看守的警察都对她产生了敬佩。　　赵一曼牺牲之前，最想念的是自己的儿子赵掖贤。临产的时候，她正在宜昌做地下工作，把孩子生在一个陌生好心妇女的半间砖房中。在往上海找党组织的途中，她身无分文，背着孩子一路讨饭，受尽了千辛万苦，几乎在上海街头把孩子卖掉。赵一曼临刑前一天，给“宁儿”写了一封遗书，读来催人泪下——“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赵一曼《滨江述怀》　　誓志为人不为家，　　跨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若是全都好，　　女子缘何分外差？　　未惜头颅新故国，　　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　　笑看旌旗红似花。赵一曼诗　　赠友人方未艾　　世上多风云，人生有聚散　　今朝苦离别，他日喜相见　　友情和爱情，男女都看重　　言行不自由，两者将何用　　理论与实践，纷纷说短长　　一心为社会，万古可流芳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１９３０年７月５日，周恩来应邀在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作《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他说：“中国革命主要的革命内容还是消灭封建势力与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故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同时，这一民权革命，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联合农民才能完成的”。　　他重申了“六大”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观点，强调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和争取群众、组织群众、聚集革命力量的重要性，分析了城市工人运动的发展与农民游击战争、土地革命深入开展的关系，强调工农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

孙殿英

　　１９２８年７月５日，河北马兰峪东陵发生特大盗宝案。　　东陵为清皇室陵地，共有帝陵、后妃陵１４处，其中包括乾隆、慈禧的陵寝。直鲁联军残部孙殿英对东陵的地下宝藏垂涎三尺，派出工兵营进行挖掘，并使用炸药炸开坚固的墓门。贼兵不但洗掠了价值上亿的陪葬珍宝，连帝后的尸身也弄得支离破碎，陵寝一片狼藉。消息传开，舆论大哗，要求政府严缉案犯。孙殿英四处献宝打点，此案竟不了了之。

亚诺什·施塔克　　亚诺什·施塔克JanosStarker(1924-)匈牙利裔美国大提琴家。又译“斯塔克”、“史达嘉”。1924年7月5日出生于布达佩斯，父母都是俄国人。6岁开始学习大提琴，10岁第一次公开演出，后就学于布达佩斯李斯特音乐学院，毕业后先后在布达佩斯歌剧团和布达佩斯爱乐乐团担任第一大提琴手。1948年应多拉蒂之邀移居美国，先后任达拉斯交响乐团（1948-1949年）、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乐团（1949-1953年）、芝加哥交响乐团（1953-1958年）首席大提琴手。1954年加入美国籍。1958年进入印第安纳大学任教，同时开始独奏事业。此后一直为该校教授。个人自述　　我6岁时见过卡萨尔斯，他抚摸着我的头，亲吻了我，我保留了一星期没洗掉。卡萨尔斯为大提琴家开创了崭新的领域，但这不是我们同代人所认为的顶点，大提琴演奏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我们都是卡萨尔斯的“产品”。三年之后，我见到了伊曼纽尔·福伊尔曼，并在声音上极力模仿他的演奏。他演奏的巴托克的第一狂想曲和贝多芬的奏鸣曲，由巴托克亲任钢琴伴奏。这与卡萨尔斯的演奏完全不同。我发现大提琴并不总是听起来只是大提琴的音色，因为通常人们总是把大提琴与广播电影中的热恋或垂死联系起来。比如圣-桑斯的《天鹅》就是大提琴演奏的，这太令我着迷了。我想使大提琴不只是发出自身的声音，而要产生音乐所需要的声音。　　在弗朗茨·李斯特音乐学院，利奥·韦纳不仅对我，而且对每个成功的匈牙利音乐家都有极大的影响。他教导我们去倾听。在室内乐课上，第一年我们对他的指导不理解，但到第三年我们真正学会了为什么听音乐。韦纳使我懂得，无限度、无控制、无原则地表现音乐毫无益处。音乐必须从严格训练开始，别无选择。只有从严格训练开始，才能有所自由。　　在音乐学院，科达伊的工作室与我老师的很近，因而当我学练科达伊的无伴奏奏鸣曲时，就有机会演奏给作曲家听。战后我常常演奏这部作品，也获得了许多殊荣。我家游泳池旁有一牌匾，上书：“这个泳池是科达伊修建的。”有一次演出完后，科达伊来到我的房间对我说：“16页处，假如你不做出渐慢，简直与念经一样。”我说：“那么接下来呢？是G音，还是#G？”他考虑了一会儿说：“是的。”因此我现在有权决定是G，还是#G。　　弗里兹·赖纳是另一位对我的音乐生活有极大影响的人物。我做了9年他的大提琴首席—4年是在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5年在芝加哥交响乐团。那个时期，我演奏了大部分的歌剧和管弦乐作品，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凭经验，我认为赖纳是最伟大的指挥家，他的乐感、理解力和在音乐上的要求都是无与伦比的。他使我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纯正、简洁和均衡成为我的圣三位一体。我们配合默契，直到我离开芝加哥，继续从事独奏和教学生涯。当时他真的很生气，我想我一定是唯一一个自己辞职，而不是被他解雇的人。　　在大都会歌剧院工作期间所听到的众多大歌唱家们的演唱，对我的音乐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撇开戏剧内容，只说声音，倾听玛丽亚·卡拉斯和于塞·比约林的演唱，使我在演奏中不仅以声乐音质为目标，也努力进行改革。卡拉斯的音域变化十分值得注意，我要从低音区平稳地转换到男中音，男高音，女中音，女高音直到花腔女高音的音域。　　海菲兹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强烈。我在芝加哥做首席大提琴时，他来录制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赖纳指挥。我们在星期二晚间的音乐会上演奏，星期五开始录音。那天早上9点钟，工程师问：“你准备好了吗？”海菲兹说：“我不需要准备。”我们无停顿地完整地演奏了一遍，这是我们从未听过的最迷人的布拉姆斯。接下来，就开始了回放和改进，历时17个小时他们才满意。这个录音十分完美，但总也不如第一次的演奏。录音和音乐会是那么的不同，就像电影与戏剧之间的差别。

吴冠中

　　吴冠中，别名荼，1919年，生于江苏宜兴农村。1942年，毕业于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曾任教于国立重庆大学建筑系。1946年，考取全国公费留学绘画第一名。1947年，就读于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1950年，留学归国，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1953年，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1956年，任教于北京艺术学院。1964年，任教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70年，“文革”期间被下放到河北农村劳动。1973年，调回北京参加宾馆画创作。1978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主办“吴冠中作品展”。1979年，当选中国美协常务理事。1987年，香港艺术中心主办“吴冠中回顾展”。1991年，法国文化部授予其“法国文艺最高勋位”。1992年，大英博物馆打破了只展出古代文物的惯例，首次为在世画家吴冠中举办“吴冠中——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家”展览，并郑重收藏了吴冠中的巨幅彩墨新作《小鸟天堂》。1993年，法国巴黎塞纽奇博物馆举办“走向世界——吴冠中油画水墨速写展”，并颁发给他“巴黎市金勋章”。199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999年，国家文化部主办“吴冠中画展”。2000年，入选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通讯院士，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籍艺术家，这也是法兰西学院成立近二百年来第一位亚洲人获得这一职位。根据《吴冠中年表》中可以知道，1939年，吴冠中20岁，吴冠中于国立艺专期间，酷爱梵高、高更，在画面中喜用大红大紫强烈的色彩，给自己取名“吴荼茶”的笔名，后改为“荼”，专做画面签名。　　吴冠中在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致力于油画民族化和中国画现代化的探索，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多次在中国美术馆和全国十余个主要城市举办个人画展，并先后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香港艺术中心、美国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伯明翰博物馆、堪萨斯大学艺术馆、纽约州圣约翰博物馆及底特律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巴黎市立塞纽奇博物馆等举办画展。已出版个人画集50余种、个人文集有《吴冠中谈艺集》《吴冠中散文选》《美丑缘》《生命的风景》《吴冠中文集》等十余种，曾写《桥之美》。艺术家生平　　从无锡师范初中部毕业后，吴冠中考入浙江大学代办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36年转入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从李超士、常书鸿及潘天寿等学习中、西绘画。1942年毕业，任国立重庆大学助教。1946年考取公费赴法国留学。1947～1950年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J?苏弗尔皮教授工作室进修油画；同时在A?洛特工作室学习，并在卢佛尔美术史学校学习美术史，各项成绩优异。　　吴冠中1950年秋返国。先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建筑系、北京艺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吴冠中大师的画　　吴冠中在50～70年代，致力于油画风景创作，并进行油画民族化的探索。他力图把欧洲油画描绘自然的直观生动性、油画色彩的丰富细腻性与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审美理想融合到一起。他擅长表现江南水乡景色，如初春的新绿、薄薄的雾霭、水边村舍、黑瓦白墙，和谐、清新的色调，宁静、淡美的境界，使画面产生一种抒情诗般的感染力。　　从70年代起，吴冠中渐渐兼事中国画创作。他力图运用中国传统材料工具表现现代精神，并探求中国画的革新。他的水墨画构思新颖，章法别致，善于将诗情画意通过点、线、面的交织而表现出来。他喜欢简括对象，以半抽象的形态表现大自然音乐般的律动和相应的心理感受。既富东方传统意趣，又具时代特征，令观者耳目一新。　　作为美术教育家，吴冠中注重学生艺术个性的培育。作为善思考的艺术家，他又勤于著述，立论独特，而且文字生动流畅。其中关于抽象美、形式美、形式决定内容、生活与艺术要如风筝不断线等观点，曾引起美术界的争论。　　吴冠中是一个勤奋多产的优秀画家，敏感、犀利、坦率的评论家，中国艺术界少有的思想者。其坦诚与直言的个性同样体现在其不顾年事已高，持续不断的打击假画上，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极力维护艺术市场的纯净。吴冠中大师代表作　　他的油画代表作有《长江三峡》《鲁迅的故乡》等。中国画代表作有《春雪》及《狮子林》《长城》等。出版有《吴冠中画集》《吴冠中画选》《吴冠中油画写生》《吴冠中国画选辑》（1～4）及《东寻西找集》《风筝不断线》《天南地北》《谁家粉本》《吴冠中素描、色彩画选》《吴冠中中国画选一辑》《吴冠中散文选》等

　　１９１８年７月５日，伍廷芳、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林葆怀在广州就任军政府总裁，宣布中华民国军政府组成。　　５月４日，非常国会在桂系、滇系军阀的操纵下，根据军政府组织法修正案，于２０日进行了总裁选举。选出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林葆怀７人为总裁。但得票最高的孙中山拒不就任，唐绍仪亦没有就职。６月５日，军政府政务会议推举岑春煊担任主席总裁。７月３日，岑春煊由上海抵广州，与滇、桂系大员商议重组广州军政府。７月５日，７位当选总裁的其中５人，发表军政府成立文告。非常国会的部分议员相继致电孙中山，请其速回粤就职。

蓬皮杜

　　1911年7月5日，蓬皮杜出生在法国蒙布迪夫。他的父母是出色的教员，作为教师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成为大学教授。3岁时已经在幼儿园里出类拔萃了，蓬皮杜认识的字和读的书比别的孩子们多。他从小待人很有礼貌，但和一些聪明的孩子一样喜欢与老师做恶作剧，经常用一些双关语影射老师。要不是后来成为总统，他也许会成为作家。上中学时，他成长为一个惹人喜欢的孩子，对女孩子的吸引力很大。而在他的眼里只有一位来自巴黎的女孩，他与她来往频繁，他想和她结婚。但女孩子父母强烈反对。他的初恋就这样痛苦地结束了。后来蓬皮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一所师范学校。他在军队服役期间（曾经为戴高乐将军工作）表现出众，人们认为他将来肯定有出息。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终于成为法国总统。他和他的妻子克劳德十分恩爱。蓬皮杜曾经说过，“我一生中，自己拿主意不过只有三四次，结婚、离开大学、为戴高乐将军工作、脱离政府机关和政治、进入私营企业，其余都不是我自己作主的。”

罗伯特·金·默顿

　　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生平介绍：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和结构功能主义流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1910年7月4日出生于美国费城南部的一个平民家庭。1931年获坦普尔(Temple)大学学士学位，尔后进入享誉世界的哈佛大学，师从著名社会学家P.A.索罗金、T.帕森斯和科学史家G.A.L.萨尔顿。1936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3年。1939年至1941年间在图兰恩(Tulane)大学工作，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和社会学系主任。1941年默顿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度过了他此后全部的社会学生涯，并先后担任过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应用社会研究所副所长、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1956-1957)、美国东部社会学协会主席(1968-1969)、美国科学社会学研究会主席(1975-1976)、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1975)等职。197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退休并荣膺特殊服务教授和荣誉退休教授。2003年2月23日在纽约逝世，享年92岁。　　站在巨人肩上的默顿　　2003年2月23日，对于从事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研究的学者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日子。当代社会学界的泰斗、科学社会学的先驱者罗伯特·金·默顿在经历了与六种癌症的顽强抗争后，走过了他充满智慧的92年人生旅程，在留给人们无限的精神财富的同时永远地离开了他所毕生追求和挚爱的社会学事业。　　"如果说我能够看的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这句源自牛顿的格言是默顿1965年撰写的《站在巨人的肩上》一书的主题。他花了23年的时间收集了该书用到的奇闻轶事。虽然这本书可能不是默顿最著名的一本著作，但它也算得上是默顿最特殊的一本书了。它的出版为默顿在科学界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以至于人们现在还普遍认为默顿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社会学家，也是一位科学巨人。曾经是默顿学生，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兼人事部主任的乔纳森·科尔(Jonathan R. Cole)回忆说，在一次"社会结构分析"的课堂上，默顿曾经做的一次非正式的调查，调查的内容是让学生估计他的身高。默顿实际身高为6英尺1英寸，但结果所有的学生都高估了他的身高许多，足见默顿所具有的魅力和威信。　　然而，面对人们的种种颂扬，默顿却淡然处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由于人们对科学家的推崇，往往把他们去人格化了，有时候甚至是偶像化了。对此，默顿认为一个公正的态度是应该把他们看做人，而不是神，因为巨人也是处于人们不可避免的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承受着方方面面的压力和体验着形形色色激情的人。默顿自己就是如此看待巨人的，正是站在巨人的肩上，默顿创建了他富有特色的经验功能主义、中层理论学说和科学社会学的思想，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现代社会学上广泛采用的新概念。可以说，那些想要从事社会学甚至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要站在默顿的肩上，从他的思想中吸取足够的养分才能理解社会学的真谛。　　功能分析：理论解释与方法运用的融合　　功能分析被当代许多社会学者认为是解释社会研究材料最有成就和最有前途的一种分析方法，它初步形成于20世纪30、40年代，60年代后发展成为西方社会学中的主流方法，且至今在社会学方法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默顿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对功能分析的突出贡献主要有三点：　　一是强调区分负功能(dysfunction)和正功能的存在。默顿认为，在进行功能分析时，应裁定所分析的对象系统的性质和界限，因为对某个系统具有某种功能的事项，对另一个系统而言就不一定具有同样的功能。凡是社会结构要素及其关系对于社会调整与社会适应起促进和帮助作用的是正功能，而导致社会结构及其关系破裂的则是负功能。　　二是区别了显功能和潜功能。默顿认为，在进行功能分析时，应注意分析社会文化事项对个人、社会群体所造成的客观后果。那些有意造成并可以认识到后果的是显功能，而非有意造成的和不被认识到后果的是潜功能。默顿指出，社会学者的特殊贡献不但在于研究社会行动者有意安排的预期后果(显功能)，而且主要在于研究社会行动者未预期的或不为一般人所觉察的后果(潜功能)。　　三是提出了一整套功能分析的范式。默顿认为，要改变目前的社会学状况，就必须确立起一整套社会学定性分析的范式。默顿以功能主义思想为基础，提出了他著名的功能分析范式，其中包括11个方面的问题：(1)功能归属问题；(2)主观意向问题；(3)客观后果问题；(4)功能指向问题；(5)功能需求问题；(6)功能实现机制问题；(7)功能选择问题；(8)结构约束问题；(9)动态与变迁问题；(10)功能分析的效度问题；(11)功能分析的意识形态问题。　　默顿在提出自己一整套功能分析范式之前，指出了以往的功能分析存在着三个致命的弱点：一是功能的统一性(functional unity)。即认为社会系统的任何局部都对整个社会具有功能。默顿认为文化事项是否都一致地对作为一个系统的社会以及社会中的所有成员履行功能应是一个经验问题，而不是一个公设。二是功能的普遍性(functional universality)。即认为一切标准化的社会形式或文化形式都具有积极功能。默顿指出对不同的系统而言，社会或文化事项是具有不同的功能结果的。三是功能的不可替代性(functional indispensability)。即认为特定的社会结构与制度化形式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默顿认为，功能需要实际上是多样性的，它存在着"功能选择"、"功能替代"的情况。默顿通过对以往功能分析的上述批评与检视，进一步指出了以往的功能分析多侧重于理论解释，而对方法的运用重视不够，因此，它常常造成理论解释与方法运用的分割运行。在默顿看来，功能分析既是解释社会现象的有效理论，也是一种收集资料的有效方法，是理论解释与方法运用的一种融合。　　总体上说，默顿的功能分析范式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把结果层次的功能分析转变为方法层次的功能分析。二是把功能分析中的理性主义的、抽象的方法转变为更具有经验性指导的方法。三是把社会的静止图景转变为动态图景，并突破了传统功能主义在认识论上的三个错误假定。　　中层理论：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的沟通　　社会学自诞生以来一直把总体化、普遍化的宏大叙事作为自己理论追求的一种目标，其结果导致了像帕森斯那样以高度抽象而著称的一种"宏大理论"的出现。作为帕森斯的学生，默顿却持批判态度，并指出这种总体化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统一理论不仅与人们日常观察到的具体社会行动、社会现象相距甚远，而且对社会问题缺乏实际指导意义。因此，默顿强调经验实在性，倡导一种适用于解释有限现象的"中层理论"，以试图打破长期以来那种试图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抽象的宏大理论。这种"中层理论"就是介于抽象的统一性理论和具体的经验性描述两者之间的一种理论，其基本特征有：(1)它主要用于指导经验研究，且根据这一理论是可以通过经验加以验证的。如社会流动理论、社会分层理论、角色冲突理论、参照群体理论，等等。(2)它只涉及有限的社会现象，一般由几组有限的假定组成，且通过逻辑推导可以从这些假定中产生出能够接受经验调查证实的具体假设。(3)它可以融入到所谓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之中去，成为社会学思想体系的一部分。(4)它能区分出微观社会学问题与宏观社会学问题，从而划清微观与宏观问题的界限。(5)它承传了早期社会学家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建构策略，是经典理论研究工作的直接延续。(6)它没有认定自己可以对当今一切紧迫的实际问题提出理论解决的终极办法，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为我们指明了未知的或需进一步研究的方面。　　默顿倡导这种"中层理论"的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他认为帕森斯创立的理论体系过于庞大，难以实践。二是长期以来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的相对脱节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社会学研究的分化。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动荡不堪，冲突不断，急需具体理论予以指导。四是在西方各种危机面前，帕森斯学说遭到了各方面的大量批判，亟待修正、完善以摆脱困境。中层理论就是这样一种范围有限的理论，它不仅可以融入到所谓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之中去，以区分出微观社会学问题与宏观社会学问题，而且它本身构成了经典理论研究工作的直接延续，指明了社会学研究的未知方面，从而大大增强了社会学的应用性、适应性和指导性。　　由此看来，默顿提出的"中层理论"，其目的不仅在于对功能主义思想的承传与创新，而且在于架通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的桥梁。在他看来，经验分析是理论研究的坚实基础，而理论研究对经验分析具有规范和引导作用。的确，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如果缺乏理论上的关照，即使某些看似很实际的东西，却往往会在观念和行动上远离切身体验，从而离真实的生活实践可能更远。这一点对于中国社会学长期以来刻意追求经验本性的研究风格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中国社会学如果缺乏理论的想象和反思，就必然会沦为对既定现实的无批判地肯定，这不仅像一个先天不足而后天缺乏营养的孩子，难以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立稳脚跟，而且势必会造成社会学功能的丧失、根基的虚化和想象力的枯竭。　　科学社会学：科学与社会的互动　　科学社会学是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系统或制度来加以考察的新兴学科。1935年默顿在其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中首次提出了科学作为一个社会系统，有其独特的价值观的观点，并对科学系统进行了全面的社会学分析。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科恩(I.B.Cohen) 在回顾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研究历程时说，默顿的这篇论文虽然不能算作是科学社会学的第一篇文章，但他却是第一个把这三个词组连结在一起用的人。　　默顿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科学界的社会关系结构即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而不是科学家个人。他所确立的科学社会学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科学制度的规范方面，另一部分是科学制度的运行方面（科学界的奖励系统、沟通系统、评价系统等。默顿认为，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科学在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的同时，也不断受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科学社会学就是在科学与社会的互动中发展起来的。默顿集中探讨了作为社会一个子系统的科学内部的社会现象，尤其探讨了科学精神气质和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科学内部的社会系统既不能脱离整个社会环境，又应该有相对的自主性，这是科学认知结构所提出的基本要求。　　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工作通常被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他的前期研究以1938年发表的论著《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为代表，而后期研究以1942 年发表的《论科学与民主》（后定名为《科学的规范结构》）和1957年发表的《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为主要代表。尤其是他后期的这几本论著，确立了科学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与框架，反映了他成熟的科学社会学思想，形成了所谓的功能主义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传统。　　默顿前后两个时期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在理论框架、研究问题、研究对象、研究性质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特别是其理论框架的不同是最基本的方面。在前期他主要是运用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K.Mannheim）和索罗金（P.Sorokin）的方法，研究作为一种观念和文化的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如何受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而在后期，随着他的功能主义观点的形成和对科学制度研究的深入，逐步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有关科学社会学的功能主义分析模式。　　在《论科学与民主》一文中，默顿提出了其著名的构成"科学精神"的四大规则，即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性。并指出它不仅是约束科学家的基本价值规范，也是科学共同体社会结构的基本准则。这一思想被称之为默顿科学社会学的核心内容和精髓，直到现在都深深地影响着一大批科学家。自默顿之后，越来越的社会科学家开始关注科学问题了，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也得以不断充实和完善，以至于现在科学社会学已经发展成了社会学和科学学中的一门十分重要的分支学科。正如科尔所说："默顿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在于他让所有伟大的科学家都认识到了还存在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一席之地"。　　不朽的业绩与奋斗的人生　　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位杰出代表和"科学社会学之父"。默顿对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提出的中层理论不仅在理论与应用、宏观与微观之间架起了桥梁，而且把以前认为是毫无联系的一些实际研究方向沟通了起来，从而为社会学各种理论方法提供了一个相互汇合的基础。正如科尔所说，默顿"的确是20世纪极为少数的特别有影响力的社会科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逝世标志着20世纪社会学发展一个阶段的终结"。 诺曼·斯托尔(Norman storer)则说："即使默顿没有被人们公开描述为社会学奠基之父，但在熟知这个领域的人们心中也会达成一种共识，那就是社会学能够保持现有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默顿过去40年所做的努力相关的。"　　默顿一生十分注重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的结合。当1941年他到哥伦比亚大学工作时，对于社会学研究当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工作的中心应围绕社会实验和观察而展开，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社会理论的研究更为重要。作为这两者之间的一种融合，默顿与著名的应用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费尔德(Paul F. Lazarsfeld )联手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了应用社会研究所，并开展了一系列在社会学发展史上极富影响的应用社会学研究，由此也推动了著名的"哥伦比亚学派"的形成。"理论家和方法学家联合在一起了。"康奈尔大学著名社会学教授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说，"默顿最伟大的成就就在于将理论和方法结合在他的工作中"。社会学家欧文·霍偌威特(Irving Horowitz)教授在把默顿描述为一个全能的社会学家时也说："默顿大部分的社会学事业都是精髓，他在社会科学、越轨行为、大众传媒、社会政策等方面都有十分卓越的研究"。"　　默顿十分注重对社会学后备人才的培养，在他看来，培养可以经受时间考验的学生与发表那些可以被学界以外的人们普遍了解的社会学文章一样重要。他说："一个学者的工作包括两个同样重要的部分：科学研究和培养下一代"。许多学生都爱戴他，但也有许多学生对他们永远精力充沛的老师，一个可以为他人的手稿编辑花上数百个小时，然后提出严厉批评的老师感到敬畏。例如，默顿在纠正科尔的研究生论文中某个错误用词时说："我查了有关这个词的词根和来源的6页材料。"正是通过默顿的这种系统而严谨的训练，在他的学生中，先后涌现出了一批像科尔曼(J.Coleman)、布劳(P.Blau)、科塞(L.Coser)等世界公认的一流社会学家。　　2月23日，在默顿去世的当天，《纽约时报》就发表了一篇长篇的讣文，以纪念这位卓越的社会学家。默顿一生十分勤奋，其工作习惯众所周知，每天凌晨4:30就开始工作，直到去世前一段时间，他一直都在编辑和整理他即将出版的新书。他的父母都是东欧移民，父亲当过木匠和卡车司机，家庭生活十分清贫。14岁时，默顿便开始自己谋生，他常常在一些晚会上表演魔术，以为家庭赚取一些生活补贴。传说中来自亚瑟王朝的巫师默林(Merlin)启发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罗伯特·默林。后来，他又把名字改为默顿。默顿有三个儿女和九个孙子女。他们的儿子，罗伯特·C·默顿于199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自那以后，默顿总是把自己戏称为"经济学家的父亲"。其实，正是他严谨的科学精神和渊博的社会学知识造就出了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正如罗伯特·C·默顿自己所说，没有父亲的培养和熏陶，诺贝尔经济学奖绝不会这么快就幸运地走向了我。

　　1898年7月5日，光绪帝下谕奖励新学人材，谕令说：“各省士民著有新书，及创新法，成新器，堪资实用者，宜悬赏以劝。”“所制器给券，限年专利售卖。”“其有独力创建学堂，开辟地利，兴造枪炮厂者，并照军功例赏励之。”12日，清廷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共12款，具体规定了奖励办法。在中国近代，这是第一次从法律上提倡、保护和嘉奖从事科技及兴办各种实业。它起到了鼓励士大夫从旧学转向新学，以及促进农、工、商各种实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舒新城

　　舒新城，原名玉山，学名维周，字心怡，号畅吾庐，曾用名舒建勋，湖南溆浦人。15岁入学溆浦县立高等小学，20岁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民国6年（1917年）毕业后，在长沙兑泽中学、省立一中及福湘女学等校任教务主任。民国10年任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民国12年任南京东南大学附中研究股主任，推行道尔顿制，并赴上海、武昌、长沙等地讲演，编写《道尔顿制研究集》和《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成为教育界名人。是年11月由恽代英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民国13年10月，应吴玉章之邀，赴成都任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民国17年，应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之聘，任《辞海》主编。民国19年起，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全力主编《辞海》。　　民国24年，日本侵华步步紧迫，总经理怕日方肇事，力主斫掉《辞海》，分类单独出书，对最敏感的社会科学条目全部取消，部分同仁也主张删除政治性条目。舒表示“决不从命”，并力辩：“即使中国亡了，关于历史上的名词，也应存在，社会科学条目决不能取消。”在舒力争和主持之下，《辞海》出书方针未变，保持了鲜明的爱国主义观点和立场，并于民国25、26年间分别出版了《辞海》上下册。　　民国33年夏，长沙沦陷后，日本曾派肥田木侯爵胁迫舒返湘任伪职。他坚持节操，把肥田木顶了回去，仍坚持在中华书局工作。　　民国37年秋，舒与老同学许彦飞、陶菊隐等在上海以开设豆蔻菜馆为名，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联络地点，支持党的工作。解放前夕，舒任中华书局代总经理时，向职工声明：“不迁厂、不裁人、不减薪。”对中华印刷厂不迁台，安定职工生活，以及调回香港资金等，都做出了贡献。　　1957年9月1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接见舒新城，勉励他在中华书局设立编辑部，以先修订《辞海》为基础，然后再搞百科全书。　　1960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舒因病未能出席，他在书面发言中说：“现在我再次建议，是否可以在我们修订《辞海》完毕，摸索到一些经验之后，继续编辑一部五千万字、十卷本的小型百科全书。”

沈鹏飞

沈鹏飞，著名林学家、林业教育家。毕生从事林业教育和林业科学事业，除讲授多种林学课程外，还考察过西沙群岛、海南、广东等地森林，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议；曾参与创办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室、稻作试验场、白云山第一模范林场，南京总理陵园纪念植物园及华南农学院森林经理研究室等；还参加了我国橡胶事业的开拓工作。

沈鹏飞，字云程。广东番禺人，生于１８９３年７月５日，幼年在番禺私塾读书，聪颖好学，打下了比较好的文学基础。１４岁人两广方言学堂学习，以诗词文章在同辈中闻名，曾被誉为“番禺才子”。辛亥革命时，他满怀激情参加革命军，稍后到北京清华学堂学习，１９１７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考取赴美留学。初拟攻读炸药化学，因患肺病在俄勒冈大学转学森林工业，获林学士学位。旋在耶鲁大学研究院继续攻读林学，获硕士学位。

１９２１年９月回国，就任广东农业专门学校林科主任、教授，讲授制材学和森林经理学。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林业教育生涯，培育了几代林业科学技术人才。

１９２３年１月应章士钊校长之邀，任北京农业大学森林系主任，副教务长。１９２４年孙中山创办广东大学，沈鹏飞又南返广州任广东大学农科教授。１９２６年广东大学改名中山大学，沈鹏飞先后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森林系主任、农学院院长、事务管理处主任。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３１年期间，曾以事务管理处主任身份代行校长职务，与当时任教务长的鲁迅有过一段友谊。

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３２年期间，沈鹏飞除讲授森林经理学外，还讲授过植物学、测树学、制材学、森林工学、森林较利学等课程，显示了他多方面的知识和造诣。在这期间，他与陈焕镛创办了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室（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的前身）；与丁颖创办了中山大学稻作试验场；还创办了广东第一模范苗圃和中山大学白云山第一模范林场。他还参加组织了对西沙群岛的考察工作，其编写出版的《调查西沙群岛报告书》成为我国研究西沙的早期文献而被各方所引用。他和当时在中山大学任教的德国专家Ｇ．芬茨尔（Ｆｅｎｚｅｌ）等，共同进行了中国早期的森林经理调查，编制了白云山模范林场森林施业案。这是中国最早的森林施业案之一。至今广州白云山林场还大致保持当年规划的格局。１９３２年，沈鹏飞到南京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在此期间，与于右任等人一起参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创办工作。１９３４年之后，他在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和广西大学任教，并担任暨南大学校长。

抗战胜利后，他担任南京总理陵园纪念植物园（１９５４年改为中山陵园）园林处处长，在此期间与郑万钧筹办南京总理陵园纪念植物园。

１９４９年，沈鹏飞重返广州中山大学任教。１９５０年担任该校林业专修科主任，率领当时森林系与林业专修科师生，对海南岛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森林调查，为海南岛热带森林开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他对新中国建设充满热情，在一首诗中写道“老夫今年五十九，南行复北走”，指的就是他为中国林业建设奔波于海南和大小兴安岭之间的情形。

１９５１年，沈鹏飞积极参加了当时橡胶事业的开拓工作，而且在中山大学森林系和林业专修科开设橡胶经理学课程，写出我国历史上第一本橡胶经理学讲义。这本讲义对我国橡胶事业发展初期的规划、经营、管理提供了科学指导。由于当时师资缺乏，他还讲授过林业经济与企业组织、英语等课程。

１９５２年之后，沈鹏飞一直任职于农林专业院校，在各种教学行政职务和社会活动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不但仍然坚持课堂教学，而且坚持亲自指导课程实习。他对学生既和蔼可亲，又非常严格。据当年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回忆，他对实习、作业一丝不苟，详细指出弊端的影响或认真修改，使学生日后难忘。一个学生３０年后谈起当年实习情景时说：“自从那次沈老指出绘制标准地草图的毛病之后，我至今不忘。在工作中我未曾因此受过批评，反之，其他学校毕业的同志有的就不太注意这类事情”。

沈鹏飞教学几十年，始终坚持认真备课，而且注意融进当时科学技术最新发展的内容。他经常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说：“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在于它的综合性和边缘性。”因此要求他们要从单一学科向相邻学科移动，广采博收，一方面增厚自己的基础，一方面开拓学科的体系。在担任中南林学院院长期间，尽管任务繁重，他仍然翻译了大量外文资料，供大家参考。１９８２年，他提出把森林经理建立在森林生态学基础上，吸收系统理论和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组织森林资源管理；从技术经济高度进行林业生产和生产力评价；运用遥感技术和信息理论建立森林资源信息系统，通过反馈和负反馈实现森林资源的控制与调整，逐步使森林经理由一门经验学科向综合的定量的学科发展，从而促进森林多效益的永续利用，达到优化学科体系的新设想。也是在这一年，他留下了最后一份２０余万字为研究生开设的森林经理专题讲稿。沈鹏飞不仅有着深厚的林学造诣，而且对多个学科都有研究。这就为他开展广泛的学术活动提供了条件。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和梁希、殷良弼等老一辈林业专家发起筹组中国林学会，被选为中国林学会第一、二、三届常务理事，第四届名誉理事长。８０年代初期，他曾被选为中国环境遥感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林业教育研究会顾问。１９８３年前，他历任广东林学会理事长，还参加筹建广东生态学会，广东遥感学会的工作，并积极参加广东植物学会、广东鸟类保护协会、广东技术经济与现代管理研究会等十几个学术组织的活动，并在其中担任荣誉职务。１９７９年，他组织了林业、水电等有关单位４２人的科学考察团跋涉于阳江、电白、吴川、罗定、郁南、德庆等６个县、对广东水土保持工作，从机构队伍到生物与工程治理等技术措施提出了成套的意见。同年１２月，他又组织科学考察小组连同地方有关部门，对西江上游水源林进行调查分析，指出并论证了惠东县“九·二五”特大水灾与乱砍滥伐森林、破坏生态平衡的关系。１９８０年３月，他再次组织１５个单位的专家、学者３０人，考察流溪河、增江上游水源林，并向有关部门提出划定水源林的原则，保护和发展水源林的途径，以及经营方针、改革体制等方面的建议。

从１９５５年１月开始，沈鹏飞连续担任广东省第一、二、三、四届政协委员。１９７８年被选为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次年１２月被选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他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和广东省政协多次会议上，发表了有关维护广东生态平衡，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言，提出林业建设的各种建议，他积极开展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在某些项目上甚至自己暗自为之垫付经费。１９７９年１０月至逝世前，他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热情从事海峡两岸交流和海外联谊工作。

“文化大革命”后，他将补发的工资捐献给中国林学会奖励基金会，作为发展科学技术之用。

沈鹏飞治学最突出之处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一贯强调理论要说明实际问题，为生产建设服务，同时又要来自实际。他曾生动地指出：“基本理论很重要，但是要注意和实际相联系，尽可能地为实际服务，比如你只讲形态分类，但又不讲它在什么生态条件下生长发育，又不介绍它们的用途，这样就不全面了，卖广告还要讲用途嘛”。

５０年代，他为了使华南农学院林学系的教学更好地从华南实际出发，特地和林业部联系，设立华南林业研究室，并亲自兼任主任。他带头深入林区研究山价、油茶经营及其技术经济问题。他是我国早期将技术经济引人林学领域，特别是经济林的研究者之一。

６０年代，为了研究中国热带林的主伐与更新，他亲自在海南岛霸王岭林业局建立了热带林主伐、更新实验区。当他８７岁高龄再度登上当年实验林的山场时，郁郁葱葱的一片茂林，生动形象地向世人说明了海南热带林的采伐与更新规律，展示了中国林业学者对热带森林研究的成果。

７０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历史变化，使沈鹏飞对祖国未来再次充满激情，他写诗道：“岁暮艳阳仍美好，人生难得共春光”。他在晚年着重做了两件工作，一件是在华南农学院建立了森林经理研究室，这是中国高等学校最早建立的这类研究室之一；一件是在广东推动环境遥感事业的发展，在林业部的主持下成立中国林业的第一个遥感试验场——南方林业遥感试验场。在建场一周年的时候，他亲自撰文作了建场的总结。

沈鹏飞生命的最后几年，仍然学而不倦，刻苦工作。甚至在住院高烧期间，还为１９８０年林学会学术会议撰写论文，委托助手到会上代为宣读。在这次会后，一批南方森林经理学者，要求发起召开南方森林经理理论座谈会，以求进一步探索南方森林经理的路子，推动我国南方林业建设的发展。他欣然赞同，并在筹备期间将座谈会改名为“南方森林经理理论与实践座谈会”，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参加这次座谈会除森林经理学家外，还有生态学家、经济学家和系统工程学家，形成多学科综合的学术活动。１９８１年，座谈会结束后，在福建、湖南、云南集体林区出现了一批森林经理实验点。沈鹏飞也亲自在广东龙门县地派办起了合子森林永续利用实验点，将这个不足２０户的小山村办成林茂粮丰，人均收入全县最高的一个地方。１９８１年之后，他发起召开的南方森林经理理论与实践座谈会，逐步形成了我国南方森林经理定期学术交流的一个中心。

１９８２年，沈鹏飞年届９０高龄，仍然南北奔波，片刻不停地战斗在科研、教学的第一线。这一年春天，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环境遥感学术年会上，与会代表祝贺了他的９０诞辰。５月，广东省各界数百人隆重庆祝他从事科学教育事业６０周年和９０寿辰，广东省的领导人和学术界人士热烈向他表示祝贺。来自全国的弟子，有的白发苍苍，有的风华正茂，都衷心感谢他对自己的培育。他兴高采烈地表示：一定要在他的晚年为祖国、为人民作更多贡献。６月，他又赴北京开会。７月到东北考察森林资源和北方林业遥感试验场，仔细研究了东北林业建设的状况。在取道北京南返时，因雷暴飞机滞留天津，一夜未眠，到京后又不顾疲惫，利用在京逗留的一天时间，伏身招待所的狭桌上，写了长达数千字的报告，送给当时的林业部长，提出了他对林业建设的一些想法和建议。８月，他回到广州后，学校本来安排他到中山县度假，他却利用这一段时间，和当地林业干部研究工作，亲自攀登五桂山，检查一个遥感研究课题的情况，就是在这最后的一次实践活动中，他染上感冒转为肺炎。１０月在住院期间，他在病床上亲自起草了森林经理研究室的基建计划。１１月中旬至下旬，他要求助手为他准备资料，研究华南林业建设新局面问题。１２月上旬，他乐观地估计很快将要出院，开始计划１９８３年的工作。不料到１２月中旬，病情第二次恶化。此时适逢中国林学会第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他对助手口授了他给大会的贺电：“热切期望更多的中青年进入理事会”，“愿青山绿涛把红色中华衬托得无比壮丽”，字里行间洋溢着这位老林业科学家对绿化祖国、建设现代化林业的宏伟愿望。１９８３年１月６日，这位中国林业界老一辈的学者，终于离开了他终身奋斗的林业工作岗位。

人物简历

１８９３年７月５日　生于广东省番禺县。

１９１７年　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

１９１９年　毕业于美国俄勒冈农业大学。

１９２１年　获美国耶鲁大学林业研究院硕士学位。

１９２１—１９２２年　任广东农业专门学校林科主任。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　任北京农业大学森林系主任；副教务长。

１９２４—１９２６年　任广东大学农科教授。

１９２６—１９３２年　任中山大学森林系主任，农学院院长，中山大学事务管理处主任。

１９３２年　任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长。

１９３４年　任上海暨南大学校长，同济大学教授。

１９３６年　任广西大学农学院教授。

１９３７年　任广东省粮食管理委员会委员，粮食管理处处长。

１９４５年　任战地服务团秘书，南京总理陵园纪念植物园园林处处长。

１９４９年　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

１９５２年　任华南农学院教授、林学系主任。

１９５８年　任广东林学院教授、代院长。

１９６２年　任华南农学院教授、副院长。

１９６３年　任中南林学院教授、院长。

１９６６年　任华南农学院教授。

１９８０年　任华南农学院森林经理研究室教授、主任。

１９８３年１月６日　病逝于广州。

主要论著

１　沈鹏飞．美国全国森林教育会议记．森林，１９２１，１（１）．

２　沈鹏飞．世界森林损耗与水灾之关系．森林，１９２１，１（４）．

３　沈鹏飞．农业与林业之关系．森林，１９２２，２（２）．

４　沈鹏飞．世界松柏科木材之缺乏与俄国之供给．森林，１９２２，２（３）．

５　沈鹏飞．调查西沙群岛报告书．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１９２８．

６　沈鹏飞．等广东杉木地方材积表编制的初步报告．林业科学，１９５７，３（３）．

７　沈鹏飞．关于打枝和密植问题．中国林业，１９５７（７）：９—１０．

８　沈鹏飞．广东林业教育发展史略．农史研究（第一集）．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０．

９　沈鹏飞．积极推进我国森林经理事业．林业调查规划，１９８２．

１０　沈鹏飞．重视森林经理，发展森林经理——我国森林经理实践意见和问题．森林合理经营永续利用．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１９８２．

１１　沈鹏飞．中山大学校史（１９２４—１９４９）序．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２．

１２　沈鹏飞．南方遥感试验场建设的探讨与工作报告．森林经理文集．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１９８５．

兰朵夫丝卡(wandalandowska)波兰钢琴家、大键琴家和音乐理论学家，她是20世纪在大键琴上以数字低音方式演奏《圣马太受难曲》的第一人。

克莱拉·蔡特金

　　克拉拉·蔡特金，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875年7月5日，生于萨克森地区一教师家庭。她自幼喜欢读书，尤其是爱读父亲珍藏的两本叙述瑞士和法国革命的禁书。在童年时代，她已经懂得“一个人必须准备为自己的信仰牺牲生命”。　　1874～1878年在莱比锡私立师范学校读书。　　1878年，克拉拉结识了俄国革命家奥西勃·蔡特金，并于1882年与这位革命者结婚。在奥西勃的指导下，蔡特金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她很快掌握了社会主义学说的精髓。奥西勃还经常带她参加社会民主党的集会，听威廉·李卜克内西的报告，并同工人一起热情地讨论工人问题。蔡特金的活动引起老师和亲友们的强烈反对，但是蔡特金的政治信仰战胜了一切，她含着眼泪激动地对老师说：“我不能放弃我的信仰”。1897年她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身于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起进攻的行列。　　为了宣传妇女解放，领导妇女为实现迫切要求而进行斗争，1891年蔡特金创办和领导了指导欧洲妇女运动的《平等报》。她把《平等报》当作手中的武器，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传播者。蔡特金以惊人的勇气和魄力承担了所有的编辑工作，《平等报》成了妇女们的良益友。因为那上面写到了她们的生活，反映了她们的痛苦，更是替她们喊出了愤怒的呼声。蔡特金成功地使《平等报》成为社会主义妇女运动最锋利的武器。1907年8月，第一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大会在德国的斯图加特召开。会上决定成立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把《平等报》作为机关报，并选举蔡特金为书记处书记。　　1910年8月，蔡特金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国际妇女代表大会，大会建议为纪念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纺织女工要求“男女平等”的示威游行，将3月8日定为国际劳动妇女节，以团结各国妇女共同战斗。这项建议得到全体与会者的热烈赞同，克拉拉·蔡特金的名字由此而同“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同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她被誉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　　蔡特金晚年的时候同德国法西斯狂热分子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32年，蔡特金从莫斯科奔赴柏林，主持德国国会开幕式。当时，法西斯分子对蔡特金恨之入骨，扬言如果蔡特金敢来主持大会，就把她杀死。但是，蔡特金并未被吓倒，认为在这样反动的国会上，必须喊出劳动人民的声音。当国会开幕式最后一次铃声刚刚结束，蔡特金走上了国会主席台。　　蔡特金就是这样为了无产阶级事业和全世界妇女的解放而奋斗一生。1933年6月20日蔡特金在莫斯科病逝，终年76岁。人物轶事　　蔡特金的文艺观 作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蔡特金在1906—1911年间，发表过一些文艺评论：《易卜生》、《人力难及》、《弗里德利希·席勒》、《革命诗人》、《艺术与无产阶级》。她虽然不是专业文艺评论家，但在她所写的这几篇文章中，表现出对资产阶级古典作家的作品的深刻理解，对未来的无产阶级文艺的巨大希望和热枕。蔡特金评论易卜生，充分肯定其戏剧在抨击资产阶级的本质及其伦理道德的虚伪方面的进步意义。也指出由于阶级局限，没有找到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陷入了孤独苦闷。但是易卜生的戏剧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使资产阶级发生骚乱，从而削弱其力量。《人力难及》深刻分析比昂逊的同名剧作，论述了作家的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作用。蔡特金指出，比昂逊虽然痛切感受到阶级压迫和斗争，并有能力表现真实的现实生活，但由于作者生活环境狭隘、世界观的落后，使创作迷失方向，最后只好求助于虚无缥缈的宗教神明，而不能塑造出能领导群众消灭阶级压迫的英雄人物。　　对于席勒，蔡特金揭示了席勒“不能像歌德那样为自己的艺术而生活”的性格，指出在这位复杂的诗人身上，有着战士与学者、实践家和幻想的矛盾，告诫人们，对于席勒的遗产要分清那些是过去的东西，那些是属有未来应继承的。费莱里格拉特曾经在马克思的帮助下，参加过《新莱茵报》的工作，蔡特金热情赞颂了诗人这一段光辉的创作经历，并惋惜地指出，1848年以后，这位诗人在革命低潮中，因为立场不坚定，倒退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一边了。就此为革命文艺工作者提供了深刻的教训。《艺术与无产阶级》是专门论述文艺与无产阶级的关系的。蔡特金首先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不限于争取满足自身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还必须争取满足一个崭新的世界。其中包括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的全部文化遗产。接着指出无产阶级不能全部接受和崇拜资产阶级文学艺术，而必须在自己身上培养一种以共产主义精神为中心的艺术感、艺术鉴赏力和艺术创造力，摆脱资本主义的束缚。蔡特金写道：“将来从事自由劳动的人民将成为自由艺术的人民，”“根据无产阶级的全部历史存在，他不论在感受上或思维上都是乐观的。经济生活中的推动力量使它满怀希望，欢欣鼓舞地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解放时刻的到来，他的精神生活信心百倍地谈论着这一切”。

　　1854年7月5日，英、美、法三国驻上海领事，趁上海小刀会起义，清政府地方政事混乱之机，擅自修改了1845年的《上海租地章程》，经租界“租地人会”通过后，于7月5日公布《上海英法美租地章程》。事后经用移文方式要上海道台加以追认。这个新章程共14款，其中议定在租界内设置巡捕，征集税收，成立工部局，对中国居民行使征税权和司法权，实行殖民主义统治。这个章程从修改的程序到具体内容都严重侵害了中国主权。从此，中国政府对租界内的行政、司法等不再有权干预。租界逐渐成为“国中之国”。

　　1948年，内战全面开始，东北辽、吉两省的大、中学生约3000人迫于战火，纷纷流向北平，衣食住及读书问题均无法解决，他们派代表向北平市参议会交涉，但未得到答复。后来听说参议会会长许惠东要把他们送去当兵，学生们无比愤怒。7月5日晨，全体学生集合在市参议会门前，找许惠东及李宗仁质问，仍未得到肯定的答复。学生们四处碰壁，群情激愤，决定再次去找许惠东交涉。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急忙调动大批宪警，企图阻止学生进入东交民巷。　　下午4时，学生们到达东交民巷许惠东家的大门口。后来学生又冲破大门蜂拥入院。宪警用木棍、枪托把学生逐出大门。双方对峙了一会，秩序逐渐平静下来。警备总部的王参谋长叫学生派代表谈判，不料在谈判期间，陈继承从北平西苑调来青年军的一个营，把学生团团围住，架起机枪，装上刺刀，作出射击姿势。学生们都已知道代表正在谈判，见此情景，既诧异又气愤，但为避免冲突，大家仍忍耐着坐在地上等候代表的消息。会客室内谈判的双方，均不知道外边的情况。当协议达成后，双方代表向大门口走来，准备向学生们宣布，外面的学生见代表出来，欢声雷动，纷纷拥向门口询问消息，青年军阻止不住，随即开枪射击，机枪声、冲锋枪声响成一片。学生们匆忙就地卧倒，但当学生们起来时，枪声又起，直至王参谋长派人专门通知，才制止住射击，青年军见惹出大祸，匆忙撤走，当时学生队伍也很混乱，除少数人留下救死扶伤外，其余均撤回住地。在这场惨案中，进步学生死伤百余人。　　“七·五”惨案发生后，震撼全国，北平各校学生更是怒不可遏，纷纷游行抗议，要求惩办凶手，外地学生也奋起声援，一时间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大有燎原之势。南京政府见势不妙，急忙派代表处理。后来由傅作义下令，对肇事头目撤职查办，优抚死伤学生，并答应解决学生的生活及读书问题，一场风波才算暂时平息。

　　法国的波林雅克政府于1830年6月中旬派遣远征军团去侵略阿尔及利亚。在这一年7月5日，阿尔及利亚的统治者未作重大抵抗，就把首都阿尔及尔城交给了法国人。但阿尔及利亚的人民群众——阿拉伯各部落和柏伯尔各部落奋起保卫祖国。法国七月王朝政府碰到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坚决抵抗，使这场反侵略战争延续了20年之久。　　从1832年起，意志坚定、才能出众的军事长官阿布德一艾尔一卡德尔领导了这场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斗争。他把阿尔及利亚西部和中部地区许多部落都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之下，建立了独立的艾米尔国，并且多次打败法军。法国当局被迫于1834年和1837年两度同他签订条约，承认他对阿尔及利亚三分之二领土的统治权。过了些时候，法国统治者派增援部队去阿尔及利亚，再动干戈，但又遭失败。法国的侵略在遭到严重损失，消耗了巨额军费，在阿尔及利亚集中了10多万军队和大量的军事技术装备，并大规模地屠杀了阿尔及利亚人，消灭了一个个部落之后，才于1847年年底击溃了卡德尔的军队，俘虏了卡德尔本人。但是，在此以后，阿尔及利人民并未停息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仍坚持不懈地给法国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

斯坦福·莱佛士

　　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1781年7月6日至1826年7月5日）是英国殖民时期重要的政治家。他的主要贡献包括把新加坡建立为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国际港口。　　莱佛士的早年生活我们知道得并不多，他在14岁时进入伦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工作，该公司是一家半官方性质的企业，负责英国在远东的殖民活动。1805年他被公司派往今天的马来西亚槟城，从此开始了他与东南亚的一段情谊。　　1811年莱佛士任命为爪哇总督，在英国占领了原本属于荷兰的苏门答腊岛后，他很快被提升为苏门答腊总督。统治期间，莱佛士尝试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废除奴隶贸易，恢复了一些当地古迹，并以新的土地租赁系统，取代过去荷兰人统治时期的强制农业计划。他还撰写了一部《爪哇史》，回顾该岛的历史。　　1815年英国将爪哇归还荷兰，作为交换苏门答腊，莱佛士返回英国；1818年他又再度来到苏门答腊，并于1819年2月29日在马来亚半岛南端的一个小岛上，建立了一个自由贸易港，即今日的新加坡。他在当日宣布东印度公司已经从苏丹手中获得了新加坡的治理权，而事实上这个治理权来得并不完全合法：当时合法的苏丹并未同意莱佛士的要求，莱佛士是在推翻了这个苏丹，并另立苏丹之弟为名义上的统治者后，才取得了新加坡。莱佛士成为新加坡总督，直到1823年离职，返回伦敦。他是伦敦动物学会的首任主席，于1817年获册封为爵士。　　在新加坡，他的名字流传下来，今天新加坡的顶尖学府莱佛士书院、莱佛士女中和莱佛士初级学院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此外莱佛士饭店则是新加坡最好的五星级饭店之一。其他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场所还包括了莱佛士坊地铁站、斯坦福路、莱佛士城等。由淡马锡控股在上海投资的一个房地产项目，也被命名为“来福士广场”。

　　委内瑞拉，西班牙语意为“小威尼斯”。490多年前，西班牙的探险队首次抵达这里时，发现这里景象奇丽壮观，房屋多建于水中木桩之上，颇像水城威尼斯，于是称她为“小威尼斯”。这就是委内瑞拉名称的由来。　　委内瑞拉在古代为印第安人阿拉瓦克族和加勒比族的居住地，1498年被哥伦布发现，1523年西班牙在这里建立第一个殖民点，1567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9世纪初，拉美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爆发，委内瑞拉的著名民族英雄西蒙·玻利瓦尔是这场战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为赢得最后胜利建立了卓越功勋。1811年7月5日，委内瑞拉成为摆脱西班牙而宣布独立的第一个南美洲国家。1830年，委内瑞拉共和国正式成立。　　委内瑞拉位于南美洲北部，北临加勒比海，东接圭亚那，南连巴西，西面、西南与哥伦比亚接壤，面积13512平方公里，海岸线长2813公里。委内瑞拉境内分为三个自然地理区：西北部和北部山区，主要是境内最大的山脉--安第斯山脉的东北分支梅里达山脉；中部奥里诺科平原占全国面积的1/3；东南部为圭亚那高原，海拔800米。全国最高点是梅里山脉的玻利瓦尔峰，海拔5002米。委内瑞拉最大的河流是奥里诺科河，它由西向东横穿全境，全长2200公里。在卡罗尼河支流上，有世界最高、落差最大的安赫尔瀑布，落差达979米。　　委内瑞拉森林、矿产和农业等各种自然资源都相当丰富，是拉美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委内瑞拉的石油和天然气蕴藏量都居拉美首位，是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　　委内瑞拉的首都是加拉加斯，这座美丽城市座落在一个背山面水的盆地里，它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是拉美的一个古老城市，它有过光辉的战斗历程，也是拉美大陆上高举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斗争大旗的历史名城。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先驱者弗朗西斯科·米兰达就诞生在这里。加拉加斯是委内瑞拉全国的交通枢纽，公路四通八达，其中，连接加拉加斯与哥伦比亚首府波哥大的公路是重要的国际公路。　　委内瑞拉政府奉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保护民族自然资源，反对外国侵略干涉的政策。1974年6月28日，中国与委内瑞拉建立了外交关系。1981年10月，埃雷拉总统到中国访问，他是两国建交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委内瑞拉总统。

费尼斯·巴纳姆

菲尼斯•巴纳姆是美国游艺节目演出经理人，以主办耸人听闻的游艺节目演出和奇人怪物展览而文明。通过不顾羞耻的大吹大擂，他的美国博物馆每年吸引了数百万的参观者。他曾有一个肆无忌惮的丑行：买下了一个奴隶，让她冒充成161岁。

崔浩

　　字伯渊，小名桃简，清河郡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人。白马公玄伯之长子。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帝三朝，官至司徒，参与军国大计，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起了积极作用。后人称颂为“南北朝第一流军事谋略家”。　　崔浩出身北方高门士族，和范阳高门卢玄是表兄弟。连姻皆士族。他的七世祖崔林，三国曹魏时官拜司空，封安阳亭侯。曾祖崔悦，为后赵石虎的司徒右长史。祖父崔潜，为后燕黄门侍郎。其父崔宏，号称冀州神童，北魏初累官至吏部尚书、大人，赐爵白马公.　　早年　　而崔浩比他父亲更有才华，《魏书·崔浩列传》说他：“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 ,少年时他广泛地阅读了儒学和史学著作，对于天文、阴阳和诸子百家的著作，也无不涉猎。在精心研讨各家宗旨和深刻含义方面，当时没人能和他相比。长相如美貌妇人，自比张良。　　20岁时，就担任了通直郎的官职，不久升为著作郎。魏道武帝拓跋珪见崔浩擅长书法，常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身边。　　拓跋珪到晚年时，病重多疑，精神失常。史书记载“初，帝服寒食散，自太医令阴羌死后，药数动发，至此逾甚。而灾变屡见，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有司懈怠，莫相督摄；百工偷劫，盗贼公行，巷里之间人为希少”(《魏书·太祖纪》)。拓跋珪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北魏政局，岌岌可危。内廷许多亲近的人，都因为细小的过失而受到惩处，于是大家无不逃避躲藏，以避免眼下的不测之祸。此时，唯独崔浩恭敬殷勤，慎守职事,不稍懈怠，有时整日不归家。崔宏也小心谨慎，既不得罪，又不献媚取宠，故父子安然，得以免祸。　　永兴元年(409年)，拓跋珪被其子拓跋绍杀死，明元帝拓跋嗣初即位，拜崔浩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为明元帝讲授经书。每当去郊外祭祀天地，崔氏父子都乘坐轩轺车，时人羡慕不已。 明元帝好阴阳术数，神瑞元年(414年)时，听了崔浩讲《易经》、《洪范·五行传》，非常赞诩。命崔浩占卜吉凶，参考天文，解决疑惑问题。崔浩把天道与人事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举其大要，用来占卜各种灾祥变异，多有应验。从此，崔浩得宠，“恒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魏书·崔浩列传》)。　　驳迁都　　神瑞二年(415年)，魏国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连年霜旱，秋谷歉收，发生粮荒。云中、代郡很多百姓饿死。九月，太史令王亮、苏坦对明元帝说：“平城连年霜旱，有人观天象说，必有大难，我们不如把国都从平城迁至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明元帝向群臣咨询意见，崔浩和特进周澹对明元帝说：“以臣之见，国家迁都于邺，虽可暂时解救今秋之饥，但并非长久之策。东州（太行山以东各州）之人，一向认为魏国地大物博，人口、牲畜众多。现在如果迁都，东部各州分配不了多少人，而且让鲜卑人和汉人杂居各地，处于荒野山林之中，水土不服，疾病流行，会使人们意志沮丧。四方人士知道了真实情况，也易产生蔑视和欺侮鲜卑族人的念头。同时，北方的柔然等部族也会乘机而入。那时，云中、平城就有沦为敌手之患，那时想回师援救，因中隔恒山代土，恐怕也来不及。如果暂不迁都，即使山东发生变乱，也可轻骑南出，耀武扬威，人们不知虚实，必然望尘畏服。这正是国家威制中原的长远方略。再说，到明春牧草生发、乳酪充足，兼有苹果，足以接济来秋。如果再有一个好的夏收，形势就可变好了。“明元帝拓跋嗣听了这一番高论，觉得很有道理，可又很不放心地问崔浩：“假如挨不到来秋，或者来秋庄稼不熟，将又如何是好？”崔浩献计说：“你可以把那些最穷的民户，下到各州去就食，如果来秋仍然庄稼歉收，就再想别的办法。但切切不可迁都！”明元帝拓跋嗣听从了崔浩的劝告，于是挑选了一批最穷困的民户，下到各州去就食，即山东定、相、冀3 州，令汉民每户出租米50石来养活这些穷户。明元帝纳其言，于是挑选部分贫困户分赴定、相、冀三州就食，由当地开仓赈恤。第二年秋天，收成很好，百姓富足，人心安定，国家度过了难关。明元帝很高兴，赐给二人各一妾，御衣一套，绢五十匹、绵五十斤。　　隔岸观火　　泰常元年(416)八月，东晋太尉刘裕北伐后秦，水陆并进。晋军势如破竹，后秦连连败退。泰常二年(417)三月，刘裕率水军自淮、泗入清河，准备逆黄河西上，为顺利进军关中，刘裕派人假道于魏。明元帝召集群臣商讨对策,北魏满朝公卿大臣群起反对，认为刘裕此举比定图魏，应该出兵阻止刘裕军队沿河西上。只　　有崔浩崔浩站出来反对说：‘目前柔然不断向我侵扰，国内缺粮，我们不宜出兵迎敌。如果向南出兵，则北寇进击；如果出兵救北方，则东方又面临危险。因此，不如借道刘裕，纵其入关，然后堵塞其归路。这样就像卞庄打虎，专等两虎咬斗之后再动手，就可以一举两得’。明元帝还是担心中了刘裕之计，最终没有同意崔浩的建议，派司徒长孙嵩带领步骑十万人驻于黄河以北，并派出数千骑兵于黄河北岸跟随与监视刘裕军的西上。刘裕进军受阻，遂于四月以车兵弓弩兵及长矛兵等组成“却月阵”，魏军以3万骑进攻，大败而归，阿薄干等被斩。明元帝闻魏军惨败，后悔不迭，恨不能用崔浩之计。　　等到刘裕兵临潼关时，明元帝又问计于崔浩，崔浩回复说“后秦皇帝姚兴一死,二子交战，众叛亲离。刘裕乘其危前去攻打，兵精将勇，以我看来，必胜无疑。”，他又预料刘裕不会久留关中，将来必会篡晋，而‘夏国国破家覆，孤子一身，依附于姚氏，受姚氏封荫。但却不思报恩，而乘人之危，纯是小人，虽能横行一时，但最终要灭亡的。关中比定为陛下所得’，他分析北魏自己的情况时说“我们兵马虽强盛，但没有韩信、白起那样的将领。长孙嵩虽有治国才干，但无带兵进攻的能力，不是刘裕的对手，而且我们西有夏国，北有柔然，这两个敌人还存在着，我认为等待一下，看一看形势再动，也晚不了。”这一次，明元帝拓跋嗣完全赞同崔浩的策略。历史也完全证明了崔浩的预见。　　破夏　　泰常八年 (423)十一月,拓跋焘（佛狸）即位,是为北魏太武帝。　　拓跋焘即位后，面临一个重大决策：先灭夏还是先伐柔然？鲜卑将领们一致主张打柔然，原因很简单，他们贪的是可以俘获大量人畜，他们怕的是夏国国都统万城坚固难攻。崔浩却没有那么短视：“柔然来的时候，像飞鸟一样霎时集结；去的时候，也像野兽一样霎时逃散。用大军追赶，一定无法追上，如果用少量的军队追赶，又无法把他们制服。赫连氏土地不过一千里，政治残暴，刑法酷烈，得不到上天保护和人民的拥护，应当先讨伐赫连氏。”　　正好几个月后，夏王赫连勃勃死了，其诸子争权，拓跋焘亲率大军进击统万城，这次虽没有攻占统万，但消灭了夏国主力，赫连氏只有守孤城等死的份了。　　第二年，五月，拓跋焘留下龙骧将军陆俟督诸军以防柔然，自率众离平城，从君子津渡河至拔邻山（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境）筑城。这时，拓跋焘突发奇想，打算巧攻统万城，决定留下所有步兵，自己亲率骑兵去进攻。所有大臣都认为步兵是攻坚主力，不可舍弃。拓跋焘力排众议，说道：“用兵之术，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后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惊，彼必惧而坚守。若攻不时拔，食尽兵疲，外无所掠，进退无地。不如以轻骑自抵其城，彼见步兵未至，意必宽弛；吾羸形以诱之，彼或出战，则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军士去家二千余里，又隔大河，所谓‘置之死的而后生’者也。”这便是拓跋焘给群臣的理由。《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于是拓跋焘留下大多数大臣和所有的步兵以及辎重，以轻骑3万倍道先行，崔号则是为数不多的随行大臣之一。　　六月，魏帝率军至统万，分兵埋伏于深谷之中，以少数人马至城下诱战。夏军坚守不出。魏帝退军示弱，另遣5000骑西掠居民。北魏以少量骑兵直抵城下，故意示弱，诱固守之夏军脱离坚城。可是赫连昌因畏惧拓跋焘的年少威名不敢出城。崔浩献计，故意让犯死罪的士卒逃走报信。于是赫连昌终于上当，以为‘北魏军的粮草已经用尽，军中士卒每天只吃菜，而辎重补给还在后方，步兵也未能赶到。‘于是引兵追击，诱敌出洞的计谋终于成功。魏，夏两军决战之时，突遇风雨，飞沙蔽天，魏军逆风，不利作战，拓跋焘也马失前蹄，险些被俘，宦官赵倪，精于占卜术，他对太武帝拓跋焘说：“如今风雨是从敌人头上袭来，我们逆风，敌人顺风，这表明天不助我。更何况我们的将士饥渴交加，希望陛下暂时避开他们的锋芒，等以后再寻找时机。’此时千钧一发，稍有迟疑，全军溃败。崔浩挺身而出，厉声喝止说：“这是什么话！我们千里而来，自有制胜的策略。敌人贪图眼前的胜利，不会停止追击，也没有后继部队。我们应该埋伏一支精兵，适时出击，向他们发起突然的进攻。刮风下雨，乃自然现象，怎么可以认定是天不助我？！”。于是拓跋焘重新部署，全力反攻，夏军终于撑不住，全军崩溃。夏主赫连昌来不及跑进城，于是便逃奔上邦。用来‘统一万邦’的天下第一城到了几乎没有人防守的地步，北魏终于进入统万城。　　征柔然　　破统万城之后，拓跋焘为摆脱北面柔然与南朝宋腹背受敌的威胁，决意集中力量打击柔然。公卿大臣们担心宋军乘机北进，竭力劝阻，只有太常崔浩极力赞成，他很有把握地说：‘现在刘宋自刘裕去世后，元气一直未恢复，对我构不成直接威胁。我们统一北方的大业，首先应对北方的强国夏国、蠕蠕（柔然）下手。夏国现在已被我打败，大伤元气，气数已尽，灭亡夏国已是时间问题了。蠕蠕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常口吐狂言，我还未真正重创它，所以必须调集精兵，趁蠕蠕骄横轻敌的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蠕蠕境内，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到时一定能获全胜！”　　于是群臣推举太史令张渊、徐辩出面劝阻。张渊年轻的时候，由于曾经劝阻过苻坚，不可以南伐，苻坚不肯接受，结果大败而名噪一时。拓跋焘命令当庭辩论。张渊的理由是：当年是已己年，属于‘三阴之岁’，‘太白在西方’，故不能举兵，否则必定失败。崔浩针锋相对，有一番‘五行生克’的高论。“阳是恩德，阴是刑杀，所以出现日食时，君主要积德，出现月食的时候，要注意刑罚。帝王使用刑法，对犯罪的人则绑缚肆市处决，对于犯大罪的敌国，就应该使用甲兵消灭它们。今天出兵讨伐有罪之国，正是加强刑罚。我观察天象，近年以来月亮运行遮盖昴星，到现在仍然如此。这表明，三年之内天子将大破旄头星之国。柔然、高车都是旄头星的部众，希望陛下不要犹豫。”张渊等人羞愧难言，辩解说：“柔然，是远荒外不确定的东西。我们得到他们的土地，也不能耕种收获粮食，得到他们的百姓也不能当做臣民驱使。而且他们疾速往来，行动没有规律，很难攻取并彻底制服，有什么事如此急迫，要动员大队人马去讨伐他们？”　　崔浩说：“张渊、徐辩如果谈论天文，还是他们的本职，至于说到人间的事情和当前的形势，恐怕不是他们能确切了解的。这是汉朝以来的老生常谈，用在今天，完全不切实际。为什么呢？柔然本来是我们国家北方的藩属，后来背叛而去。今天我们要谋杀叛贼元凶，收回善良的百姓，使他们能够为我国效力，不是毫无用处的。世上的人都信服张渊、徐辩深通天文，预知成功或失败。那么，我倒想问问他们，在统万城没有攻破之前有没有溃败的征兆？如果不知道，是没有能力；如果知道了却不说，是对皇上不忠。”当时前夏主赫连昌在座，张渊等人自以无先言，惭不能对。太武帝非常高兴，对大臣们说：“吾意决矣。亡国之臣，不可与谋，信矣哉”　　为了打消太武帝拓跋焘最后的疑虑，崔浩又进言：‘刘义隆今日君臣，非刘裕时可比，他们如果敢来，譬如小马小牛斗虎狼，有何畏惧？’‘如今夏季，柔然的习惯分散放牧，秋天牲畜肥壮，方才集中，天寒时南下掳夺，现在出其不意，大举袭击，必定成功，只怕诸将不肯深入，不能全胜’他口若悬河，舌战群臣，终于令佛狸彻底打消了疑虑，决计大举讨伐柔然。这次远征，根据崔浩的“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谋略，果然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柔然主力溃败，提出和亲。从此不再是北魏的主要威胁。也正如崔浩的担心，当魏军进到琢琊山，诸将怕有伏兵，劝佛狸停止进军，七月，魏军班师。后来得到情报，再前进两天，就可以把残部消灭光。佛狸后悔不已。　　灭北谅　　432年拓跋焘又灭了北燕，在统一北方的道路上，只剩下西北角的北谅苟延残喘。439年拓跋焘讨论伐谅之事，这次还是群臣反对，特别是一个叫李顺的反对得最厉害。此人为是佛狸身边第二号谋士，在征夏伐柔然等诸多战役中，表现出卓越的见识和谋略，也深获拓跋焘信任。他作为拓跋焘的特使出使北谅12次，对北谅的情况了如指掌。也曾在拓跋焘面前预言北谅沮渠氏离败亡不远了。但是此人贪财，逐渐被北谅的沮渠氏用重金收买。拓跋焘以前数次想动手收拾北谅，都被李顺劝阻。这次他看到拓跋焘决心很大，只好编造谎言“从温圉水以西直到姑臧，遍地都是枯石，绝对没有水草。当地人说‘姑臧城南的天梯山上，冬天有积雪，深达几丈，春季和夏季的时候，积雪融化，从山上流下来，形成河流，当地居民就是引雪水入渠，灌溉农田。如果凉州人听说我们大军开到，一定会断绝渠口，让水流尽，我军的人马就无水可用。姑臧方圆百里之内，土地因无水寸草不生，我军人马难以久留”。　　崔浩反驳说：“《汉书·地理志》中讲道：凉州的畜产，天下最为富饶。如果那里没有水草，牲畜怎么繁殖？另外，汉朝绝不会在没有水草的土地上兴筑城郭，设置郡县。况且，高山冰雪融化以后，只能浸湿地皮，收敛尘土，怎么能够挖通渠道，灌溉农田呢！这种话实在是荒谬不可信。”李顺恼羞成怒地说“耳闻不如眼见。我曾经亲眼看到，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辩论？”崔浩一针见血地说：“你接受了金钱贿赂，就想要替人家说话，你以为我没有亲眼看到就能被你蒙蔽吗？”　　后来太武帝决意亲率大军讨伐，当看到姑臧城外水草茂盛，便十分痛恨李顺，对崔浩说：“你当年说过的话，今天果然应验了。”　崔浩回答说：“我不敢不讲实话，一向如此。”而李顺不知悔改，三年后奉旨赏赐群臣时又接受贿赂，太武帝大为震怒，两罪俱发，处死了李顺。　　受宠　　作为统一战争的谋主，崔浩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重大的军事决策，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屡建功勋，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除了以上事件中以外，崔浩在平息薛永宗，盖吴暴乱，征讨吐没骨部落，吐谷浑以及南征刘宋等战争中屡献奇谋，屡建奇功。　　拓跋焘曾对崔浩说：‘你才智渊博，历事我的祖父与我父亲，尽忠三世，因此我对你特别看重。希望你凡有所思，直言相告，助我治世。我有时脾气不好，也许不能采纳你的建议，但过后静思，却总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 他还曾指着崔浩，对新归降的高车酋长们说：’你们别看此人纤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但他胸中所怀，却远远胜过甲兵。但我征战前犹豫不决之时，都是他使我下定决心，而且总是大获全胜。这都是他的功劳！ 　　他曾召集众尚书，下令道：‘日后凡属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都应先征询崔浩的意见，然后再可实施’ 拓跋焘对崔浩不仅是信任，而且很亲近。他有时到崔浩家中向他请教，崔浩接待皇帝仓促之间，来不及制作精美的食品，就搬出家常菜肴，拓跋焘总是高高兴兴拿起来就吃。崔浩进宫见驾，地点也不限于朝堂，可以出入卧室。 　　就是这样一个深受尊敬信任又极为亲近的重臣，一夜之间，遭到了灭族之祸。杀他的正是太武帝拓跋焘. 　　冤死　　在拓跋焘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崔浩曾亲见寺僧藏匿武器，崔浩笃通道教，主张废佛。北魏太武帝由此下令关闭长安沙门，焚烧寺院，捣毁佛像，史称「三武之祸」。寇谦之以杀僧过多，曾苦求崔浩，阻止灭佛行动，崔浩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极力劝告拓跋焘要加大打击佛教的力度。当时「一境之内，无复沙门」,朝野间怨声载道。　　掌权后，企图按照汉族的世家大族的传统思想，整理、分别和规定氏族的高下。在神麚三年(431年)九月时，崔浩便“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表弟卢玄劝阻他说：“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有几人！宜加三思”(《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四》)。但崔浩不从，从而得罪了众多的鲜卑贵族。　　崔浩之弟崔恬嫁女儿给王慧龙，王氏是太原大族，世代遗传齇鼻，在江东被称为“齇王”。崔浩见王慧龙时，一看到他的齇鼻，就说：“的确是王家男儿，真是贵种！”又多次对朝中的鲜卑诸公称赞他长得俊美。司徒长孙嵩听了大不高兴，就向太武帝告状，说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降的，崔浩叹服南人，是“有讪鄙国化之意”(《魏书·王慧龙列传》)。太武帝大怒，把崔浩传来训斥，崔浩脱帽叩头，自责了一番才得到宽恕。 太子拓跋晃监国时，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权。一次曾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人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太子对崔浩说：“先征之人，亦州郡之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宜先补郡县，以新征者代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崔浩固执己见，最终把他推荐的人派出去任职。当时，中书侍郎、领著作郎高允知道后，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五》)！　　但给崔浩带来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是《国书》事件。　　在太延五年(439年)十二月时，太武帝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事，续修国史。太武帝叮嘱他们，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崔浩他们按照这个要求，采集了魏国上代的资料，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国史。当时，皇帝要编国史的目的，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但是《国记》修毕后，参与其事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闵湛、郗标巧言令色，平时以谄事崔浩而获得崔浩的欢心。他们的建议被崔浩采纳，太子也表示赞赏。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 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其中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太武帝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太武帝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其实他对自己所犯何罪，也不明白。太武帝亲自审讯他时，他惶惑不能应对。 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己亥(公元450年7月5日)，太武帝诛杀崔浩。在送往城南行刑时，“卫士数十人溲(撒尿)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魏书·崔浩列传》)。同时，秘书郎吏以下也都被杀，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　　北方士族在“国史之狱”遭到了沉重打击。宋人刘攽等说：“拓跋氏乘后燕之衰，蚕食并、冀，暴师喋血三十余年，而中国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魏书·旧本<魏书>目录序》。他们指出鲜卑贵族与赵魏大族的矛盾，是颇有见地的，而崔浩正是这种矛盾的牺牲品，“国史之狱”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 　　不久，太武帝北巡阴山，后悔诛杀崔浩。时北部尚书宣城公李孝伯病世，太武帝说：“李宣城可惜！”既而又说：“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五》)！但事已至此，无法挽回。 　　点评：　　崔浩作为军事谋略家，深为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所器重。作为统一战争的谋主，崔浩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重大的军事决策，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屡建功勋，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此外，崔浩才艺通博，除了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就外，在天文、历法、法律、饮食、宗教等方面都做出过重要贡献。 “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魏书·崔浩列传》)　　崔浩的才干与权力，引起了执政的北方贵族及其他人的忌妒，相与谮毁，以修史宣杨“国恶”的罪名被灭九族。

传说母狼哺育了罗慕洛

　　传说中罗马的奠基人和第一个国王，相传为战神马尔斯和瑞亚·西尔维亚所生。埃涅阿斯的后代努弥托尔是拉丁地区的阿尔巴隆加城的国王，他的兄弟阿穆利乌斯篡夺了他的王位，杀死了他的儿子，并把他的女儿瑞亚·西尔维亚送到灶神维斯塔庙充当终身不许结婚的祭司，以绝其后。但战神使她怀了孕，生了一对孪生兄弟。阿穆利乌斯得知后，下令把婴儿丢进台伯河淹死。河水把装着婴儿的篮子推上浅滩，马尔斯派来的一头母狼把婴儿带进山洞哺养。国王的牧人发现后就把他们带回家去，取名为罗慕洛和瑞穆斯。兄弟两人长大后推翻了阿穆利乌斯的统治，恢复了努弥托尔的王位，并在台伯河旁的帕拉蒂诺山、即母狼发现并哺育他们的地方另建新城。后来，兄弟两人为建城发生争执，罗慕洛杀死瑞穆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新城为罗马，自任第一任国王。据说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前 753年，古罗马的纪年即从这一年开始。罗慕洛在位39年，他使 3个拉丁部落联合起来，设立元老院，召开库里亚人民议会，组织军队，把居民划分为贵族和平民，把公有地分给私人。后来日蚀把罗慕洛吸上天去，从此罗马人尊他为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