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棻

　　郭松棻，（1938年—2005年7月9日），台北市人。父亲郭雪湖为日据时代知名画家，母亲林阿琴亦为画家。1958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王怀和他的女人〉于台湾大学的《大学时代》。1961年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1963和1965年在台大外文系代授《英诗选读》。1965年参加电影《原》的演出。1966年赴美进加大柏克莱大学修读比较文学。1969年获比较文学硕士。1971年放弃博士学位，投入保钓运动，而被中华民国政府长期列于黑名单中，无法返台。其后在联合国任职，旅居美国纽约，直到中风去世。1983年再度开始创作小说，以罗安达为笔名发表作品於《文季》，接著《机场即景》、《奔跑的母亲》、《月印》、《月嗥》发表於港台报章。所著小说收录於《郭松棻集》、《双月记》、《奔跑的母亲》三本小说集。郭松棻行文具冷调美，诗化的文字风格。

陆文夫

　　江苏泰兴人，毕业于苏州中学。1949年毕业于苏北盐城华中大学。同年赴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1949年渡江回到苏州，任新华社苏州支社采访员、《新苏州报》记者八年。1955年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小巷深处》一举成名，1957年调江苏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因参加筹办《探索者》同人刊物，被打成右派，长期下放农村、工厂劳动改造，直至1978年才返苏州从事专业创作，并在此后主编了《苏州杂志》。　　自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历任新华社苏州支社采访员，《苏州日报》记者、工业组组长，江苏省文联专业作家，苏州市创作室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第六、七、八届人大代表，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苏州市文联副主席等。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在五十年文学生涯中，陆文夫在小说、散文、文艺评论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以《献身》、《小贩世家》、《美食家》、《井》、《围墙》、《清高》、《人之窝》等优秀作品和《小说门外谈》等文论集饮，誉文坛。作品还被翻译成英、法、日等语言，畅销海外。主要成就　　在50年文学生涯中，陆文夫在小说、散文、文艺评论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以《献身》、《小贩世家》、《围墙》、《清高》、《美食家》等优秀作品和《小说门外谈》等文论集饮誉文坛，深受中外读者的喜爱。　　陆文夫的作品，常写闾巷中的凡人小事，却又深蕴着时代和历史的内涵，不仅主题积极，艺术精湛，且以清隽秀逸、含蓄幽深、淳朴自然著称，具有浓郁的姑苏地方色彩和深厚的文化品格，在我国当代文坛独具风骨。　　文革前陆文夫著有《荣誉》、《二遇周泰》两个短篇小说集，反映了建国初期人们在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上的巨大变迁。1956年的短篇小说《小巷深处》，则通过妓女徐文霞在新社会中的新生历程与复杂的心理状态，大胆地拓新了题材的表现领域，受到好评。但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整体上没有突破十七年文学的局限。 　　文革后陆文夫复出文坛的第一篇小说《献身》反击了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受到的摧残，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大问题，发人深省。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将笔触停留在对伤痕的控诉上，而是以知识分子神圣的献身精神催人奋进，显示了作者不入流俗的艺术眼光。《崔大成小记》对创作中造假的流弊作了深节的反省。崔大成写稿的秘密就是“悉心研究报纸上的各种报道”，随着形势的风云变幻而任意捏造事实，他竟凭借炮制假报道的功夫成了一时炙手可热的人物。作者借崔大成现象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社会例题。这两篇作品是陆文夫创作前后期的过渡性作品。　　从《小贩世家》、《特别法庭》开始，陆文夫的创作有了明显的变化。他注重将广阔的社会背景与深邃的历史感结合起来，“宏观着眼，微观落笔”，力图挖掘历史文化的深层底蕴，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现实进行深刻反思。《小贩世家》反映的是馄饨摊贩朱源达大半辈子的遭际。朱源达以辛勤的劳作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在寒冷的冬夜里，他为人们送去热气腾腾的享受，体验着自食其力的喜悦和信心。然而，在30年中，作为一个个体摊贩，他备受磨难和痉。朱源达最后的归宿是到工厂里扫铁屑混日子，端起了省心思、省力气的永远也不会满的铁饭碗，小贩世家从此成了工人世家。作品不仅提示了“左”的顽症对一个普通小贩的摧残，还独特地j揭示出悲剧的根源存在于每个人心中过分厚重的传统观念的雾障。从而形象地启发人们：改革不仅是表层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动，而且是深层民族精神的蜕变。 　　《特别法庭》通过对师兄弟汪昌平和许立言不同的处世态度及不同遭遇的审视，表达了囿于传统社会心理的积淀的悲哀，和摆脱传统束缚获得自由的愿望。《一路平安》里的恋人华家乙和范萍几十年前毅然挣脱封建家庭的罗网，投身革命。几十年后他们重逢时，华家乙试图将范萍再一次从世俗的大网中挣脱出来。小说留下了一个余味未尽的结尾，传统与世俗是那么容易挣脱的吗？《不平者》里的小汪，以武力打抱不平，横扫乡间的关系网，结果非但没有成功，自己也成为关系网中牢固的一角，将网织得更严密。小说的反讽意味是不言而喻的。《唐巧娣》则从另一角度提示了传统张力有时表现为扑朔迷离的怪圈，置人于身不由己的尴尬境遇。没有文化曾经是唐巧娣值得炫耀的酱和消灾免祸的法宝。然而，当倒置的价值观念重新翻转过来之后，唐巧娣终于尝到了没有文化的苦。在《万元户》中，陆文夫通过孙万山几天内从“万元户”变成“零元户”的闹剧，提示了平均主义的传统观念、浮夸风和吃大户所带来的危害。陆文夫针砭世俗的目光具有很强的穿透性，他不仅把批判的目光指向文化落后而造成的愚昧无知，也指向了知识分子中潜藏的惰性。《围墙》中，作者嘲笑了那些只尚空谈，不思进取，一有成绩便抢在前面的空谈家们，指出正是这种习惯势力和惰性挡住了改革前进的道路。这些作品反映了民族传统心理的根深蒂固，人们可以用暴力手段摧毁旧的社会结构和建立新的社会结构，但很难人为地消除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陆文夫通过反思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提出了一个个意味深长的命题。 　　《美食家》是陆文夫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小说通过对一位嗜吃如命的吃客朱自冶的描绘，艺术地概括了建国以来几个历史阶段的经验教训，具有深广的历史内涵与社会内容。朱自冶解放前是一个房屋资本家，除了吃一无所长。解放后，高小庭针对他这样的“美食家”发起了“饭店革命”，从形式到内容采取了一系列革命行动。原以为可以阻止朱自冶纸醉金迷的生活，却革去了饭店的传统特色，革去了饭店的正常秩序和工作人员的事业心、责任感。朱自冶转而与烧得一手好菜的孔碧霞结婚。困难时期，他只能以吃饱为最大享受。文革后，朱自冶又身价陡涨，当上烹饪学会会长。作品以人们的美食权利为切入口，通过朱自冶吃客生涯的一波三折，反映了国家历史命运的变动脉搏，具有深远的社会历史意义。作家在《美食家》和其他作品中也精致描摹了古城苏州的风土人情，园林风景、吴越遗迹、风味小吃、吴侬软语、石板小巷、小桥流水……无不栩栩如生。这些苏州特有的文化与风俗，成为他小说中的重要的情节要素，具有独特的文化地域魅力，使其小说赢得了“小巷文学”和“苏州文学”的美称。 　　1985年发表的《井》，是继《美食家》之后的又一次创作高峰。陆文夫试图从民族文化心理多种角度考察社会生活。女主人公徐丽莎因家庭成分不好和海外关系的阴影倍受歧视，家庭生活的不幸更使她郁郁寡欢。改革后，她重新捡起了自己的专业，成为事业的强者，与此同时，也萌发出追求新的爱情生活的渴望。这种正常的人性的舒张却因其丈夫捏造桃色新闻而横遭挫折，流言蜚语不仅扼杀了她刚刚萌芽的爱情，也无情地摧毁了她事业上的一切成功与努力。更可怕的是，这一切压力都是无形的，她无从对质，也无处投诉，只得投向深井。徐丽莎的悲剧在于她所反抗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或机构，而是沉重的集体无意识的压迫。《毕业了》也反映了类似的主题。陆文夫通过揭露长期形成的习惯势力和心理惰性对人性的压抑与束缚，折射出其考察生活的新视角。 　　陆文夫小说的创作特色首先在于针砭时弊的准确与深刻。他善于从历史的变迁角度考察生活，小中见大，反映出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思想意蕴。其次，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幽默感。陆文夫自称为“糖醋现实主义”[8]。他善于从普通人带喜剧色彩的日常生活中挖掘深层的悲剧因素，轻松中见锋芒，笑声中有反省。显示出一种机智幽默的风格。再次，陆文夫的小说中有着深厚的文化地域特色。他不仅着力于苏州的地方风物的描摹，更关注这一地域居民的情感态度与生存境况。他的小说创作，准确传达了变化中的苏州的文化情境，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小说。 　　2005年7月9日，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陆文夫因病医治无效，在苏州逝世，享年77岁。代表作品　　《小巷深处》、《献身》、《小贩世家》、《美食家》、《井》、《围墙》、《清高》、《人之窝》、《小说门外谈》、《特别法庭》、《一路平安》、《唐巧娣》、《不平者》、《美食家》、《毕业了》、《脚步声》……………………

非洲联盟（非盟）第一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9日上午在南非中部海滨城市德班的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非洲联盟（非盟）第一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2002年7月9日9日上午在南非中部海滨城市德班的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来自52个成员的领导人或代表将在两天的会期内，就完成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向非盟过渡、成立非盟主要机构、应对非洲当前面临的挑战等一系列重大议题进行讨论并做出决定。　　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一个统管非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多方面事务的全洲性的政治实体开始运作。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和平、发展、繁荣：非洲世纪”。在非盟第一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大会主席、南非总统姆贝基的主持下，会议选举产生了本届会议的领导机构，通过了会议议程。会议临时秘书长、前非统组织秘书长埃西和坦桑尼亚总统姆卡帕等也在会上就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等问题向代表们做了汇报。　　在当天上午的会议中，与会领导人和代表还讨论并通过了非盟的主要机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大会、外长执行理事会、常设代表委员会的议事规则，以及非盟委员会的条例和成立和平安全理事会的草案。　　马达加斯加因国内政局动荡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一家外国电台采访时公然表示，台湾当局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某些台湾当局有关方面负责人也表示，两岸关系已从“两个对等政治实体”走到“两个国家”，两岸会谈就是“国与国会谈”等等。7月11日，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就此发表谈话。全文如下：　　李登辉公然将两岸关系歪曲为“国与国的关系”，再一次暴露了他一贯蓄意分裂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政治本质，与“台独”分裂势力的主张沆瀣一气，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李登辉自己的言行证明了他一再表示的“不会也没有必要采行‘台独’路线”、没有放弃追求未来统一的目标，完全是对台湾同胞、国际舆论的欺骗。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不容分割。海峡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中国拥有对台湾的主权也没有改变。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的。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制造“台湾独立”、“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分裂活动。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拒绝统一，蓄意分裂，为两岸关系发展制造障碍，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逆潮流而动，是不得人心的，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严正警告台湾分裂势力，立即悬崖勒马，放弃玩火行动，停止一切分裂活动。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与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全面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于1998年7月9日召开了在京大型企业领导同志参加的工委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大型企业工委书记吴邦国同志到会作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大型企业工委，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国有大型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领导干部管理制度的重大决策。 吴邦国指出，企业工委是党中央的派出机关，主要职责是：负责管理国务院监管的大型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中党的领导职务，以促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精神在大型国有企业的贯彻落实；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研究探索改革和加强大型国有企业党的领导班子建设；完成中央交办的其它有关工作。企业工委职责任务的确定，总结了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的经验，坚持了党管干部的原则，改进了党管干部的方法。企业工委一定要切实履行好党中央赋予的职责，认真做好大型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中党的领导职务的管理工作。要严格按照党章和干部管理权限与程序办事，认真贯彻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干部“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标准。要把稽察特派员制度与企业领导职务任免工作结合起来，将稽察结果作为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要把企业党的领导班子建设与行政领导班子建设结合起来，统筹考虑，全面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 吴邦国在谈到建立稽察特派员制度时指出，当前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总的是好的，但监督机制不完善。建立这项制度是实现政企分开的重大举措，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也是对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制度的重大改革。稽察特派员制度是符合国际惯例、符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制度创新。 稽察特派员的职责是以财务监督为核心，通过查账对企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情况、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主要领导成员的经营业绩等进行监督，对侵犯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的行为进行监督。建立这项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开展工作，为企业服务，不参与、不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我们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打消由于对这项新制度不了解带来的顾虑。 吴邦国强调，企业工委要严格自律，加强自身建设，切实贯彻企业工委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关于加强自身思想作风建设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他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国务院的精神，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二是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做好工委工作，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企业领导人管理制度。三要认真履行职责，坚持组织原则，健全工作制度，对涉及全局的重大问题，坚持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四是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做到公道正派，廉洁自律，团结协作，认真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规定。 吴邦国最后强调，党中央对企业工委寄予深切期望。我们要明确肩负的责任，按照江泽民总书记、朱（钅容）基总理的指示，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共同把这项工作做好。 会议由工委副书记宋德福主持。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以及在京部分大型企业的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

　　卡塔尔，全称卡塔尔国。由古代西方人对此地的称呼演化而来。位于西亚波斯湾西南岸卡塔尔半岛。面积１１４３７平方公里。人口５１．８万（１９９１），卡塔尔族占４１％，余为外籍人，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通用英语。居民多信奉伊斯兰教。首都多哈。石油蕴藏量丰富。石油和天然气是国民经济两大支柱。石油产量的９５％供出口，收入占国民收入的９５％以上。近年来政府重视发展多样化经济，现为海湾阿拉伯国家工业门类较全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１５０４０美元（１９９２）。工业以石油工业为主，其他还有化肥、钢铁 、水泥、天然气等。粮食主要靠进口。出口石油及其制品和钢材；进口粮食、机械、建筑材料 、轻工业品和药品。公元７世纪为阿拉伯帝国一部分。１５１６年葡萄牙入侵。１６０５年奥斯曼帝国入侵。１８４６年萨尼·本·穆罕默德建立了卡塔尔酋长国。１８８２年沦为英国保护地。１９７１年９月１日宣布独立。９月３日为国庆日。奉行中立、不结盟外交政策。强调伊斯兰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间的团结与合作。１９８８年７月９日同中国建交。

根据中国-加拿大恐龙合作考察计划，董枝明和余超两同志于1986年与5位加拿大科学家同赴加拿大北极地区考察25天，这是我国科学考察人员第一次进入北极地区。

两只顽皮的北极熊在冰面上嬉戏 北极夏季的景象

梁雨恩

　　玻利维亚，全称玻维利亚共和国。是位于南美洲中部的内陆国。面积１０９８５８１平方公里。人口６３４万（１９９２），其中印地安人占５４％，印欧混血种人占３１％，白人占１５％。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印地安人通用克丘亚语、阿依马拉语或瓜拉尼语。93％的居民信奉天主教。法定首都苏克雷，议会和政府所在地拉巴斯。矿产资源丰富，有锡、锑、钨、银、锌、铅、铜、镍、铁等。此外还有石油、天然气。森林覆盖率为５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１０００美元。农产品有棉花、咖啡、烟草、古柯和玉米、水稻、小麦。工业不发达，主要有食品加工、酿酒、卷烟、纺织等轻工业。矿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出口铅、锌、锡、黄金、银等矿产品和天然气、大豆、木材等；进口原材料及中间产品、工业设备、消费品和运输设备。公元１３世纪为印加帝国的一部分。１５３８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１８２５年８月６日（独立日、国庆日）宣布独立，为纪念解放者玻利瓦尔取名玻利瓦尔共和国，后改为现名。独立后的１６０年里，经历了１９０起政变。对外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和睦邻友好政策，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１９８５年７月９日同中国建交。

曾爱媚

李天秀

帕莉亚

李威

曹格

官恩娜

周恩来和基辛格在北京举行了会谈，就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交换了意见。

　　１９７１年７月９－１１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　　７月９日凌晨４时３０分，基辛格一行到达北京。周恩来派叶剑英等人到机场迎接。基辛格访问的两个任务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说美国准备逐渐减少驻台的军事力量。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基辛格保证通过谈判解决越南战争；周恩来着重谈了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阐明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蒋条约无效。他特别指出：美国朋友总是喜欢强调美国的体面、尊严。只有把你们所有军事力量统统撤走，一个不剩，这就是最大的荣誉和光荣。会谈结束，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美国应当重新做人。双方商定尼克松在１９７２年春天访问中国。周恩来与基辛格商议起草了公告稿。毛泽东审阅后表示满意。基辛格临行表示，访问成果“超过了他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秘密使命”。中美双方公布了基辛格访华的公告：“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１９７１年７月９日至１１日在北京进行了密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１９７２年５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公告发表后，在世界上引起了震动。

津田雅美

张寿臣

张寿臣，又名张豫华。1899年1月29日生。北京市人。相声演员。 他15岁时拜焦德海为师，后为李德锡捧哏期间常向他请教。曾改编对口相声《揣骨相》、《夸讲究》等，擅演单口相声《化蜡钎》、《三近视》、《小神仙》。30岁以后已自成一家，有幽默大师之称。新中国成立后，曾当选为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天津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天津市曲协副主席。1970年7月9日逝世。辑有《张寿臣单口相声选集》。

雷颂德

　　高河弓资料（详细版）　　笔名：高河弓　　本名：山田理沙 旧姓：木村理沙（丈夫姓山田）　　住址：东京　　出生地：东京都品川区　　家庭成员：丈夫（山田雅士） 爱女（山田雅）　　生日：1965年7月9日　　血型：B　　学历：东京都立三田高校　　同人志经历：1982年～　　处女作：1985年：《若草物语》　　正在进行的主题：爱　　兴趣：旅行，同人，电影，游戏　　特技：背诵。其他的……没有了。　　习惯：啃趾甲，睡觉时一定会睡在床的左边　　惯用手：右手。因此右手一般不带戒指　　收藏：很不认真地收藏邮票，香水，文具　　讨厌的食物：现在是梨子。冷饮和梅干已经克服了　　喜欢的音乐、歌手：小柳由纪的全部歌曲　　喜欢的书：现在最喜欢的读了好多遍的是《富爸爸，穷爸爸》觉得很有意思，随身携带着。　　喜欢的颜色：都喜欢。可能最喜欢红色吧。　　喜欢的地方：都很喜欢，但是最喜欢东京。还有夏威夷。　　最让你安心的地方：自己的床，工作桌前。　　如果可以问神一个问题：我原本应该是干什么的人？　　老了之后想照顾丈夫还是想自己先死：我死了的话，我先生一定会很悲伤，因为我比较坚强，所以...　　作为作家喜欢听到的夸奖的话：“太好了”“太厉害了”　　喜欢的时间段：清晨6～8点左右 太阳从东方升起，月亮还残留在西方。如风景画一般。　　喜欢的触感：猫和狗的触感　　能看到人的价值的时候：困苦的时候，死的一瞬间　　有讨厌的fans吗：没常识不懂事的人，自己的事自己无法完成的人　　一直留在心中的话：在画漫画的时候，要好好发挥天才般的洞察力　　经历：　　高河弓高中时代起即开始同人志活动,其后在同人志界打响名堂,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与CLAMP、尾崎南并驾齐驱的同人志界明星。1985年,她受学习研究社的委托绘画《若草物语的漫画版,继而在商业志上正式出道。她以迥异于前辈们的特殊画风率先揭起风起云涌的第四代少女漫画风潮。她独特的画风和意识流的叙事手法,对日后很多漫画家都影响颇深。 　　主要作品 　　《天使厅》　　《loveless》　　《危机地球人》 　　《源氏》 　　《恋爱》 　　《妖精事件》 　　《超兽传说》 　　高河弓本名木村理沙（其实这个名字听起来更加像少女漫画家）。高中时代即开始同人志活动，与CLAMP、尾崎男同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同人志界的明星。1985年出道，发表动画《若草物语》的漫画版，1986年开始独立的商业志创作，期间并未停止同人志活动，由她领导的同人志团体“夜娘帝国”以每月数百页的惊人速度创作漫画、动画及小说的同人作品，1988年起，开始了数量庞大的商业志作品创作，包括《B型同盟》、《夜娘帝国》、《劳拉皇帝》等，纤细柔美的画面。新颖的构思及独特的台词设计深受读者喜爱。1989年“夜娘帝国”解散，高河弓的同人志活动就此终止。1990年春突然然宣布封笔。翌年6月复出，开始在青年漫画杂志上发表作品。1993年因结婚而再度停笔。1994年复出后继续连载先前中断的作品《危机地球人》、《源氏》和《超兽窗说》。 　　2001年在《GANTADY》12月号上开始连载作品《LOVELESS》。 　　高河弓以线条清新飘逸，偏好抽象、叛逆的内容为特点，《地球人危机》是高河弓难得的完成的长篇作品。作为少女漫画作者，高河的画风变化较大。《地球人危机》时期体现为飘逸的美型，之后到《超兽传说》时代则偏向清新。作为曾两度休笔的作者，高河的多产让人羡慕。国内相关资料缺乏，读者对其稍欠了解，亦是国内版本无法热销的原因之一。 　　主要作品： 　　《若草物语》 　　《心的尺寸》 　　《最爱星辰》 　　《恋爱》 　　《夜娘帝国》 　　《SAFFRON ZERO BEAT》 　　《源氏》（1-8） 　　《梦国爱丽丝》 　　《超兽传说》（1-5） 　　《妖精事件薄》 　　《约束的夏》 　　《地球人危机》（全6册）。 　　最后重点说一下高河老师的一部带BL气息的经典杰作《EARTHIAN（又名：天使夜未眠）着个作品犹如LOVELSS一样着色透明又鲜明，黑白稿让人窒息的气氛，和作品中清晰分明的感情~~很棒。故事情节就不说，大家看了就知道了，米必要偶复述一边，那样大家自己看的时候就8爽了。貌似已经OVA化，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看看。　　作品：（未翻译版）　　《若草物语 》　　《アーシアン 》　　《マインドサイズ 》　　《源氏》　　《REN-AI 恋爱》　　《夜嬢帝国》　　《B型同盟》　　《ローラカイザー》　　《子供たちは夜の住人》　　《ありす IN WONDERLAND》　　《You"re My Only Shinin" Star》　　《ローラカイザー》　　《超獣伝说ゲシュタルト》　　《饥饿一族》　　《妖精事件》　　《LA VIE EN ROSE》　　《恋爱-CROWN-》　　《クロニクル》　　《タイトル》　　高河优（高河ゆん, 1965年7月9日-），又称高河弓，高河云。　　出生于东京都品川区，以少女向清淡的故事为主，画面飘渺。代表作为《源氏》及《超兽传说》。　　作品年表：　　タイトル 出版元 初版発行日 备考　　若草物语 学研 1984年7月　　アーシアン 1巻 新书馆 1988年4月5日　　マインドサイズ 光文社 1988年6月30日　　源氏 1巻 新书馆 1988年12月10日　　アーシアン 2巻 新书馆 1989年3月20日　　源氏 2巻 新书馆 1989年3月20日　　若草物语 学研 1989年3月20日　　REN-AI 恋爱 1巻 秋田书店 1989年6月15日　　夜嬢帝国 1巻 秋田书店 1989年6月15日　　B型同盟 1巻 角川书店 1989年8月1日　　ローラカイザー 1巻 秋田书店 1989年8月30日　　子供たちは夜の住人 総集编 大陆书房 1989年9月10日 雑志扱い　　源氏 3巻 新书馆 1989年10月5日　　ありす IN WONDERLAND 1巻 光文社 1989年10月10日　　REN-AI 恋爱 2巻 秋田书店 1989年12月1日　　アーシアン 3巻 新书馆 1990年4月5日　　源氏 4巻 新书馆 1990年6月25日　　子供たちは夜の住人 前编 大陆书房 1990年7月17日　　子供たちは夜の住人 后编 大陆书房 1990年8月24日　　You"re My Only Shinin" Star 讲谈社 1990年10月26日 雑志扱い　　源氏 5巻 新书馆 1990年12月5日　　You"re My Only Shinin" Star 讲谈社 1991年5月23日　　ローラカイザー 2巻 秋田书店 1992年5月15日　　源氏 6巻 新书馆 1992年7月10日　　アーシアン 4巻 新书馆 1992年9月10日　　ローラカイザー 3巻 秋田书店 1993年1月20日　　サフラン･ゼロ･ビート 新书馆 1993年11月25日　　ローラカイザー 4巻 秋田书店 1994年1月25日 最终巻　　超獣伝说ゲシュタルト 1巻 エニックス 1994年1月27日　　饥饿一族 学研 1994年3月1日　　源氏 7巻 新书馆 1994年6月10日　　アーシアン 5巻 新书馆 1994年7月15日　　源氏 8巻 新书馆 1994年10月20日　　ありす IN WONDERLAND 2巻 光文社 1995年4月10日　　超獣伝说ゲシュタルト 2巻 エニックス 1995年4月27日　　子供たちは夜の住人 上巻 秋田书店 1995年7月30日 再版　　子供たちは夜の住人 下巻 秋田书店 1995年8月25日 再版　　妖精事件 1巻 讲谈社 1995年10月23日　　LA VIE EN ROSE 1巻 秋田书店 1996年6月30日　　超獣伝说ゲシュタルト 3巻 エニックス 1997年3月27日　　高河ゆん初期杰作集 双叶社 1997年10月15日　　超獣伝说ゲシュタルト 4巻 エニックス 1997年10月27日　　妖精事件 3巻 讲谈社 1998年2月23日　　LA VIE EN ROSE 2巻 秋田书店 1998年3月20日　　超獣伝说ゲシュタルト 5巻 エニックス 1998年4月27日　　妖精事件 4巻 讲谈社 1998年11月20日　　恋爱-CROWN- 1巻 集英社 1998年12月22日　　超獣伝说ゲシュタルト 6巻 エニックス 1999年3月27日　　恋爱-CROWN- 2巻 集英社 1999年9月29日　　クロニクル 1巻 エニックス 1999年10月27日　　妖精事件 5巻 讲谈社 1999年12月16日 最终巻　　REN-AI 恋爱 3巻 秋田书店 2000年1月15日 最终巻　　超獣伝说ゲシュタルト 7巻 エニックス 2000年7月27日　　恋爱-CROWN- 3巻 集英社 2000年11月29日　　超獣伝说ゲシュタルト 8巻 エニックス 2001年3月27日 最终巻　　はぴぷり 学研 2002年1月12日 最终巻　　タイトル 出版元 初版発行日 备考　　タイトル 出版元 初版発行日 备考 　　参与人设作品：机动战士高达00

邓子恢

　　党的七千人大会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得到逐步调整。在农村，由原来以人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以生产队为单位后，农民的积极性有了较大提高，于是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又在许多地方自发地搞起来。1961年，安徽省委主张对这种形式进行支持和引导，当时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支持安徽省委的意见。

　　1962年7月9日、11日，邓子恢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邓子恢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他说，现在集体经济的经济管理大部分没有搞好，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表现在社员的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责任制没有建立起来，派工不能因材施用，不能真正做到分工而又合作。邓子恢主张要固定所有制，使所有权、生产权、管理权、分配权统一起来，都在生产队，使土地、牲畜、大农具都归生产队所有。邓子恢提出要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他不同意把单独干活等同与单干，说：“认为集体劳动就是一窝蜂，单独干活就是单干，单干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又说：“不能把作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

　　然而，邓子恢的这些意见，在1962年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并被认为是刮“单干风”。

程广生

　　姓名:程广生 (Eric)　　籍贯:湖南长沙 　　出生：1960年7月9日　　星座：巨蟹座　　身高：193CM　　出生地:香港　　文化程度:高中毕业　　职业:魔术师　　工作经历:现年49岁,从15岁开始学魔术,然后18岁开始当职业魔术师.从1978年到1988年间,前往日本各大温泉饭店表演,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聚乐,龙登园,和多屋别庄......等等　　又多次在东京及大阪著名夜总会表演,如:美佳都,cobacobana ........等　　1978年,又拜师于日本大师(村上正洋),门下在日本期间受日本东京电视台作为职业演出嘉宾,在香港期间曾当TVB无限电视台的魔术顾问,同时在港期间在著名夜总会演出,有海天夜总会,中华夜总会,全冠夜总会,美丽华水晶殿.......等.后在台湾定居,在台湾期间,很多企业家,政界人士的私人聚会上表演.至今在台近20年,都在一些私人俱乐部,招待所表演,更多的是在一些著名钢琴酒吧表演,现在也是I.B.M. 国际魔术家协会台湾360分会的副会长 至今3年.　　现正式担任开心100之《大魔竟》和湖南卫视《金牌魔术团》的评委。　　程广生-魔术大会

　　　　[1]2008年4月19日至20日，我国历史上首次最大规模、最高规格的大学生魔术艺术盛会——“同心结奥运——两岸四地大学生魔术交流大会”将在北京欢乐谷大剧院隆重举行。作为第一次“两岸四地”大学生魔术竞技与交流的盛会，期间将举办舞台魔术比赛和近景魔术比赛、舞台魔术嘉宾演出、近景魔术嘉宾演出、“两岸四地”大学生魔术比赛、魔术讲座、魔术道具展示等一系列活动，内容丰富，门类齐全，史无前例。19日上午，近景选手和舞台选手进行了抽签。下午1时30分，开始近景魔术表演嘉宾的表演，表演顺序依次是：台湾魔术师程广生、香港魔术师郝赫、香港魔术师毛镇凯、香港魔术师林卓杰、台湾魔术师罗宾。每个嘉宾的表演都十分精彩，各位爱好者们掌声不断。

80年代香港自由搏击的拳手郭华强出生

维克多·费奥多罗维奇·亚努科维奇

　　维克托·亚努科维奇 (Віктор Федорович Янукович, Viktor Fedorovych Yanukovych,)，1950年　　7月9日出生，生长于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的一个工人家庭。他早年就读于顿涅茨克工学院的机械工程专业和乌克兰外贸学院，并获得国际法硕士学位。　　1969年，亚努科维奇进入乌克兰叶纳基辅钢铁厂，从事汽车钳工和机械师的工作。1976年，亚努科维奇走上企业领导岗位，先后担任乌克兰顿巴斯运输维修公司、乌克兰煤业运输公司和顿涅茨克州汽车运输联合体的总裁。　　1996年８月，亚努科维奇被任命为顿涅茨克州副州长，开始从政。同年9月，他被任命为顿涅茨克州第一副州长。1997年５月至2002年11月，他出任顿涅茨克州州长。2002年11月，他出任乌克兰政府总理。　　2004年底，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时任总理的亚努科维奇曾作为总统候选人与反对党领导人尤先科展开角逐，但最终失利。2004年12月31日，亚努科维奇宣布辞去总理职务。　　2006年3月26日，乌克兰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亚努科维奇领导的地区党得票率最高，获得议会450个议席中的186席，但因未超过半数，不能单独组阁。7月7日，乌克兰地区党、社会党和共产党领导人签署关于成立“反危机联盟”协议，形成了新的议会多数派。同日，亚努科维奇被“反危机联盟”提名为总理候选人。7月18日，“反危机联盟”向总统递交了提名亚努科维奇为总理的文件。8月4日根据总统维克托·尤先科的提名举行投票表决，批准地区党领导人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出任政府总理。　　2007年12月17日晚，乌克兰反对派领导人亚努科维奇已不再担任总理职务，再次成为乌最大的反对派领袖。　　2009年3月27日，乌克兰最大反对党地区党在首都基辅、哈尔科夫、辛菲罗波尔等全国各大城市举行抗议活动。地区党领导人。　　亚努科维奇在集会上发表演讲说，现政权无法解决国家当前面临的经济问题，导致乌克兰陷入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困境。亚努科维奇同时要求尤先科和季莫申科立即辞职，并提前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他说，除非现政权下台，否则地区党支持者不会停止抗议。　　亚努科维奇平时喜欢打猎和赛车。他已婚，有两个儿子。

　　１９４９年７月９日，陈铭枢给司徒雷登带去了中共领导人的答复，交给司徒雷登一份长篇备忘录和两个附件。备忘录是陈铭枢根据到北平后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以及对毛泽东政治经济思想所作观察综合整理而成。他解释说，美国政府应注意中共对“国家立场”和“政治路线”是有所区别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可以有共同的立场而互相合作，但彼此的“发展路线”应允许有所不同。两个附件都是中共领导人给司徒雷登的答复。他们希望美国此后停止援助国民党政府，重新按照罗斯福、史迪威、华莱士的方式制定对华政策。若能如此，中共自然以同样友好的态度予以回报并建交。

　　1947年7月9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五、四”指示》，根据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的经验教训，确定在解放区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9月13日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经中共中央公布。共16条。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措施；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容许中农保有比一般贫农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没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征收富农的多余财产，分给农民和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一份。

在蒋介石直接策划下，1938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武汉成立。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任书记长。中央团部下社支团部、区团部、分团部、区队、分队等组织，并借社会服务之名，建有青年服务队等外围组织。该团专事破坏民主青年团结，破坏学生运动等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军统特务康泽和蒋经国曾相继掌握其领导权。1947年9月，经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将该团并入国民党，规定三青团员一律登记为国民党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设青年部。

奥利佛·萨克斯

　　英国伦敦著名脑神经学家。他根据他对病人的观察，而写了好几本畅钖书。他側重於跟隨19世紀傳統的「臨床軼事」，文學風格式的非正式病歷。他最喜愛的例子為盧力亞著作的記憶大師的心靈。

　　他在牛津大学王后学院学医，后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科实践，1965年移居纽约，从医并教书。他在爱因斯坦医学院担任临床脑神经教授、纽约大学医学院担任脑神经科客座教授及为安贫小姊妹会担任顾问脑神经专家。

　　萨克斯只在他的病例中記述少量的臨床數據，主要集中在病人的經歷上(其中一個病例為他本人)。其中許多病例均無法治愈或接近無法醫治，但病人會以不同方式改變他們的病情。

　　他最著名的著作——"睡人"(Awakenings，後來改編為同名電影無語問蒼天)講述了他在多名1920年代的昏睡病嗜眠性腦炎病人身上試用新葯左旋多巴的經歷。這同樣是英國電視連續劇Discovery首集的主題。

　　他的另一本书描述柏金逊症的各种影响以及杜雷特症的个案。《错把帽子当太太的人》是描述一位视觉辨识不能症状的人(此病例是1987年麥可·尼曼創作的歌劇的主題)，《火星上的人类学家》是关于天宝·格兰丁（一位高功能自闭症的教授）的描述。萨克斯的著作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21种语言。

1932年7月9日，欧洲，特别是法国，这天向德国伸出了橄榄枝。在瑞士的洛桑经过3周的谈判之后决定：德国停止支付赔款。最后一个障碍是昨天深夜跨越过去的，欧洲协约国同意不在条约中指责或批评德国，把结论留待历史去作。法国直到会议结束才同意德国停止支付赔款。可是法国总理赫里欧在谈到最后协议时却滔滔不绝，话说得比谁都好听。“在感情上我们采取克制的态度”，他说，“我们坚持理智，反对暴力，我们发出了又一个善意的信息。”德国总理冯·巴本同样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但是他诉说的却是德国的苦难。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鄂西苏区除洪湖红六军（军长孙德清，后旷继勋、段德昌）之外，还有鄂西长阳县的红六军。长阳红六军是一支以土家族优秀儿女为主体的正规红军武装，也是中国红军史上第一支少数民族红军。　　１９２９年７月９日，长阳县委在西湾召开工农群众大会，正式宣布武装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李勋任军长、陈寿山任副军长，李子俊任参谋长，陈泽南任军法处长，李步云任政治处长，陈兴垣任军需处长。组成了由中共党员罗正品为书记，李勋、陈寿山、陈泽南、李子俊等为委员的中共红军第六军前委会。这支少数民族红军约１０００人，４００余支枪，编为１个师，下辖３个团。为坚持当地的武装斗争，巩固鄂西苏区做出了贡献。

　　北伐战争是1926年至1927年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代理人北洋军阀。　　“五卅”运动掀起的反帝大风暴席卷全国，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全国工农革命的高涨，为北伐战争准备了条件。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国民革命军有8个军，约10万人，总司令是蒋介石。7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14日国民党发表《北伐出师宣言》，两党一致号召全国人民支持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　　北伐的主要对象是三支军阀部队：一是直系吴佩孚，二是奉系张作霖，三是由直系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在帝国主义指使下，这三支反革命力量联合了起来。　　广东革命政府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和敌人内部矛盾情况，确定北伐战争的战略方针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先打吴佩孚，后打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吴佩孚虽是当时最凶恶的敌人，但在北洋军阀中，确是比较弱的一环，由于受到冯玉祥军队的牵制，已经处在南北受敌的状态之中，湖南内部敌人正在发生分化。况且，两湖地区工农革命力量极为雄厚，因此，把吴佩孚确定为北伐的第一个打击对象十分正确。　　北伐军分三路进军，在三个战场进行作战。两湖战场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场。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部队已开赴湖南前线，为北伐进军开辟了道路。在这个战场上，北伐军以第4、7、8军担任正面主攻，分别占领了长沙、平江、岳阳，至此，北伐军结束了湖南境内的战斗。平江、岳阳失守后，吴佩孚亲自率部队与北伐军在湖北境内的汀泗桥、贺胜桥进行决战，经过激烈战斗，北伐军占领了这两个地方。10月10日，叶挺独立团首先攻城而入，北伐军攻下武昌，吴佩孚部基本被歼。北伐军消灭吴佩孚后，又在江西战场打败了孙传芳。　　国民革命军从1926年7月开始北伐，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所向披靡，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北伐军也由10万人增加到25万人。　　北伐战争是一场讨伐北洋军阀的正义战争，它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巨大的胜利，是因为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极大地鼓舞了国民革命军的士气。

1919年7月9日上午，曹锟在天津举行誓师典礼，派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所部名为讨逆军，设大本营于天津，司令部于高碑店。吴佩孕兼西路总指挥，曹瑛为东路总指挥，另派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驻郑州为后路总指挥。 7月12日，吴佩孚、曹瑛、王承斌、赵玉珂、潘矩楹、阎相文、萧耀南等率全体将士发出通电，措辞强硬地说：“段氏祺瑞，秉性凶残，专擅恣睢，阴贼险狠。......援引小徐(徐树铮)，朋比为奸，购械吞款，庇恶乱法。视总统为赘旒，视国疆为敝屣、视民意为刍狗，视约法为弁髦。以国军为一已之爪牙，以疆吏为一家之私产，以他人之从违为黜陟，以一已之喜怒为祸福。尤可恨者，专横暴戾，性与人殊。用徐卖国筹边，则曰为国进贤；引贼扰乱内蒙，则曰为国启土。森林路矿，则抵押净尽；民膏国帑，则斫丧无余。利用参战以供内争，对外则宣而不战，对内则战而不宣。”“为俯顺舆情计，为保存国民人格计，为培养国家命脉计，不得不整饬戎行，诉诸武力，歼厥渠魁，取彼凶残，攘除奸凶，以纾国难。” 7月13日，吴佩孚又发表出师讨贼通电称：“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仇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国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治军而还，以身许国，誓不与张邦昌、石敬塘、刘豫、吴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贼生则我死，我生则贼死。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其幸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治军而还，以身许国，誓不与张邦昌、石敬塘、刘豫、吴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贼生则我死，我生则贼死。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其幸不辱命，则佩孚等解甲归田，勉告无罪于同胞；其战而死，为国人争人格，死亦有荣无憾。”

爱德华·希思

　　爱德华·希思爵士阁下 　　任期: 1970年6月19日–1974年3月4日 　　前任首相: 哈罗德·威尔逊 　　继任首相: 哈罗德·威尔逊 　　出生日期: 1916年7月9日 　　出生地: 肯特Broadstairs圣彼得(St. Peters) 　　去世日期: 2005年7月17日 　　去世地: 威尔特郡萨利斯堡 　　政党: 保守党 　　爱德华·希思（Sir Edward Heath, 1916年7月9日 - 2005年7月17日），1965年至1975年英国保守党党魁，1970年至1974年英国首相。他经历了保守党内的重要转变，是前首相麦美伦和撒切尔夫人之间的过渡人物。他在任内的最大贡献，是成功推动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　　早年生涯　　希思于1916年7月9日生于肯特郡的布罗德斯泰斯（Broadstairs），父亲是一位木匠，而母亲则是一位女佣。他早年就读于拉姆斯盖特（Ramsgate）的查塔姆楼文法学校，随后于1935年入读牛津大学的贝利奥尔学院，修读哲学、政治及经济学。入大学前，他曾两次申请奖学金，但都遭到拒绝，因此他的学费主要由父母和肯特郡教育委员会的贷款提供。希思是一位音乐天才，曾在第一段学期获得书院的音乐奖学金。在1939年，希思最终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另外，希思在大学的时候已十分热心于参与保守党的政治活动，但他却极力反对斯坦利·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所推行的绥靖政策。而在1938年的牛津市国会补选中，希思更反对保守党的官方候选人奎尼汀·霍格（Quintin Hogg），转移支持独立进步党（Independent Progressive）的林赛博士（Dr. Lindsay）。在同年11月，希思在贝利奥尔学院的赞助下，以抵制绥靖政策为政纲，当选为牛津辩论学会（Oxford Union Society）的主席。　　据了解，希思之所以反对绥靖政策，是因为他曾在1937年出席过纳粹党的纽伦堡大会，并曾在党卫队的鸡尾酒会中见过赫尔曼·戈林、约瑟夫·戈培尔和海因里希·希姆莱等纳粹党领导人。当中，希思在后来回忆道：“希姆莱是我见过最邪恶的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思在皇家炮兵队服役，炮兵队遣散后，他于1946年8月加入荣誉炮兵连，并获擢升为指挥官。另外，希思又一度获民航处聘用，成为公务员，但他因为有意参选国会而旋即于1947年11月辞职。辞职后，希思曾成为《教会时代》的编辑，又在正式参选前在布朗与席普利公司（Brown, Shipley & Co）当过银行家。在1950年，希思以133票之差，击败对手阿什利·布拉莫尔（Ashley Bramall），成为下议院议员，代表贝克斯利（Bexley）选区（希思与布拉莫尔在大学辩论队时代已经是对手）。　　国会生涯　　在1951年2月，希思获丘吉尔聘任为反对党党鞭，随后，保守党在1951年大选后重新上台，希思虽然留在党鞭办公室，但他仍得到多番擢升，并在1955年12月获安东尼·艾登起用为党鞭长（Chief Whip）。由于党鞭无须在国会发言，因此当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希思未有受牵连。至于在安东尼·艾登宣布辞去首相一职后，希思提交了一份报告，收集保守党议员对艾登继承人的意见，这份报告得到麦美伦的欣赏，更帮助他成为首相，因此麦美伦在1959年大选后，立即任用希思为劳工大臣。　　希思一直强烈支持英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加入共同市场。而在1960年，他被麦美伦改任为掌玺大臣，负责就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进行谈判，但是谈判最后以失败告终。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上任首相后，希思被改派为贸易委员会主席和工业、贸易和地区发展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ustry, Trad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任内见证著零售业价格管制的废止。　　保守党在1964年大选落败后，道格拉斯-霍姆决定辞去党魁一职，并在辞职前通过更改党魁选举规则，只让国会议员拥有投票权。党魁选举在翌年举行，结果希思以150票意外当选，他的热门对手雷金纳·麦德宁（Reginald Maudling）只得133票，而另一对手埃诺奇·鲍威尔（Enoch Powell）亦仅得15票[1]。希思当选后，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保守党党魁，虽然保守党后来在1966年大选再次落败，但希思没有宣布请辞。　　Image:Edwardheath1970.jpg 　　希思在1970年大选胜出后接受访问。　　在1970年，大选临近的时候，保守党在塞尔斯登公园酒店意外泄露一份政策文件，内容大约指出保守党将会任用颇激进的货币主义者，推动以自由市场为方针的政策，去解决国内的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消息传出后，工党左翼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立即指出保守党的政策失当，并以“塞尔斯登人”（Selsdon Man）来取笑保守党的政策反动保守。尽管当时舆论一致认为工党的威尔逊将在大选胜出连任，但希思带领的保守党却出乎意料地在1970年大选中击倒威尔逊，希思遂成为首相。　　首相　　希思与其他1970年代的英国首相一样，经历了十分艰难的日子。他甫上任后不久，财政大臣伊安·麦克劳德（Iain Macleod）即于1970年7月20日遽逝。麦克劳德的死，使很多原先计划好的经济政策（包括把税制由直接税改为间接税）都被迫暂缓实施，而“塞尔斯登文件”也在1972年搁置起来。另外，改革工会成为了当时的一大难题，在以往，不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政府，都未能成功对工会进行改革，而希思上任首相的时期，工会更日益变得激进好斗。结果，希思对工会的改革变成为长时间的政治角力，但通胀和失业情况却愈益严峻。到了1973年，全球又正值陷入了能源危机，希思唯有对工厂实行三天工作周，以减低能源消耗。总言之，这些事件已经使希思政府的声望大大下降。　　希思政府又曾削减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他的教育大臣戴卓尔夫人，除了取消向学童免费供应牛奶外，又削减对公开大学的拨款。但若果比较日后戴卓尔夫人的政府，希思在这方面已显得较仁慈了。　　北爱尔兰问题在希思任首相期间急剧恶化，并在1972年爆发了著名的血腥星期日。当日，伦敦德里（Londonderry）举行了非法游行，英军向群众开火，结果有14名手无寸铁的人被击毙，而希思在2003年的一个听证会上，声明自己没有推广或同意在北爱尔兰使用任何违法的武力。事后在1972年7月，希思指派他的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威廉·怀特劳（William Whitelaw）与爱尔兰共和军的代表在伦敦举行非正式的会谈，但会谈没有达成共识，希思政府唯有接触一些较温和的北爱尔兰党派，并成功在1973年12月9日年发表了《桑宁代尔协议》（Sunningdale Agreement）。不过，《桑宁代尔协议》一直被爱尔兰共和军杯葛，而不少统一论者也对协议大表不满，这引致北爱尔兰统一党（Ulster Unionist Party）后来不再支持保守党政府，使希思政府的声望进一步受挫，更成为他下台的伏笔。　　希思任内较大的成就，是在1973年成功使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到了1974年2月28日，为了巩固国民对保守党的支持，希思决定举行大选，但选举的结果却是非决定性的。虽然保守党在选票数量上取得相对多数，但由于失去了北爱尔兰统一党国会议员的支持，工党在议席数量上却得到了相对多数。希思曾企图寻求与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不过却遭到拒绝。结果在1974年3月4日，希思宣布辞去首相一职，由工党的威尔逊组成少数党政府，复任首相，并在同年10月再次举行的大选中，取得了些微的多数。至于《桑宁代尔协议》则在1974年5月28日，即希思卸任首相后废止。　　基思·约瑟夫爵士（Sir Keith Joseph）与戴卓尔夫人在1974年成立了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继承了希思的“塞尔斯登文件”，提倡激进的自由市场政策。　　卸任首相以后　　在希思多年带领下，保守党多次在大选失利，在国会的议席也逐渐减少，这种情况使不少保守党议员和报纸编辑，也开始视希思本身为保守党的一个不利因素。但由于希思常表示自己希望可以组成一个令全国团结一致的政府，因此他仍得到了普遍选民的同情。　　落选首相后，希思在前坐议员的支持下，仍旧出任党魁一职。但由于在当时，根据党规，党魁选举只会在党魁一职出缺的情况下才会举行，而党规却不容许党魁指派接班人，或接受其他党员的挑战。因此当时希思仍备受压力，迫使他在1974年底宣布重新检讨党规，以便举行党魁选举，让党员向他作出挑战。最初，希思相信自己不会被成功挑战，因为他过往的竞争对手埃诺奇·鲍威尔早已退党，而另一热门人选基思·约瑟夫爵士又在控制生育的议题上备受批评。可是，始料不及的是，保守党的后坐议员一直对希思表示不满，而他们的代表艾瑞·尼夫（Airey Neave）更决意物色一位有份量的人选挑战希思，最后他找到了有份创立政策研究中心的戴卓尔夫人，遂揭开了党魁选举的序幕。　　除了让党员挑战党魁外，新的党规又列明，胜出的候选人若未能取得多数而指定的票数，就要进入第二轮选举。戴卓尔夫人最初被外界视为掩护性候选人（stalking horse），但她的竞选经理艾瑞·尼夫其后却认为戴卓尔夫人有足够能力击败希思。最后，选举结果在1975年2月4日公布，戴卓尔夫人以130票击败希思的119票。而希思在第一轮选举落败后，决定退出选举，并以他心目中的接班人威廉·怀特劳出选。但戴卓尔夫人仍然在一星期后，以146票击败怀特劳的79票。至此，戴卓尔夫人正式接替希思，成为保守党首位女性党魁。　　晚年　　希思的盾徽。　　希思被击败后，一直对保守党的新方向和新理念予以抨击。随后，在1979年大选后，保守党重新上台，希思获委任为英国驻美国大使，但他却加以拒绝。一直至1981年的保守党大会，希思仍被党内部份左翼人士视为象征性的领袖。　　希思在晚年仍活跃于国际舞台，曾参与过布兰特委员会（Brandt Commission）。另外，他又一直对旧同僚埃诺奇·鲍威尔表示憎恶，而鲍威尔在1998年逝世后，希思一直拒绝对其家人表示同情。　　在1974年第二次大选的时候，希思曾表示期望可以组成一个由各党派参与的“联合政府”。不少评论员认为，希思这种想法是希望国家政局出现危难的时候，自己可以以“较老练的政客”的身份，出掌一个类似的“联合政府”。然而，这种机会一直也没有来临。　　希思卸任首相和党魁后，以后坐议员的身份继续在下议院供职，并代表伦敦的旧贝克斯利和西德卡普选区（Old Bexley and Sidcup）。在2001年，希思从下议院退休，而他早在1992年已获授予嘉德勋章。另外，希思是任职下议院议员和拥有“下院之父”名衔时间最长的人，见证过不少下议院议长的任免。　　在2003年8月，希思在奥地利萨尔斯堡旅游时患上了肺栓塞，此后一直留在索尔兹伯里（Salisbury）休养，最后在2005年7月17日因肺炎病逝，享年89岁，遗体随后安葬于索尔兹伯里大教堂。　　在2006年1月，有消息指依据遗嘱，希思生前留下了5百万英镑，但由于他终生不娶，没有后嗣，所以当中绝大部份的遗产，均捐赠予一个以自己的名称命名的慈善基金，而该基金主要是为他那幢在18世纪建成的宅第进行保育（宅第名叫Arundells，位于索尔兹伯里大教堂旁）。另外，希思将20000英镑遗赠予他兄长的遗孀，而希思的管家则获分到2500英镑[2]。　　个人嗜好　　希思是一位出色的帆船运动员。他在1969年购入了首部属于自己的游艇—“Morning Cloud”，并在同年于悉尼至荷伯特帆船大赛（Sydney to Hobart Yacht Race）中胜出。其后，他又在1971年和1979年的海军上将杯（Admiral"s Cup）带领英国队参赛，当中更在1971年胜出。　　希思也特别钟爱于古典音乐，曾将一台施坦威三角钢琴搬到首相府唐宁街10号。另外，他又常为自己选区的周年诗歌音乐会担任指挥。　　希思曾写有三本与政治无关的书，主题分别是航海、音乐和旅游。此外，他又写有一本自传，名为《The Course of My Life》。　　希思与中国　　希思在1974年卸任首相后，首次访问中国，并与当时的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人会面，此后在27年的时间里，他访问中国达25次之多。在希思的支持下，英国与中国成功在1972年建交，并促进了中国与西方的交往。及后在1980年代，希思又多次与邓小平会谈，协助中英双方，就香港的前途问题展开谈判。　　希思自己又曾经认为，“一国两制将可在香港成功落实”；而香港回归中国，是“对中国、香港、英国和全世界的最好交代”。在2002年11月26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对希思颁赠“友好证书”和勋章，并授予他“人民友谊使者”的称号，以答谢他多年来对中英关系所付出的努力。在他死后，内地的《人民日报》和英文报章《中国时报》都引用邓小平的话，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old friend of China）来形容他。　　头衔　　爱德华·希思，Esq （1916年7月9日—1945年） 　　爱德华·希思中校，Esq （1945年） 　　爱德华·希思中校，Esq，MBE （1946年） 　　爱德华·希思，Esq，MBE （？—1950年2月23日） 　　爱德华·希思，Esq，MBE，MP （1950年2月23日—1955年） 　　爱德华·希思阁下，MBE，MP （1955年—1992年4月24日） 　　爱德华·希思爵士阁下，KG，MBE，MP （1992年4月24日—2001年6月7日） 　　爱德华·希思爵士阁下，KG，MBE （2001年6月7日—2005年7月17日） 　　绰号　　“泰德·希思”（Ted Heath）和“泰德”（Ted）是希思最广为人知的绰号，　　自从希思于1962年11月，就英国在共同市场的食品价格问题上进行谈判后，《Private Eye》杂志便开始称呼他作“杂货店主”（The Grocer）或“杂货店主希思”（Grocer Heath）。最初这绰号并不常用，但希思在1970年大选承诺减低杂货价格后，这绰号再被该杂志广泛使用。　　希思对自己被戴卓尔夫人击败，一直感到丢脸和不满，这股怒气在戴卓尔夫人担任首相的时候也没有退减，因此希思又被戏称为“难以置信的怒汉”（The Incredible Sulk）。后来，希思在他的回忆录发行会上打趣地说，“怒气已不复存在”（The sulk is over）。　　少数的欧洲怀疑论者会以“卖国贼希思”（Traitor Heath）来称呼他，因为他们认为希思带领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是出卖英国利益的行为。　　希思内阁　　爱德华·希思—首相 　　圣玛丽洛堡的海尔什勋爵（Lord Hailsham of St Marylebone）—大法官 　　威廉·怀特劳—枢密院议长和下议院领袖 　　杰利科勋爵（Lord Jellicoe）—掌玺大臣和上议院领袖 　　伊安·麦克劳德—财政大臣 　　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外务大臣 　　雷金纳·麦德宁—内务大臣 　　詹姆斯·普赖尔（James Prior）—农业、渔业及食品部长 　　卡灵顿勋爵（Lord Carrington）—国防大臣 　　戴卓尔夫人—教育及科学大臣 　　罗伯特·卡尔（Robert Carr）—就业事务大臣 　　彼得·沃克（Peter Walker）—房屋及地方政府事务大臣 　　基思·约瑟夫爵士—卫生事务及社会福利大臣 　　安东尼·巴伯（Anthony Barber）—兰卡斯特公爵领地总裁 　　戈登·甘贝尔（Gordon Campbell）—苏格兰事务大臣 　　杰佛瑞·吕本（Geoffrey Rippon）—科技大臣 　　迈克尔·诺贝尔（Michael Noble）—贸易委员会主席 　　彼得·托马斯（Peter Thomas）—威尔士事务大臣 　　变动　　1970年7月—伊安·麦克劳德逝世，财政大臣由安东尼·巴伯接任。杰佛瑞·吕本接替巴伯成为兰卡斯特公爵领地总裁。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获委任为科技大臣 　　1970年10月—科技部和贸易委员会合并为贸易及工业部（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约翰·戴维斯遂成为贸易及工业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de and Industry）。原任贸易委员会主席的迈克尔·诺贝尔则脱离内阁。另外，房屋及地方政府事务部改组为环境事务部，彼得·沃克成为首任环境事务大臣。 　　1972年3月—罗伯特·卡尔取代威廉·怀特劳，成为枢密院议长和下议院领袖。莫里斯·麦美伦（Maurice Macmillan）晋身内阁，接替卡尔为就业事务大臣。怀特劳则改任为首任北爱尔兰事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Northern Ireland）。 　　1972年7月—罗伯特·卡尔取代雷金纳·麦德宁为内务大臣。詹姆斯·普赖尔接替罗伯特·卡尔为枢密院议长和下议院领袖。约瑟·戈德伯（Joseph Godber）则接替普赖尔为农业、鱼业及食品大臣。 　　1972年11月—杰佛瑞·吕本接替彼得·沃克，成为环境事务大臣。吕本原任的兰卡斯特公爵领地总裁一职由约翰·戴维斯接任。彼得·沃克则接替戴维斯，成为贸易及工业大臣。另外，贺维晋身内阁，出任消费者事务大臣（Minister for Trade and Consumer Affairs）一职。 　　1973年6月—温德尔沙姆勋爵（Lord Windlesham），接替杰利科勋爵，出任掌玺大臣和上议院领袖。 　　1973年12月—威廉·怀特劳接替莫里斯·麦美伦为就业事务大臣。法兰西斯·皮姆（Francis Pym）则接替怀特劳为北爱尔兰事务大臣。莫里斯·麦美伦改任财政部主计长（Paymaster-General）。 　　1974年1月—伊恩·吉尔莫（Ian Gilmour）取代卡灵顿勋爵，成为国防大臣。卡灵顿勋爵改任能源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Energy）。

约翰·阿奇博尔德·惠勒　　约翰·阿奇博尔德·惠勒（John Archibald Wheeler，1911年7月9日—2008年4月13日）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物理学思想家和物理学教育家。1911年7月9日出生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惠勒生前是美国自然科学院院士和文理科学院院士，曾任美国物理学会主席。惠勒早年就读于巴尔的摩学院（Baltimore City College ）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33年获博士学位，后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著名物理学家丹麦尼·波尔指导下从事核物理研究，此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得克萨斯大学教书。曾参与美国“曼哈顿”计划，这其中在1937年，惠勒提出了粒子相互作用的散射矩阵概念。1939年他与丹麦尼·波尔、前苏联的弗朗克尔一起提出重了原子核裂变的液滴模型理论。　　在50年代或更早的时期，那时的广义相对论大体上还是数学的一个分支，把它引进物理学主要就归功于惠勒。1957年他与米斯纳开始发展“几何动力学”，把万有引力、电磁场、质量、电荷都当作弯曲的空虚空间的性质来解说，企图把物理学完全几何化。1965年获得“爱因斯坦奖”。1969年惠勒在纽约的一次会议上使用“黑洞”一词，从此传播世界。1968年12月2日，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向惠勒颁发“原子能委员会恩利克·费米”奖，1982年获“玻尔国际金质奖章”等。1983年，他提出了参与宇宙观点。1993年获Matteucci Medal。2008年4月13日，因患肺炎医治无效，在位于其新泽西的家中逝世，享年97岁。　　为了解释宇宙中大质量超巨星坍缩时产生的现象，惠勒创造了“黑洞”这个相当简洁、贴切、概括性的词汇。此外，惠勒还在核裂变研究领域获得创造性成果，选定铀－235作为制造原子弹的原料，是第一位从事原子弹理论研究的美国人。他曾从事氢弹研制工作，在统一场研究中有相当成就。惠勒在量子理论和相对论研究上成就巨大，他还创造了诸如“虫洞”和“量子泡沫”等词汇，并且成为物理学中的重要术语。　　惠勒除爱好游泳外，他还喜欢在树林中工作，就算闲暇时间他也在思考物理问题。九十多岁时，居住在新泽西的惠勒仍坚持每星期乘公共汽车到普林斯顿两次，喜欢与年轻人打成一片。他说，自己在与年轻人的交往中得到了新的信息。学者生涯　　▲从小迷物理 曾手碰高压线

　　　　1911年7月9日，惠勒出生在美国佛州的杰克逊维尔，他是家中的老大，下面有3个弟妹。4岁时，惠勒就对宇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天他问母亲，“宇宙的尽头在哪里？在宇宙上我们能走多远？”母亲的回答当然不能满足他的好奇心。于是惠勒向书本请教，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兼科普作家约翰·阿瑟·汤姆生的《科学大纲》曾让他爱不释手。好奇心常常让他忘乎所以，有一次为了弄清1.1万伏高压电是什么感觉，他还特意用手去碰高压电线。 　　跟随父母几次搬家后，惠勒入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并获博士学位。1933年，他来到丹麦哥本哈根，在玻尔的指导下从事核物理研究。　　▲原子弹 遗憾没能提早制成

　　　　尽管终其一生都在美国最顶级的大学里进行研究和教学活动，但约翰·惠勒的出身却很贫寒。1911年他出生在一个图书馆员家庭里。21岁时，他获得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在仅仅约会3次之后，他就迎娶了自己的老友詹妮特·海格纳。可是婚后才一年，他就又撇家舍业坐船来到欧洲，进入哥本哈根大学成为“量子理论之父”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的同事。“我们讨论了许多宗教人物，菩萨、耶稣、摩西，在和玻尔的对话中，我相信他们真的存在。”他曾回忆说。　　1939年，受到欧洲局势影响，玻尔带着关于核裂变的消息来到美国。当时，惠勒已经成为一名年轻气盛的物理学教授。玻尔告诉他，纳粹科学家已经成功分离出了铀原子。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他与玻尔画出了核爆炸理论的草图。在事后的回忆中，惠勒曾说，当时玻尔曾想花很多时间与爱因斯坦争论量子理论，“不过他和我说话的时间还是比和爱因斯坦说话的时间多”。　　这两位物理学家的关系更进了一步。在玻尔与惠勒合作开发的模式中，原子核包括了中子和质子，呈液滴状。当另一个蜕变核中的中子发射出来击中这个“液滴”，它就会开始剧烈振动，并逐渐拉升成花生状，最终一分为二。这就是他俩研究出的“液滴模型”，它为后来的原子弹制造打下了基础。　　两年后，惠勒前往参与著名的“曼哈顿计划”———制造原子弹。他成了第一位研究原子弹的美国人，并决定以铀-235作为制造原子弹的材料。在他以及其他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这种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的爆炸声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与玻尔后来陷入无尽的道义自责不同，惠勒并不因为这一强大武器给人类造成的灾难而感到遗憾。他遗憾的是，自己没能让原子弹更早一些问世，否则就可以尽早改变欧洲战场的情况———这样，他的兄弟乔或许就不会在1944年死于意大利战场了。　　战后，惠勒继续协助政府进行一些研究。他放下自己手边的研究，开始帮助发展氢弹。他还建造了原子尘避难所。与同时期很多自由派的同事不同，他一直都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比如越战和导弹国防表示支持。　　惠勒曾经因为在火车上丢失一份机密文件而遭到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斥责，尽管如此他还是在1968年被约翰逊总统授予原子能委员会的费米奖。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新一代的相对论研究者和宇宙学家已经在英国和苏联出现，但这个时候惠勒还是尽力促成了传统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成为一门课程。　　▲黑洞 推翻物理法则

　　　　事实上，惠勒在一个问题上将爱因斯坦理论向前大大推进了。早在1939年，后来成为“曼哈顿计划”负责人的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与一名学生称，爱因斯坦的方程式做出了一个天启式的预言：一颗足够重量的死恒星将会崩裂，它制造出极密的堆积，以致光都无法穿越。这颗恒星会一直分裂下去，而宇宙空间则会像个黑斗篷一样将其包裹。在这个堆积中心，空间会无尽地弯曲，物质无穷密集，形成一种既密实又单一的矛盾景象，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物质为零的“黑洞中心”。　　惠勒最先是反对这个结论的。1958年在比利时的一场会议中，他与奥本海默对峙。惠勒说，这个崩溃理论未能很好地解释类似恒星中物质的命运，他反驳说，物质怎么可能竟然发展到无物质呢。毕竟，物理法则怎么可能发展到违背自己以达到“无物理”的地步呢？　　但是很快，当解释这颗崩裂行星的内部和外部的数学公式出现时，他与其他一些学者都被说服了。1969年在纽约的一次会议上，为了说服场下听众，他灵机一动，冒出了“黑洞”这个词，以描述这些恒星可怕而充满戏剧性的命运。“黑洞”一词从此流传开来。　　在惠勒1999年的自传中，他写道：“黑洞教育我们空间可以像纸一样被揉捏成一个无穷小的点，小到时间会像火焰一样被熄灭，而我们之前所以为的‘神圣’不可变的物理法则也再不是那样了。”　　1976年，惠勒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来到了得克萨斯大学，同时，他开始思考曾经让爱因斯坦和玻尔都感到迷惑的一个问题：如何用量子结构的奇怪法则来观察现实。“量子革命”的基础是海森堡1927年提出的“不确定原理”，这个原理给认识自然物质加了很多限制，比如它认为即使在理论上，人们也是不可能同时知道亚原子粒子的速度和位置的。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不去观察的话，亚原子粒子及其运动就会处于一片惠勒称之为“巨大的烟雾龙”的粒子云状态中，模糊不清。这个想法曾让爱因斯坦很沮丧，他甚至有一次问惠勒，如果人们都不去看月亮的话，那月亮还会不会在天上？　　不过，惠勒却在思考，量子不确定原则是否能运用于整个宇宙和历史，这点是否是认识所有存在物质的关键。“我们不再满足于仅仅观察粒子，或引力场，或几何，甚至时空，”他在1981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今天我们对物理的要求是，要了解存在本身。”1997年，惠勒因为在量子理论上的创新研究，获得了物理学界的“诺贝尔奖”———沃尔夫奖。　　在惠勒2001年的90岁大寿上，戴森博士（Dr. Dyson）称赞惠勒说，他是解码核裂变的“工艺大师”，也是一名诗人。“诗性的惠勒是名预言家，就像摩西站在山顶上往下望，知道他的人民将有一点和他一样。”　　惠勒则如此自我评价：“如果在物理上我有一点觉得更有义务，那就是如何把各个事物联系起来。我希望自己有一定的辨别能力。我愿意去任何地方，与任何人交谈，问任何能够促进进步的问题。”“我承认，我是一名乐观主义者，尤其乐于相信某一天所有的真相都会解开。那么多的年轻人都被迫去钻研一个领域，而无法承担解开真理的这个任务，只有我这样的老学究才可以，真的出洋相也能承受。如果我不做，那谁来做？”　　▲教育 年轻人与他互相指引

　　　　与惠勒科学上的成就齐名的是他在科学教育上的成就。惠勒先后任普林斯顿和得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的教授。他给物理理论教育铺设了道路，给学生提出一个又一个启迪智慧的问题。　　惠勒的学生、麻省理工学院的宇宙学家马克思·特格马特说：“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巨人，是仍在世的物理超级英雄。”在惠勒的领导下，普林斯顿大学已经成为美国相对论研究界的领军机构。　　艾维特（Hugh Everett）也是惠勒的学生。他在惠勒指导下做的博士论文提出，与宇宙平行的量子结构正在无止境地分裂着。惠勒称这个想法为“多世界”，而这个理论也成为了无数宇宙学家和科幻小说作者的最爱。　　即使在获得巨大声名之后，他也甘愿去教大学一年级。原因很简单，他认为年轻人的想法是最重要的。年轻人也更接受他创造出的看似违背传统的一些新词：黑洞、虫洞（worm hole）、量子泡沫、多宇宙……惠勒一再表示和年轻人合作的重要性，他的几乎所有著作都是与学生合著的。1973年的《万有引力》厚达1000多页，书中却充满了智慧和可读的语言，甚至还布满边栏和个人的物理素描，因为太畅销，这本书再版了好几次。　　在自传中，他特别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情：“我曾经有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无论塌缩中的星体表面引力有多强，与地面垂直并向上直射的光线依然可以逃脱并携带出能量（与质量）。”后来几个学生证明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他才恍然大悟。学术领域　　作为一位出色的教育家，惠勒对于教育有特殊的理解。“大学里为什么要有学生？”惠勒说，“那是因为老师有不懂的东西，需要学生来帮助解答。” 1970年代初期，惠勒的学生贝肯斯坦（Bekenstein）提出，黑洞的视界面积正比于黑洞的熵，这个思想与当时的霍金等人“黑洞无毛”的观点相悖，几乎所有的黑洞物理学家都站在霍金一边，只有惠勒支持贝肯斯坦，他说：“这个想法足够疯狂了，所以它很有可能是对的。”而贝肯斯坦的确对了。早逝的费曼曾经说：“有人说惠勒晚年陷入了疯狂，其实惠勒一直都疯狂。”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成就，量子论和相对论在其基本理念上存在着严重的冲突，至今没有统一起来。作为哥本哈根学派的一员，惠勒对量子力学有深刻的理解，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对于相对论，尤其是广义相对论，则知之不多。于是，1950年代，惠勒在普林斯顿开了一门讨论班课程，广义相对论。惠勒又有惊人之语曰：要想了解一个新的领域，就去开一门这个领域的课程。后来又说：要想了解一个新的领域，就写一本关于那个领域的书。这就是他与他的学生基普·索恩合写的大部头著作《引力》。 　　惠勒具有超人的物理学直觉，能够从简单的类比，来获得深邃的洞察。“类比引发洞察”，这是他的方法论夫子自道。其深邃在于，这些类比经他一说，似乎极为平常。 　　惠勒最有代表性的思想是1979年在纪念爱因斯坦10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延迟选择实验，据此，他给出了一个颠覆我们通常时间次序的结论：“我们此时此刻作出的决定，对于我们有足够理由说，它对已经发生了的事件产生了不可逃避的影响。”此时的决定，影响了，甚至决定了光子的过去。最绝的是，这个思想实验不但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可以在宇宙尺度上操作。藉此，惠勒反复强调：“没有一个基本量子现象是一个现象，直到它是一个被记录（观察）的现象”；“并没有一个过去预先存在着，除非它被现在所记录”。于是，惠勒把哥本哈根学派的整体论从空间拓展到了时间。 　　惠勒反对说有一个外在于我们的客观实在存在“在哪儿”。作为物理学家，惠勒喜欢使用图示、模型和故事来说明他的观点。他经常利用这个R来代表实在（Reality），他指出：“实在是由一些观察的铁柱及其间的理论和想象构成的。”然而，他又指出，先定义术语，再繁衍理论，这是不可能的；先有实在，再有观察者的观察，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理论、概念、定律和测量方法是不可分离、同时呈现的（《宇宙逍遥》第14页）。因而，即使被观察的铁柱本身，也是与理论相关的。这样一来，我们所看到的实在图景，几乎完全是我们的建构。 　　他强调观察的意义，我们观察到什么，（部分地）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方式提问。由此类比，我们所见到的世界，也是由于观察而成为存在的。进一步，惠勒提出了参与的宇宙（participatory universe）这个概念，指出宇宙是一个自激回路，现在的观察，参与乃至创造了宇宙之诞生。于是有 “万物源于比特”（有生于微）的理念。纯粹的客观的观察是不可能的，观察者必然成为参与者。而我们现在是看到的宇宙，或者实在，正是来自于古往今来的无数观察－参与行为。 　　这些思想沿着物理学的逻辑步步深入，一直推到似乎荒谬得难以接受的程度。这种思想方式已经成为惠勒的方法论。物理贡献　　相对论和量子论，20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两个物理学理论至今不能融合，这本身也是一个悖论。作为为数不多的同时对量子论和（广义）相对论有深入研究的物理学家之一，惠勒同时进行着几个层面的思考，既考虑物理学本性的二阶问题，也构想未来物理学可能的基本因素。他提出了关于未来物理学的“三个问题”：存在如何，量子如何，观察如何创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四个没有”的原则和“五条线索”。这些思想虽然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各个部分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依然包含着众多的猜想和可能性。而其魅力，可能恰恰来自于这些可能性。惠勒不是给出了答案，而是向我们提出了问题。下面举几个例子： 　　变易性。从物理学结构上，惠勒构造了一个变易性的阶梯。这个阶梯的最下层是最古老的弹性定律，弹性定律假设密度是不变的常量。而在我们能够产生足够的压力之后，密度就成为变量。化学价曾被认为是原子的固有属性，可以用来为原子排序，于是有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但是原子核嬗变使这一条也发生了变化。每一条物理定律，都在某种物理条件的极端状态下被突破，被超越。依此类推，惠勒认为，一切定律都具有变易性（mutality），都不可能是不朽的，而宇宙本身也有生有灭。　　物质的物理学和定律的物理学。惠勒认为，麦克斯韦时代的物理学是物质的物理学，这时物理学的目的是寻找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单元，把物理学的基础建立在更基本的粒子之上。而此后的物理学则是定律的物理学，具体的物理粒子成为理论本身的建构结果，不再基本。惠勒力图把更多的物质转化成定律，前述“没有物质的物质”和“没有电荷的电荷”都是这种思想的表现。当然，这也可以用奥卡姆剃刀来解释。 　　推出时间、量子和连续性。既然物质和电荷都可以从物理学自身的结构中给出，惠勒大胆地猜想，现在从物理学之外给入的时间将来也可以从物理学中推导出来，由绝对的量变成近似的量，由基本的量变成导出的量。正如光速曾经是外来的、绝对的量，后来则成为导出的，近似的。事实上，惠勒希望把所有外来的量，乃至把物理学本身建立在观察之上，希望从最质朴的观察出发，给出量子的定义，时间的定义，并解决数学连续性和物理的分立之间的矛盾问题。这就是所谓物理学的质朴性。 　　2000年是量子理论问世一百周年，惠勒写了一篇文章《量子何为？——量子物理的荣耀与耻辱》表示纪念。他说： 　　这就是普朗克之后一百年的量子物理，全部化学、生物学、计算机技术、天文学和宇宙学的理论基础。然而，如此值得自豪的基础，却仍不能知道其自身基础。我们可以相信，我确实相信，对于“量子何为”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将被证明是对“存在何为”这个问题的回答。 　　2001年年初，惠勒在给笔者的电子邮件中指出：“未来的物理学应该来自于我们对量子理论的更深入理解，而不是来自对量子理论的评判。” 　　在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思考中，惠勒从物理学走到了哲学。人物著作　　能够集中表现惠勒思想的中文文献在2000年前只有两种。一是《物理学和质朴性：惠勒演讲集》（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这是惠勒在 1981年访问中国时，在北京、合肥和上海发表的学术演讲。此书直接用中文出版，没有其他语种的版本。中国学者了解惠勒，大多始于此书。一是《科学和艺术中的结构》（童世骏、陈克艰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这也是一部演讲集。1979年在德国的克龙贝格城，二十几位世界科学、哲学和艺术领域的一流人士聚在一起，就“科学与艺术中的结构”进行了专题讨论。会议共有四个专题发言，前三个发言者分别是心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小说家，惠勒是第四个。与会者皆一时俊杰，包括国内熟悉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艺术史家贡布里希，以及三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两种文献综合起来，大体上已经包含了惠勒就实在问题和科学走向问题的基本思想。 　　惠勒出版的物理专业著作也有很多，中文只有一种繁体字版的《引力》在台湾出版。2000年，惠勒传记Geons， Black Holesand Quantum Foam（真子、黑洞和量子泡沫）中译本由台湾商周出版社出版，题为《约翰·惠勒自传——物理历史与未来的见证者》（蔡承志译），2004年，此译本之简体字本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传记为惠勒与其高足福特合著。　　而最能集中体现惠勒作为哲人科学家思想的则是其文集《宇宙逍遥》。这个译名是戈革先生的建议。该书包括六个部分，共24篇文章。其中第一部分“科学的微笑”和第六部分“超越黑洞”讨论的都是物理学基础问题以及实在本性问题，这是其思想最为尖锐和艰深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热忱与士气”篇幅较短，其中谈到了教育问题，谈到了对大学精神的理解（《普林斯顿的合作精神》），值得国内大学管理者“深长思之”。第三个部分“玻尔和爱因斯坦”中的六篇文章都与这两位大师有关。涉及了物理学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阐释了重要的物理学思想，也谈到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科学的社会意义等问题。第四部分“追忆伟人”与前一个部分类似，只是对象变成了居里夫人、外尔、克拉默斯和汤川秀树等人。第五部分“半生此生”讨论的则是科学社会学问题。 　　尤为让我惊奇的是，惠勒当年还曾经领导过科学的社会风险问题的研究。当然，相对于今日的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来说，惠勒的观点更多地反映了一位科学家对于科学和社会问题的缺省理解。在这几个部分之中，还散落着惠勒献给哥白尼、爱因斯坦等人的赞美诗，使我们看到一位物理学家多方面的才华。 　　惠勒的思想新奇瑰丽。就如惠勒在中文版序言中所说，人要能够跨越自己专业的狭隘视野。在该书第一篇文章中，惠勒就强调致统一概念，强调不同领域之间的融合。这是物理学家长久以来的大统一梦想（温伯格称之为“终极理论之梦”）的另一种表现。而惠勒的思想已经超越了物理学，成为人类文化的共同财富。 　　惠勒说，茫茫宇宙中发生的奇迹，胜过人们在“最狂野的梦里所能想象出来的最灿烂的焰火”（《我们的宇宙：已知与未知》），对我来说，惠勒这位理论物理学家张扬无羁的思想狂欢，充满激情的理性和充满理性的激情，也如狂野之梦中的焰火！人生评价　　惠勒是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物理学思想家和物理学教育家。与其同时代的物理学家相比，他的名气远远不如他的博士后合作导师玻尔，他的同事爱因斯坦，也远远不如他的学生物理顽童费曼。在霍金流行全球之后，很多人都知道了“黑洞”这种奇怪的天体，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黑洞”这个名字出自惠勒之手。 　　惠勒虽然没有得到中国人看重的诺贝尔奖，但是他无疑是美国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作为物理学家，惠勒最重要的工作是与玻尔合作，在1942年共同揭示了核裂变机制，并参加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他还是美国第一个氢弹装置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作为物理学教育家，惠勒培养出了几代美国物理学家，他指导过的博士达50位之多——当下美国宇宙学或者天体理论物理的一线人物有相当一部分是惠勒的学生。 　　2008年4月13日，约翰·阿奇博尔德·惠勒逝世，享年97岁，这意味着哥本哈根时代的彻底终结。

1910年7月9日，埃及北部有重大考古发现。这一发现为当年提图斯率领韦斯巴先的军队攻陷耶路撒冷提供了史实记载。这次发现的木板上刻有50行拉丁文，是退伍证明，其大意是证明在罗马军队里服役多年的一个名叫瓦累留斯的人退伍。这篇文字是由罗马皇帝图密善于公元93年起草，又于94年7月2日抄于板上。它是这方面的第一份可靠文物，记载了实际参加攻打犹太人毁灭耶路撒冷战役的一名战士的情况，因而证实了约瑟夫斯和古代历史学家的说法

1900年7月9日，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组成联邦。英国议会接受澳大利亚联邦法案，把新南威尔士、南澳大利亚、昆士兰、塔斯马尼亚、维多利亚及西澳大利亚等几个澳大利亚殖民地联合起来接受一个联邦政府的统治。欧洲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促使这6个殖民地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组成共同防御系统。

彼得·卡皮查

　　苏联著名物理学家，超流体的发现者之一，曾获得197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卡皮查1894年出生于俄国的喀琅施塔得，1918年在彼得堡工学院毕业后留校当讲师。1921年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在卢瑟福领导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在那里进行强磁场方面的研究，1930年成为专门研究强磁场的蒙德实验室的第一任主任。1929年卡皮查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1934年，卡皮查回国探望母亲，从此留在了苏联，被任命为物理问题研究所的所长，所需要的实验仪器由苏联政府在卢瑟福的协助下从蒙德实验室购得。1938年，卡皮查和约翰·艾伦等人发现了液态氦Ⅱ在低温下的超流体。1939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

　　1946年8月，卡皮查因违抗贝利亚的指令，拒绝参加苏联的核武器研制计划而被革去了研究所主任的职务，被软禁在家。这期间他研究了球状闪电。斯大林去世后，卡皮查恢复了原来的职务，重新担任研究所主任，直到1984年逝世。

　　1978年，卡皮查由于在低温物理学方面的发现，与美国工程师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王云五

　　现代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祖籍南朗王屋村。 名鸿桢、字日祥、号岫庐，笔名出岫、之瑞、龙倦飞、龙一江等。1888年7月9日(清光绪十四年六月初一)出生于上海一小商人家庭。早年入上海一五金店学徒,业余在夜校学英文,并广泛涉猎多种学科,成绩优秀。1906年起,先后在上海同文馆、中国公学等校教授英文。1907年春任振群学社社长。1909年任闸北留美预备学堂教务长。　　1912年，王云五先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后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事。同年底任北京英文《民主报》主编及北京大学、国民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等英语教授。1913年5月辞教育部职，任中国公学大学部教授，讲授英文、英国文学等课程。1917年起，在上海从事编译工作，并创办公民书局，开始出版商生涯。 五四运动以后，上海商务印书馆亟谋适应时代潮流，编译所邀胡适任所长,胡改荐王云五。1921年秋,王就任后以“教育普及”、“学术独立”为方针,组织编译了一批介绍中外古籍名著的丛书,颇受社会重视。1925年3月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和编出《王云五大词典》等书，在学术界获得一定声名。1930年春，王云五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积极推行科学管理法，开创商务印书馆日出新书一种的新局面，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书籍，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云五开始投身政界，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政协代表。1946年,辞去商务印书馆的职务,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制宪国大代表。次年4月任行政院副院长,积极支持反共内战政策。1948年5月，王云五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为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他在蒋介石授意下,提出币制改革方案，以金圆券代替法币,限制物价,并获通过实行。但不久即遭到失败,王云五因此被弹劾下台。　　1949年4月去台湾,1954年他出任台湾“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至1964年退出政坛，辞去官职后，重新将主要精力投入文化教育事业；在台湾，他有“博士之父”的誉称，但直到1969年获韩国建国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他才算有了“文凭”。曾先后任台湾当局行政院设计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等职。；1979年8月14日在台北病逝。著作甚多,主要有《物理与政治》、《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四角号码检字法》等 　　王云五坚持以“教育普及、学术独立”为出版方针；编辑《百科小丛书》，主编《万有文库》；创立了《四角号码检字法》；编著了《王云五大词典》、《王云五小词典》等等。王云五开办并复兴东方图书馆，编写出版了大量的古典、中外名著和教科书辞典等。为我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大量贡献，成为我国近著名出版家。自学成才　　王云五，名之瑞，小名日祥，字岫庐，笔名龙倦飞，别名鸿祯，14岁时改名云五，取“日下现五色祥云”之意，也正是日祥的意思。祖籍广东香山(今广东省中山市)，光绪十四年戊子六月初一日（公元1988年7月9日）出生于上海租界。王家世代耕读，父亲王光斌弃农经商，到上海开设爿小店。王云五出生时，家中已有两位哥哥、两位姐姐。王云五童年时代在家乡泮沙村度过。他的大哥日华长他九岁，聪敏勤学。幼年时，大哥成了他最好的老师。他6岁随大哥读《三字经》　　《千字文》，7岁时随大哥回到上海，8岁开始读《孟子》。一天，大哥讲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段话时，云五极有所感，因为他的表哥陆皓东上年在广州被捕并遭清政府杀害。他很气愤地对大哥说：“那个西太后把臣民当作土芥，臣民为什么不把她视同寇仇？陆表兄的举动只是要杀人民的寇仇，怎算得是造反呢？”他的话使大哥大吃一惊，并向父亲报告：“四弟读书还不差，只是防他长大后要走错路。”　　王云五9岁时，大哥回乡应试，顺利地通过了“童子试”，但还未成为秀才，便因病逝于乡下。因此，村里人都说他家风水不好，不该违反天意，他父亲再也不敢让他走读书应试这条路了，只把他送入私塾，多识几个字，为日后转习商务准备条件。14岁，父亲送他到一家五金店，要他一面做学徒，一面到夜校补英文。后来他离开五金店，入美国教会主办的守真书馆学习英语。16岁时，他进入一家同文馆修业，次年春还兼任该馆的教生(助教)。同文馆附设图书馆，这使他有机会广泛阅读西方学者斯宾塞、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17岁，王云五用按揭的方式买了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三年后付清书款时，他已经把大百科全书通读一遍了。　　1906年冬，王云五被上海益智书室聘为英语教员，兼授数学、史地课，开始步入教育界。翌年春，他任振群学社社长。在一首诗中，他表明了当时的志向：“风云扰扰亚洲时，大厦教谁一木支。努力中原他日事，巍峨天半铸男儿。”10月，他转入中国新公学任英语教习，胡适(时名洪骍)、朱经农等为该校学生。胡适曾说：“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两先生的影响很大。”嗣后中国新公学并入中国公学，王云五继续任教历时四年。学优则仕　　辛亥武昌首义后，上海革命军兴，学校停课。王云五为李怀霜主办的《天铎报》撰稿，并任《南方日报》译述。12月孙中山从欧洲回国，香山县的旅沪同乡会在扆虹园设宴欢迎，王为宴会主持人，他所致的欢迎词以及对中华民国建国意见的陈说，都得到孙中山的欣赏。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王云五被孙中山聘任为大总统府秘书。他将其对教育政策和制度的主张写信给教育总长蔡元培，没想到与他没有一面之缘的蔡先生竟邀他到教育部工作。得到孙中山的同意后，他上午在总统府办公，下午到教育部做事。3月教育部迁北京，他任专门司第一科科长，又负责起草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不久被荐为佥事，同年9月加入国民党。1916年春，他离京至沪，7月任苏粤赣三省禁烟特派员。　　除了任公职外，他也开始笔耕的生活。1912年4月兼北平《民主日报》撰述，以岫庐和出岫的笔名写社评。由于文章批评时政，引起北洋军阀的不满，这张报也就被封闭了。　　在担任禁烟特派员期间，因为耿介和认真的性格，使他难免染上是非。心力交瘁下，他决定离开行政，以从事翻译工作为生，再以较多时间充实自己。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后许多国际问题、国际法，都待研究。所以，他的兴趣就转向这方面，同时又开始学德语和法语。王云五对工作的忘我程度和工作能力都令人吃惊。他晚年在回忆当时翻译一篇中美合约的情况时写道：“我立即开始工作，从当日下午5时起，夜间仅睡2小时，迄次日午后3时，计实际工作22小时，而成稿二万六千字……”　　此时，他的学生与朋友在上海合办了家公民书局，请他主编公民丛书，同时，由他选书、校稿。这样，他开始与出版事业有了接触。步入商务　　“五四”以后，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张元济等人面对滚滚而来的新思潮，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为了跟上急剧变化的大时代，他们想引入新血液，曾下决心聘请在“五四”博得大名的胡适出任编译所所长的要职。胡适谢绝了邀请，力荐当年有过师生之谊的王云五代替自己。既未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也未出过国门，完全靠自学起家的王云五于是有机会迈入老商务的大门，施展他的全部热忱和抱负。时在1922年，他35岁。　　王云五初入商务即显示了其魄力和判断力。他大刀阔斧改组编译所，一是调整和扩大了编译所的机构，按照新科学的学科门类分设各部，延聘专家主持各部。他所引进的人才大多是新近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如留美归来的任鸿隽为理化部长、竺可桢为史地部长、周鲠生为法制经济部部长、陶孟和为总编辑部编译、朱经农为哲学教育部部长，又聘胡明复、胡刚复、秉志、杨杏佛等为馆外特约编辑；二是创编各科丛书，为他日编印《万有文库》做准备。首先出版了百科小丛书，其后又出版了国学、师范、自然科学、医学、体育、农学、商学、史地等小丛书。1929年开始出版的《万有文库》就是在此基础上汇编而成的；三是将编译所附设的英文函授科扩充。　　经过王云五一年的整顿，到1923年出版图书，由1922年的289种，增到667种，为历年之冠。内容涵盖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文学、艺术、史地等。1925年，王云五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这是一件了不起的贡献。从此，彻底解决了汉字检索中的大难题。王云五还运用杜威的十进分类法，创立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可以说，他为中国现代目录学的分类奠定了基础。　　1929年，在王云五的主持下，《万有文库》开始陆续出版，创造了百年商务第二轮辉煌。这是他策划出版的一套由多种丛书组成的综合性大丛书，共出版两集，第一集1010种，2000册，第二集700种，也是2000册。该丛书开创了我国图书出版平民化的新纪元，在旧中国影响很大。许多内地城市和学校，都以《万有文库》第一集成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　　1930年2月，商务总经理鲍咸昌去世时，王云五已辞职离开了商务。两位负有监理名义的元老高梦旦、张元济和董事会都主张邀请他回来担任总经理，他再三拒绝，经不住几位元老诚挚的力劝，在两个先决条件获得董事会通过后，答应重返商务。这两个条件，一是取消此前的总务处合议制，改由总经理独任制；二是接任后马上出国考察并研究科学管理，为期半年。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突袭上海闸北，印刷厂总厂、货栈、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库存图书和纸张，整个商务印书馆的基业，几乎都在日本侵略者的炸弹下化为灰烬。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是蓄意炸毁这家有一定规模且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企业，并不是漫无目标地轰炸。　　经此浩劫，王云五痛心疾首，一夜而成“白头翁”，这足可见其内心的焦虑和所承受的压力。经过彻夜苦思，明知前途艰险莫测，他仍决定肩负起复兴商务的责任。为了挽救濒临破产的商务，在经过董事会同意后，他被迫解雇了3700多名员工，挨骂和闹工潮的风险他都一一顶住了。他认为：不如此，这么庞大的财务负担就足以把商务压垮，更谈不上复兴；保全商务对国难当头的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尤其重要，与此相比，他个人成为众矢之的事小。　　当年8月1日，商务总管理处、上海发行所、新开的印刷厂同时复业，在发行所门口，悬挂了一副对联：“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这个口号表达了王云五和同仁当时的心愿。总馆、总厂复业后，新订雇用契约重新录用职工，陆续公布各种章程、规则，全面推行“科学管理”的改革和整顿。王云五以总经理兼生产部长及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总揽编译、出版、印制全权。经过加强对工厂的管理、实行职工三班工作制及其他种种的改革，商务生产增加，成本降低，大量重版旧书和增出新书，达到日出新书一种。此后，王云五又主持编印了多套丛书，其中《大学丛书》和《丛书集成》影响尤大。《大学丛书》是商务为大学编印的教材，由他拟定编印计划，请蔡元培领衔，邀请国内各大学及学术团体代表54人组成编委会，自1932年开始出版，前后共出版了300余种。这套教材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卓有贡献。《丛书集成》是中国古籍丛书，被称为“丛书的丛书”，选定宋、元、明、清著名丛书一百部编辑而成。本丛书的选目、编目、撰述、校订等工作都由他亲自主持，最后由张元济复审。这部丛书共有图书4100种。　　短短时间内，商务实现了全面复兴，而且再度开创了出版史上一个鼎盛的时代。王云五说自己之所以不顾艰苦，不避嫌怨，力排万难复兴商务，仅仅是“为我们中国人争一点点的气”。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战时环境，王云五决定商务以香港分厂为生产中心，仍坚持以出版业务为主的方针，亲自驻港督导一切。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王云五改在重庆设商务总管理处统辖后方各分厂，其出版方针以一般用书为主，用丛书方式出版各种抗战读物。　　王云五从1921年进商务，到1946年辞职从政，前后在商务工作了二十五年。在这期间，除1929年9月至次年1月一度离开外，他一直在商务担任要职，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弃商从政　　抗日战争时期，王云五见商务印书馆的业务日薄西山，就把大量的精力投入政治活动，在政坛上日趋活跃。1938年7月到1946年6月，他连任国民参政会四届参政员。他虽然在1912年加入过国民党，但因在1927年国民党党员登记时未办手续，所以此时成了一位无党派的“社会贤达”。但他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在参政会上极力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被称为“国民党之前哨”，因而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器重。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王云五无端指责此为开了“恶例”。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改组，王云五被任命为经济部长，一跃而成了国民政府大员。他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编审部部长职务，同时还辞去了参政会参政员和主席团成员的名份，以经济管理专家自任，标榜自己“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但因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经济萧条，物价飞涨，经济部无力管制，王亦束手无策。第二年，他又升任为行政院副院长。　　1948年5月，“行宪内阁”成立，王云五以无党派的“社会贤达人士”名义参加“行宪国大”，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当时，国民党军事、政治和财政经济面临全面崩溃之势。为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他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提出币制改制方案，以金圆券代替法币，限制物价，并获通过执行，但不久即遭到失败。王云五本非最高决策人，但却是这一改革的始作俑者，故一时成了众矢之的，遭到各方面的弹劾，被迫引咎辞职，悄然离开南京去了广州。　　由于王云五从政时位居国民政府高官要职，且一贯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积极反共，加之他设计的金融改革方案又闹得天怒人怨，因此在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的43名战犯名单中，他被列为第15号战犯。离港赴台　　1948年11月26日，王云五携带家眷自南京飞往广州，独居广州亲戚家，“以二三个月时光，撰著两年半之从政，十余万言”。他的夫人和子女在广州稍住几天，即转赴香港。1949年1月上旬，王云五到香港探视亲人，并密切观察国内局势发展，考虑今后的去向。1月底，返回广州收拾行李，迁居香港。2月上旬“参政会”副秘书长自台湾发函，劝王云五赴台。4月，王云五以探望大儿子学理为名，飞抵台北，其实是要考察一下台湾是否可作为他的久留之地。经由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长王世杰从中联系，王云五到台北的第三天，便奉下野总统蒋介石之召，上阳明山拜晤，会谈约5小时。蒋介石希望他赴英讲学后勿久留海外，若愿意迁居台湾，可就近办咨询，或办个小书局，从事出版业。王云五答应赴英讲学后即迁往台湾，至于办小型出版社，若有必需的启动资金，马上可着手进行。蒋介石对他的表态感到满意，答允给予适当资助。　　5月，王云五开始筹设“华国出版社两合公司”，先后投入筹办资金新台币20万元，其中他和亲友出资5万元，蒋介石拨款15万元。12月25日，华国出版社在港、台两地同时开业，王云五任社长，另聘若干人作助理。这个出版社尽管是民营的，但其中有蒋介石的拨款，因此，必然在出书方针上坚持反共立场，这一点王云五本人也不讳言。1950年，王云五的多种译著由该社出版，大多是一些适应冷战需要的宣传性读物，没有多少学术价值。尽管王云五宣称要“以工具书为维持营业之基础，教科书副之”，但除了《王云五综合词典》于同年4月出版之外，该社在工具书和教科书的出版方面没有取得多少成果。由于译印的新书滞销，在港机构被迫于1951年12月撤消，而在台湾出版的书则缺乏对岛外推销的途径，华国出版社的处境颇为艰难。1950年，王云五居住在香港，间或飞赴台湾，处理与华国出版社有关的事宜等。在港期间，王云五还撰写政论时评多篇，发表于《自由中国》半月刊等杂志上，加上迁台后发表的若干篇政论文章，后来编为《岫庐论政》。　　与华国出版社在港机构有连带关系的，是“自由人”组织的成立和《自由人》三日刊的面世。由于国民党统治在大陆完全失败，部分坚持反共立场而对台湾当局持观望态度的迁港人物集议对策，时常利用国民党租借在铜锣湾的房屋集会，以“自由人”自命。王云五因主持华国出版社在香港的事务，被推为“自由人”的召集人。但是，在《自由人》即将创刊之际，王云五却决计迁居台湾。这主要是因为，蒋介石在1950年3月1日恢复了“总统”职务，台湾当局屡屡邀请王云五赴台，欲再次启用他这位“社会贤达”，让他继续扮演好政治花瓶的角色，并想利用他的影响力间接控制从大陆到台湾去的文化人。　　1951年1月3日，王云五飞抵台北定居，1月9日即被聘为“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5月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月薪1000元新台币，经济待遇相当于一个特任官。12月被聘为“行政院设计委员会政制小组”第一小组召集人，另三个小组召集人分别为张群、邱毅吾、张厉生。同年4月，因女儿在美国住院动手术，王云五向台湾当局函告困难情状，“行政院”院长陈诚特批1000美元。由此可知，国民党当局对王云五格外照顾，对他发挥政治影响寄以厚望。然而，王云五虽有些官方赐予的名誉职务，毕竟还没有担任实职，潦落之感仍萦萦于怀。　　赴台后的最初几年中，王云五以写作、演讲等为主，议政参政为辅。他在这一段时期的写作，基本上以撰写文章为主，内容涉及政治、管理、教育、为人等各个方面，分别发表于台、港杂志。他还编成《中国史地词典》 《英文成语新词典》。此外，他还有大量译著。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全史》，这是一部长达130余万字的巨著，王云五从1953年6月中旬起翻译，历时三年才译毕，用龙倦飞笔名，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王云五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有关兼职也很多。他这一时期的社会活动，有纯文化学术性质的，也有政治性的，大多是两者兼而有之。但他参与时间最长、占用社会活动时间最多是“自由人”的活动。王云五为自由人社董事长。1952年3月15日，在台“自由人”举行全体会议，由王云五主持，对《自由人》刊物的立论态度决定为：“除积极的主张民主自由，消极的反共抗俄外，并须维护现行宪法倡导议会政治”，“凡外界对台湾有恶意攻击影响国本时，应予驳斥”，并增加刊物的新闻性和趣味性，以广销路。　　1955年3月，《自由人》又捅了马蜂窝，该刊文章论及扬子公司在上海时期的贪污案，批评了孔祥熙。国民党当局很为恼怒，决定直接干涉。在国民党当局的威逼下，王云五写信给《自由人》刊物在港负责人左舜生，通知停刊决定。不料左舜生等人对国民党的专制行为颇为反感。4月29日左舜生自香港致函王云五，明确表示反对停刊。从此，香港“自由人”自行其事，不再受王云五、阮毅成等约束。《自由人》刊物坚持到1959年9月13日才宣布停刊。在台“自由人”内部也发生分化，雷震等人抨击专制统治，与台湾当局关系紧张；亲台湾当局者仍保持相互间的联系。　　1950年代初，台湾国民党政权面临经济困难、人心不稳的社会现实。为了继续维持在海岛一隅的统治，1952年10月国民党“七大”结束后，即酝酿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以便借“合法”的名义加强统治。　　第一届“国大”召开过多次大会。王云五先后参加了第一届“国大”的六次大会，而且都是主席团成员。南京一届一次“国大”期间，王云五身为行政院副院长，主席团会议多不能参加。　　一届二次“国大”于1954年2月19日在台北开幕，由胡适任临时主席，主要任务有三个，一是选举“总统”、“副总统”，二是决定所谓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应予延长还是废止，三是讨论监察院对副总统李宗仁的弹劾案。在一届二次“国大”筹备和开会期间，王云五还没有正式官职，表现颇为活跃。大会最后的结果是：罢免李宗仁，选出“蒋总统”，延长《临时条款》。在国民党加强一党专政、最高决策者非蒋莫属的政治背景下，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由于王云五的“积极作用”，国民党当局对他很有好感，很想利用他。二次“国大”闭幕后不久，王云五即出任“考试院”副院长。　　一届三次“国大”于1960年2月19日在台北开幕。王云五时任“行政院”副院长。一届三次“国大”原定的主要任务是选举“总统”、“副总统”。这是因为蒋介石和陈诚的任期已满，根据“国大”通过的“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而蒋介石已连续担任两届，按“法理”没有再度竞选的资格。另一个问题是，民社党、青年党、部分无党派代表和部分国民党代表，在会前提出要实施创制、复决两权，其实质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而要获取创制、复决两权，前提是要否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因此，一届三次“国大”主要讨论三个问题：所谓的“动员戡乱”的名称是否还有必要维持？创制、复决两权应否由“国大”行使？总统能否连任一次以上？　　这些问题首先在“国大”第一审查委员会修改临时条款整理小组讨论，然后提交大会讨论、表决。3月7日，在国民党操纵下，推定47人的整理小组，王云五为召集人。王云五以主持人的身份，提出“动员戡乱”名称不变，“总统”可以连选连任，创制、复决两权留待以后解决。整理小组的这次会议，意见颇多分歧，勉强达成一致意见，通过王云五所提建议。3月11日大会开始后，反对意见仍然很为激烈。这时，王云五突然起立，朗声发言，重点在于说明创制、复决两权必须拖延行使，但到时候必定能够行使，并以自身来自工商界，说话向来算数为保证。王云五的“在官言商”，以商喻政，让与会代表吃了一惊，众皆愕然，面面相觑，知道再争吵也不会有结果，这位“矮个子白发老人”代表的是国民党当局的观点。既然创制、复决两权还有“研究行使”的一丝希望，于是持不同意见者也就缄口不言了。3月11日的会议修改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对“总统”连任问题作出新的规定：“行宪首任总统，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连选得连任。”这一条显然是特地为蒋介石而修改的。3月12日，国民党临全会推定蒋介石和陈诚为“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3月21日蒋介石再度当选“总统”，3月22日陈诚蝉联“副总统”。由于“行宪首任总统”可以不受限制地连选连任，蒋介石先后共连任五届“总统”。而第一届“国大”1948年在南京举行过一次，此后在台北举行了多次，一直没有改选代表，被台湾人民讥称为“万年国代”。　　关于解决两权行使问题，一届三次“国大”通过了王云五拟写的《临时条款规定设置机构之组织原则》，规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国大”临时会议，设立“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该会“设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各一人，公推总统、副总统分任之”。这一缓兵之计，使“国大”行使创制、复决两权问题一拖就是六年，到一届四次“国大”开幕前不久，才召集临时会议。　　1966年初，六年一度的“国大”又临近了。从2月1日开始召开“国大”临时会议，由王云五主持，“讨论宪政研讨委员会议定之创制、复决两权行使办法及其有关结论为议题”。最后的“研究”结果是一届四次“国大”将不解决创制、复决的两权行使问题。这自然是国民党当局的决策。　　一届四次“国大”于1966年2月19日在台北召开，王云五主持开幕式。此时的王云五已不再担任政府官职，观念上也有所变化，对于自己再次入选主席团，以及两权问题拖而不决，也有抵触情绪。一届四次“国大”通过了经补充的《临时条款》。该条款明确规定，“动员戡乱时期之终止，由总统宣告之”，其实便是无限期延长所谓的“动员戡乱时期”，使国民党当局得以“合法”地加强专制统治。关于长期争论不休的创制、复决两权行使问题，该条款虽规定“国大”“得制定办法”，但又补充说明，“总统对于创制案或复决案认为必要时，得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讨论之”。换言之，如果“总统”认为“没有必要”，则“国大”有关提案不予讨论。　　按惯例，“国大”一届四次会议又得选举“总统”、“副总统”。国民党提出的候选人是蒋介石、严家淦，其他各方都不提候选人。国民党方面要制造竞选的气氛，鼓动各界人士发表言论，王云五当然是其重点工作对象。王云五借国民党预定调子的宣传，对蒋、严之“贤明”不免虚言渲染，表明自己无意参加这次“无竞争选举”。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蒋介石、严家淦分别“当选”为“总统”、“副总统”。　　从1957年国民党八大到1969年国民党十大，是台湾当局借鼓吹“反攻复国”、强化一党专政的时期。王云五本人有在台湾担任“考试院”副院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经历，他在公开场合发表的言论，其政治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他原本一些有限的民主意识，往往屈从于官方意旨，或者说服从于国民党的意旨，而很少体现出来。　　1972年和1978年，台湾方面召开“国大”一届五次和六次大会。其时，王云五年老体衰，已脱离政坛多年，有时敢讲几句不合时宜的话，对徒具形式的“国民大会”不抱什么奢望，偶尔出席几次会议，也无重要表现。重返商务　　人们多认为王云五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但他却一度选择了从政。这种从政是扭曲的，他的抱负注定得不到施展，只有等他再回到文化产业上，他才又如鱼得水。　　1964年，王云五告别政坛，重新回到出版界，于1964年7月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台湾商务印书馆原系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分馆，于1948年1月5日正式成立。在商务印书馆海内外三十七八家分馆中，台湾分馆不仅资历最浅，规模也最小，全馆同人寥寥十余名。1950年11月1日，商务印书馆台湾分馆改称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从此开始独立经营。台湾商务印书馆从经销总馆图书的分馆一变而为出版机构，一面开始出版新书，一面重版总馆出版的书刊，但当时书种难求、市场有限，只有惨淡经营。从1950年到196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每年出版新书与重版书，共计不过数十种，营业所得，勉强维持日常开支。　　王云五认为造成营业小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从事出版计划的资金。为增加营业收入，他制定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方针，以最初两年尽量整理重印大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用图书，自第三年起，开始印行新著译的图书。　　在争取到主动翻印商务印书馆本版书的地位后，王云五一面零星选择重印，以增进营业，一面对过去曾经畅销一时而今仍属有用的大部头丛书着手研究。王云五看到，《万有文库》在台湾奇缺，于是从两集4000册图书中，删除内容陈旧或不合时宜者，重新选辑1200册，编为《万有文库荟要》。该书包含各种门类，宛似一小图书馆，推出之后，极受各界欢迎，从1964年12月开始预约发售，到1965年4月，已销售400余部，台湾商务印书馆声威重振。继《万有文库荟要》之后，王云五为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丛书集成简编》 《汉译世界名著甲编》 《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 《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书。台湾在光复之前内地图书流传不多，这些图书适时补充了文化资源的需求，因而大都很畅销。　　王云五一直主张：出版家能够推进与否，必须视其有无创造性的出版物。因此，重印旧版书一年多后，王云五决定提前筹划新出版物。除《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等工具书外，王云五策划的新书以丛书为最多，著名的丛书有《人人文库》 《各科研究小丛书》 《古籍今注今译》 《新科学文库》等。《人人文库》从1966年7月迄1990年6月止，共出版二十四年，出书逾2000种，多达2440余册，读者颇得实惠，因此风行一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文库对促进学术、普及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国故整理方面，王云五早年在大陆商务印书馆时期创编《学生国学丛书》，就我国的古籍，每书各选其精要，详加阐释，并于导言中说明全书的大要。此种整理方式虽有助于学生课外大量阅读，但也不免留下对整本书未窥全豹的遗憾。为弥补《学生国学丛书》的遗憾，台湾商务印书馆在王云五入主后出版了对全书都加以整理的《资治通鉴今注》。该书成功出版发行后，王云五几经考虑，于1967年秋决定编纂《古籍今注今译》。这一丛书极大地方便了对于国学的阅读与研究。　　王云五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将近十六年，这是他一生出版事业中另一个辉煌时期，也是他个人著述最为高产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对自己的过去多有总结，其中比较重要的专著有：《岫庐八十自述》（1967年）、《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1973年）、《岫庐最后十年自述》（1977年）。这些专著内容涉及学术、文化、教育、出版以及社会政治等方方面面。辞职挂冠　　陈诚在任期间多次萌发辞职之念，不甘心做有职无权的高官。陈诚消极避让，无意过问“行政院”事务，这正是王云五担当重任的极好机会。但是，王云五对为官生涯也产生倦意，去意彷徨，又脱不了身。对于公务，他不再全力以赴，于是萌发了自撰年谱的念头。王云五写作的特点之一是，叙述评论不厌其详，大量引用文件、信函及报告速记等档案资料。他一旦决定写自撰年谱，势必投入大量精力收集整理各类资料，只能把公务放到次要的地位了。　　王云五于1963年2月开始写的自撰年谱，自取其名为《岫庐自撰年谱稿》，行文较为随意，未曾出版。他后来撰写并出版的《岫庐八十自述》中，大量采用了《岫庐自撰年谱稿》中的文字。王云五自撰年谱，为后人研究他本人，以及商务印书馆历史和台湾社会政治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其作用与贡献，是他的“政绩”所无法比拟的。自撰年谱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而且写作过程本身使他恢复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于是他下定决心辞去官职，遂于1963年6月24日致书陈诚，力请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之职。　　在他提交辞职书后的第三天，即1963年6月26日，陈诚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院长之职。陈诚为了自己能顺利辞去此职，将王云五的辞职书扣下。蒋介石挽留陈诚，同时再给他一个月假期，命王云五代理院长职务。欲罢不能，使王云五感到很苦恼。10月23日他又拟就第二份辞职书，未获批准。后因陈诚坚辞院长，蒋介石遂同意王云五辞去副院长，理由是任何他人组阁，在资望上皆不便屈王云五为副，又因为王云五不是国民党员，不便让他当“行政院长”来组阁，只能允其辞职。辞职后的王云五，被聘为“总统府”资政。所谓“总统府”资政，只是一个虚职，在蒋介石认为需要时，提供些政见方面的建议而已。　　王云五在晚年厌倦政治生涯，原因甚为复杂，其中特别是他因“自由人”和雷震案的牵连，身在官场只能委曲求全，其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1960年4月，原“自由人”雷震(儆寰)被捕。雷震是《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以涉嫌“叛乱”为名，被台湾“警备司令部”逮捕，同时被捕的有傅正、马之骕、刘子英等。《自由中国》创办于1949年11月，50年代初起，“自由人”雷震任该刊发行人。《自由中国》时常对台湾政坛黑幕及腐败现象予以广泛批评，引起台湾当局的仇视。台湾当局于1959年春便有意采取行动，处置雷震和《自由中国》。1960年9月4日终于借故由台湾“警备司令部”出面逮捕了雷震等四人。雷震等人被捕后，台湾社会上有一种意见，认为军事机关无权审判雷震等人，此案应移交普通法院审判。王云五也支持这种观点。王云五经数日研究，致函“行政院”院长陈诚和“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大量引述法律条文，力主将雷震案移归普通法院审理。如果把雷震案交普通法庭审判，案情和审判过程将无法保密，判决结果也不易控制，很可能在台湾社会引发骚动，这是国民党当局决不愿看到的。因此，陈诚对王云五信函不表态，张群则表示“原则甚赞成，尚有某一问题待解决”，其实他并不支持王云五的观点。10月8日，雷震案经军事法庭审判，以不告发“匪谍”、作“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等莫须有罪名，判处雷震十年徒刑，同案人刘子英被判刑十二年，马之骕被判刑五年。消息传出，海内外舆论哗然，台湾当局的独裁行径受到强烈批评。　　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王云五的观点与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政策也有较大的分歧，他的意见一再被否决，使其从1960年就萌发了退出政坛的念头。　　王云五辞去“行政院”的职务之后，虽然仍虚挂着“资政”的头衔，常托故不参加有关的咨询会议。1972年5月6日，他致函张群，以“久病未愈”为托词，请辞“总统府外交综合组”副召集人的虚职，并表示今后不再参加讨论。对于一届“国大”第五、六次会议，他也虚与委蛇，一般讨论不参加，仅在关键时刻受当局力邀，才出面主持。1972年3月21日第五次“国大”举行“总统”选举会议，由王云五任大会主席，蒋介石以“全票”当选“第五届总统”。1978年3月21日王云五应邀主持第六次“国大”的“总统”选举，蒋经国当选。“总统”选举前后的许多会议，王云五大多不参加。老骥伏枥　　在台湾，王云五享有“博士之父”的称号。台湾设置博士学位之议，即是由他率先提出。他也是台湾最早的博士生导师之一，在同时期指导的博士生也最多。自1954年起，他受聘为“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兼任教授，1963年3月底起改聘为专任教授。任教期间，他在硕士班开两门课：现代公务管理和现代行政问题研究；在博士班开一门课：中国历代政治典籍研究。由于他对政治学和行政学有独到的研究，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上起硕士班的两门课来，内容十分充实而且生动。在政治大学，王云五是主要的论文指导教授。从1955年到1964年，政大研究所毕业的博士共13位，他一人就担任了9位博士生的论文指导。据说，他在政大一共培养了30名硕士、15名博士，由此赢得了“博士之父”的雅号。而他自己也在82岁那年获得了生平第一个方帽子，即韩国建国大学赠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9年，王云五请辞政大教席，专心从事文化出版业与个人著述。　　自从1963年12月辞去官职后，他便进入了个人撰写论著的高峰期，出版个人著作20多种，文章近百篇，其中100万字以上的著作5部。如七册《中国政治思想史》、六册《中国教育思想史》，尤可称为巨作。即使到了晚年，王云五仍旧著述不已。在80岁生日时，他出版了一部120万字的《岫庐八十自述》。在他90岁生日时，又令人惊奇地推出了一部50万字的回忆录《岫庐最后十年》。除撰写学术著作和回忆录外，他也喜欢作诗填词，作为一种休息。　　王云五一直热衷于社会文化活动，年届古稀还主持嘉新文化基金会、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等机构，任“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化复兴与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等职。此外，他还主持了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工作。在晚年，他对于社会公益事业倾注相当心力并多有建树。1972年，他用2万本的书、数百万的储蓄，建立了云五图书馆，并立下遗嘱：将所存全部书画及精印艺术品，分给儿女作为纪念，其余全部剩余资产连同身后各项收入，一律捐予财团法人云五图书馆。等他和两位妻子去世后，所居房屋即归并于云五图书馆，仅保留新建小楼房一幢，作为旅外儿女回国时暂住。在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所创行的各种文库就是以最低廉的价钱而使青年有机会博览群书。他曾说：“我以前没有钱买书看，我希望现在好学的青年，能够享受到随意读书的快乐。”　　王云五一生俭朴，定居台湾后，一直住在一幢木造平房里。日常饮食不喜铺张奢靡，只粗茶淡饭而已。衣着以棉布为主，一件长袍，一双布履，已成了他的标记。　　王云五年逾九旬高龄时，精神仍健旺如二十年前，虽记忆力稍差，但头脑清晰，分析力倍增，牙齿好，消化力强。谈到他的养生经：一是“勤用脑多走路”，他的起居习惯是早睡早起，每夜3时即起床写作，勤于思考完成了许多创造性思想的不朽事业，每写作50分钟，即绕着书房走10分钟，自认不出门走10里，走出了健康与智慧。一是接近大自然吸收太阳、空气、水，自然界的三宝，增进身体的能量与健康。他的“饮光”锻炼术不仅在一些国民党元老之间流行，有趣的是，已故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生前曾接受了一位来自“东方国家”的保健师的劝告，在克里米亚疗养地试行此术。他的秘书回忆道：“增加了这个神秘的内容后，我们惊异地发现他（勃列日涅夫）变得步履轻快，因吸烟而困扰着他的肺气肿也消失了。可惜他不是个善于持之以恒的人……”假如他坚持下去，苏联的历史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1979午7月6日，王云五因患感冒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当时仅有微咳，住院后才开始发烧，但服药即止，几天后出院。8月4日，他又因肺炎入院，自谓“约需住院一星期”。哪知延至8月14日，即溘然病逝，终年92岁。逝世前几天他还奋力执笔为“商务”的老前辈张元济的《涉园序跋集录》写跋文，为后人研究商务印书馆留下了一份极其宝贵的史料。王云五曾说：“人生如斯，好像一次壮游。”他九十二年的壮游，已在历史上留下了无数的足印。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断。王云五有两位妻子、七子二女和四十多位孙子和外孙，目前他的子孙多旅居国外。他的两位夫人是姐妹俩，徐净圃、徐馥圃。王云五学识渊博，而子女九人，除一女早逝外，其余也均为国际闻名的学者、专家。大儿子学理，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博士；二儿子学武，工程博士；三儿子学政，在美从商；四儿子学农，牙医博士，现在香港；五儿子学哲，法理学博士；六儿子学艺，神经外科博士；七儿子学善，医学博士。大女儿学文早逝；二女儿学医，医学博士。历史地位　　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王云五这个名字在内地一直带有较浓的负面色彩，排除党派性的意识形态之争不计，其学人之外的商人身份也是他难以为内地学界所接受的主要原由之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台湾学界对王云五的极高评价，同一文化人物在海峡两岸竟有着反差极大的境遇，其中确有许多值得深思的东西。但不管是褒是贬，凡熟悉中国现代出版史者都必须承认，在商务印书馆的百年历程中，对其决策、发展方向曾产生重大影响者，除德高望重的张元济外，第二个就要数到王云五，他们二人一前一后，分别代表了商务印书馆发展的不同时期。　　而且王云五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商务印书馆，以商务印书馆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学术文化史上的巨大影响，倘要研究中国现代出版史、文化史，无论如何是避不开这位重量级人物的。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实施，内地出版业的经济效益日益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历史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经过几十年的曲折摸索之后，我们似乎又回到了王云五当年所处的时代，遇到他当年面临的难题。王云五自然也就得到很多出版商的共鸣和研究者的关注。历史人物的热与冷，往往是出于现实社会的内在需要，王云五此时引起人们的关注也正是当下出版业状况的一种反应，其中有许多可以探讨的东西。　　在一个具有重视义利之辨传统的国度里，对利的强调和追求必然要冒着被世人视为小人的道德风险，即使是在步入市场经济的今天，这一传统还没有从人们的观念中彻底退出。在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多依靠官府，或亲自出面刊刻自己的著作，这自然不需要考虑销售赢利方面的问题，而是量个人的财力和能力来进行，因此，他们对以追求利润的私人书坊是看不上眼的，而私人书坊的恶名一方面是由于刊刻书籍的粗糙，另一方面则是其浓厚的商业气息。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会有文人士大夫心甘情愿地去做书坊主，除非他们科举无望，为生活所迫。好在那时文化和商业各自在雅和俗的层面上发展运作，并没有形成特别明显的交锋。但当中国历史的车轮驶入现代文明社会之后，一切就都不一样了，文化成了商务色彩的文化，商务也成了具有文化色彩的商务，文化与商业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走到了一起。　　具体表现为：文化纳入现代产业的范围，利润成为推动文化事业的一种内在驱动力，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其次是学者的介入现代出版业。文化与商业的这种以出版为纽带的融合必然带来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其间既有学界与出版商之间愉快的合作，但又有两者的激烈冲突。学界考虑的是出版物的学术价值和印刷水平，而出版商则除此之外，更多的需要关注利润，如果无利可图，他们就不会表现出多大的积极性，即使该书的价值再高。长期以来，学者们经常称颂和强调的是出版商不计成本支持学术的义举，自然这也是他们的一种愿望，对那些计较利润的出版商，他们往往采取不屑一顾的蔑视态度，而且话语权又往往操在他们手里。在今天，那些曾买过书号、推销过自己著作、受过出版之累的学人对此当会有很深的切身感受。 　　在商言商，对进入出版界的学者来讲，他们的商人身份以及他们的计较和精明肯定会付出道德上的代价。而道德恰恰是历来国人论定人物的基本尺度，即使个人做出的成就再大。明白这一点，王云五的不为内地学者所接受自然也就在意料之中。　　但是，王云五的意义也正在于此，他的现代企业运作方式、他的追求利润之举虽然为他带来了道德上的恶名，但他却为出版界所接受，他几十年在商务的稳固地位、后来出任民国政府的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就足可以说明这一切。尽管的他的经营和改革方式并不完全符合出版业的行业特点，如果运用在其它工商业上可能更为合适，但是他的这些努力并非毫无意义，他的成功和失败不仅在当时，即使是在今天都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当前中国的工商业正大力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了王云五的意义和价值。无可否认，王云五的经营和改革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我们需要的不是指责和批判，而是理解之同情。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出版商不求利润，这个出版社何以能生存。学界那种让出版商不计成本支持学术文化的幻想只能是一相情愿的，而且对学术的发展也未必有利。　　换个角度来看，这种出于利润考虑的出版对学术文化的发展未必不是一种良性的制约，那种关注现实民生、面向大众的著作因其有潜在的市场而得到优先出版的机会，而过于冷僻的研究则受到限制。实际上学界内部的冷与热不也是如此吗？出版商可以帮助那些过于冷僻的研究，但这不是他们法定的义务，这更需要得到政府和有关机构的支持。因此，一个优秀的出版商必须在学术与利润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就像现在人们常说的，既要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又要有良好的经济效益。一般说来，出版商大多会偏于一端，两者都能兼顾、还能使学界和商界都满意的出版商实在是寥寥。王云五就是这种能保持平衡者，他除了使商务印书馆发展壮大，获得丰厚的利润外，在文化普及和推动学术上还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如《万有文库》、《大学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等丛书的出版，这些在中国现代文化史都是要写上一笔的。在出版业日益商业化的今天，强调王云五的经营之道更有现实意义。他是将现代企业制度引入出版业的始作俑者，其灵活的运作方式和优秀的组织才能很值得今天的出版商学习借鉴。 　　王云五无疑是个成功者，胡适曾经把将王云五介绍进商务印书馆作为自己人生的得意之笔，可见其对王云五评价之高。王云五把握住了历史给予他的难得机遇，在商务印书馆乃至中国文化面临重大转机的时刻走进中国现代出版业，走进中国现代文化的中心。他的这种学者兼商人的双重身份和丰富经历对现代学者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自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国经济持续走热，不少学者下海经商，但几年下来，成功者寥寥。其原因值得深思，最起码它使我们真切地认识到商人的独特价值，学者虽然文化素养很高，但做生意并不一定就是高手，商人不是什么人想当就能当好的，而能将学问和生意都做好，就更非一般人所能为了。王云五就是其中成就突出的一个，具有典范的意义。就中国目前的现状来讲，优秀的学者并不缺少，但优秀的出版商却是难遇难求，而能将两样都做好者，更是无处可寻，但现实恰恰正需要这类人物。好在现在有不少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出版界已开始出现了一批王云五类型的出版商，但还都没有做到那个份上。将来也许会有，但至少现在还没有。 　　“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这是上世纪30年代《纽约时报》对王云五和商务印书馆最高的评价。我相信，每一位读书人、出版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商务情结”，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　　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1921年中秋节，王云五在胡适推荐下进入商务印书馆，在商务张元济、高梦旦两位先生的支持下，主持编译所，着手制定编辑出版《万有文库》。王云五堪称大出版家，有远见卓识，也有襟怀抱负；擅长科学管理，也有力排众议的魄力。他组织全国学者出版《大学丛书》300多种，主编《中山大辞典》，出版《万有文库》，影印《丛书集成》，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王云五自传《岫庐八十自述》是一本迟到的书，尽管姗姗来迟，毕竟来了。最近，看《万象》上的广告，江西教育出版社要出版《王云五文集》，令人欣喜。　　王云五有记日记的习惯，所以他的自传《岫庐八十自述》是皇皇巨著，并不偶然。原书50章，100多万字，详细记录了王云五一生的各个阶段。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云五先生的公子王学哲节录而成，只有20余万字。虽然大量的史实无缘过眼，但窥一斑而知全貌，这本书总算对王云五的传奇人生有一个大概了解。　　王云五是一个小学徒出身，受正式学校教育不过五年，他的学问全是通过自学获得。没有文凭，却在同文馆、中国公学做英语教师。王云五在中国公学任教时，认识了小他两岁的学生胡适，两人成为朋友。胡适赞扬王云五是“有脚的百科全书”。王云五自20岁起，用了3年的时间，读完《大英百科全书》，可谓博览群书，杂家的知识结构，为他日后从事出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胡适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王云五的学问人生和道德人品，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赞美，而非溢美之词：“王云五是一个完全自学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二千本，中文书也不少。他的道德也极高，曾有一次他可得一百万元的巨款，并且可以无人知道。但他不要这种钱，他完全交给政府。……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他是一个符号象征，象征了一个贫苦无依的人的奋斗成功的故事。”这样解读王云五的一生，当然可以，有人把王云五和美国的富兰克林相提并论。　　可是，

法兰兹·鲍亚士

　　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1858年7月9日－1942年12月21日），或译弗朗茨·博厄斯，是德国裔美国人类学家，现代人类学的先驱之一，享有“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名号。如同许多当年的先驱者，他的学科训练来自其他学科；他获得物理学博士，并从事地理学的博士后研究。他将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于人类文化与社会的研究，这个领域先前植基于围绕着奇闻轶事的巨型理论论述。[编辑本段]学术生涯早期：博物馆研究　　在19世纪晚期，美国人类学受到美国民族学局（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简称BAE）的控制，由约翰·威斯利·鲍威尔担任局长，他是一位地质学家，支持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文化演化理论。美国民族学局座落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且史密森的民族学主管欧提斯·梅森（Otis T. Mason）与鲍威尔一样信奉文化演化（哈佛大学的皮博迪博物馆（Peabody Museum）是个重要的——尽管规模较小——人类学的研究中心）。　　正是在鲍亚士为博物馆征集藏品与展览而工作期间，鲍亚士形成了其对文化的基本见解，这使他离开博物馆，而寻求将人类学建立为一门学科。　　在这段期间，鲍亚士再度前往太平洋西北岸，达五次之多。他持续进行的田野研究使他想到，文化做为解释人类行为的一个地方脉络。他对于地方脉络和历史的强调，使他反对当时的主流思想模式：文化演化。　　鲍亚士起初在亲属关系问题上，与演化论相决裂。摩尔根主张，所有人类社会都是从最初的母系组织形态转变为父系组织。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北海岸的印第安团体，如钦西安人（Tsimshian）和特林吉特人（Tlingit），都是被归类到母系氏族。而南海岸的印第安人如努特卡人（Nootka）以及萨利什人（Salish）被归类为父系团体。鲍亚士关注夸扣特尔人（Kwakiutl），他们居住在上述两群之间。夸扣特尔人似乎具有混合特征。在婚前，一个男人将采用其妻子父亲的名字和羽饰。他的孩子也采用这些名字和羽饰，尽管他的儿子在结婚时就会失去它们。名字和羽饰因此保存在母系中。起初，鲍亚士如在他之前的摩尔根一样，认为夸扣特尔人曾经和他们北方邻族一样是母系的，但后来他们开始演化到父系团体。然而1897年他进行了自我批判，并且主张夸扣特尔人是从早先的父系组织转变成母系组织，这是由于他们向北方邻族学习了母系原则。　　鲍亚士对摩尔根理论的拒斥，导致他在一篇于1907年发表的文章里，挑战欧提斯的博物馆展示原则。然而，更有问题的是关于因果关系及分类的基本问题。物质文化的演化观点使得博物馆研究人员根据技术发展的功能或级别来组织展品。研究人员假定器物的形态变迁，反映了一些前进式演化的自然过程。但鲍亚士认为，一件器物的形态反映了其被制作和使用的环境。鲍亚士主张“尽管类似的原因产生类似的结果，但类似的结果不见得具有类似的原因”。鲍亚士认识到，即使是形态相似的器物，也可能基于不同原因，而在不同脉络中发展出来。欧提斯的博物馆展示依据几条演化路线来组织，错误地将类似结果并置在一起；那些沿着脉络路线而组织的展示，将会呈现类似的原因。　　1892年，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馆长暨研究员普特曼(Frederic Ward Putnam)被任命担任芝加哥博览会民族学与考古学部门的负责人，鲍亚士获聘担任他的助理，鲍亚士因此有机会将他的研究取向运用于展示。鲍亚士安排了十四位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夸扣特尔人来到芝加哥，并居住在一个仿造的夸扣特尔村落中，他们可在那里依据脉络来进行其日常工作。　　在世界美洲博览会之后，鲍亚士在芝加哥新设立的费尔德博物馆(Field Museum)工作直到1894年，当时他的职位(在违反他的意志下)由美国民族学局的考古学家霍姆斯(William Henry Holmes)所接替。1896年，鲍亚士被任命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担任民族学与人体学的助理研究人员。1897年他组成了 杰瑟普北太平洋海岸考察队(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一场为期五年对于太平洋西北海岸土著的田野研究，这些人的祖先是从西伯利亚跨越白令海峡迁移而来。他尝试沿着脉络的路线来组织展示，而不是沿着演化路线。他也发展了切合其策展目标的研究计划:从扩大在一个社会之内的各种诠释脉络的这个角度，来描述他对学生所下的指令，他解释说：“...他们自己取得标本；他们取得对这些标本的解释；他们取得相关文字资料，一部份关联到这些标本，一部份关联到这个人群的概况；而且他们取得当地语言的语法资料”。这些扩大的诠释脉络全被抽离进入一个脉络，这是这些标本或标本组合体，可能被展示的脉络：“我们希望有一套蒐藏品，依据各个部族来安排，这是为了传达每个群体的特殊风格”。然而，他的取向使他与博物馆总裁杰瑟普(Morris Jesup)以及馆长班普斯(Hermon Bumpus)发生冲突。他于1905年辞职，再也没有为任何博物馆工作。[编辑本段]学术生涯晚期：学院人类学　　1896年，鲍亚士被任命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体质人类学讲师，并于1899年升等为人类学教授。然而，在哥大教学的人类学家分属不同科系。当鲍亚士离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他与哥伦比亚大学协商将人类学家集中到同一个系，鲍亚士将主持该系。鲍亚士在哥大的人类学系成为美国第一个设立博士课程的人类学系。　　在这段期间，鲍亚士发挥了关键作用，将美国人类学会(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AAA)组织这个新兴领域的一个伞形结构组织。鲍亚士起初希望美国人类学会的成员限定为专业人类学家，但是麦克基(W.J. McGee)（另一位参与由鲍威尔所领导的BAE的地质学家）主张，该组织应当开放其他学科加入成员。麦克基的立场站了上风，而且他在1902年被选为美国人类学会的首任主席。鲍亚士与普特曼（Putnam）、鲍威尔和荷曼斯（Holmes）同时被选为副主席。　　鲍亚士同时在哥大和美国人类学会，鼓吹人类学“四大分支”的概念；他亲自为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以及文化人类学做出贡献。他在这些分支的工作担任开路先锋：在体质人类学，他领导学者远离种族的静态分类学，而强调依照人类生物学与演化进行分类；在语言学，他打破了经典文献学的局限，并确立一些现代语言学及认知人类学的核心问题；在文化人类学，他（与马凌诺斯基一起）建立了脉络论者的研究取向，探讨文化、文化相对论与田野工作的参与观察法。　　四大分支的研究取向，被认定不仅将不同类型的人类学家集中到一个科系，更是透过将人类学研究的不同课题整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课题，来重新设想人类学，这是鲍亚士对这个学科的重大贡献，并成为美国人类学有别于英国、法国、德国等国人类学的特征。这个研究取向将人类学的课题－－人类物种界定为一个整体。这个焦点并未使鲍亚士寻求将所有的人类与人类活动形态化约为某些最小厘米母；更恰当的说，他明白人类物种的本质，将是在于人类形态与活动方面的为数庞大的变异（这是一条类似于达尔文探讨一般物种的研究取向）。语言学　　尽管鲍亚士曾出版对美国土著语言的描述研究，并撰写关于语言分类工作在理论上的困难之处，他仍将这个主题留给同事与学生如萨丕尔（Edward Sapir）去研究文化与语言间的关系。　　但是，他1889年的文章《关于交替语音》（"On Alternating Sounds"）为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两科的方法论，提供了非凡贡献。这是对1888年丹尼尔·加里森·布林顿（Daniel Garrison Brinton）所发表论文的回应，当时布林顿为宾州大学的美国语言学与考古学教授。布林顿观察到，在许多美国土著的口语中，某些语音规律地交替。这显然不是个人口音所产生的作用；布林顿并未暗示说某些个体对于某些单字的发音异于他人。他主张有许多单字，甚至在被同一个说话者重复说出时，其发声法都会有相当程度的差异。运用演化理论，布林顿主张此种普遍的不一致性是语言处于劣等的标记，以及美国土著都处于他们演化过程低等阶段的证据。　　鲍亚士对布林顿所讨论的内容十分熟悉；他在巴芬岛和太平洋西北从事研究时也经历类似事情。然而，他主张“交替语音”绝对不是美国土著语言的特征——甚至他主张它们根本不存在。鲍亚士并未将交替语音当做文化演化不同阶段的客观证据，而是从他多年来关于客观自然现象的主观感知的研究兴趣，来看待它们。他也思考先前对演化取向的博物馆展示的批评。在那里，他指出两种东西（如物质文化的器物）表面上看来是相似的，可能在实际上却是非常不同。在这篇文章，他提出一种可能性，两种东西（语音）看似不同，可能在实际上却是相同的。　　简言之，他将注意力转移到对不同语音的“感知”上。鲍亚士以提出一个经验问题开始：当人们用不同方法描述一个语音时，是因为他们不能感知其差异，或是可能存在另一个理由？他立刻就确定立场，他不关心关于感知缺陷的个案——等同于色盲的听觉障碍。他指出，这些用不同方式描述同一个语音的人们所具有的问题，等同于用相同方式描述不同语音的人们所具有的问题。这是研究描述语言学的关键：当研究一种新语言时，我们如何注意不同单字的发音？（在这一点上，鲍亚士预见了并奠定了音位学（Phonemics）与语音学（Phonetics）的区别。）人们可能用多种方法来发音一个单字，而且依然认知他们正在使用同一个单字。那么，问题并不是“这些知觉未能被他们个人所认知”（换言之，人们认知到某些发音的差异）；而是这些语音“是依据其相似性而被分类”（换言之，人们将多种被感知到的语音归成同一类）。一个类似的视觉例子包括描写颜色的单字。英语单字“green”能被用来指称多种明暗、色调、浓淡。但有些语言并没有指称“green”的单字。在这些案例中，人们可能将英语使用者所称的“green”归入“yellow”或“blue”中。这不是一个色盲的例子——人们能够感知颜色的差异，但他们归类这些相似颜色的方式有别于英语使用者。　　鲍亚士将这些原则运用于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因纽特语的研究。研究者们已发表某个特定单字的许多不同拼法。在过去，研究者透过许多方法解释这项资料－－它可能指出对某个单字发音方式的各地变异，也可能指的是不同方言。鲍亚士主张另一种解释：差异并非在于因纽特人如何发出这个单字的语音，而是在于使用英语的学者如何感知这个单字的发音。这项差异并非在于英语使用者本身无法感知这个被讨论的发音；而是英语的语音系统无法适应被感知的语音。　　尽管鲍亚士对描述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提供非常特殊的贡献，但是他最终的论点是意义深远：观察者的偏见并不必然是个人的偏见，它可能是文化的。换言之，西方研究者的感知范畴，可能有系统地导致一位西方人误解或无法完整感知另一文化中的一个有意义的成分。如同他对梅森的博物馆展示所提出的批评，鲍亚士论证了这个看似文化演化证据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合乎科学的方法与西方人对自身文化优越的信念所产生的结果。这个论点为鲍亚士的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某个文化的各种成分，从该文化的角度来看是有意义的，即使它们从另一文化的角度来看是没有意义的（或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编辑本段]学生与影响力　　从1901年到1911年，哥伦比亚大学只产生了七位人类学博士。尽管依据今日的标准，这是非常小的数目，在当时却足以让鲍亚士在哥大建立的人类学系，成为美国最卓越的人类学课程。此外，鲍亚士的许多学生继续在其他主要大学建立人类学课程。　　鲍亚士的首位博士生是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鲁伯（Alfred L. Kroeber）（1901年），他连同鲍亚士的另一位学生罗伯特·罗维（Robert Lowie）（1908年）创建了柏克莱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的人类学系。他也培养了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904年）——首批土著美国印第安人类学家之一（福克斯人（Fox）），在1909年于菲律宾研究时遭到杀害——以及亚伯特·刘易斯（Albert B. Lewis）（1907年）。鲍亚士也培养了其他许多对学院人类学的发展深具影响的学生：弗兰克·斯佩克（Frank Speck）(1908年)由鲍亚士培养，却在宾州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迅速着手在该校创建人类学系；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1909年)和费-库珀·科尔（Fay-Cooper Cole）(1914年)在芝加哥大学发展了人类学系;亚历山大·戈登卫塞（Alexander Goldenweiser）(1910年)与埃尔西·克鲁斯·帕森斯（Elsie Clews Parsons）（她1899年从哥大获得社会学博士，但后来向鲍亚士学习民族学）在社会研究新学院创立人类学系;莱斯利·斯皮尔（Leslie Spier）(1920年)后来在华盛顿大学和其妻子欧娜·甘瑟(Erna Gunther)(也是鲍亚士的学生)创建人类学系，而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1923年)在西北大学创立人类学系。他也培养了约翰·里德·斯万顿（John Reed Swanton）（在1900年取得哈佛博士之前，曾在哥大向鲍亚士学习两年），保罗·拉丁（Paul Radin） (1911年)，露丝·潘乃德(1923年)，格拉迪斯·理查德（Gladys Reichard）(1925年)于1921年在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开始授课，后来升等为教授，露丝·班佐（Ruth Bunzel）(1929年)，亚历山大·莱瑟（Alexander Lesser）(1929)，玛格丽特·米德(1929)，以及吉恩·韦尔特菲什（Gene Weltfish）（她在1929年论文答辩，尽管她直到1950年哥大降低所需费用后，才正式毕业）。　　他在哥大的学生还包括墨西哥人类学家曼纽尔·加米欧（Manuel Gamio），他在1909到1911年师从鲍亚士后获得硕士学位，并于1917年成为墨西哥人类学局首任局长；以斯帖·戈德弗兰克（Esther Goldfrank）于1919年随鲍亚士前往新墨西哥州从事对普布罗印第安人的研究；吉尔伯特·弗雷耶（Gilberto Freye），他在巴西形塑了“种族民主”的概念；以及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小说家卓拉·尼尔·赫斯特（Zora Neale Hurston），她1928年从巴纳德学院毕业——这是附属于哥大的女子学院。　　他也影响了克劳德·李维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后者是他在晚年寓居纽约时，于1940年代遇到的。　　鲍亚士的几位学生持续担任美国人类学会的旗舰期刊《美国人类学家》的编辑：约翰·里德·斯万顿(John R. Swanton) (1911, 1921-1923)，罗伯特·罗维(1924-1933)，莱斯利·斯皮尔（(1934-1938)，以及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 (1950-1952)。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的学生John Alden Mason在1945-1949年当编辑，而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鲁伯和罗伯特·罗维的学生沃尔特·戈德施米特（Walter Goldschmidt）在1956-1959年担任编辑。　　鲍亚士的大多数学生同样具有他对谨慎的历史重建的关注，以及他对臆测的演化模型的反感。此外，鲍亚士鼓励他的学生，批评他们自己就如同其他人批评他们一样。例如，鲍亚士起初为他将头骨指数（头骨形态的有系统变异）做为描述遗传特征的方法提出辩护，但后来在进一步研究后否定了他早期的研究；他同样批评了他自己对（太平洋西北海岸）瓜求图人语言及神话的早期作品。　　鲍亚士的学生受到此种自我批判动力所鼓舞，以及鲍亚士学派致力于从报道人那里学习，并根据个人的研究发现来塑造论点，因此这些学生迅速偏离了他自己的研究论点。他的学生很快试图发展鲍亚士普遍反对的巨型理论。克鲁伯使他同事的注意力转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以及文化人类学与心理分析二者结合的可能。露丝·潘乃德发展了“文化与人格”以及“国民文化”（national cultures）理论，而克鲁伯的学生朱利安·斯图尔德发展了文化生态学及多线演化论。　　然而，鲍亚士对于人类学具有不朽的影响。事实上所有人类学家如今都接受鲍亚士对经验论及他的方法论文化相对论的支持。此外，事实上所有文化人类学家如今都分享着鲍亚士对田野研究的贡献，这包括长期居住，学习当地语言，并与报道人发展社会联系。最后，人类学家继续尊崇他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Thomas Gossett在1963年《种族：在美国的一个思想的历史》（Rac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America）一书中，写道：“在历史上，鲍亚士在打击种族主义偏见上，可能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多。”

阿伏加德罗

　　阿伏加德罗（AmeldeoAvogardo,1776～1856）意大利物理学家、化学家。1776年8月9日生于都灵的一个贵族家庭。1792年8月9日入都灵大学学习法学，1796年获法学博士，以后从事律师工作。1800～1805年又专门攻读数学和物理学，尔后主要从事物理学、化学研究。　　1811年，提出分子说：分子由原子组成。推出同体积气体在同温同压下含有同数目的分子，又称阿伏加德罗定律。　　1803年他发表了第一篇科学论文。1809年任韦尔切利学院自然哲学教授。1811年被选为都灵科学院院士。 　　阿伏加德罗毕生致力于原子－分子学说的研究。1811年，他发表了题为《原子相对质量的测定方法及原子进入化合物时数目之比的测定》的论文。他以盖·吕萨克气体化合体积比实验为基础，进行了合理的假设和推理，首先引入了“分子”概念，并把它与原子概念相区别，指出原子是参加化学反应的最小粒子，分子是能独立存在的最小粒子。单质的分子是由相同元素的原子组成的，化合物的分子则由不同元素的原子所组成。文中明确指出：“必须承认，气态物质的体积和组成气态物质的简单分子或复合分子的数目之间也存在着非常简单的关系。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甚至是唯一容许的假设，是相同体积中所有气体的分子数目相等”。这样就可以使气体的原子量、分子量以及分子组成的测定与物理上、化学上已获得的定律完全一致。阿伏加德罗的这一假说，后来被称为阿伏加德罗定律。　　阿伏加德罗还根据他的这条定律详细研究了测定分子量和原子量的方法，但他的方法长期不为人们所接受，这是由于当时科学界还不能区分分子和原子，分子假说很难被人理解，再加上当时的化学权威们拒绝接受分子假说的观点，致使他的假说默默无闻地被搁置了半个世纪之久，这无疑是科学史上的一大遗憾。直到1860年，意大利化学家坎尼扎罗在一次国际化学会议上慷慨陈词，声言他的本国人阿伏加德罗在半个世纪以前已经解决了确定原子量的问题。坎尼扎罗以充分的论据、清晰的条理、易懂的方法，很快使大多数化学家相信阿化加德罗的学说是普遍正确的。但这时阿伏加德罗已经在几年前默默地死去了，没能亲眼看到自己学说的胜利。　　阿伏加德罗是第一个认识到物质由分子组成、分子由原子组成的人。他的分子假说奠定了原子一分子论的基础，推动了物理学、化学的发展，对近代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四卷著作《有重量的物体的物理学》（1837～1841年）是第一部关于分子物理学的教程。　　1856年7月9日阿伏加德罗在都灵逝世。[编辑本段]阿伏加德罗常数　　阿伏伽德罗常数指摩尔微粒（可以是分子、原子、离子、电子等）所含的微粒的数目。阿伏加德罗常数一般取值为6.023×10^23/mol。 12.000g12C中所含碳原子的数目,因意大利化学家阿伏加德罗而得名,具体数值是6.0221367×10^23.包含阿伏加德罗常数个微粒的物质的量是1mol.例如1mol铁原子,质量为55.847g,其中含6.0221367×10^23个铁原子;1mol水分子的质量为18.010g,其中含6.0221367×10^23个水分子;1mol钠离子含6.0221367×10^23个钠离子; 1mol电子含6.0221367×10^23个电子. 　　这个常数可用很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测定,例如电化当量法,布朗运动法,油滴法,X射线衍射法,黑体辐射法,光散射法等.这些方法的理论根据各不相同,但结果却几乎一样,差异都在实验方法误差范围之内.这说明阿伏加德罗常数是客观存在的重要数据.现在公认的数值就是取多种方法测定的平均值.由于实验值的不断更新,这个数值历年略有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公认的数值是6.023×10^23,1986年修订为6.0221367×10^23. 　　由于现在已经知道m=n·M/NA，因此只要有物质的式量和质量，NA的测量就并非难事。但由于NA在化学中极为重要，所以必须要测量它的精确值。现在一般精确的测量方法是通过测量晶体（如晶体硅）的晶胞参数求得。　　测定阿伏加德罗常数 　　已知NaCl晶体中靠的最近的Na+与Cl-的距离为d 其密度为P 摩尔质量为M 　　计算阿伏加德罗常数的公式 　　1mol NaCl 的体积为 V＝M/P 　　而NaCl是立方晶体，四个NaCl分子所占的体积是(2d)^3 　　1mol NaCl 的个数为 V/[(2d)^3/4]=V/2d^3 　　所以阿伏加德罗常数＝M/2Pd^3 　　如果P是原子密度，则八个原子所占的体积是(2d)^3 　　阿伏加德罗常数＝M/Pd^3　　“阿伏加德罗常数”现称“阿伏加德罗常量”[编辑本段]阿伏伽德罗定律　　在相同的温度和压强下，相同体积的任何气体都含有相同数目的分子。　　注意：1.范围：气体　　2.条件：同温 同压 同体积　　3.特例：气体摩尔体积　　推论:[为理想气体状态下]　　P:压强 　　V：体积 　　n：物质的量　　R：常数　　T：温度（开尔文=273+t t为摄氏度） 　　1. p1V1/T1=p2V2/T2　　2.pV=nRT=mRT/M（R为常数）　　3.同温同压 V1/V2=N1/N2=n1/n2 ρ1/ρ2=n1/n2= N1/N2 　　4.同温同体积 p1/p2=n1/n2=N1/N2　　5.同温同压同质量V1/V2=M2/M1　　6.同温同压同体积m1/m2=M1/M2[编辑本段]阿伏伽德罗计划　　一百多年以来,人们一直以存放于法国巴黎的由铂铱合金制成的国际千克原器为“千克”的标准。不过德国一家科研机构最近宣布,借助一个“完美硅球”,科学家正尝试重新定义“千克”。 　　德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介绍,该机构和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的科学家联合进行的“阿伏伽德罗计划”已经获得重要进展,目前已制成了由硅28构成的一个完美球体。科学家希望借助这个硅球重新定义质量单位“千克”。　　据德国媒体报道,现有的由铂铱合金制成的国际千克原器存放于法国首都巴黎,但它已“神秘地”比原来轻了50微克,给从事科学研究和数据统计等精密工作的人带来不少麻烦。　　“阿伏伽德罗计划”的目的是通过精确测算出“完美硅球”内究竟有多少个原子,从而在测定阿伏伽德罗常数(即一摩尔任何物质中所包含的基本单元数)中获得新的突破,进而将质量单位“千克”的标准回归到与恒定常数相关的定义中,而不是依靠一个“原器”,或者其他什么会变化的东西来计量。　　德国等国科学家制造的这个“完美硅球”球体非常接近理想球体,由球体中心至表面任何一点的距离误差不超过3千万分之一毫米。这个球体的直径大约为10厘米,它的99．99％是由硅28构成的,晶体结构近乎完美。

黄飞鸿

　　黄飞鸿(1847年7月9日—1924年12月)，原名黄锡祥，字达云，原籍南海西樵禄舟村，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七月初九生于佛山，他是岭南武术界的一代宗师，也是一位济世为怀、救死扶伤的名医。其父黄麒英乃晚清“广东十虎”之一(黄飞鸿并非广东十虎之一， 广东十虎分别是：王隐林、黄澄可、苏黑虎、黄麒英、周泰、谭济筠、黎仁超、陈铁志、苏灿、梁坤），飞鸿6岁从父习武，13岁随父鬻技街衢，尽得家传功夫。后遇铁桥三（广东十虎之一）之爱徒林福成授其铁线拳、飞砣绝技，并在宋辉镗处学得无影脚，武艺日臻精进，稍后，黄飞鸿随父于广州乐善山房设馆授徒。黄麒英谢世，黄飞鸿子承父业成为一代宗师，是当时南派武林中最年轻的武术教练。一生中，曾先后被提督吴全美、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等聘为军中技击教练。相传其平生绝技有双飞砣、子母刀、罗汉袍、无影脚、铁线拳、单双虎爪、工字伏虎拳、罗汉金钱镖、四象标龙棍和瑶家大耙等。因其尤精虎形诸势，故在武林中享有“虎痴”之雅号。 此外，黄飞鸿亦善于舞狮，有广州狮王之称。　　1924年8月，广州商团总长陈廉伯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乘孙中山北伐，在广州发动武装暴乱，纵火劫掠。黄飞鸿与其继室莫桂兰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宝芝林连同刘永福写给他的牌匾和他唯一的照片亦毁于战火。黄飞鸿经不起沉重打击，因而忧郁成疾，是年12月不治去世，终年78岁。黄飞鸿身后萧条，贫无以殓，幸弟子邓秀琼为他料理后事，葬于白云山麓。莫桂兰在林世荣、邓秀琼的帮助下，偕黄飞鸿的两名儿子移居香港设馆授徒，传授黄飞鸿遗技。1983年在香港去世。【真实的黄飞鸿】　　如今的佛山人说起黄飞鸿总是一脸的自豪，据说以拍黄飞鸿系列影片而名声大噪的导演徐克，在黄飞鸿纪念馆落成那天，率他的制作班底特意赶来，对他们心目中的英雄进行“三跪九叩”大礼。而在一百多年前，黄飞鸿只不过是佛山街头一个默默无闻的卖艺人，在佛山的酒肆茶馆或者寻常小巷，你或许可以遇到他，但你绝不会认为一百年后，他会成为一个世界文化名人。生前寂寞，死后荣光，这就是真实的黄飞鸿。 　　习武神童，街头卖艺 　　广东佛山，古称陶城，有多个历史头衔，佛山是丝织品汇集之地，是粤剧的发源地，是中成药之都，当然对黄飞鸿来说，最著名的一个头衔就是佛山是武术之乡，要寻找南派武术的源头就要到佛山。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农历七月初九，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黄飞鸿降临于一个贫穷破落的家里。父亲黄麒英用卖艺换来的铜钱为妻子买来一个老母鸡，杀了，替妻子炖上。　　黄麒英是佛山十大高手之一，但并不像电视上所说的阔绰，黄麒英并不想儿子像他这样仅仅是一介武夫，穷困潦倒。他希望黄飞鸿读四书五经，考取功名，这样就不必天天日晒雨淋的，东奔西跑，一年到头，日子还是那么拮据。　　可黄飞鸿既然出生在武术之乡，父亲又是佛山十大高手之一，他想不习武那是不可能的。父亲也没指望黄飞鸿日后能够继承他的衣钵，可他没想到，青出于蓝胜于蓝，黄飞鸿不但继承了父亲的衣钵，还把父亲的武术心得发扬光大。 　　父亲用所得的积蓄把黄飞鸿送进了学堂，但黄飞鸿却并不专心学习，他的心思早已飞到父亲的武功上，于是逃学，跑到大街上看父亲的武术表演，放学时再偷偷地跑回去。那时，父亲虽然不得志，但无疑是小黄飞鸿心目中的英雄。父亲的拳脚功夫、刀枪棒法无人能及，黄飞鸿不想念什么书，就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走江湖，多好。　　父亲发现了黄飞鸿的逃学，暴打他了一顿，那可是他好不容易挣来的血汗钱啊，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了黄飞鸿身上，如今…… 　　可黄飞鸿却说：“爹，以后我跟你一起卖艺。” 　　父亲抚摸着黄飞鸿的头，无奈地摇了摇头，也许这就是命吧。 　　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强迫黄飞鸿学习了，也再也没有打过黄飞鸿。很快，父亲开始为黄飞鸿感到骄傲，他发现黄飞鸿有习武的天分，他教黄飞鸿武功的时候，他只要教一遍，黄飞鸿就会了。而当初父亲却花了好多时间才学会。　　黄飞鸿不仅领悟能力强，还能够融会贯通，把各种招式的优点结合起来。七八岁的时候，黄飞鸿就开始跟着父亲到佛山街头卖艺了。　　初生牛犊，一比成名　　十二三岁的时候，黄飞鸿开始在佛山崭露头角。老百姓对少年黄飞鸿的兴趣远远胜于那些成人，黄飞鸿的每一次演出都会吸引很多人，游客们把黄飞鸿围得个水泄不通，不断地为他叫好，鼓掌。那时候，老百姓只知道有黄飞鸿这样一个少年，却并不知道黄飞鸿的名字，使黄飞鸿少年成名的是一场比试。 　　有一次，武术大师郑大雄也在街头卖艺。郑大雄擅长左手钓鱼棍法，他摆下擂台，和前来挑战的人比武，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他拱手作揖，问还有没有人敢上来与他比试的时候，黄飞鸿跃上了擂台。父亲大吃一惊，但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郑大雄以为黄飞鸿是个顽劣的少年，认为他是来捣乱的，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让他下去。此时的黄飞鸿眼里放出一种威严的光芒，一字一顿的说：“郑前辈，晚辈黄飞鸿，是来挑战你的独门绝技左手钓鱼棍法的。” 　　围观的人热情高涨，齐声为黄飞鸿的胆量叫好。郑大雄吃了一惊，原来眼前这个乳臭未干的少年就是佛山十大高手之一黄麒英的儿子。 　　郑大雄客气的接受了黄飞鸿的挑战。黄飞鸿用四象标龙棍法对付郑大雄的左手钓鱼棍法。郑大雄有意让着黄飞鸿，黄飞鸿觉察出来了，边打边说：“请前辈使出全部的招数。”说着，步步紧逼。 　　郑大雄倒抽一口凉气，心想，好大的口气，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还不知道天高地厚。于是，郑大雄也不让黄飞鸿了，两人越战越勇，越战越起劲。观看他们比武的人也排起了一条长龙，看客们都憋着一口气，心里为黄飞鸿捏了一把汗。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黄飞鸿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郑大雄，郑大雄心服口服，叹黄飞鸿初生牛犊不怕虎，后生可畏，来日方长。 　　那一天，佛山的老百姓都记住了一个少年的名字，他叫黄飞鸿。 　　几乎在同一年，黄飞鸿父子在佛山豆豉巷卖艺，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看见铁桥三的高徒林福成不知为何被一群人追杀，黄麒英素来尊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英雄好汉铁桥三，见他的徒弟被追杀，二话不说，拔刀相助。 　　黄飞鸿协助父亲把敌人打跑，林福成为表达感激之情，答应传授黄飞鸿“铁线拳”和“飞砣”等绝技。学成后，黄飞鸿的武艺更上一层楼，甚至连父亲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以一敌十，驰名香江　　16岁，黄飞鸿觉得可以去闯荡江湖了，于是告别家乡，来到繁华都市广州。夜宿一家客栈。半夜遭遇强盗打劫，黄飞鸿赤手空拳把手持刀棍的十几个强盗打得落花流水，一时被传为佳话。这是黄飞鸿来广州的第一次义举。此后黄飞鸿在广州继续卖艺，名声逐渐传播开来。 　　广州的矿工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常常遭资本家的欺负剥削，矿工们敢怒不敢言。听说了黄飞鸿的事迹后，就集体凑钱让黄飞鸿开了一家武馆，黄飞鸿的卖艺生涯也因此而终结。 　　工人们忙时挖矿，闲时跟黄飞鸿学习武艺。两年后，开始有点名气的黄飞鸿又被果栏、菜栏、鱼栏中人聘为行中武术教练。 　　英雄志在四方。少年时的黄飞鸿有一个不安分的心，总渴望四处闯荡，为开阔视野，经历更多的世面，黄飞鸿只身一人来到香港。 　　当时有一个盛气凌人的英国人，牵着一条身材高大的狼狗在闹市叫嚣，说中国人是懦夫，没有人敢跟他比试。当时已经有几个有骨气的人看不过去，和他比试，都被狼狗咬伤了。英国人更加肆无忌惮，说中国人连狗都不如。围观的人都对外国人指指点点，怒目以对，但惧怕那条凶狠的狼狗，谁也不敢上去教训英国人。　　黄飞鸿挺身而出，以猴行拐脚当场把那条狼狗击毙了，随后又三拳五脚把英国人打趴下。围观的人无不拍手称快，交口称赞黄飞鸿的壮举。 　　又一年，香港一个恶霸强占了一个小贩彭玉的摊位。彭玉无奈，听说黄飞鸿有侠士风范，于是带着侥幸的心理去求助黄飞鸿。黄飞鸿听了彭玉的痛诉，二话不说，直奔恶霸的住处。恶霸是一个黑社会组织，有很多帮凶，还有武器。彭玉见黄飞鸿一个人难以敌众，就劝黄飞鸿说算了，他不要摊位了。 　　但黄飞鸿岂是胆小怕死之人，一个箭步走到恶霸的面前，声正色厉地让恶霸把摊位还给彭玉。恶霸自然不听，一场恶战无法避免。 　　黄飞鸿以一敌十，恶霸的手下一个个倒在地上，彭玉看得目瞪口呆，这样惊险刺激又壮观的场面他还从来没有见过。 　　恶霸见势不妙，赶紧向黄飞鸿求饶，并归还了彭玉的摊位。至此，黄飞鸿的侠名开始在香江两岸流传。 　　六年后，黄飞鸿认为闯荡够了，父亲也催他早日回家成亲，黄飞鸿离开了香港。　　宝剑出鞘，芝草成林　　重回佛山的黄飞鸿在父亲的安排下结了婚，黄飞鸿对这桩婚姻持中立态度，既不反对也不高兴，反正就那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黄飞鸿没有呆几年又去了广州，黄飞鸿如父亲所愿，走上了仕途。黄飞鸿接到了广州水师的橄榄枝，广州水师聘他做武术总教练。　　在广州当了六年的水师教练，而立之年时遭遇丧父之痛，黄飞鸿萌生退意，辞了水师教练，把妻儿接到广州，在广州仁安街开了一家跌打医馆“宝芝林”，门前悬有一副对联:“宝剑出鞘，芝草成林。” 　　黄飞鸿的医馆既授武术，又给病人看病。起初，老百姓只知道黄飞鸿武功高强，并不知道他还跟父亲研究过中医，不太相信黄飞鸿的医术，看病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要出人命的。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黄飞鸿的医馆门庭冷落，即使黄飞鸿免费为老百姓看病，老百姓也摇摇头，他们宁愿花钱去正规医馆。直到有一天，黄飞鸿医好了一个特别的病人，局面才逐渐好转。威震四方的黑旗军统帅刘永福得了一种脚疾病，奇痒无比，求医无数，也没治好。　　刘永福仰慕黄飞鸿的侠名，一日有空来家拜访黄飞鸿，谈话间说起了自己的苦恼。 　　黄飞鸿听了，神秘的笑了笑，说:“如果将军信得过我飞鸿，我可以医好你的脚疾。” 　　刘永福谁都信不过，但对黄飞鸿信任有加，黄飞鸿是老百姓有口皆碑的英雄好汉，不会信口雌黄的，于是放心大胆地让黄飞鸿去治，还开玩笑似的对黄飞鸿说:“治好了算你的，治坏了算我的。” 　　结果，多年的脚疾还真被黄飞鸿治好了。刘永福惊喜万分，称黄飞鸿是华佗再世，于是，赠送了一块写有“医艺精通”字样的木匾，大力宣传黄飞鸿的医术。 　　来宝芝林看病的人越来越多，超过了来拜师学武的人，医馆里到处都能听到老百姓唤“黄师傅”的叫声。 　　在广州只有一个“黄师傅”，那就是黄飞鸿。黄飞鸿非常喜欢这个亲切的称呼。 　　在为老百姓看病的时候，黄飞鸿从来没有马虎过，同时也很仗义，遇到穷困的病人黄飞鸿不收他的医药费。　　在广州的老百姓离不开黄师傅的时候，黄飞鸿却又要走了。已经是黑旗军的军医官、福字军技击总教练的黄飞鸿，再一次燃起了他报国的愿望，1894年，刘永福率领军队赴台湾抗击日本侵略军，黄飞鸿随刘永福率九营福字军抵台，驻守台南。不料，刘永福护台失利，黄飞鸿不得不再一次回到广州。历经世事沧桑的黄飞鸿心态开始平静，从此只悬壶济世，退出武林，不再收徒弟，不再传授武艺，并在“宝芝林”门前张榜说：“武艺功夫，难以传授；千金不传，求师莫问。” 　　广东的武林，没有了黄飞鸿，顿时寂寞不少。又过了20年，黄飞鸿病逝于广州城西方便医院，享年77岁。 　　真实的黄飞鸿 　　就这样平淡吗？ 　　黄飞鸿的一生比起银幕上那个黄飞鸿来说，要黯淡许多。历史上真实的黄飞鸿就这样平淡吗？ 　　黄飞鸿帅吗？ 　　银幕上的黄飞鸿要么是赵文卓，要么是李连杰，没有一个长相一般的，这也迎合了观众的需要，或许我们都期望黄飞鸿像赵文卓一样英俊，像李连杰一样潇洒。但事实恰恰相反，真实的黄飞鸿长相很一般，甚至还有我们所不齿的大肚腩，黄飞鸿留存于世的只有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也证明了黄飞鸿与帅哥搭不上边。 　　更有力的证据来自于黄飞鸿的第四任夫人莫桂兰，她在接受香港《真功夫》杂志采访时说；“黄飞鸿生性怪异，寿星公头，有一副罗汉眉，眉长至垂下，瓜子口面，耳大而长，身材肥壮高大，要穿三尺六寸长衫，行起路来表情淡定，两手总摆在后面。”　　这让鸿迷们大失所望。 　　黄飞鸿的武功到底有多高？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人，男孩子与男孩子打闹，时不时来一句“佛山无影脚”。这是银幕上的黄飞鸿的看家本领，而事实上武学当中没有“佛山无影脚”的说法，这一武功纯属虚构。 　　那么黄飞鸿的武功究竟有多高？黄飞鸿的功夫主要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黄飞鸿的父亲黄麒英，另一部分是铁桥三的徒弟林福成。莫桂兰认为，黄飞鸿平生绝技有双飞砣、铁线拳、虎鹤双形拳、罗汉金钱镖、四象标龙棍、工字伏虎拳等，其中最擅长的应该是虎鹤双形和飞砣，虎鹤双形拳由黄飞鸿集各家之精华融会贯通而创立。 　　值得称道的是，黄飞鸿的舞狮技术堪称一绝，黄飞鸿的狮艺以狮子出洞、狮子上楼台等著称，以飞砣采青为绝技，在当时的广东独树一帜。黄飞鸿还开创了女子舞狮的先河。　　总之，黄飞鸿的武功并不像银幕中那样无所不胜，有资料记载，曾经好几次打抱不平时，黄飞鸿都寡不敌众。 　　黄飞鸿的医术到底有多高？ 　　事实上黄飞鸿会的仅仅是一些皮外伤，尤其是跌打损伤，中华武术与中医一脉相承，所以黄飞鸿会简单的医术，但中医实在博大精深，黄飞鸿又不喜欢读书，他不可能有很高的医术。 　　有一件小事可以看出黄飞鸿的文化水平。他想开一个医馆，但苦于没有一个好名字。这时他的徒弟考中了进士，送给他两句诗：“宝剑腾霄汉，芝花遍上林。”黄飞鸿就把第一句诗的第一个字和第二句诗的第一个字以及最后一个字合在一起，用作医馆的名字。 　　黄飞鸿是否真有十三姨这样一位红颜知己？ 　　答案是否定的。历史中的黄飞鸿爱情与婚姻非常惨淡。他一共结过四次婚，三任妻子相继死去。直到第四任妻子莫桂兰，才陪他度过了最后的岁月。 　　也有人说莫桂兰或许就是十三姨。但莫桂兰直言不讳，说黄飞鸿对她的感情一般，她嫁给黄飞鸿的时候才19岁，但黄飞鸿却已经五十多岁，老夫少妻，没有什么浪漫，有的仅仅是陪伴。【黄飞鸿与岭南武术】　　黄飞鸿一生以弘扬国粹，振兴岭南武术为已任，经其门人林世荣等整理的铁线拳、工字伏虎拳、虎鹤双形拳结构新颖，动作轻快，革除了以往南派拳法沉滞狭隘、动作重复之弊病。虎鹤双形，虎形练气与力，动作沉雄，声威叱咤，有推山倒海，龙腾虎跃之势；鹤形练精与神，身手敏捷，动作迅速，有静如处女，动如脱兔，气静神闲之妙。刚柔并用，长短兼施，偏正配合进退中规，成为飞鸿一脉之代表拳法，为武术界独树一帜。一时风行全省，并远传至港澳、东南亚甚至北美等地，迄今历久不衰。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列为我国高等体育院校教材内容之一。【黄飞鸿与宝芝林】　　黄飞鸿不仅武功超群，医术亦相当精湛，其驳骨疗伤之技，时称一绝。光绪年中，在广州仁安里设“宝芝林”医药馆，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上至将军，下至百姓，功效显著。福军首领刘永福亲为宝芝林题写“技艺皆精”的匾额，并聘飞鸿为福军技击总教练，后随刘到台湾英勇杀倭。【黄飞鸿之武德】　　黄飞鸿纵横江湖数十年，凭着过人的勇敢、智慧和绝技，身经百战，显赫辉煌。成为中外闻名的武术大师。他武艺高强且崇尚武德，推尚“习武德为先”，从不恃强凌弱，坚持以德服人。他历主摒除门派之阂，能者为师，更是力排重男轻女之见，最先收授女弟子和组织女子狮队的武师之一。其众多弟子中，以男弟子梁宽和林世荣，女徒弟莫桂兰、邓秀琼等最负盛名。其余的门人，亦颇有声誉，遍布粤港澳台、东南亚各地。他生前弘扬国粹、匡扶正义、见义勇为、扶弱助贫、济世为怀的风范，在武术界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轶事，被世人广为传诵。【黄飞鸿之婚姻】　　黄飞鸿一生结过四次婚，除原配罗氏外皆为续娶，每次都是在妻子去世后重娶。四个妻子中前三个均有名份，分别是罗氏、马氏、岑氏，但因陆续死去，因而当时人们迷信黄飞鸿有克妻命，以至于最后在娶莫桂兰时不得不以纳妾为名成了婚，最后一名妻子莫桂兰于1983年于香港逝世。黄飞鸿有四子，当中黄汉森最得真传，惜年少时被暗算惨死，之后黄飞鸿不传儿子武术。【黄飞鸿系列影视】　　林世荣的徒子徒孙中，不少人日后成为电影业中人，其中较为人熟悉的有武术指导刘家良，其父刘湛便是林世荣之弟子。五、六十年代香港便已拍摄了接近八十套以黄飞鸿为题材的电影。当中黄飞鸿一角，除了两套为白玉堂演出外，俱由关德兴担当；而奸角几乎全部由石坚演出。故港人常称关德兴为“黄师傅”；形容大奸大恶亦有“奸过石坚”一词。之后成龙、刘家辉亦有演过少年时期的黄飞鸿。近年徐克拍摄黄飞鸿电影更非常成功，黄飞鸿一角多由李连杰担任。赵文卓也曾演过黄飞鸿。　　以黄飞鸿为主题拍摄的电影已经超过百部，形成黄飞鸿系列影视，黄飞鸿广为人知主要来源这些影视剧。【黄飞鸿详细事件表】　　1847年农历七月初九 出生于广东佛山镇。　　1853年 从其父黄麒英习武。 　　1859年 随父在佛山、广州、顺德一带卖武，其间以四象标龙棍胜武师郑大雄左手钓鱼棍法，得“少年英雄”之名。　　1860年 在佛山豆豉巷卖武时遇铁桥三高徒林福成，在佛山随林福成学艺近两年，学成 “铁线拳”和 “飞铊”等绝技。　　1863年 移居广州，铜、铁行工人集资为其设武馆于第七甫水脚，飞鸿结束卖武生涯。　　1865年 广州三栏行（果栏、菜栏、鱼栏）中人聘为行中武术教练。　　1866年 在西樵官山墟一当铺夜宿时遇贼人打劫，飞鸿一人击退数十人，在当地一时传为佳话，随后应邀到在石龙乡授徒。　　1867年 一洋人携如牛犊大的狼狗在香港设擂向华人邀斗，黄飞鸿不甘华人受辱，赴港以“猴形拐脚”击毙恶犬，自此扬名香江。　　1868年 香港水坑口大笪地小贩彭玉摊挡被一恶棍强占打伤，黄飞鸿路见不平相助，被对方同伙数十人持械围攻，被黄飞鸿击败。　　约1868年 另设馆于广州西关廻澜桥附近教徒授艺兼医刀伤跌打，三栏教席由梁宽代替。 　　1869年 在佛山平政桥斗蟀场为卢九叔任“护草”（现场保镖）时，黄飞鸿严惩歹徒，在佛山名噪一时。 　　1871年 娶妻罗氏，婚后三月罗氏病卒。　　1873年 受聘广州水师武术教练，并考取广州将军衙门“靖汛大旗手”一职。 　　1882年 记名提督吴全美聘飞鸿为军中技击教练，停办廻澜桥所设武馆。 　　1886年 其父麒英染疾卒。月余后，吴全美去世，飞鸿辞去军中技击教练职务，在广州仁安街设跌打医馆“宝芝林”。 　　1888年 黑旗军首领刘永福赏识黄飞鸿武艺高强、医术精通，聘为军医官和福字军技击总教练，向其赠“医艺精通”木匾。　　1894年 刘永福率领军队赴台湾抗击日本侵略军，飞鸿随刘率九营福字军抵台，驻守台南。 　　1895年6月 刘永福护台失利，飞鸿离台返粤，自此仅行医不授武，“宝芝林”前榜：“武艺功夫，难以传授；千金不传，求师莫问。” 　　约1896年 续娶马氏为妻，生二女、二子（汉林、汉森），不久马氏病卒 　　约1902年 续纳岑氏为妻，生二子（汉枢、汉熙），不久岑氏病卒。 　　1911年8月 应刘永福邀聘，任广东民团总教练 　　1912年 鱼栏伙记马如灿（卖鱼灿）遭歹徒勒索被殴，飞鸿见义勇为严惩歹徒，“义救卖鱼灿”一事在羊城广为传颂。 　　1915年 续莫桂兰为妾。 　　1918年 在广州十八甫福安街梁氏蟀猎场任守 　　1919年 精通武术的次子黄汉森遭妒，往广西梧州渡任“护勇”时被“鬼眼梁”暗算惨死。受此打击，飞鸿不再向其他儿子传授武技。 　　1919年4月9日 在广州海珠戏院广东省精武会成立大会上表演飞铊。 　　1924年10月 广州国民镇压商团暴乱，西关一带房屋被毁，仁安街“宝芝林”受累被焚，资财付于一炬，其长子汉林又告失业，因而忧郁成疾。【佛山黄飞鸿纪念馆】　　黄飞鸿祖籍南海，生于佛山，是武林中一位传奇性的历史人物，生平锄强扶弱，嫉恶如仇，医术精湛。他擅长工字伏虎拳、虎鹤双形拳、五郎八卦棍、狮子采高青等多种武艺，他的“无影脚”，“工字伏虎拳”和“宝芝林”药店名满天下。远在港、澳和新加坡，后人设立了数十家黄飞鸿武馆。在南海西樵，乡人修缮了黄氏大宗祠，建立了黄飞鸿狮艺馆。在佛山祖庙内亦有纪念黄飞鸿的祠堂。　　黄飞鸿纪念馆的建筑艺术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尤其是岭南古建筑的传统和气派，保存了传统民居的合院式建筑规范，从梁架、柱础、砖雕，檐板、屏风，门窗到栏板等建筑构件，均用征集旧料，以保留历史风韵。　　黄飞鸿纪念馆建筑采用二进三开间加连廊的布局，是采取黄飞鸿在世时（即清代中叶至民间时期）佛山民居、祠堂的建筑样式。头门是二层的门楼，一明两暗的布局，二进演武大厅是纪念馆的主体建筑，需要步上三步石级，取步步登高之意。演武厅是二层一正两偏结构，硬山顶，镬耳式封火山墙，正脊采用博古脊式，体量比门楼大。门厅的第二层也作一正两偏结构，硬山顶，镬耳式封火山墙，正脊采用博古脊式。二楼正间为大型木雕"仁者飞鸿"。　　建筑构件和装饰工艺，木雕、砖雕、石雕和灰塑堪称黄飞鸿纪念馆的"四绝"。木雕，头门一套门夹石和趟栊是完整从珠江三角洲一带征集得到的百年古物，高旷宽大，气宇轩昂。门厅用四扇屏风作为中门，这套镶嵌彩色玻璃的透雕屏风，即使在高档次的佛山民居也难得一见。两个次间和连廊一体用屏风门隔断，可开合，具有灵活性，通体雕花镏空，是当代仿清代木雕的杰作。　　演武厅的木雕大挂落是近年征集的清代文物，题材是象征富贵吉祥的《牡丹凤凰》。室内窗采用木雕"满洲窗"，为"满周窗"，以木雕花藤缠绕装有色玻璃制成，可翻动，是清代至民国时期高档岭南建筑不可或缺之建筑装饰。砖雕，正门山墙上嵌两幅砖雕都是精品，是数年前修梁园时征集得来的清代嘉庆时物，以花鸟为题材，百花盛开，鹊啼雀跃，一派升平气象。门前一对石狮子，是清代嘉庆二十三年（1888年）的佛山石雕作品，从祖庙"藏珍阁"移放黄飞鸿纪念馆作门前狮。

戈尔季

　　戈尔季是一位杰出的神经解剖学家、神经组织学家和病理学家。他创立了著名的铬酸盐——硝酸银方法，为研究中枢神经系统开辟了广阔和道路。现代生物科学的基础理论之一——神经元学说，是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建立的。他在1906年与卡哈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和医学奖金，是当时意大利享有世界声誉的医学科学家。　　1843年7月9日，戈尔季出生于意大利勃莱西亚省的柯泰纳。父亲是个开业医生，后来定居在靠近派维亚城的一个乡村。1865年，戈尔季从派维亚大学毕业。在医学院就学的后期，他就到伦巴罗沙教授的精神病院参加临床治疗。当时对神经系统有一种悲观论调：“模糊的结构，模糊的病症，更模糊的机能。”对神经系统的科学缺乏信心。但是，戈尔季受伦巴罗沙的影响，知难而进，决心研究神经系统的显微解剖，以了解生理机能，以此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1872年，戈尔季为生活所迫，到一家专治疑难病症的小医院任住院医生。即使这样，他还是在自家厨房里建立起实验室，凭一架显微镜和一些简单工具，每天晚上在烛光下，专心研究他划时代的神经组织染色法(即铬酸盐——硝酸银方法)。这方法后来被认为是神经系统显微结构概念的一次革命，也是研究神经组织的一个理想方法。戈尔季掌握了染色方法以后，用它来研究脑和脊髓的结构，取得多方面的成就。1885—1886年，他的巨著《中枢神经系统的细微解剖》发表了。这是一部不朽之作，发表后立即引起重视，不只在法国再版，并被译成德文和英文。　　戈尔季不仅是位科学家，而且是一位很热心的医生。凡是病人前来求治，他都尽其所能，有求必应。一次，他自己的儿子病了，他却全力以赴地为重病号治病，他的夫人见到这种情况，几乎和他吵起来。事后他解释说：“儿子的病痛是任何医生都治得了的，用不着我。何况别的医生知道病人是戈尔季的儿子，怎会不格外细心呢？”他的医德，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好评。

　　阿根廷共和国位于南美洲南部。面积277．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242．5万，其中白人占97％，多同意大利和西班牙血统，印第安人与其他人种占3％。

　　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印第安人讲瓜拉尼语和凯楚阿语。 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16世纪前这里居住着印第安人。16世纪中叶阿根廷沦为西班牙殖民地。

　　1816年7月9日宣告独立，成立阿根廷共和国。5月25日为国庆日。

阿根廷共和国位于南美洲南部。面积277．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242．5万，其中白人占97％，多同意大利和西班牙血统，印第安人与其他人种占3％。 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印第安人讲瓜拉尼语和凯楚阿语。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16世纪前这里居住着印第安人。16世纪中叶阿根廷沦为西班牙殖民地。 1816年7月9日宣告独立，成立阿根廷共和国。5月25日为国庆日。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艾伯特（1791年7月9日—1834年11月13日），德国图书馆学家。艾伯特1791年7月9日生于Taucha（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附近），其父是路德会的神父。在艾伯特15岁时就派当在莱比锡市立图书馆工作，并在当地学习了短期的神学。之后，艾伯特有在维滕贝格开始了文献学的学习，并在1812年成功的取得了博士学位。在1813和1814年艾伯特分别在莱比锡大学图书馆和德累斯顿皇家图书馆任职。从1814年开始艾伯特的事业进入了高峰期，先后出版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有关图书馆及图书馆学发展的书，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有《图书馆员的教育》（1820）等。1834年11月13日弗里德里希·阿道夫·艾伯特逝世于德累斯顿。

史蒂芬逊

　　当大家坐在隆隆飞驰的火车上时，很多人可能以为它的发明者肯定是一位经过多年深造的大科学家。其实，被称为“火车之父”的史蒂芬逊是一位穷矿工，而且他到17岁时还是一位文盲。　　1781年7月9日，乔治·史蒂芬逊出生在英国诺森伯兰的一个煤矿工人的家庭里。由于家境贫困，他8岁时就开始帮人放牛。14岁那年，父亲把他带到自己的矿上去做工，他当上了一名蒸汽机司炉的助手。一天的劳累，常常使他腰酸腿痛，因而在他的心灵里，早就埋下了革新机械为工友们造福的愿望。不管工作多么疲劳，业余时间他从不肯休息，总是守在机器旁边，认真观察，仔细琢磨。可是他一天书也没念过，连机器上的标记符号和说明也看不懂。为了弥补自己在文化科学知识上的欠缺，史蒂芬逊在17岁时开始进夜校读书。由于他学习刻苦，没过多久就能自学各种科技书籍了。　　有一天，矿上的一台机器突然坏了，几位机械师修了很长时间也找不到原因。这时史蒂芬逊来了，他绕着机器转了几圈，自告奋勇地说：“让我来试试看。”他把所有的部件都拆了下来，一件一件的进行认真检查，修理好出毛病的地方，很快照原样组装上，机器果然修好了，在场的人们发出一片赞许声。因此，史蒂芬逊被破例提拔为矿上第一个工匠出身的工程师。　　史蒂芬逊当了工程师后，并没有停留在已取得的成绩上，他决心把瓦特发明的蒸汽机用于交通运输。他在前人创造的机车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多次试验，终于在1814年制造出了一台能够实用的蒸汽机车。这台机车能牵引30吨，还解决了火车经常脱轨的问题。但是这台机车的缺点很多，不仅走的慢，震动厉害，噪声大，而且烟筒里冒出了很高的火苗。史蒂芬逊继续进行试验、改进。又经过11年的艰苦研究，世界上第一台客货运蒸汽机车“旅行号”终于诞生了。　　1825年9月27日清晨，试车表演在世界上第一条铁路——英国的达林敦铁路上举行。史蒂芬逊亲自驾驶“旅行号”。机车牵引着12节装着煤、面粉的车厢和20节满载乘客的车厢从伊库拉因开出，安全到达达林敦车站。当时车上的乘客有450人，列车载重共90吨，机车最高时速达到20至24公里。“旅行号”的试车成功，开辟了陆上运输的新纪元。　　1829年，史蒂芬逊又研制成功了“火箭号”新机车，并亲自驾驶参加赛车。结果，“火箭号”以最高时速46公里，没有发生任何故障而获得优胜。从此，火车就正式被使用于交通运输事业。

　　让-弗雷德里克·菲利波，莫尔帕伯爵(Jean-Frédéric Phélypeaux, comte de Maurepas) (1701年7月9日 – 1781年11月21日)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世时代的大臣，路易十六世在位头7年的国王首席顾问。1718年任宫廷大臣，掌管宗教事务。

张居正

张居正（1525－l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江陵）人。嘉靖进土，1567年入阁。后为内阁首辅。神宗朱翊钧即位时年幼，国事皆由他主持，达10年之久。1578年下令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1581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1582年7月9日（明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逝世。著有《张文忠公全集》。

龟山天皇塑像

　　【龟山天皇】1249～1305　　??第九十代天皇。父为后嵯峨天皇，母为西园寺姞子。受到父亲的宠爱，在兄长后深草天皇因病让位以后即位。后嵯峨死后，与兄长就皇位继承问题产生纷争。在镰仓幕府的支持下，龟山天皇让位于皇子世仁亲王（后宇多），开始院政。期间蒙古两次来袭。 　　??龟山天皇一系的皇统被称为大觉寺统。

程颢

　　程颢 (hào) （1032～1085）,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人。宋代大儒，理学家、教育家，封“先贤”，奉祀孔庙东庑第38位。 　　与程颐为同胞兄弟，世称“二程”。其家历代仕宦，曾祖父程希振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父程遹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父程珦官至太中大夫。自幼深受家学熏陶，在政治思想上尤受父程珦影响，以非王安石新法著称。举进士后，历官京兆府都县主簿，江宁府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神宗初，任御史。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不受重用，遂潜心于学术。《宋史》本传称：“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与弟程颐开创“洛学”，奠定了理学基础。在教育上，先后在嵩阳、扶沟等地设学庠，并潜心教育研究，论著颇巨，形成一套教育思想体系。程颢提出，教育之目的乃在于培养圣人，“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而自已者，皆弃也”。孝者所当孝，弟者所当弟，自是而推之，是亦圣人而已矣”。即认为教育最高目的要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爱物，谨守封建伦常。学《论语》、《孟子》则为“知道”，“读《论语》、《孟子》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大学》、《中庸》亦不可不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而《中庸》“天理也，不极天理之高明，不足以道中庸”。总之，教育必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以儒家伦理为教育之基本内容。程颢还提出，读书以期“讲明义理”，注重读书方法，“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不可“滞心于章句之末”，为此者乃“学者之大患”。同其理学思想一样，程颢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人为求学统渊源，于他讲学之处立祠或书院以为纪念。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于京师讲《易》处（今河南开封繁塔之左）立二程祠。明成化二十年（1489），河南巡抚李衍就二程祠建大梁书院，祀二程于讲堂。另嵩阳书院亦为纪念二程所立。《嵩阳书院志·序》称：“嵩阳书院，宋藏经处，两程夫子置散投闲与群弟子讲学地也”。　　程颢、程颐兄弟,世称“二程”。二程十五、六岁时，受学于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宋神宗赵顼时，建立起自己的理学体系。二程的学说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内容并无二致。皆以“理”或“道”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认为“理”是先于万物的“天理”， “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万事皆出于理”，“有理则有气”。现行社会秩序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则是逆天理。提出了事物“有对”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强调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于气禀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恶。所以浊气和恶性，其实都是人欲。人欲蒙蔽了本心，便会损害天理。“无人欲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要“存天理”，必须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穷理，逐日认识事物之理，积累多了，就能豁然贯通。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二程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提倡在家庭内形成像君臣之间的关系。程颐还反对妇女改嫁，宣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流毒颇深。二程的著作有后人编成的《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外书》、《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粹言》、《经说》等，程颐另著有《周易传》。二程的学说后来由南宋朱熹等理学家继承发展，成为“程朱”学派。　　程颢与其弟程颐同为宋代理学的主要奠基者, 世称“二程”. 因二程兄弟长期讲学于洛阳, 故世称其学为“洛学”. 二程在哲学上发挥了孟子至周敦颐的心性命理之学, 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 二程在学术上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命题是“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 他们认为阳阴二气和五行只是“理”或“天理”创生万物的材料. 从二程开始, “理”或“天理”被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使用, 亦即被作为世界的本体. 而且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道德规范, 也都是“天理”在人间社会的具体表现形态. “君臣父子, 天下之定理,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河南程氏遗书》五) 　　二程的人性论祖述思孟学派的性善论. 但二程的人性论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深化了, 回答了性为什么至善, 为什么会产生恶的因素等一系列问题. 二程认为人性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别, 前者是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 未受任何损害和扭曲, 因而是至善无疵的；后者则气化而生的, 不可避免地受到“气”的侵蚀, 产生弊端, 因而具有恶的因素. . 二程认为, 性的本然状态, 由于是“天理”在人身上的折射, 因而是至善的. 人性中的善自然是其“天理”的本质特征, 恶则表现为人的不合节度的欲望、情感, 二程称之为“人欲”或“私欲”. “人欲”是“天理”的对立面, 二者具有不相容性, “天理”盛则“人欲”灭, “人欲”盛则“天理”衰. 由此可见宋代理学家所提出的“存天理, 灭人欲”这一命题, 实际上是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不容全盘否定. 　　程颢、程颐所创建的“天理”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对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并受到了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尊崇, 以致逐步演变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后期近千年的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 如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 赐谥程颢为“纯公”, 程颐为“正公”. 理宗淳佑元年(1241年), 又追封程颢为“河南伯”, 程颐为“伊阳(或作“川”)伯”, 并“从祀孔子庙庭”. 元明宗至顺元年(1330年), 又下诏加封程颢为“豫国公”, 程颐为“洛国公”. 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 诏令两程祠以颜子(即颜渊)例修建, 规制比于阙里, 前后殿庑斋室等房共六十余间, 祭文称颂两程“阐明正学, 兴起斯文. 本诸先哲, 淑我后人”. 清康熙二十五年, 二程进儒为贤, 位列孔子及门下、汉唐诸儒之上. 次年康熙皇帝又赐给两程祠‘学达性天’匾额 　　《游月陂》　　月陂堤上四徘徊，北有中天百尺台。 　　万物已随秋气改，一樽聊为晚凉开。 　　水心云影闲相照，林下泉声静自来。 　　世事无端何足计，但逢佳节约重陪。　　［赏析］这是一首记游诗，也是一首理趣诗。作者在这首诗中，虽然也写了一些较为生动的景物，但其着眼点仍在于抒发自己的人生哲理。所谓“水心云影闲相照，林下泉声静自来”，多么闲静幽雅，这正是作者所追求的境界。因此他认为世上的事情，可以不必去计较。只要在佳节能约几个朋友相聚就是很大的快乐。诗抒写了随遇而安、不计较得失的淡泊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