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3日―9日，胡锦涛对澳大利亚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悉尼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商业峰会开幕式上，发表《推进全面合作，实现持续发展》的演讲。

　　关于多哈回合谈判问题，胡锦涛指出，一个公正、公开、合理、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振兴经济至关重要。中国始终致力于建立公正、公开、合理、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中国愿同其他成员一道，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取得全面、平衡的成果。

　　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胡锦涛指出，近年来，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亚太地区各种自由贸易协定不断涌现，成员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结构改革问题，胡锦涛指出，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各自结构改革的目标、内容、重点差异很大。亚太经合组织应该根据这一特点，本着自主自愿、灵活务实的原则，推动各成员加强结构改革领域的能力建设和信息交流活动。

江泽民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001年9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在平壤百花园国宾馆举行会谈，双方在亲切、友好、诚挚的气氛中，就中朝关系在新世纪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广泛的共识。　　江泽民说，我上次访问朝鲜是在1990年，当时与金日成主席会面的情景至今难忘。这十多年来，无论国际形势还是中朝两国的国内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和培育的中朝传统友谊没有变，并在新的形势下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去年五月和今年一月金正日总书记两度访问中国，进一步增进了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信任与友谊，加强了双方在各个领域的交往与合作，推动了两党、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巩固和发展。相信我这次访问将为中朝友谊在新世纪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1996年9月3日，日本一个名为“昭和史研究所”的组织的代表为教科书一事专门会见了日本新进党干事长西冈武夫，要求从1997年春天开始使用的七种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删掉“从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三光作战”、“卢沟桥事变”等11处历史事实的记述这个组织认为，“日本历史教科书的自虐色彩逐年增强”，“本次教科书检定问题应视为政治问题”。他们公然称，“日军强抓慰安妇不是事实”。一位与该组织有关的所谓政治评论家说，日本执政党容忍这样的检定，应促其作出反省。这个组织的头目声称10日还要直接会见自民党总务会长盐川正十郎，要求修改教科书。据报道，还有一个名叫“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组织也对教科书中的上述记述向文部省提出了删除的要求。他们还宣称要对所谓“记述根据暧昧的历史教科书”“开展一个批判运动”。

纪念邮票

　　1995年9月3日，首都各界举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江泽民在大会发表讲话指出：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彪炳千古的历史贡献。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是中华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江泽民在讲话中谈到台湾问题时指出：台湾岛内确实存在着一股制造民族分裂，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破坏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势力。江泽民说：历史一再表明，任何人用挟外人以自重的手段分裂祖国，背叛祖国，都必将身败名裂，沦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分裂中国的图谋，都注定要失败。　9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暂行条例》的通知。《暂行条例》共九章五十七条，是为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要求的党校教育体系，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党校工作的实际而制定的。

当时的俄罗斯黑海舰队

1993年9月3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就黑海舰队问题获得初步解决。

　　双方原则同意将整个黑海舰队连同基地转交俄国。而原定划给乌的部分舰队由俄国给以补偿，用作乌偿还对俄的债务，俄国将为使用塞瓦斯托波尔基地付费等，作为对乌的补偿。两位总统还宣布，已就乌境内战略核武器问题达成协议。

大陆记者赴台采访团成员登机离京

应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邀请，大陆记者赴台采访团一行18人，1992年9月3日清晨乘飞机离开北京，踏上了赴台采访的行程。这次活动是海峡两岸分隔43年后，大陆记者首次正式组团赴台采访。前来机场送行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秘书长刘刚奇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王哲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一番曲折，此次大陆记者赴台采访，为两岸新闻界双向交流迈出了一大步，也是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9个月来，所促成的大陆记者首次组团赴台采访。他们对台湾有关方面为此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并希望以此为开端，今后两岸新闻界双向交流能够更加扩大。大陆记者赴台采访团由人民日报，新华社、全国记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新社、了望周刊、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半月谈杂志，海峡之声广播电台、现代中国杂志、团结报、台声杂志、福建日报等17家新闻单位的18位记者组成。隔绝40多年的海峡两岸新闻双向交流9月5日迈出第一步，由几名大陆记者组成的赴台采访团中午12时10分抵达台北桃园机场，一时镁光灯闪烁，话筒“林立”，台湾同行热忱地录下这两岸关系发展中新的一瞬。来自17家新闻单位的18位大陆记者在机场受到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的热情迎接。采访团团长翟象乾对守候在机场的台湾同行说，此行将为两岸新闻双向交流打开大门。通过为期一周的采访，采访团将实事求是地报道在台湾的所见所闻，让大陆人民了解台湾。增进两岸之间的相互了解，沟通两岸人民之间的感情。他称此行“来之不易”希冀两岸交流的大门越打越开，更多的大陆记者能赴台湾参观、访问和采访。邀请和推动此行的“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下午在接受大陆记者拜会时说，两岸消除疑虑，建立共识，需要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努力，“海基会”愿成为两岸交流的桥梁，他认为，两岸加强新闻交流，“对发展和改善两岸关系将会产生正面的重大影响。”

风云一号卫星

1990年9月3日9时53分，我国第二颗“风云一号”试验气象卫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升空，进入太阳同步轨道。“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将这颗卫星准确送入了预定轨道。之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对卫星进行了控制。当前，卫星工作正常，13时14分，乌鲁木齐卫星地面站收到第一幅甚高分辨率可见光云图，云和地表图像清晰，云层层次丰富。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和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正在按计划对卫星进行在轨测试。　卫星的主要任务是获取国内外气象云图、海洋探测资料和大气物理资料，提高我国大气探测和天气预报能力，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同时，向全世界气象卫星地面站发送气象资料。中国科学院搭载的两颗用于大气观测的气球卫星同时升空进入预定轨道。9月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对第二颗“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发射成功的贺电。

　　1986年9月3日、13日、29日、11月9日邓小平四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他先后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983年9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利用外资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对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要把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消除各种疑虑，勇于实践，切实把工作推向前进。《指示》还对我国利用外资工作中要注意的问题，放宽某些政策、抓紧完善立法工作、加强利用外资的计划工作、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等问题作了具体的规定。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79年12月18日由第3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1981年9月3日起生效。公约共分6个部分、30项条款。公约强调，男子和妇女要充分享有权利必须消灭种族隔离、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侵略、外国占领和控制以及干涉别国内政。公约认为，在外国和殖民统治下以及在外国占领下的人民取得自主权和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受到尊重，将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最终将有助于达到男女之间的完全平等。公约要求各国“立即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保障妇女的充分发展和进步，以促进她们在与男子平等的基础上，行使和享有人权与基本自由”。中国政府代表于1980年7月17日在该公约上签字并同时声明，中国不接受公约第29条第一款的约束。该条款规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缔约国之间关于本公约的解释适用方面的任何争端，如果不能谈判解决，经缔约国一方要求，应交付仲裁。1980年9月29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该公约。

“金鸡独立”

王贞治是当代日本著名棒球运动员，是举世无双的长球击球手，创868次世界全垒打纪录，被称为“本垒打大王”。他是准职业棒球手，左手投球，左平击球，采取“金鸡独立”的单足支撑式击球。他连续19年保持本垒打30支以上的纪录。他9次被评为日本优秀选手，13次获得分冠军，15次获本垒打冠军。1977年9月3日他以756次本垒打打破美国运动员H-阿隆保持的世界纪录，他还以868次本垒打创累积世界纪录。1984年获“巴贝-鲁思荣誉奖”，是第一个接受该奖的非美国运动员。

王贞治祖籍中国浙江青田，1940年7月1日生于东京，他的父亲王任福，早年到日本谋生，娶日本姑娘当佳登美为妻，夫妇俩开了家中国小吃店，以此谋生。王贞治从小就天性好动，10岁时就常常看哥哥打棒球，并且一下于迷上了棒球，整天手提球棒长在球场，他与棒球结下了不解之缘，小学毕业前，王贞治在一次少年棒球比赛中被评为优秀选手。

在王贞治上初中时，由于他的出色表现被著名棒球健将荒川博发现，他建议王贞治左手打球。按照他的建议，王贞治刻苫练习左手打球，在一次比赛中，他居然打出了一次120米的“特大全垒”。一时轰动了日本棒球界，1955年1月王贞治进入了日本早稻田职业高中，立即成为该校的棒球队队员，他勤学苦练，成了第一号投手。1957年3月，王贞治随校参加全日高中棒球赛，在比赛中，他手突然受伤，但却以惊人的毅力打出一个又一个好球，他们队一次又一次战胜对手，最终他们夺取了冠军，而王贞治也因此而出名，由于王贞治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他不能被列入选手名单，不少人劝王贞治加入日本国籍，但王贞治宁失去参赛资格，也要保持中国国籍。后来他加入了不受限制的职业棒球队“巨人军”队，1962年7月1日，“巨人军”队与“大洋”队比赛。那天是王贞治22岁生日，他在生日这一天首次使用了独创的“金鸡独立”击球姿式。这样击出的球，球速极快，使对手大为吃惊，他一连击出了3支全垒打，在场的观众被他的表现惊呆了，爆发出雷鸣股的掌声，欢呼为呐喊声响遍整个球场。“巨人军”队大胜“大洋”队。

王贞治的球技越来越精，1972年，他打出了51支全垒打，打击率达35％，得分达114分，并获得“全垒打王”的称号，紧接着一系列的桂冠就落到他的头上：“首次打击王”，“得分王”，并且他一下登上“棒球王”的宝座，19T7年9月3日，37岁的王贞治成功地击出了756支全垒打，打破了“世界棒球王”--美国运动员汉克-阿伦保持的755支全垒打的世界纪录，东京后乐园内的棒球场沸腾了，人们狂呼着王贞治的名字并和他一起来分享这一胜利，值得一提的是，阿伦是在12364次打击中创造的世界纪录，而王贞治是在8000次打击中超过了这项纪录。

王贞治打破世界纪录的时候，日本首相福田纠夫正在外地，他立即致电王贞治表示祝贺。第二天返回东京，福田首相向王贞治颁发了国民荣誉奖。天皇和皇后特地邀请王贞治和夫人出席皇家游园会。给予王贞治最高的荣誉待遇。王贞治成了日本全国的英雄，也成了真正的世界棒球王。

1980年8月，40岁的王贞治创造了868支全垒打的新的世界纪录。这是王贞治棒球生涯中的最高峰，很多专家认为，这也是本世纪内难以打破的世界纪录。王贞治成名以后激流勇退，于1980年11月4日举行了告别棒球比赛的仪式。从此担任“巨人军”队的教练。其后他退职，离开了棒球场。王贞治所给予棒球事业贡献是任何人也比不了的。只要提起棒球，人们必然就说到王贞治。

王贞治

王贞治和孩子们在一起

王贞治与夫人和天皇交谈

1970年3月6日，苏、美、英、法4国就柏林问题进行谈判。1971年9月3日签署了关于西柏林问题的协定，即《西柏林协定》。主要内容有：重申美、英、法在西柏林的权利和责任；西方国家的平民和货物经西柏林通道的过境交通将畅通无阻；西柏林不是联邦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后也不属联邦德国管辖；西柏林人民可因人道、家庭、宗教和商业等理由或以旅行者身份到民主德国进行访问；联邦德国可在国际组织中和国际会议上代表西柏林利益。该协定鉴订后，柏林局势趋于稳定。

胡志明

胡志明原名阮必成，参加革命后又曾改名为阮爱国，1890年5月19日出生于越南中部义安省南坛县黄稠村外祖父家，在金莲村父亲家长大。父亲阮生辉考中副榜，靠教书为生，担任过官职，后迁到南部当大夫，是个爱国的汉学家。胡志明自幼就有赶走法国殖民者，解放同胞之志。十五岁在顺化国立学校读书时，已经参加了秘密的反法活动，为一些爱国志士做联络工作。但他不赞成那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依赖外国乞求独立的主张。1911年初，他辍学到潘切，在育青私立学校当教员，不久到了西贡。他期望能到西方国家观察学习，以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

1911年底，胡志明取名阿三，到法国联合运输公司的商轮“拉都舍-特莱维勒都督”号上当厨师助手，从此离开祖国，到过欧洲、非洲、美洲的许多国家。他靠做伙食管理员、帮工杂役、烧锅炉、旅馆待役、园丁、洗印照片等维持生活。他学习外语，广泛接触民众，访查各国民情，观察世界，了解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和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掠夺。

1919年初，凡尔赛和平会议召开时，胡志明取名阮爱国，代表在法国的越南爱国者，向各国代表团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了著名的各民族权利的八项要求。要求法国政府承认越南民族的自由、民主、平等和自决权。但是，巴黎和会并不理睬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要求，胡志明认识到要赢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被压迫民族首先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越南人必须自我解放。他用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一点钱把八项要求印成传单，广泛分发，并邮口越南。从此，阮爱国的名字在越南就成为爱国的旗帜了。

1924年12月中旬，胡志明化名李瑞从苏联来到中国广州。他在广州同越南著名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家潘佩珠多次讨论越南革命问题，建议修改越南国民党党章，使之更革命化。潘佩珠认为他的意见符合新形势，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胡志明在广州举办越南青年训练班，是主要讲课人。中国共产党的刘少奇、彭湃、陈延年等同志也为他们讲过课。他创立了越南青年同志会，其领导核心是共产团，出版《青年周刊》作为机关报。他还参加成立东亚被压迫民族联合会，包括越南分会。他在广州各个训练班的讲稿，集成《革命之路》一书由东亚被压迫民族联合会宣传部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胡志明化名胡光到中国南方桂林等地区，同越党中央取得联系，准备条件回国活动，法国于1940年6月沦亡后，日本于9月占领印度支那北部，越南局势发生急剧变化，1940年12月底，他回到越中边境，举办干部训练班，以《解放之路》作为教材。1941年2月8日，回到高平省北坡，取名秋翁，召集党中央会议，培养干部和直接指导在高平省成立救国会的试点工作。

1942年8月13日，他化名胡志明，到中国去同越南抗日革命力量联系，刚到广西省靖西县就被蒋介石地方政府逮捕，从此他在广西各地十三个县的十八个监狱里被监禁了十三个月，他受尽摧残和折磨，不得温饱，牙齿脱落，头发灰白，面容憔悴，他写了一百多首诗，以后以《狱中日记》发表，1943年9月10日从柳州监狱获释，随即同当地的越南各民族主义救国组织取得联系。同时，他恢复了与党的联系，准备回国继续领导革命

1945年5月德国败降以后，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奄奄一息，越盟已控制全国大部分地区。胡志明及时指出，总起义条件已经成熟。根据胡志明建议，8月13-15日党的全国会议在宣光省新潮举行，决定立即发动全国总起义。8月16日，胡志明主持召开了国民大会。出席会议的有越南各政治党派、人民团体，民族、宗教的代表和归国越侨代表。大会同意共产党和越盟总部关于总起义的主张，决心在盟军进入印度支那以前夺取独立。大会选出以胡志明为主席的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临时政府。胡志明发表《总起义号召书》，号召全国同胞立即行动起来，“以我们的力量解放我们自己。”

越南人民在胡志明领导下胜利地发动了八月革命，解放了越南全国。8月26日，他带病来到河内。9月2日，在河内巴亭广场五十万人的群众集会上，胡志明代表临时政府宣读《独立宣言》，庄严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诞生。经过全国普选，1946年3月举行的越南第一届国会一致推选胡志明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政府总理。1951年2月举行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越南劳动党，胡志明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45-1954年，胡志明作为越南党政领袖，领导越南人民为保卫革命政权而斗争，取得了抗法战争的伟大胜利。1954-1965年，领导越南北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统一祖国的斗争。六十年代，领导人民进行抗美救国战争。但是，长期动荡艰苦的革命生涯严重损害了胡志明的健康。1969年9月3日，胡志明因严重的心脏病不幸逝世，享年七十九岁。

一位活跃了50年的共产主义者胡志明

傅雷

1961年傅雷在自己设计的字典架上查阅资料

1934年傅雷夫妇为庆祝傅聪出世合影留念

1979年4月26日，傅聪、傅敏参加父母追悼会

人民大会堂外景

　　1959年9月3日，国家主席刘少奇来到主体工程刚刚完工的人民大会堂视察。　　1958年9月，党中央决定在北京修建十座大型建筑，以纪念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人民大会堂是其中最大的一座建筑。

　　如何设计好这座规模宏伟、技术复杂的建筑，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通过一个多月时间的酝酿，在各方面专家提出的众多方案的基础上，精选出三个方案，于1958年10月报送周恩来总理审查决定。毛泽东主席亲自定名为“人民大会堂”。　　在中共北京市委的直接领导下，1958年10月30号，人民大会堂正式动工兴建。工地上集中了全国的能工巧匠。张鎛、沈其等建筑大师，与广大施工者一起奋战。李瑞环、张百发等突击队长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各工种老师傅们，搞出了许多技术革新和操作方法。全国各地提供了大量材料构件和成品。北京市民纷纷前来参加义务劳动。经过10个月的苦战，到1959年8月底，人民大会堂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到9月中旬，人民大会堂终于在新中国10年大庆前全部胜利完成。　　建成后的人民大会堂，内部设有容纳万人的大礼堂、5000人的宴会厅，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公楼，以及大小会议室和具有各省市地方特点的30个接待厅。　　北京十大建筑相继完工，(宇幕：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民族饭店、民族文化宫、钓鱼台国宾馆、北京工人体肓馆、华侨大厦)成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建筑中的人民大会堂（画）

金被带到了警察局，当着他妻子的面被按倒在桌子上，然后关进了牢房

马丁-路德-金打算挤入一个拥挤的审判厅，以听清关于他被逮捕的朋友和同事拉尔夫-阿伯尔南希的事情。金被要求走开，但他没有动，于是被两名警察抓了起来(他们不认识金)。当他的妻子科勒娜-斯科特试图叫喊时，他们威胁她：“低下你的头，否则你也会被送上法庭”。他们把金拖到警察局并按在了桌前。中士用钥匙打开一间小囚房把他关了进去。

金被判犯了流浪罪后，开始服刑。他在法庭上演讲的副本戏剧性被登在了一份报纸上。在演讲中，金强调了有意识抵抗的必要性。警务委员克莱德-塞勒尔斯为金支付了保释金让他出了狱。克莱德对记者说，他只想节约纳税人的钱而已。此时金开始准备出一本新书--《走向自由的步伐：蒙哥马利的报道》。查尔斯-穆尔，在意想不到的逮捕发生时正好在听阿伯尔南希的审判。他所拍摄的照片通过美联社传遍了世界，使舆论震惊，马丁-路德-金由此获得了财政上的支持并从此开始大规模的民权活动。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1929年1月15日—1968年4月4日），著名的美国民权运动领袖，诞生于美国东南部的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1948年他大学毕业，担任教会的牧师。1948年到1951年间，马丁·路德·金在美国东海岸的费城继续深造。1963年，马丁·路德·金晋见了肯尼迪总统，要求通过新的民权法，给黑人以平等的权利。196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有金牧师之称。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前往孟菲斯市领导工人罢工，下榻洛林汽车旅馆。4日晚饭前，他立在二楼三百号房间的阳台上，与人谈话。这时在街对面的一幢公寓里，一个狙击手端着一架带有观测镜的汽步枪，向他射去。子弹从前面穿过他的脖子，他随即倒地不起。1963年8月28日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

　　马丁 • 路德 • 金，将“非暴力”（ nonviolence ）和“直接行动”（ direct action ）作为社会变革方法的最为突出的倡导者之一。 1929 年 1 月 15 日，金在亚特兰大（ Atlanta ）出生。他是牧师亚当 • 丹尼尔 • 威廉姆斯（ Rev. A.D. Williams ）的外孙，威廉姆斯是埃比尼泽浸信会（ Ebenezer Baptist Church ）的牧师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NAACP ）亚特兰大分会的发起人；他是老马丁 • 路德 • 金（ Martin Luther King, Sr. ）的儿子，老马丁 • 路德 • 金继承父亲威廉姆斯成了埃比尼泽的牧师。 金的家族发源于非洲裔美国人的浸信会。在结束亚特兰大莫尔浩司学院（ Morehouse College ）的学业后，金又在宾夕法尼亚州 ( Pennsylvania ）的克劳泽神学院（ Crozer Theological Seminary ）和波士顿（ Boston University ）大学就读，在学习中，他加深了对神学的认识并探究圣雄甘地（ Mahatma Gandhi ）在社会改革方面的非暴力策略。

　　1953 年，金和柯瑞塔 • 斯科特（ Coretta Scott ）结婚。第二年，他在阿拉巴马州（ Alabama ）蒙哥马利（ Montgomery ）的德克斯特大街浸信会（ Dexter Avenue Baptist Church ）当了一名牧师。 1955 年，金获得了系统神学的博士学位。

　　1955 年 12 月 5 日 ，民权积极分子罗莎 • 帕克斯（ Rosa Parks ）拒绝遵从蒙哥马利公车上的种族隔离政策，在此之后，黑人居民发起了对公共汽车抵制运动（ bus boycott ）并选举金作他们新形式下蒙格马利权利促进协会（ Montgomery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的领头人。公共汽车抵制运动在 1956 年持续一年，金因其领导地位而名声大噪。 1956 年12 月，美国最高法院宣布阿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法律违反宪法，蒙哥马利市公车上的种族隔离规定也被废除。

　　为了寻求蒙哥马利胜利后的进一步发展，金和其他的南部黑人领袖于 1957 年建立了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SCLC ）。 1959 年，金到印度游历并进一步发展了甘地的非暴力策略。那年年底，金辞去了德克斯特的职务并返回亚特兰大，和他的父亲共同成为一名埃比尼泽浸信会牧师。

　　1960 年，黑人大学生们揭起了入座抗议（ sit-in protests ）的浪潮，这促进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NCC ）的形成。金支持学生运动，并对创建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青年分部表现出兴趣。学生激进分子很钦慕金，但他们不满于金自上而下的领导作风，进而决定取得自治。作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顾问，曾经担任过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副主管的埃拉 • 贝克（ Ella Baker ）向其他民权组织代表阐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将仍是一个学生领导的组织。 1961 年“自由乘车运动”（ Freedom Rides ）中，金由于拒绝参加活动而受到批评，加剧了他同青年激进分子的紧张关系。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之间的矛盾在 1961 年和 1962 年的奥尔巴尼运动（ Albany Movement ）中继续着。

　　1963 年春天，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领导人在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 Birmingham ）领导了群众示威。此地以白人警方强烈反对种族融合而著称。徒手的黑人示威者与装备着警犬和消防水枪的警察之间的冲突，作为报纸头条新闻遍及世界各地。总统肯尼迪（ President Kennedy ）对伯明翰的抗议做出了回应，他向国会提出放宽民权立法的要求，这促成了 1964 年民权法案（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的通过。稍后，在 1963 年 8 月 28 日 ，群众示威行动在“华盛顿工作与自由游行”（ March on Washington for Jobs and Freedom ）的运动过程中达到高潮，此次示威运动中有超过二十五万的抗议者聚集在华盛顿特区。在林肯纪念馆的台阶上，金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 I Have a Dream ）的著名演讲。

　　金的声望随着 1963 年成为时代周刊（ Time magazine ）的年度人物和 1964 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Nobel Peace Prize ）而持续上升。然而，除了名气和赞美，运动内部领导层也出现了矛盾。马尔科姆 • 爱克斯（ Malcolm X ）的正当防卫和黑人民族主义理念引起了北方的共鸣，城市黑人的作用力超过了金为非暴力所作的号召。同时，金还要面对“黑人权力”运动（ Black Power ）发起人斯托克利 • 卡迈克尔（ Stokely Carmichael ）的公开批评。

　　不仅金的努力效果受到黑人领导层分裂状况的干扰，而且他也遭受到来自国家行政领导人日渐增强的阻挠。 1967 年城市种族间暴力升级，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 主管埃德加 • 胡佛（ J. Edgar Hoover ）则趁机加强了破坏金领导力的全面努力。加之金对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公开批评，使得他与林德 • 约翰逊（ Lyndon Johnson ）政府关系紧张。

赫鲁晓夫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894年4月17日生于库尔斯克剩1918年加入共产党。1929年入莫斯科工业学院学习。毕业后任莫斯科区委书记、市委书记。1938年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次年成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卫国战争期间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军事委员。1949年任中央书记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斯大林逝世后，他主谋清除了贝利亚集团。1953年9月3日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1958年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他主持召开苏共20大，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组织了对过去某些案件的复查和平反工作。1961年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鼓吹“全民国家”、“全民党”，提出到198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目标。在经济方面，他推行物质刺激原则，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取消义务交售制，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开垦荒地等。在对外关系上，赫鲁晓夫提出两个社会经济体系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原则。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鉴于赫鲁晓夫犯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错误”，解除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次日又解除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1971年9月11日病逝于莫斯科。

　　1945年9月3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重庆举行庆祝胜利典礼。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联合国各国一致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

1943年9月3日，意方代表在西西里岛希腊库扎附近的盟军司令部签署停战协议

日军带着抢来的物资溃退

1941年9月3日，日军在中国军队的猛烈进攻下退出福州。日军占领福州后，福州各种形式的抗日群众组织相继袭击敌人，有力地配合驻福州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反击战。国民党十三补充兵训练处处长李良荣率装备团子弟兵请缨出发，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仪命第一纵队司令李良荣由南平出发，分两路打击日军。李命教导团警卫南平，自率装备团沿闽江东下，以机动的形势阻击白沙、桐口的日军，进而发动大湖战役，使日军伤亡700余人，大湖全部克复。

8月19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电令驻防福建的第二十五集团军，对日军占领地区进行突击。日军由于大湖战役失败，福州、长乐、连江、福清等县抗日游击队又纷起抗击，加上福州地区物资奇缺，使之不仅无法继续扩大占领区，而且对已占领的地区也难于固守，被迫进行撤退的准备。

李良荣率部于8月28日向桐口突击，迫使日军于31日退回福州，李部又于9月1日由桐口分兵两路：一路从上寮、下素、新店到马尾、闽安；一路从洪山桥到峡兜。与此同时，中共领导的各县游击队和福州地区的国民党驻军，也从各自的防地向日军反击，终于迫使日军于9月3日分路全线撤退，福州等地光复。

1936年夏，西班牙爆发了左派政党组成的人民阵线政府与佛朗哥为首的法西斯武装叛乱之间的内战。德、意法西斯支持叛乱分子，对西班牙进行武装干涉，出动大量飞机运送叛军和武器弹药，把军队和军舰派往西班牙，同叛军一起进攻共和国政府。英国、法国对法西斯侵略采取“不干涉”政策。1936年9月3日，在法、英的倡议下，欧洲27个国家签订了“不干涉”西班牙内战的协定，禁止把武器输往西班牙，禁止西班牙购买的武器过境。几天后又在伦敦成立了“不干涉委员会”，监督协定的执行。不干涉的协定阻碍了西班牙共和国获得武器和各国人民对西班牙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支援。

<p style=""text-align: ">

1926年9月7日，北伐军攻克汉口。图为北伐军进入汉口

　　1926年9月2日，唐生智、李宗仁、陈可钰以及各部队高级军官举行军事会议，决定以第四军、第七军一部和第一军第二师攻打武昌，第八军攻打汉口、汉阳，截断敌军对武昌的增援。李宗仁为攻城司令，陈可钰为副司令。

　　9月3日凌晨，各部队开始攻城，在武昌城门外发生激战。吴佩孚军在城垣及蛇山、凤凰山以重炮、机关枪猛烈射击，停泊在江面上的军舰也发炮猛轰。至早晨6时，攻城部队只得退回原来阵地，第一次攻打武昌城失利。

　　9月3日晚，蒋介石、白崇禧等到达武昌余家湾车站。9月4日召开攻城会议，限48小时攻下武昌。并发布悬赏攻城令。9月5日凌晨，第四军、第七军对武昌再次发起总攻，至当日中午，部队伤亡过重停止进攻。

　　9月6日，汉阳守军刘佐龙阵前起义。7日，第八军第二师渡过汉水，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已有两镇被攻占，吴佩孚逃往河南信阳，留下2万多部队死守武昌。

　　因北伐军在两湖战场上取得胜利，孙传芳无法保持中立，遂火速调集主力14万人，集中江西，准备从侧翼向已被北伐军占领之两湖进攻。张作霖派孙的老上司王占元到南京见孙，表示北方势力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抵制南方。孙于9月8日致张电说：“愿追随左右，共挽颓局。”张于9月9日回电：“玉帅新挫，武汉已失。东南半壁，全赖我兄支柱。弟以大局为重，微嫌小隙，早赴东流。倘有所需，敢不黾勉。”孙传芳对奉系的顾虑暂时消除，便集中全力于江西对付北伐军。北伐战争的重心遂由两湖转移到江西。

北伐军战士在作攻打武昌城准备

　　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上的部队有第二、第三、第六军和第一军的两个师。从9月6日起，先后攻克赣州、萍乡、修水、高安等地，进抵南昌附近。此时南昌之敌只有邓如琢的一个骑兵团，守军约600余人。9月19日，北伐军在南昌城内的工人、学生及江西省警备队的配合下，一举攻占了南昌。

　　正在萍乡的蒋介石闻讯大喜，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安源煤矿，当晚出席了萍乡各界欢迎会，并发表了演说。孙传芳闻南昌失守，大为震惊。9月21日，孙由南京赶到九江亲自督战。并迅即调遣精锐部队第一、第二、第十三个方面军从南北反攻，并明令邓如琢于48小时内收复南昌。

　　北伐军进攻南昌的主力，主要是第六军万余人，另有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师师长王柏龄没有执行切断南浔路的命令，使孙传芳从容增援攻击南昌及其附近的北伐军。王柏龄进入南昌后得意忘形、夜宿妓院寻欢作乐，敌军突然进攻，该师因军中无主，与敌军刚一接触，几乎全军覆没。王柏龄和党代表缪斌只身逃脱。9月21日，北伐军退出南昌。22日北伐军再次攻入南昌，24日又退出。邓如琢部于24日入城以后，闭城三日，开始大肆捕杀配合北伐军入城者。

攻打南昌时牺牲的中共党员曹渊

邓演达和苏联顾问在武昌城下督战

攻打武昌时的女子救护队

被击落后在英国东南部埃塞克斯的西默西燃毁的齐伯林飞艇的残骸

1916年9月3日，英国政府宣称：德军一中队的齐柏林飞艇今夜对英国进行了空袭，显然是把该国东部各郡作为袭击的目标。据悉，其中一架飞艇在飞越伦敦市区时被击落。官方声称：“在广阔的区域内投掷了炸弹。”但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这是迄今由德国的齐柏林飞艇进行的最大的一次空袭。

齐柏林飞艇在泰晤士河上漂游

美国物理学家安德森

安德森的全部研究工作与两种基本粒子的发现密切相关。这两种基本粒子，一是正电子，另一是负电子。

安德森是瑞典移民的儿子，1905年9月3日生于纽约市。曾就读于加州理工学院，193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的整个学术生涯，都是在这里度过的，1939年起担任物理学教授直至1978年退休。

1930年，安德森开始通过拍摄宇宙射线穿过云室的径迹来研究宇宙射线。他发现一种带正电的粒子几乎和那些带负电的粒子一样频繁地出现。这种带负电的粒子很明显就是电子，但那些带正电的粒子显然不是质子(质子是当时所知唯一的带正电的粒子)，因为它们在云室中不能充分电离。最后，安德森推断“合乎逻辑的答案只有一个：这种粒子和普通的带负电的自由电子相比，它们带有等量的正电荷并且质量同数量级”。事实上，这种粒子就是正电子，安德森在1932年9月宣布了它的存在；次年，他的结论就被帕特里克-布莱克特和朱塞佩-奥基亚利尼所证实。为此，安德森获得了193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同年，安德森观察到一些更罕见的宇宙射线粒子的径迹，这种粒子看起来比电子重但比质子轻。1938年，这种粒子被改称为“介子”，1947年，为了和塞西尔-波韦尔发现的另一种更活泼的介子相区别，安德森发现的那种介子又被称作μ介子。但在塞西尔的π介子的作用很快得到解释时，安德森的μ介子的作用仍远未弄清。

先行到京与列强议和的奕匡

1900年9月3日，奕匡在英、日军队护送下到达北京。

4日，奕匡会见赫德，“一俟全权大臣李鸿章来京，即可订期开议”，奕匡请赫德“转告各兵官，先行开放各城门，俾四乡粮食蔬菜照常入城，以维生计；并戒各国军队强占民房、抢掠奸淫，以保人格”。赫德允诺。

5日，赫德致函西班牙公使葛络干，通知奕匡将分别会晤各国公使，并建议：“第一次访问时最好不谈公事或者提出要求，以使庆亲王安心。”

6日，奕匡偕同总理衙门大臣那桐，在赫德陪同下，分别拜会俄、英、美、日、法、意、比、西班牙各国公使。会见时，奕匡“备述此次拳教相仇，致使各国动兵，并婉谢各国洋兵保护宗社臣民盛意”。但各公使于议和一事，均表示“尚未奉到本国国家训条，无从议办”，但皆要求清政府对义和团“自行实力剿办，勿再贻误”。各国还要挟四条：(1)下诏罪己；(2)清君侧；(3)索赔款，俟祸首赔款如约后，方能将大内、仓库、公署退出；(4)京师地面现暂归各国，中国无从参预。

7日，清廷命奕匡抓紧议和，“事宜从速，夜长则梦多，不可一误再误”。当日，各国公使回拜奕匡。俄公使格尔思会见时，称“东三省并未停战，于和局大有妨碍”，要求电三省将军“先行停战”，俄始不“再行开战”。奕匡立即照办。

义和团员在菜市口被杀

1900年9月3日，八国联军在京城继续搜杀义和团，并不断往近畿各地发兵剿团。市民见“俄兵大队自崇文门而北，系在近畿剿义和团，奏凯而旋，获团旗甚多，挟之马上。美兵亦有出队者。”

5日，“各处洋人在街巷挨户捉人，名曰苦力，与之赴城外四乡割打高粱、玉米、青草，抬送至各驻兵之处喂马。来往皆有洋人押随，稍不努力，即遭毒打，苦不可言，无论仕农工商一并捉拿，多有全家被捉者”。

7日，八国联军轰西红门团民。“又黄村拳亦不少，洋兵往击散，遂乘势轰其村，平之”。赫德与奕匡言：“近日南苑内时有枪声，经洋兵十余人驰往攻击，竟枪毙义和拳数百”。

11日，联军1700余人，携大炮6门，又攻良乡县城。义和团阵亡250余人，城破。团民被杀无数。联军凯歌返京。目击者说：“洋兵大队鼓乐由彰仪门入者千余。领队者，执良乡某屯义和团旗，又有清道旗一面，复有十余旗，皆大书‘义和团’，又有‘守望相助’字样；并有拳匪刀矛多件。步队在前，马队在后，炮车夹而行。尾车拴黄牛三，驴一。”良乡团民“计死四千余人。”

同日，京师户部衙署被焚，延及礼部。因“户部银库钱库均被各国盗劫一空，故放火焚烧以绝口实”。

16日，八国联军组成“征讨队”前往八大处一带剿杀义和团，炸毁宝塔一座，焚毁灵光寺、笔墨园等处寺庙。

19日，联军往京郊西山观音村剿杀义和团，全村为炮火所毁，团民百余人被杀。

八国联军在京郊将抓到的义和团员就地劈杀

日军在清政府的巡捕的协助下，在安定门外斩杀捕获的义和团员

第一国际从1864年成立以来，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其中与无政府主义蒲鲁东主义者的斗争是一次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斗争。 1866年9月3日，第一国际在日内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第一国际的22个支部和11个其他工人团体的代表，共60人。法国蒲鲁东主义者为了与国际总委员会对抗，派出一个拥有17人组成的庞大的代表团。企图依靠人多势众，把蒲鲁东主义的观点强加给大会，从而实现其篡改国际的性质和任务的阴谋。为此，他们狂妄地向大会提出了共有十项原则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们公开兜售蒲鲁东反对罢工、反对妇女解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谬论，竭力鼓吹通过建立合作社等和平方式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这一蒲鲁东主义的教条。 马克思由于从事《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定稿工作，无法分身参加日内瓦大会，但是，马克思预见到大会将有激烈的斗争，所以在会前写好了《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作为大会主要议程的正确决议的基础。在《指示》中规定了各国工人在罢工斗争中应该互相支持：提出了8小时工作制的口号；确定了工会和合作社的发展方向和革命任务；主张吸收妇女和少年儿童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等重要内容。马克思在《指示》中明确指出合作制度“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必须依靠无产阶级掌握武装，进行暴力革命。因此，马克思认为：“代表大会不应该宣布任何特殊的合作制度”。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拥护国际路线的代表以马克思《指示》为武器，与蒲鲁东主义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了各项正确的决议，马克思主义取得重大胜利。